新媒体时代新闻批评的特征及问题

徐启航
摘 要 移动互联时代新媒体的发展速度是人们之前难以预料的。在这一过程中新闻批评也展现出新的特征:批评主体的广泛性增强,公开性得到放大,批评效应的舆论性和及时性都得到了加强。同时,新闻批评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后真相”时代的困扰,意识形态问题的严峻,都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关键词 新闻批评;新媒体;自媒体;江歌案;后真相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03-0015-02
互联网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快捷的信息传播,加速了人们之间的沟通与信息共享。到目前为止,互联网实现了人人都可以进行信息表达、分享与传播的技术民主化,议程设置权以及话语表达权也相应进人了人人皆可为之的泛众化时
代[1]。随着博客、贴吧、微博、微信的相继出现,新闻信息的源头也越来越多元,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自媒体,来自普通人的声音越来越频繁地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并被主流媒体所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介的新闻批评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及问题。
1 新媒体时代新闻批评的特征
1.1 批评主体的广泛性增强,呈平民化趋势
批评主体不仅限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机构,自媒体、新媒体占批评主体总量的比重越来越大。如“江歌案”引发受众广泛关注,即是在“局面”这一视频平台发布了对江歌母亲的独家采访及拍摄了刘鑫与江歌母亲会面的视频之后。其实该案件早在2016年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但是并没有掀起全民讨论的热潮。
批评主体除了传统媒体外,主要包括微信公众号、微博、新闻客户端。而微博大V、私人性质的微信公众号、新闻客户端原创作者等均属自媒体。因此,新闻批评主体已经由过去的以严肃新闻机构为主向平民化转变。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新闻批评的价值正在往人的身上转移。从前,我们选择媒介,主要根据我们对于媒介本身的喜好,比如许多老一辈人看电视就看中央电视台。而如今,我们选择媒介往往会奔着某一媒体人而去。例如高晓松的《晓说》,品评天下事,这档节目先是在优酷播出,后来转战爱奇艺,然后又回到优酷播出,观众们追随的是高晓松这个人,而不是优酷或爱奇藝这两个视频平台。在有关江歌案的微信文章中,咪蒙的《刘鑫江歌案:法律可以制裁凶手,但谁来制裁人性?》在网络上掀起的风浪远比“新京报评论”微信公众号的评论文章大得多。这便是自媒体给自媒体人带来的自我增值。
1.2 批评方式的公开性空前放大
首先,新媒体兴起之前,地方性媒体的批评性报道传播范围有限。地方性媒体批评本地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活动及其责任人的报道,除非性质特别恶劣,或影响极其深远以至引起外地媒体转发或更高层级媒体关注,一般不易引起外地民众的关注。但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无孔不入,世界俨然成为“地球村”,新闻信息打破了地域的局限。“局面”作为《新京报》的新媒体平台,能够远赴日本、奔赴青岛,做出“江歌案”这样的在中日两国都产生巨大影响的报道。
其次,移动互联网时代多元化的信息渠道,使得新闻的传播途径更广。“两微一端”能够大大提高新闻在受众中的到达率,新闻批评的公开性空前增强。
1.3 批评效应的及时性、舆论性
由于互联网信息传播迅速,新闻批评的效应也越来越及时。例如2017年12月5日,新京报“动新闻”曝光了河北曲阳多所小学不按规定供暖,迅速引起了市民和网友的关注,纷纷问责当地部门。事件曝光后半日内,涉事小学即解决了供暖问题。
新媒体时代,批评效应的舆论性明显增强。“江歌案”成为重要的舆情事件,背后是新媒体的强势助力。先是“局面”的视频在微博大火,各路微博大V纷纷转载并表明立场,接着微信公众号上层出不穷的评论文章在朋友圈“刷屏”,由于微信的普及以及用户的使用频率之高,其已成为许多人获取新闻信息的第一来源,促使该案件获得全民关注。“局面”视频于11月10日发布,11月11日,微博上“东京女留学生遇害案”的话题阅读数高达11.4亿,至12日中午12时,“局面”的博文自带的视频播放量即达1.9亿次。
2 新媒体时代新闻批评呈现出的问题
2.1 完全真实的原则被破坏,新媒体助力“后真相”时代
“后真相”是相比于客观事实,情绪和个人信仰更能影响舆论的特殊现象,这一现象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社交网络的发达而成为世界的普遍现象。美国《国家》杂志用“情绪影响力超过事实”来描述“后真相”时代,《经济学人》对“后真相”时代的注解是“政治谎言的目的是为了制造错误的价值观”,《南方周末》的记者望清秋用“情感太多,事实已经不够用”描述“后真相”时代,最终牛津大学给出了权威解释:客观事实对公众意见的影响没有感性诉求的影响大[2]。“后真相”一词源于政治领域,但是在新媒体时代,这已经演变成一种社会舆论现象。
自媒体的新闻批评影响力越来越大,源源不断的力量进入自媒体的红海,企图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捞一桶金。但是自媒体运营规模有限,采编队伍远远不及传统媒体,且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采访权”,因此在热点事件的报道中,自媒体很难具备足够的能力对事实真相做深入的调查。没有调查事实、揭露真相的能力,自媒体唯一能做的,就是生产观点。通过吸引眼球的标题,设置容易刺激社会痛点的议题,使整篇批评报道在缺少站得住脚的事实的情况下,利用大众的情绪,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使“后真相”愈演愈烈。
以咪蒙的《刘鑫江歌案:法律可以制裁凶手,但谁来制裁人性?》为例,咪蒙取得了与江歌母亲的联系,却始终没有与刘鑫取得联系,偏信一方的说法而写成这篇倾向性明显的评论文章,作为曾经的记者,咪蒙身上让我们看不到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子。对于网上的爆料、江歌母亲的一面之词,咪蒙缺少调查核实的过程,对于刘鑫的心路历程、江歌母亲对刘鑫一家的所作所为涉及甚少,过于放大刘鑫“拒绝配合、毫无良知”的行为。最重要的是,没有人知道案发当天的状况究竟如何,那扇没有打开的门究竟是怎么回事,江歌为什么会和刘鑫前男友起如此大的争执……在事实没有定论的情况下,咪蒙大力渲染江歌与其母命运的悲惨,放大刘鑫一家的冷漠无情,将受众的愤怒情绪激发到极致,使人们忽略了真正的核心——真相。咪蒙在文末号召读者参加请愿判处凶手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更让人大跌眼镜,激起了精英群体的一致谴责。
“后真相”带来的弊端即为反转新闻出现的可能性增大。从雷洋案、罗一笑事件、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等2016年具有代表性的反转新闻中不难发现,新闻批评文章的所包含的情绪对受众的影响远远大于事实,同情弱者、城乡差异、地域歧视等易于引发廉价共鸣的话题总是能够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因此这一手法备受自媒体的青睐。
2.2 新闻批评的意识形态问题严峻
新媒体时代,由于新闻信息量巨大,新闻发布源头庞杂,施行及时而全面的审查并不现实,我们所要面对的新闻批评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越来越
严峻。
首先,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用户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境外的媒体信息。部分意志不坚定或辨别能力不强的人,阅读到一些境外敌对势力操控下的媒体以及对中国充满偏见的某些媒体上针对中国的新闻批评内容,有可能动摇信念,对党和政府产生成见。
其次,新媒体的发展给一些反动分子以可乘之机,在网络上大肆攻击党和政府,抨击中国的社会制度。一些具有反动性质的新闻批评内容甚至具有很高的热度。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人民内部不能乱,人民的思想倾向不能歪。但是面对各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以往的强制“删帖”的行为似乎只会加剧人们的不满。在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问题如何解决,是一个紧迫的课题。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新闻批评新的特征和问题,但明显制度上的建设没有跟上媒体变化的步伐。在不断变化的媒介环境下,媒体人最应该做的,是适应新的时代,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遵守新闻伦理与法规,为受众提供专业的、真实的新闻报道,进行客观的、公正的新闻批评。
参考文献
[1]周诗飘.自媒体时代下自我表达与舆论监督——以“雷洋事件”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6(18):96-98.
[2]侯琬莹.新媒体时代受众视域中“后真相”时代成因浅析[J].传媒论坛,2017(20):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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