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船王
陈浩明
“江南第一藏书楼”天一阁中收藏着海量家谱,目前总共收藏了近五百五十部家谱,涉及一百多个姓氏。20世纪80年代,包玉刚曾在天一阁里发现自己是包拯的第二十九代嫡孙。
1918年出生的包玉刚,是浙江宁波人,父亲包兆龙是一个经营造纸业的商人。包玉刚小时候在上海求学,他上大学时,正遇上日寇侵略中国,书是没法读下去了。他先是到衡阳一家银行当职员,后又去重庆中央信托局工作。他以宁波人的精明和兢兢业业的作风,使自己经手的业务蒸蒸日上,所以到抗战胜利时,他已经是重庆矿业银行的经理了。之后,他又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立银行的业务部经理。许多人都认为,凭包玉刚的业绩和才干,再奋斗几年,行长的交椅一定会是他的了!
然而就在这时,包玉刚却出人意料地向行长呈上了辞职书,说他的兴趣不在银行方面,而在其他方面。他和父亲一起放弃了在上海的事业,全家迁往香港,靠着多年积蓄下的一点钱,去另闯天下了。
开始,他与父亲合伙,做进出口生意,从国内购买干货、豆饼、鸭毛、肥料以及牲畜饲料等土产,向外销售。后来,因为中国政府决定实行国家统办土产出口,包家小公司的生意做不下去了。以后干什么呢?父亲的选择是经营房地产,他是一个老式的商人,相信“无地不富”是真理。可是包玉刚却以自己的眼光,认为当时香港的房地产业只能坐收地租,是保守的投资,是死的;而且他们资本不大,去炒地皮,万一被人“吃”掉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他看中的行业是搞航运生意,他对父亲说:“航运是世界性的业务,资产可以移动,范围涉及财物、科技、保险、经济、政治、贸易,几乎无所不包!”包兆龙尽管不是十分乐意,但他很欣赏儿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勇气,所以最后还是同意了包玉刚的意见。
1955年,37岁的包玉刚开始了他的“船王”之梦。可是,凭他们包家当时的资金,他连一艘旧船都买不起。他专门去了一趟英国,想向一个很谈得来的朋友借钱。可是那个朋友一听说他要借钱买船,就立刻变得像个陌生人一样。不肯帮忙也就罢了,他还抖了一下包玉刚的衬衣,讥刺地说:“玉刚兄,你年纪还轻,对航运一无所知,小心别连衬衣都赔进去!”这大大地刺伤了包玉刚的自尊心,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干出番大事业来。
包玉刚两手空空地回到香港,只好向香港汇丰银行贷款。可是汇丰银行对航运业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航运的风险太大,这些船老板不知道哪天就会被风暴刮成穷光蛋,甚至落到什么荒岛上去做鲁滨逊!而华人根本不懂航运,借钱给他们去买船,风险就更大了。银行业的原则是不搞风险投资的。连碰钉子的包玉刚并不气馁,他转身就去了日本。有趣的是,日本银行竟没有要他找日本公司作担保,就同意贷款给他。于是,包玉刚凑足了77万美元,再次前往英国,买下了一艘以烧煤为动力的旧货船,这艘船已经使用了28年,排水量也只有8200吨。包玉刚看着这艘小山一样的旧船,却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请人将它粉刷一新,并且取名为“金安号”。他说,这个名字,象征着他对经营航运业的设想和构思:“金”字表示要赚钱,而“安”字则表示要稳中求胜。
当“金安号”从英国驶向香港,途经印度洋的时候,包玉刚已经办好了两件事,一是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二是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包兆龙看着儿子坐在香港家中的沙发上,就安排好了这一切,也不得不佩服儿子的能耐。这艘他还没见过模样的船,就已经开始为包家赚钱了!
当时,世界各国经营航运业的人,都是采用传统的短期出租方式,也就是每跑一个航程,就同租用船只的人结算一次。这样不但收费标准高,而且随时可以提高运价。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和尼亚可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老一代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包玉刚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长期出租的经营方式,即把自己的船,通过订立合约,为期3年、5年甚至10年地租给别人,租用者按月交纳租金,但租金标准却要低得多。一些同行见包玉刚这样做,都讥笑他为门外汉,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傻瓜!然而包玉刚有自己的算盘,他承认自己对航运业务还不熟悉,不如先把船长租给别人,可以持续、稳定地获得租金收入;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可以逐渐学会航运业务了!
包玉刚确实赶上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他买下“金安号”的第二年,苏伊士运河因埃及战争而关闭,航运费用猛涨。当年年底,“金安号”赚的钱,就已经够包玉刚买下7艘新船的了!到了1957年的下半年,航运业出现萧条,运价跌到最低点,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赔老本,只有包玉刚可以凭着合约稳收租金。事实证明,他这个“门外汉”的经营策略是最好的经营策略。人们不得不承认,包玉刚的运气和眼光都是一流的!
这次低潮过去后,不少人都学包玉刚的办法,开始买旧船长期出租。可是包玉刚又改变了方针,将新船长期租给人家,旧船留着自己经营。因为,新船出租,租金自然比旧船高;而旧船自己用,效果则与新船一样。
尽管连战皆捷,包玉刚仍不满足,他认为单靠经营利润来买新船,这个发展速度太慢了,一定要设法争取银行的贷款。当时,包玉刚还是个不太出名的小富翁,远不是银行家眼中看好的投资对象。可是包玉刚也有他的优势,那就是他自己曾做过10年银行家,对于银行家的心理他把握得很准。要找就找最大的银行,而香港最大的银行就是汇丰银行。当时有人说香港是由四大势力操纵的,指的就是政府、马会、汇丰银行和怡和集团。汇丰银行的资产超过50亿美元,香港的钞票大部分是由它发行,贸易大部分也是由它支持的,它发挥的作用简直难以估量!
包玉刚找到了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桑达士,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更凭着对银行业务的熟悉,他很快就赢得了桑达士的信任。桑达士了解了包玉刚的长租经营方式和收入状况后,当即拍板同意向包玉刚提供数额不大的低息贷款。
有一次,包玉刚有机会以100万美元购买一艘7200吨的新船,并把它租给一家日本航运公司,双方议定租期为5年。日本航运公司急于用船,所以愿意出面请它的银行资助包玉刚买船。包玉刚算了一下账,航运公司应该付给他的第一年的租金是75万美元,那么,日方银行给他开一张75万美元的信用状该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包玉刚就去找桑达士,希望汇丰银行贷款100万美元给他买船,他说他可以用75万美元的信用状作担保,汇丰银行不会有什么风险。
100万美元可不是个小数字,谨慎的桑达士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他毫不客气地说:“包先生,你不是在向一个小孩子说你会发财吧?”包玉刚不慌不忙地反问:“桑达士先生,如果我拿到信用状,你能不能贷款给我?”
桑达士干脆地回答:“贷!只要你有信用状,我马上贷款给你!”
桑达士相信自己的经验:你包玉刚船还没有买,就要人家租你的船?还要人家请银行给你开信用状?这不等于是让人家出钱给你买船了吗?世界上哪会有这样的好事!他认定包玉刚是在说笑话。
而包玉刚一点也不含糊,他到家就打点行李去了东京。他对那家日本航运公司说:“我是来拿信用状的。因为我买船的钱还差一点,只要把信用状开给我,我保证在3天之内就把船交给你们。若你们信得过我,就先把信用状给我吧!”
在这场“空对空”的斗争中,包玉刚的良好信用成了最有力的武器。结果,桑达士不但履行诺言贷款给包玉刚100万美元,而且还从此确定了与包玉刚的长期合作关系。1962年,桑达士升任汇丰银行总经理,不到两年的时间,汇丰银行便开始投资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汇丰银行实际上成了包玉刚的后勤部,使包玉刚的资金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包玉刚在汇丰银行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后来竞成为了汇丰银行的副董事长!
而日本船厂呢,也同样更加信任包玉刚,常常是要包玉刚“先把船开走,再慢慢付款”。
在包玉刚的精心经营下,环球公司的船队迅速壮大,1980年达到巅峰,船数达到了200多艘,总吨位达2000万吨。国外的报纸都以大量篇幅介绍了包玉刚。第二年,包玉刚的船队总吨位达到了2100万吨,比当时美国和苏联的国家所属船队的总吨位还要大,包玉刚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