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人本思想初探(上)
何建平 刁福久
谨以此文纪念聂荣臻元帅诞辰115周年。
——题记
聂荣臻同志是杰出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新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奠基人,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作为共和国开国元帅,聂荣臻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祖国繁荣富强出生入死、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表现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信念、远见卓识、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博大胸怀。他光辉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聂帅精神十分博大。本文仅对其人本思想做一探讨。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养民、惠民。欧洲文艺复兴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起过反封建的积极作用。共产党人的人本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吸取了西方人本主义的精华,但又与它们有着实质的区别。社会主义时期,它则要求社会对个人以及人们相互之间的关心和同情,尊重个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尊重人格,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并促进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明确了国家发展目标,彰显了社会核心理念,确立了公民基本遵循,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生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并奋不顾身救民于水火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在其革命生涯中一直都在倡导并着力践行这一光辉的思想。
一、聂荣臻人本思想的形成
“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这封写于1922年6月3日的家书标志着聂荣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转变,也是聂荣臻人本思想形成的集中体现。两个月后,聂荣臻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春,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四万万同胞谋福祉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就是他人本思想的核心内容,为此,聂荣臻践行了一生。
(一)父母的教诲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聂荣臻父亲聂仕先、母亲唐氏是一对善良厚道、勤劳朴实的夫妻。他们以自己的良好品行影响着聂荣臻,在对聂荣臻的教育上突出了深明大义、乐于助人。
当9岁的聂荣臻将砚台赠与穷同学陈善之心情不安地回家,将事情告诉母亲时,得到的不是责怪而是赞许。聂母说:“孩子,你做得对!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姓唐的农民遭火灾,借了聂荣臻父亲的钱还不上,虽然那点钱是聂父好不容易攒起来备急用的,但聂仕先老人仍大方地免了穷农友的债。母亲对小小的聂荣臻说:“穷苦人要相互帮助,相互扶持才对呀!”
父母的明理善良在聂荣臻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忠厚仁义的家风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成为聂荣臻人本思想形成的最好启蒙。
(二)社会环境的影响
1.国内:半封建、半殖民地,痛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在《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的第一页,聂帅这样写道:“从我记事时候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家乡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
艰难困苦的社会中逐渐长大的聂荣臻表现出了扶弱济困的良好品质。青少年时期的聂荣臻在家乡留下了许多佳话,如:请求外公让给外婆就诊的医生给孤寡老人叶三公看病;同情小叫花子,给饭吃、给衣穿,包饭菜送走等等。
2.国外:法国、比利时等经历,感受到进步与发展,自由、平等、博爱
1920年2月1日给凤皋叔的信:“希望弟来法求学,法之学校诚非我国所可比,而造就人才,尤非我国所可及。非侄美彼而恶我”。
1920年2月29日给父母的信:所在国见闻,“无一样不比中国好点,不独学校工厂才是,就是一般社会的组织,更比我们中国好得多,并且法国人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三样美德,真是不错。”“稍有小病痛,他就会命医生来诊,校长、教员都来看望。”
1920年3月18日给舅父的信中再次提到“回思祖国,号称文明古邦,然不及外人远矣”。
身居海外求学的聂荣臻面对法国、比利时等较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为祖国的贫弱、国人之落后而忧心忡忡,同时也激发了他强烈的报国壮志和救国救民的雄心。
(三)时代变革的促进
旅欧期间,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的胜利和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诞生,旅欧共青团的成立等等,无一不对聂荣臻产生巨大的震撼和深刻的影响。
在变革的时代中,聂荣臻找到并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是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中国共产党,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二、聂荣臻人本思想的主要表现
(一)在军队建设上和革命战争中
1.牢固树立民本建军思想
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聂荣臻突出人民军队为民爱民的本质,为人民军队起了一个响亮而光荣的名字——人民子弟兵。
1937年6月,聂荣臻在拍摄的红一军团干部战士利用战斗间隙帮助农民夏收照片后题词:“我们是人民的红军,准备一切牺牲,为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我们是工农的儿子,应随时随地给工农劳苦群众以实际的利益和帮助。帮助群众的夏收就是给群众以最实际的帮助,使群众更深刻来认识和了解我们。在帮助群众的劳动过程中,是更好地训练和锻炼了我们自己。”人民军队的性质和任务蕴含在朴实的字里行间,“人民的红军”、“工农的儿子”,生动地表达了聂荣臻以民为本的建军思想。
在抗战期间,在开创晋察冀根据地的艰辛岁月,聂荣臻将人民军队命名为“子弟兵”。1944年2月,在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期间,作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聂荣臻签署命令,授予拥军模范戎冠秀“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在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中这样描述:“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儿子,坚决打鬼子的抗日部队的兄弟,是在晋察冀生了根的抗日军。”由此可见,“子弟兵”在当时就是对晋察冀根据地抗日武装的称呼。今天,这个光辉的称谓早已成为人民军队的代名词。
民本建军思想指导着聂荣臻培育和锻造着他们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在带领千军万马为民族独立自由出生入死的光辉岁月里,聂荣臻领导的部队视人民如父母,深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1941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晋察冀边区大旱,日军加紧封锁、“扫荡”、“蚕食”,疯狂推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晋察冀边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聂荣臻提出“到敌后之敌后去”的作战方针,同时坚决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变被动为主动,逐步扭转了严峻的局面。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平山县寨北村,当地群众没有吃的,靠剥树皮、挖草根度日;部队同样困难,也采树叶、挖草根补充粮食。聂荣臻指示军区政治部发出训令:要求部队不要在村庄附近采摘已被群众当作主食的杨树叶和榆树叶,也不要在村庄附近挖野菜。聂荣臻和部队战士宁可饿肚子,也不与民争食。1943年3月16日,聂荣臻在《晋察冀日报》发表《救济灾难同胞》的文章,指出:由于敌人的烧杀抢掠,边区4500多万亩良田荒芜,局部地区灾情严重,灾民数万,另有成千上万敌占区同胞被日军驱迫到边区,流离失所。大家要用“每人节省一口饭”的精神,救济灾难同胞。时隔60年后,聂帅女儿聂力来到老区,老区人民谈到这些事,仍异口同声地说:“聂司令真是菩萨心肠的人!”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正是在以民为本的建军思想指引下,聂荣臻领导的部队深受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8年抗战那血与火的岁月里,部队越战越勇,越打越多。从抗战初期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时的3000多人发展壮大到拥有32万正规军、90多万民兵的规模。
2.树立和践行了人民战争思想
“依靠人民,比山靠得住。”“我们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又为我们建造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铜墙铁壁。”“人民是我们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聂荣臻在抗战时期的这些精辟论述,反映了他充分依靠人民群众赢得战争胜利的信心。
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起来,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才能都激发出来。为此,聂荣臻领导成立起深受晋察冀边区人民拥护的民主政府,广泛推行民主选举;参与制定适合当时抗日需要的施政纲领,最大程度地团结人民;组织军民生产自救,实现生产生活的保障;重视教育和文化,让边区充满生机和活力。聂荣臻模范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践行人民战争思想,改造地方杂色武装,不仅建起了钢铁长城,更形成了陷敌人于失败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晋察冀各地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文化界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纷纷组织起来,各村还有自卫队、儿童团等,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地道战、地雷战、交通战、麻雀战、破袭战、敌后武工队、水上游击队、平原游击队,这些将边区军民的力量和才智发挥到极致的战法,让骄横的侵略者吃尽了苦头并终尝败绩。晋察冀边区的蓬勃发展,吸引了不少反法西斯国际友人,他们不顾危险和艰苦来到边区,和中国人民一道坚持抗战,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白求恩和柯棣华,把自己的生命也留在了这片热土上。
聂荣臻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处在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甚至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多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同样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们。这就是经过发动群众,在军队和人民中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
3.倡导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
聂荣臻是较早认识到军事技术重要性的我党军事家之一。他在总结广州起义失败教训时指出:“军事技术人才缺乏是一个重要的缺点和错误”,“几十门炮,十几挺机关枪,仅有三、四个朝鲜同志能用”。他号召:“以后每个党员都要学习军事技术,并须注意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
1928年,时任广东省军委书记的聂荣臻,在香港创办军事训练班,并亲自讲授主要课程,100多人参加学习。1932年,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在黄陂、草台岗战役缴获敌人大量机关枪后,及时要求选派优秀党员专门学习机关枪使用技术,随后涌现了大批优等射手。1935年,聂荣臻率部到达陕北后,为提高红军骑兵部队技术,他要求把俘虏的马术教官、兽医以及会打马掌、修马鞍具的工人补充到红军骑兵连。晋察冀期间,创办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根据对敌斗争实际培养军政干部;广泛开展射击、枪弹、刺杀等技术训练和研究,军区卫生工作、无线电技术、军工生产等有声有色,成为模范根据地亮点。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成为科技强军的主要领导者。他不仅是主管科学技术的国务院副总理,还是第一任国家科委主任、第一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因此,大家都亲切称他为“聂总”。在他的亲自组织指挥下,“两弹一星”大长国威军威,核潜艇成为海军的强大装备,一大批不断改进和提升的先进武器让人民军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威武之师。聂荣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抓军队武器装备,“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装备”等做法和论述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技强军让军人减少了牺牲和流血,科技强军强大了国防和军队,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和世界的和平。新中国科技主帅——老一辈无产阶级杰出军事家聂荣臻对科技强军作出了精彩诠释。
4.树立“注重提高官兵素质,尊重爱护士兵”的军队政治工作好作风
作为人民军队缔造者之一的聂荣臻,在培育他们亲手创建的人民军队过程中,十分重视军队政治工作。注重提高官兵素质,尊重爱护士兵,充分体现了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戎马生涯中的人本思想。
注重士兵阶级觉悟的提高。早在1925年10月,聂荣臻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时,他在校刊《黄埔潮》上发表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一文。他指出:“兵士之能克己牺牲,很勇敢地上前去斗争,他决不是为那点薪饷所愿意如此的,他必定要知道他本身的责任和战争的目的”,“所有一切‘纸老虎的军阀,是不堪有主义有目的的革命的觉悟军人一击的!”他强调“军队中政治工作是如何重要哟,尤其是我们革命军应当十分的准备着精神的战具,以对待那强有力的帝国主义者。”红军时期,作为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深切地从实践中体会到:“士气从哪里来?靠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知道为何而战。这就要靠政治思想工作,靠平时经常的基本的和时事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战场上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
把握好政策,保护好同志。聂荣臻到中央苏区后,根据地的肃反还没结束,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反复较量的时期。作为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严格把握政策尺度,一军团肃反中避免了扩大化,更没有杀过一个干部。有一次,军团机要科黄科长患了疟疾,治疗中发生了药物中毒。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戴济民和卫生部长姜齐贤成为特务和AB团怀疑对象,两人坐立不安。聂荣臻高度重视,亲自组织调查,终于弄清是军团部医生将缴获的没贴标签的吗啡当作治疟疾的奎宁导致的,并不是有人搞破坏。一起人命关天的错案得以避免,使许多人懂得保护好人和打击坏人同样重要。
发挥党团作用,增强战斗力。聂荣臻深刻体会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依靠党团支部,发动全体干部和党团员都来参加。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干部和党团员以身作则,绝大多数真正做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关键危急时刻,干部和党团员振臂一呼:“同志们,跟我来!”我们的队伍就会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并勇敢地夺取胜利。
坚持官兵一致,关心群众疾苦。聂荣臻指出,在艰苦条件下除了从政治上关心以外,关心群众疾苦显得更重要。他对第五次反“围剿”时发生的一件事记忆十分深刻。当时敌人封锁厉害,部队经常吃不到盐,他们常常是“官兵同淡”。由于没有盐吃,加上食品短缺,部队夜盲症越来越多,疟疾久治不愈,聂荣臻心急如焚,终于想出一个土办法,带领官兵打鱼摸蟹、掘笋罗雀,自己动手解决部队的营养问题,少一个病号连队就多一个战斗力。无独有偶,到了60年代初,我国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当奋力为“两弹”攻关的科研人员食品短缺时,又是聂荣臻元帅向部队“募捐”了“科技豆、科技鱼”,解决了科研人员的营养问题。
提高部队文化素养。无论是在战斗频繁的红军时期,还是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领导的部队都会挤时间上政治课或者识字课。在部队中开展文化、体育、卫生、通信和各种战术竞赛;召开运动会和开展文化艺术节,设立晋察冀边区记者节,组织剧社和宣传队,办报纸,出杂志。聂荣臻总是高度重视并千方百计提高部队的文化素养。
(二)在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的建设上
在领导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岁月里,聂荣臻孤悬敌后,模范执行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民主选举产生各级人民政权,制定和推行人民拥护的政策,发展生产,保障民生,繁荣文化,将强敌环绕的20余万平方公里地区建成了坚强的抗日堡垒,生机勃勃的“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见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1938年7月,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半年内第二次来到晋察冀边区实地考察,他写道:“在建立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秩序以增进人民的福利,增强他们抵御侵略的力量方面的发展是很杰出的。这个被隔离的区域已经成为新中国的试管”,“虽然聂不认为是他的功绩,但他的思想、精神和动力是这个政策的核心。”1938年10月5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给聂荣臻、晋察冀边区党委及八路军全体将士、边区全体党员发来慰勉电,称赞“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1938年11月,聂荣臻就晋察冀边区创建一年来的斗争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着重谈到了在晋察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毛泽东看后认为很有意义,要聂荣臻补充修改后出版。报告共10万余字,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均作序,毛泽东还亲笔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冀察边区”。1939年5月,该书在延安、重庆两地公开发行,成为第一本系统介绍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专著,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
1.实行民主政治,凝聚民心
晋察冀军区成立一个多月,在聂荣臻的高度重视下,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就在阜平召开,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
在其后的日子里,晋察冀边区广泛实行民主政治,民主选举各级政府组织,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尊重。为了让不识字的群众实现民主权利,晋察冀边区创造性地推行“豆选”的方式。民主选举,选出了凝聚力战斗力强的从村到乡到县的各级领导班子,成为团结带领人民抗战的主心骨。在实行民主政治中,广大妇女得到解放,积极参政,不仅产生了一批县的女议员、边区女参议员,1942年唐县还选出边区第一任(位)女县长陈舜玉。
1943年1月15日在阜平召开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来自边区各地、各阶层、各党派的288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们还应聂荣臻的邀请会前参加了阅兵典礼。聂荣臻为大会写了对联:“我们屹立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燕山,旌旗指向长白山;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滦河,凯歌高奏鸭绿江”,表达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收复被日军最早侵占的东三省的坚定信念。这次参议会是晋察冀边区史上民主建政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有能力在敌后生存下来、战胜敌人,并建立起一个真正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应邀列席边区参议会7天全过程的反法西斯国际友人班威廉夫妇和林迈可夫妇惊叹:“在晋察冀的群山之中已经造成了一个奇迹”,“这个功绩可以说是在近代史中民主政治的建设上一个前所未见的极重大的试验。”
当家作主的晋察冀人民抗战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周围,结成抗战的钢铁长城。
2.实现经济和军事保障,增强实力
模范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各界人士,激发抗战和生产积极性。
实行减租减息,不盲目打土豪。二五减租,一分减息,即地租在原基础上减少25%,农民借款利息一律不超过10%。聂荣臻在晚年写回忆录时,还精辟地总结道:一方面避免“左”的错误,另一方面避免“右”的错误,既广泛团结了边区各阶层,又使基本群众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使党的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赞同和拥护。这叫“挤牛奶”可持续发展,不是“杀牛吃肉”图一时高兴,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聚集抗日力量。在聂荣臻的倡导下,五台山的僧人也组建起了抗日武装,还派代表出席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聂荣臻说:“他们虽然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晋察冀边区还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兵役制度——志愿的义务兵役制,抗日力量不断壮大。
1940年7月1日,聂荣臻在出席北方分局召开的纪念建党19周年大会时发表讲话,指出:要正确掌握统一战线政策,保持八路军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性;党员要军事化,因为中国的革命主要是武装斗争;党员要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坚决为完成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而奋斗!
提高生产能力,夯实经济基础。组织大生产运动,军队也积极参与;兴修水利,阜平建有一条荣臻渠;带头植树造林;成立边区银行,发行边区货币;发行边区粮票,囤粮于村,囤粮于民。
在聂荣臻的领导和倡导下,边区农业生产掀起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的热潮。1941年试验推广了“燕京”、“靠山黄”、“曲五”等多种适宜山区种植的抗旱粟,亩产量提高10~15%,推广了温汤浸种、压绿肥等先进的农业技术,以及枣尺蠖土法防蛾等防治病虫害的技术,提高了生产水平,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重视兵工研究和生产、自制武器弹药。1939年4月,聂荣臻在完县成立军区军事工业部,负责军火研究和生产。1940年,军工连(厂)发展到10个。军工部成立技术研究室,专门从事军工新产品研究和试制。在军工研究方面,聂荣臻领导边区创造三大奇迹:一是用边区原料和自制土法设备,生产出“全自制子弹”,其中无烟药的弹道性能可与日本造的媲美;二是就地取材,以猪羊牛骨头、动植物油、石灰、火硝等边区的原料,自制炸药,解决了生产炮弹、掷弹筒、手榴弹和攻坚用的炸药箱所需要的炸药问题;三是独创出雷银纸雷管。
3.繁荣文化,重视教育
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是执政者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聂荣臻作为晋察冀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他的人本思想直接影响了晋察冀的文化教育工作,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发展,而繁荣的文化和教育又为晋察冀边区的创建与巩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才保障。
重视教育。1938年1月边区政府刚成立,即指示:各中小学限期一律复课;随后边区各村普遍建立了小学,每个专区创办了一所中学。还有三所大学:华北联大和从延安迁来的抗大二分校、边区创办的抗战建国学院。到1939年底,小学1万多所,中学6所,在校生40多万人。此外,还以夜校、识字班、扫盲班等多种形式提高群众文化水平。1943年,仅北岳区29个县坚守教育岗位的中小学教师就有2399名。
为提高边区医疗卫生工作水平,聂荣臻主持创办了白求恩卫生学校。1937年到1939年间,军区先后动员、吸收上百名受过正规医学教育或富有实践经验的地方医药卫生专家、药剂师、医生、护士参加军区卫生工作。1942年12月,聂荣臻在平山县寨北村举行的军区卫生工作会议作总结讲话,强调要尊重知识分子,尊重科学,要根据战时根据地实际情况进行医疗救护工作,重视中草药的应用,自力更生解决困难。要大力培养和用好“边区科学家”,解决实际问题。
为提高边区无线电技术水平,聂荣臻大力支持班威廉和林迈可创办无线电培训班。
繁荣文化。新闻报纸:《晋察冀日报》,《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抗战中出版发行2800多期,被誉为“八匹骡子办报”,游击出报,从未停过刊)。
刊物杂志:《新长城》、《抗日战场》、《群众》、《学习半月刊》、《诗建设》、《战线》、《山》、《鼓》、《文艺通讯》等。特别是我党我军领导的第一个以摄影作品为主进行宣传的大型综合性画刊《晋察冀画报》(1942年7月创刊,中英两种文字说明),许多中外友人深感惊讶,认为敌后的山沟沟里能出版这样精美的画报是个奇迹,对宣传、鼓舞抗战极有帮助。
剧社:创办了抗敌剧社、战地服务团等专职剧团20多个,创作演出大量抗战题材的农村剧、歌剧、秧歌剧、快板剧、街头剧以及旧形式新内容的京剧、评剧等,开办了许多乡村文艺训练班,帮助建立了业余剧团。他们深入群众、深入部队,演出了丰富多彩的节目,为人民服务,为军事、政治斗争服务,鼓舞抗战,团结抗战,坚持抗战。
墙壁上到处是团结抗战的街头诗、标语和漫画,歌声震荡着原野和山岗。
1944年7月,《毛泽东选集》五卷本共50万字第一次在晋察冀出版,这也是全国首次编印出版《毛泽东选集》。
产生了邓拓、汪洋、田间、孙犁、田华、周巍峙、沙飞等一大批文化名人。仅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晋察冀从事专业摄影工作的160多位同志中就有20多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聂荣臻深知文化的重要,尤其重视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以凝聚人心,坚持抗战。在1941年8月抗战最艰苦时期,聂荣臻率边区军民出席“抗战烈士纪念塔”落成典礼,向边区抗战烈士致哀,誓言抗战到底。这年秋季,日寇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两个月之久的“大扫荡”,边区军民英勇反击,涌现出了许多壮烈事迹,“狼牙山五壮士”即为突出一例。晋察冀军区很快决定在狼牙山顶建造英雄纪念塔,聂荣臻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晋察冀画报》创刊,聂荣臻为创刊号题词:“五年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作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英勇的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
聂荣臻深知文化的重要,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视文化的经典论述——
在回忆录中他写道:“我深知文化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抗敌剧社成立的时候,人数很少,我对他们采取了大力支持的态度。我对抗敌剧社的同志讲,只要你们有决心把这一工作做好,即使人员再紧张,我也决不调你们的人。”
晋察冀军区第一届艺术节(1940年11月7日)举行,聂荣臻讲道:文化加军事加政治就等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
对《抗敌报》的发行,聂荣臻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像把子弹送上火线那样重视报纸的发行。1939年4月为晋察冀《边区文化》创刊号题词:“《边区文化》是晋察冀军民大众的精神食粮,将更是战胜日寇有力的一支文化正规军。”
作者:何建平,重庆聂荣臻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刁福久,重庆聂荣臻研究会副秘书长、聂荣臻元帅
陈列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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