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抗战时期石鲁艺术风格研究
万毅锋
摘 要：延安是孕育新中国的革命圣地，在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延安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優秀艺术家，石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并且，石鲁作为“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对其早期艺术经历、艺术作品、艺术思想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在特殊历史时期，我党领导下的中国近现代文艺工作的发展状况与走向，把握时代与文艺创作的相互关系，为当下新时期的文艺创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延安抗战；石鲁；人民美术；艺术风格
[项目基金：项目名称——《延安抗战时期石鲁艺术风格研究》，本文获得西安美术学院201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批准编号：2017XK045）]
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反映了中华民族近现代的苦难与斗争历史，波澜壮阔的美术运动紧密伴随着中华民族近现代的政治变革。千年来，没有任何时期的美术创作如抗战时期一样跟随政治运动的需要，诸多艺术家自觉地运用美术创作这一“武器”而为革命斗争服务。
延安是孕育新中国的革命圣地，在抗战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影响下，美术创作顺应时代需求，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及艺术作品，在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石鲁就是在这一时期投身社会主义文艺工作，作为解放后“长安画派”的旗手性人物，具有典型代表性。
石鲁原名冯亚珩，1919年出生于四川仁寿县文公乡的一个诗书传家的地主家庭，自幼熟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名著，且临摹家族收藏的字画，具有较强的传统文化功底。他15岁进入“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学习较为系统的专业绘画技能。在这一时期，冯亚珩阅读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坛巨匠的新文学作品，开拓了绘画思想，同时萌发了对民族命运的担忧与思考。1939年，冯亚珩决心北上延安，参加救亡图存的人民革命运动，并于1940年进入陕北公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了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这一时期，冯亚珩由于对石涛和鲁迅的热爱，改名石鲁。
延安时期由于条件的局限性，资源匮乏，缺少中国画、油画等画种所必须的材料，而延安地区梨木较为丰富，木刻刀、纸张、油墨等都可自制，加上版画可反复印刷的特性，石鲁与大多数艺术家一样选择了版画这一艺术表现形式。
这一时期整体美术风格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导向，反映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革命精神，以“写实”性的手法从事艺术创作，遵从文艺“大众化”的历史趋势，表现“斗地主、分田地”、人民踊跃参军、人民拥护共产党的主题性作品占据主导地位。在文艺思想与方针上有明确的“大众化”“民族化”“功能化”的特点，这是由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如克难曾提出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应当“少讲艺术多求效果”，“艺术趣味的多寡，并不是能唤醒民众”。所以广大艺术工作者走进田间地头体验生活，创作了大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艺术作品。
石鲁受到革命需要与《讲话》精神的影响，以革命现实主义为指导，创作了诸多反映陕北人民生活、宣传革命而又别出心裁的版画作品，如抗战时期的《群英会》《选民登记》《雪地送粪》《劳动英雄回乡》《妯娌俩》，解放战争时期的《胡匪劫后》《说理》《打倒封建》，以及大量的速写小稿等。这些优秀作品集中反映了石鲁极具创造性的构图形式美，金石般的刀法特征以及黑、白、灰处理的早期中西结合，在中国新版画历史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也为其解放后中国画的大发展铺垫了良好的基础。
《群英会》创作于1944年，是对真实历史事迹的反映，具有较强的历史代表性与艺术研究价值。《群英会》取材于延安大生产运动期间，画面场景为一间明亮、宽敞的房子内部，左边墙壁上挂着相框，右面窗户照进整齐的一排阳光，画面左下角圆桌铺着干净整洁的桌布，有茶、烟摆放，暗示会议氛围的轻松，劳动模范们都佩戴着大红花，精神饱满，神情喜悦，毛泽东同志与劳动模范们欢聚一堂，热烈讨论着什么。整幅画面以柔和的灰色调为主，构图大气、协调，刀法舒畅、自然，暖暖的调子，金色的阳光，毛主席和劳动模范的表情、动作无不反映着党与人民和谐统一的主题性，成为了当时家喻户晓的经典佳作。整幅作品体现了石鲁深入观察生活的写实主义创作手法，是其在解放后中国画大发展“以形写神”的早期体现。
另外一幅版画作品《选民登记》，表现党在延安地区推行民主选举制度的主题。石鲁的表现方法区别于直白讴歌的普通形式，他选择从侧面，即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以普通老百姓的视角审视我党政治选举制度的开明与进步。这种独辟蹊径的艺术思维在其后来的作品中有更突出的体现，如《转战陕北》就是把千军万马隐藏于千沟万壑中，而毛泽东形象则背手立于崖端，画面意境深远，毛泽东高瞻远瞩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这种另辟蹊径的处理手法体现了石鲁深厚的艺术修养。《选民登记》描绘的是在田地间的草垛中，小男孩吵闹着要填写《选民登记表》而被周围四位成年人逗弄的有趣故事，因为小男孩未达到选民年纪的要求，所以在画面以下的空白处石鲁写下了“只有你不够格”，画面意趣颇显幽默、生动。画面人物形象鲜明、造型准确、动态协调，服饰与面部特征抓住了陕北农民的特点，且人物表情自然协调，画面中很好地运用了黑与白之间的衬托关系，以线条组织的疏密、粗细、长短关系表现光影下的人体结构，这与石鲁长期的速写训练有关。
另外，《雪地送粪》《劳动英雄回乡》等作品，也是完成于抗战时期，都是对抗战时期延安革命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集中体现，对于宣传革命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随着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国内形势有了较大变化，国民党反动派迫不及待地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更显突出。在这一时期石鲁创作的《胡匪劫后》《说理》《打倒封建》等作品，在主题、内容、形式上与之前有一定差异性，但在本质上与抗战时期是一脉相承的关系，都服务于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需要，并且在创作方法、表现手法等方面更显成熟。
这一时期，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与革命发展的需要，我党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团结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历史发展的洪流中，“斗地主、分田地”成为响亮的口号。为了配合“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需要，艺术家们走进田间地头，以优秀艺术作品尤其是版画作品的形式宣传思想，为“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开展铺垫了舆论基础。石鲁就通过《说理》这幅作品，宣传运用批判、教育的正确方法，鼓励地主阶级参与到革命中，为革命胜利与国家解放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人民群众也应当给予进步地主阶级改造的机会。出身地主家庭的石鲁能有这样的思想觉悟，可见他把人民群众与革命发展放在首位，无愧于“革命美术家”的称号。《说理》这幅作品主要表现一群陕北农民对地主进行说理教育、宣传革命精神，似乎在诉说着红军来之前地主阶级占有绝大多数土地不劳而获的不公与愤慨，地主“老爷”似乎接受了人民群众的批评、教育而感到羞愧与忏悔。画面人物形象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人物内心的运动与变化表现得恰到好处，且画面处理手法的黑白节奏的律动，木刻刀法中蕴含的中国传统绘画的线描手法，无不体现了石鲁扎实的造型功底与审美高度。
1949年，正是新中国成立的一年，石鲁创作了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打倒封建》。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终于在真真意义上当上了国家的主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最终被党领导下的人民所打倒、消灭。石鲁在延安革命根据地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中，对于党领导下的人民运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了解封建阶级对人民群众的长期压迫，了解在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必然性，《打倒封建》这幅版画作品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与艺术价值。画面中，以一种夸张的构图手法耸立着一座堡垒式的地主庄园，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富裕、森严以及对人民的压榨、迫害，这是一种象征意味极强的表现手法。冲锋的人民、战士为画面的“点”，屋顶、墙沿、台阶为画面的“线”，密密麻麻的磚石则构成了画面中的“面”，这种点、线、面的构成关系尤其是以“点”破面的艺术手法，是石鲁艺术构思与艺术才情的集中体现。
石鲁诸多优秀作品根植于民族土壤，特别是西北黄土地的民风民俗，独具特色的黄土高原自然地理、历史人文要素，给予石鲁深深的革命情怀与对“美”的深刻认识，他对延安的土原、小溪、窑洞、树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富有深深的感情。他从丰富多样的生活体验中汲取艺术创作的灵感与养料，以人民大众的审美视角与革命发展的需要审视木刻作品的艺术价值，更为老百姓所接受。同时，其作品内在透露着一定的艺术性，反映了石鲁自身天才般的艺术素养与追求，这也为其后来所遭受的非难埋下了伏笔。石鲁在延安时期的艺术成长经历，造就了他“革命美术家”的创作情怀，是石鲁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大发展的积淀与根基，同样也为“长安画派”艺术思想的形成、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延安革命精神造就了石鲁，同样，石鲁也发掘了黄土高原特殊的美学价值。石鲁对于陕北高原的真情描绘，开历史先河，是对中国画的巨大贡献。
延安时期诸多艺术家自觉地紧跟时代步伐，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中能看到中国的绘画艺术不仅仅局限于“抒胸中逸气”的文人传统中，它的形式、内容、方向具有多样性，绘画的“功能性”在这一时期有着较深刻的体现。正如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舒画之源流》中所提出的“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清代石涛所说“笔墨当随时代”的思想，艺术发展与时代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关联性，这为当代中国绘画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具有深刻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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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西安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