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影片对于底层叙事的修辞意义

    杨哲芬

    正如明代音韵学家陈第所言：“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1]方言是一種特殊的口语符号，是主流汉语的地方变体，又叫“地方话”。方言传递着细腻丰富的乡土韵味，标志着特定的地域文化，真实地再现特定区域、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因此，方言往往会在表现下层民众生活的底层叙事文本中起到无可替代的修辞效果。作为现代大众传媒方式的电影，因其受众的广泛而多元，也因为地方经济元素及商业动作的融入，方言已作为一种独特看点而渐渐成为电影创作的新风尚，并形成了“方言影片”这一独特的门类。

    所谓“方言影片”，是指一部电影中以地域方言作为人物对话手段，与使用普通话对白的影片有着显著的差异。在现代中国，由于主流文化的强势和向民众普及普通话的必要，普通话一度占据着电影银幕，成为人物有声语言的唯一。而从修辞学的意义上来看，电影人物的有声语言是塑造角色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底层叙事的影片中，人物鲜活的、地方色彩浓郁的民间口语更成了影片人物的个性特征，所以，影片选择方言而不用普通话，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语转换，而是包含语法修辞意义的重要举措。

    一、 方言是不加雕饰的素颜言语

    早在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等就启动了以“自创新题，咏写时事，体现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不仅有“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语言上亦追求平易通俗，直切明畅的特色。在追求诗新乐府运动一改盛唐诗文字的诡异奇谲、音律的严格对仗，追求诗歌的妇孺皆咏的亲民效果，这其实正是一种民间口语与雅言的对峙，也是语言修辞的一种手段。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鲁迅等受过西方教育的进步文人在《新青年》杂志率先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等，带动了一批进步刊物开始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这又是一次民间语言对官方语言的抗争，更是文人大胆追求语言修辞效果的举措。而在以底层叙事为主的方言影片中，大胆启用地方语言，让民间语言与高雅艺术对接，这些不加雕琢的口语不仅使影片具有更鲜明的艺术特征，亦使影片中的下层人物更加生机勃勃，富有性格张力。

    记录河南大灾荒的《一九四二》是一部宏大的历史影片，旱灾加蝗灾导致河南300万人饿死，是河南民众心底无法言说的痛。因为故事的地域感极强，导演冯小刚决定在影片中使用河南方言，用这种方式将观众尽快带入到民国的那场灾难氛围里。于是出现在《一九四二》中的主体人物东家老范、长工瞎鹿、瞎鹿的老婆花枝、光棍栓柱、战时法庭的老马、热心布道的小安，都以纪录片般的本色出演，说着最彻底的河南方言：衣衫褴褛的花枝喊出“一条命，也值两块饼干”；灾民们哭喊着“天爷啊天爷啊”；荣耀的地主家女学生以“俺识字，俺念过书”的优势自卖自身；丢了小米的栓柱狂叫着“火车，我日你亲娘”……此情此景如同满山遍野被剥光树皮的枯枝，凄厉、绝望而坚硬地挺立于河南方言之中，产生“官话”“雅言”无法替代的修辞效果。

    二、 地方熟语、俗语中的语言张力给方言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

    在当前世界全球化的语境里，“越民族就越世界”的理念已成为一种文学艺术家的共同认知，也激励着更多的电影创作者关注地域文化和方言的开发。因此，优秀的方言影片层出不穷，从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一个不能少》，到安阳方言的《孔雀》、甘肃方言的《立春》、山西方言的《三峡好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青海方言的《拉条子》《一个勺子》《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重庆话的《万箭穿心》、北京话的《老炮》、贵州方言的《寻枪》、张家口方言的《光棍儿》、武汉方言的《江城夏日》、唐山方言的《唐山大地震》、等，都以活脱脱的方言风格与底层叙事，共同营造着方言电影不可替代的修辞效果。

    在方言影片里，地方熟语、俗语的运用使电影对白的内在张力大大增强。如西北方言影片《一个勺子》，“勺子”就是“傻子”的意思，但又有着普通话的“痴呆”“缺心眼”无法表达的复杂内涵。影片里老式的拍摄手法原汁原味地展现了西北城市的荒原风情：羊群、雪地、街头照相館、路边的炒貨店、空旷的公路、冰冷的草原，在此环境之下的农民拉条子碰到了一个傻子，本想甩掉他，却死活也甩不掉，终于甩掉后，他又想找回傻子，最终，他自己却变成了一个“勺子”。在《一个勺子》中的妻子金枝、大头哥、村长、女民警、小卖部老板、缺席的儿子构成了微型底层社会，“勺子”的存在就像一个卡夫卡式的寓言，农民拉条子在这个小社会里处处碰壁。影片没有对产生此现象的社会病症和好人傻子的标准作出评判，而是用卡夫卡式的量度，冷静而不抽离地在现实和抽象之间取得平衡。在看似荒诞搞笑和故事里，导演抛出了“好人是不是就等于傻子？是不是只有傻瓜才是善良的”的核心主题，直白地批判了当下扭曲的价值观与人善被人欺的怪现狀，方言“勺子”的运用增加了更多的地域气息和喜感，也拉开了城市与甘肃草窝滩镇的距离。甘肃方言所呈现的是生存的艰难困苦与人际关系的险恶，农民拉条子生长于族群内，流落于旷野中，生命如草芥，任凭风吹雨打骗子搜刮的处境，表面上是在演那小小的草窝滩镇，却让人看到众多拉条子们的生态圈，所以拉条子那口地道的方言格外让人辛酸和无奈。又如西北方言影片《拉条子》中的特殊称谓“尕牛娃”，就是当地百姓的典型生活用语。尕，在方言中有“小”的意思，“尕牛娃”是父母乡亲对家中小儿子的爱称，带有疼爱、撒娇、亲昵的元素，表达着普通话里的“宝贝”“心肝”所无法表达的乡情乡音。一位被父母哥嫂称为“尕牛娃”的青年，带着满怀理想回到故乡，遇到的却是乡村与城市价值观的一系列冲突。出现在《拉条子》里的酒令、民谣、俗语，如“三月三，不动弹”“点帽帽，快倒酒，雀儿端”“一个尕老汉呦呦，七十七呀嘛呦呦，再加个四岁叶儿青青，八十一嘛呦呦”，毫不做作地透露着“美得很”“心疼的很”的西北风味，为影片所要展现的城乡价值观的冲突拓展出足够空间。

    又如北京方言影片《老炮儿》，“老炮儿”是一句典型的北京胡同方言。因为北京有一条胡同叫“炮局”，“炮局”胡同里有一个市公安局下属的治安处，专管小偷、流氓、打架这些违法治安条例的事件，于是，“炮局”就成了“公安局”“拘留所”的代名词，“老炮”就是“老进炮局的人”的俗称，指那些在监狱中不停进出、把吃牢饭当成日常生活的一类人。“老炮儿”的内涵即“无视法律”“敢于挑衅法律”“违法乱纪”，在北京人的口语中也常指性格暴烈、行为混蛋的混混，后来又引伸为在某一行业曾经辉煌过至今仍然保持着自尊和技艺、特别硬气、仗义的北京爷们儿，《老炮儿》中的六爷用北京俗语说出来，就带上一种普通话无法表达的江湖侠义感。所以，顶着“老炮”之名的胡同王“六爷”，在影片中大耍京片儿来表现一个江湖气十足的老男人的“地盘意识”，六爷像野兽般守护自己的地盘与家庭朋友，答应的事肯定给办好，对人有情有意还懂得“隐忍”。所以影片里六爷的形象五味杂陈，时而心酸揪心，时而不忍直视，时而温暖感动。直到最后六爷把冲突和矛盾激化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江湖好汉式的六爷也最终达到了极致。

    三、 方言影片唤起母语式的文化乡愁

    中国方言的成因非常复杂，包含着地理、人文、政治和战争的诸多因素。方言虽只在一定地城中通行，但也是一种完整的语言体系，具有系统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成为某一区域里民众进行社会交际的语言。如使用北方话的居民，因长期的游牧生活，其方言词汇中仍存在着游牧生活的内容，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等。而靠近江海的地区，其俗语多与此水有关，如广州话“拍拖拍拖”，讲的就是小船靠拢大船谓“拍”，大船拉小船曰“拖”；如厦门话里的“船过水无痕”，就相当于成语的“事过境迁”。各地不同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娱乐等元素，一起汇集于方言语汇中，鲜明的、带着生命气息的地方文化就此积淀而成。

    所以，当人们一听见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乡音，乡愁便油然而生，亲近感也油然而生，这正是方言影片的修辞魅力。如《一个不能少》中的魏敏芝与张慧科，这两位来自于偏远乡村的少年，以他们粗糙的面容、破烂的衣衫，再加上生硬难懂的方言，以及“红太阳，白云彩，妈妈洗衣我也来”的歌唱，俨然活化了贫穷偏远乡村的儿童。在黄天厚土的原野上，在矮墙草屋的乡村小学之中，魏敏芝和张慧科的本色方言就像黄土地的漫漫尘沙，穿透了亘古岁月，极大地提高了影片内容的可信度。又如使用开封方言的影片《鸡犬不宁》，在满城昔日繁华和当下破败的比对中，土里土气的开封方言意味着“旧时代的乡愁”和現实生活的“鸡犬不宁”，道出了城中女人的失落和男人的无奈，并在一系列下层叙事中关照着社会变革中的伤与痛。那个抱着斗鸡游走于开封城里小巷中的马三，用“地底没住人，光埋着好东西”来形容开封历史；皂靴马褂之间的一群红脸黑脸豫剧演员正发着“丧事唱一天一个人才几十块钱”的牢骚；悲情的照相馆小老板刘兵对妻子吼叫着“我不想吃烧鸡，我浑身都是烧鸡味”；保媒拉纤的“小白鞋”用“你个老龟孙，你还会害臊”笑骂前来相亲的怪老头。方言道白中，开封的风俗民情自然地呈现，一种地地道道的开封风情扑面而来。因此，带着强烈纪实感的种种方言，无疑充实了影片的文化内涵，提升了影片的美学价值，也在某种程度感染了更多熟悉此方言的受众，使他们感受到故乡的亲切，也感到来自母亲的召唤。

    在2016年2月15日的足荣村方言电影节开幕式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宝贤提出：“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是有价值的，丰富多彩的汉语方言实际上反映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随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我们的文化需求日益提高，地域文化的价值越来越受到珍惜，人们正在从保证文化的效果来调整态度。”[2]方言作为民族文化结构中的一种元素，不仅能够真实展现的生活环境，能够将生活的原生态面貌表现的更加完整，而且是对特定文化、特定意识形态的定位具有特殊意义。从当下的文化趋势来看，方言电影的流行与当下社会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草根文化的兴起、地方媒体希望在民族主体文化中争得一席之地的企盼不谋而合。方言那鲜活的草根气质穿插于影片中，生动地传递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灵秀，与影片中的讲述的地域文化组成一面镜子，反映出方言使用区民众的独特精神风貌，给人留下更直观更具个性的印象。在当代世界社会文化中的大众文化的强势崛起的环境下，电影越来越多地贴近小人物真实的生活状态，因此，民众对电影中各地方言的感性认识和语言态度表现出更大热情，这就是大众传播打造方言受众、更加充分地利用方言资源，把电影的艺术魅力推向更广阔的大众空间的契机。所以，未来的方言电影不仅能够获得本方言区人们的文化认同，同时也能够引发其他方言区观众的认同感，可使观众获得更大的文化愉悦。

    参考文献：

    [1]陈宗明.汉字符号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6：102.

    [2]曹颖新.用方言拯救电影[N].学习时报，2016-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