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澳大利亚加强防务合作关系的分析

    庞中鹏

    

    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两国双边关系不断深化，双方高层互访频繁，两国在政治、安全与经济等各个领域加强了关系，其中表现尤为明显的是日澳在防务安全领域加强了合作关系。特别是在2014年，日澳两国高层会晤不断，双边防务合作关系出现了新的动向，值得关注。

    2014年日澳防务合作新动向

    2014年，日本与澳大利亚高层互访频繁，除政府首脑实现互访外，双方安全防务部门的互动也相当频繁，两国在军事技术共享、应对中国崛起、外交政策协调、强化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等领域的合作态势明显增强。

    一是日澳两国决定在先进潜艇技术领域进行合作。2014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访问日本，日澳两国首脑发表的《日澳首脑会谈共同声明》明确表示，两国首脑注意到日澳两国在防卫装备与技术领域拥有相互补充的优点与利益，两国决定开始在该领域就合作意向进行谈判。在6月举行的日澳“2+2”会议（由日澳双方的外长与防长共同出席）上，日澳双方确认了在防卫装备技术转移领域进行谈判的意向，讨论在船舶流体力学领域开展共同研究。2014年7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与澳总理签署了《日澳有关防卫装备品与技术转移的政府间协定》，这份协定是有关日澳潜艇技术合作的重要文件。10月中旬，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约翰斯顿访问日本，与日本新任防卫大臣江渡聪德举行了会谈，双方着重就澳大利亚建造潜艇与日本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日澳双方在船舶流体力学领域以及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等进行了商讨。[1]日澳在潜艇技术领域进行合作，是日本继美国、英国之后的第三个“防卫装备”合作项目，也是日本战后首次对外出口尖端军工技术。

    二是日澳高度关注中国东海与南海的动向。2014年4月下旬，时任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约翰斯顿的会谈中，就提到“在亚太地区不允许通过武力改变现状，应该基于国际法通过对话解决”。在6月举行的日澳“2+2”会议上又明确提出，中日之间应构建“海上联络机制”以防在东海发生不测事态，日澳双方再次确认了国际法支配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东海与南海反对单方面通过武力改变现状的动向。[2]7月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发表的《日澳首脑共同声明——为了21世纪的特别战略伙伴关系》中，两国首脑再次确认了公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反对通过武力与施压改变东海与南海现状的尝试;两国首脑呼吁应明确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早日促成中国与东盟间制定“南海行为准则”。[3]

    三是澳大利亚对日本“积极和平主义”安保政策以及解禁集体自卫权表示支持。2014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访问日本期间发表的《日澳首脑会谈共同声明》表示，澳大利亚欢迎安倍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安保政策。6月举行的日澳“2+2”会议上，日本方面着重就“积极和平主义”安保政策进行了说明，澳方对该政策表示支持。2014年7月，安倍晋三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阿博特表示支持日本基于“积极和平主义”的政策以及构筑包含行使集体自卫权在内的一系列安保法制框架等措施。

    四是日澳准备要在太平洋地区加强合作。2014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访问日本期间，两国首脑确认，日澳两国为了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平与安定而努力加强合作，在可持续开发、防卫以及外交合作等领域对太平洋岛国进行援助。[4]在6月的日澳“2+2”会议上，日澳双方就在包括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太平洋地区，两国要着力发挥作用并相互合作等达成一致。

    日澳加强防务合作的深层考虑

    2014年7月，安倍晋三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讲时宣称“日澳签署的《防卫装备及技术转移相关协定》是向载入日澳两国史册的‘特殊关系迈出的第一步”，安倍竟然还称，日澳加强防务合作关系，是为了给本地区与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5]72年前，即1942年2月，日本军机对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进行了狂轰滥炸，澳大利亚军民伤亡惨重。如今，安倍却在加深与昔日战争对手的关系，其深层原因究竟为何？值得深入思考。

    一是与日本觊觎南海问题有密切联系。近两年，南海问题日益升温，日本也高度关注南海问题，也在明里暗里施展各种手段试图插手南海问题。不过，碍于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地位，日本难以直接派遣军力介入南海。所以，加强与地处距离南海南端不远的澳大利亚的关系就成了日本的一项战略选择。而且澳大利亚与美国是军事盟友关系、澳大利亚还与日本拥有相似的价值观等，这些条件，也对日本加强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关系发挥了助推作用。鉴于澳美是军事盟友关系，日本帮助了澳大利亚即帮助了美国，也同时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分担了义务。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本质是为了牵制中国的崛起，特别是遏制中国通过南海走向远洋，以迟滞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步伐。日澳在先进潜艇技术领域加强合作，是日本为打造“日美澳军事同盟”而服务;说得透彻一点，是日本与澳大利亚两国在美国财力渐窘、不能大幅向南海倾斜军力的背景下，扮演美国的“马前卒”，在南海制衡中国，以把中国继续阻滞在“第一岛链”范围内。

    未来几年，在澳大利亚海军正式掌握“苍龙”级潜艇技术后，澳大利亚就可以派遣这些潜艇潜行至南海以及马六甲海峡一带海域执行战略任务，平时可以侦察与监听中国往来南海的舰艇、商船与飞机的动向，战时或有突发事件时，“苍龙”级潜艇不排除遂行封锁与控制南海朝向西南的出口——马六甲海峡以及南海朝向南面的巽他海峡与龙目海峡等重要海上航线任务的可能性。而中国海外贸易非常依赖南海航线，一旦遭遇变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大。所以，日本加强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关系，其意在南海，矛头针对中国，不言自明。

    二是为日本的“海洋国家”战略服务。安倍在澳大利亚国会演讲时公然宣扬，“将跨越太平洋、印度洋的广大海洋及其天空，培养成完全开放自由的场所;奉行相同价值观的日澳两国，只要联起手来，定会将理所当然的规则变成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阔繁荣之海的常识”。[6]从安倍在澳大利亚国会的公开演讲中不难看出，安倍加强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关系，其意在为日本重新成为“海洋强权国家”造势。

    作为二战以后日本国际关系界的重要人物，高坂正尧的一系列思想是促使日本重新成为“海洋强国”的重要推手。高坂正尧在其《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重要论述中，阐述了日本成为海洋强国的方法与手段等。其中，高坂正尧指出，日本应以“海洋国家”为标准，超越作为岛国的过去，以积极的对外政策面对全球化趋势，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力量;积极参与国际海洋秩序建设，海外贸易是日本实现经济繁荣的重要途径。[7]

    安倍加强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关系，也可以窥见高坂正尧“海洋国家”思想的影子。一方面，日澳加强防务合作关系是为了保护日本海洋航线安全。澳大利亚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两个大洋的交汇处，是享有地形便利且非常重要的海空交通枢纽国家。日本与非洲、大洋洲等许多国家的海上贸易往来都须经过澳大利亚西海岸与东海岸的航线。日本支援澳大利亚建造拥有先进技术的潜艇就是为了保护日本往来于印度洋与南太平洋上的船舶的安全。届时，澳大利亚拥有了先进的潜艇部队后，就能深入印度洋与太平洋，不仅可以震慑周边国家，而且可以为保护日本的海上航线安全提供便利。

    另一方面，日澳加强防务合作关系是日本扩展自身海洋影响力、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国际海洋秩序的重要措施。在日本看来，自己是北太平洋上的重要国家，而澳大利亚是南太平洋与南印度洋的重要国家。太平洋与印度洋对日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大洋，离开了太平洋与印度洋日本就不能成为海洋强国。通过与澳大利亚加深防务合作关系，可以彰显日本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上的影响力，从而为构建所谓的“日美澳海洋秩序”充实内涵。

    三是为日本成为可以自由施展军事影响力的“军事大国”做战略铺垫。安倍内阁实施新的武器出口三原则与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武器出口禁令打破后，日本制造的武器和日本拥有的先进军事技术将沦为安倍打着“积极和平主义”幌子展开“军事外交”与“军火外交”的工具。另外，安倍内阁还计划在2014年年内出台新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ODA），新的ODA准备将“军事援助”纳入未来政府开发援助范围。此次日澳达成的《防务合作协定》就有“共同研发的新型舰艇向第三国出口”的内容。其实，这就是安倍加强与澳大利亚防务合作关系的另外一层深层目的，即通过澳大利亚这个“跳板”让其他国家看到日本的军事技术是“多么的优秀”，刺激其他国家对日本武器与军事技术的“购买欲”，以期不断扩大日本的军事影响力。

    日澳加强防务合作的制约因素

    日本与澳大利亚加强防务合作不仅面临美国和中国的影响，而且两国在海洋政策方面存在明显分歧，从而制约了双方安全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一是美国因素的制约。在日澳加强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同时，不可能忽视美国因素的存在。如果没有美国的默许或者支持，日澳无法继续深化防务合作关系。在美日澳这个三角体系中，日美同盟关系与美澳同盟关系是最基本的架构，也就是说，日本与澳大利亚都从属于美国这个共同的盟国。日澳关系是美日澳三角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日澳发展与加强防务合作关系，不能弱化与偏离美国对美日澳三角体系的控制，必须是在美国已经设定的亚太秩序框架内活动。日澳双方都会把优先考虑和美国的联盟作为其战略政策和计划的基础，这意味着由美国的战略和防卫政策来决定日澳双边安全关系进一步扩展的方向、步伐和范围。[8]日澳关系虽然带有内生性的利益驱动色彩，美国也没有干涉日澳关系的发展，但它们之间的安全关系如果没有美国的主导，在很多情况下会流于形式。[9]

    二是中国因素的制约。在日本看来，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与中国在亚太地缘政治中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战略竞争对手。尽可能地联络与中国在政治体制与价值观上不同的西方国家，已组成以日本为牵头人的“遏制中国利益圈”，既可以牵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又可以提升日本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为日本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服务。但在澳大利亚看来，作为一个远处南半球的中等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太地区的市场与经济潜力不容忽视。澳大利亚在与日本深化关系的同时，还需与中国保持日益密切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绝不能失去中国这个飞速发展的巨大市场。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与历史纠纷，对中国的疑惧心理主要来源于澳中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实力差异。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不是“零和博弈”型的敌对与遏制，更多的是平衡与防范。澳大利亚不一定完全愿意为了日本的战略利益而去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如果日澳两国中有一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且是战略机遇，而另一国则认为中国的崛起势必威胁到亚太地缘政治的平衡，那么，日澳就难以发展成为“同盟式”的紧密关系。[10]

    三是日澳在海洋政策方面存在着很大分歧。尽管日澳两国都是四面被海洋包围的海洋国家，但双方在海洋政策方面有着很大的分歧，其突出表现就是日澳对在国际海域捕鲸的尖锐对立。一直以来，澳大利亚反捕鲸人士多次要求日本停止捕鲸，并为此向澳大利亚政府施压。澳大利亚也曾多次向日本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在南极水域实施的“科研捕鲸”行为。2008年1月15日，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曾裁定，日本在南极水域进行鲸类捕杀的行为违反澳大利亚环境法，要求日方停止对鲸类的捕杀。2014年7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维斯威尔森在国宴期间向安倍递交了来自环保组织“海洋牧者”（Sea?Shepherd）的信，信中表示，日本若重启捕鲸，“海洋牧者”的船只和志愿者也将再次阻止日本捕鲸船的行动。[11]2014年9月，澳大利亚环境部长亨特称，“澳洲的立场永远不会改变，澳方反对日本任何形式的商业捕鲸行为，同时，澳方也认为科学捕鲸行动是‘不必要的。”[12]

    中国应对日澳

    加强防务合作的策略

    一是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深化与东盟的合作关系。日本与澳大利亚加强防务合作关系，特别是在潜艇技术合作方面，日本主要目的是针对中国南海。就此，中国应充分发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作用，以“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指导，加强与东盟的整体合作关系，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的发展壮大不是以“威胁地区和平”为目的，而是通过自身的发展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东盟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可让东盟认识到与中国加深合作关系的好处，从而可以牵制东盟内部个别与中国存在领海纠纷的国家，防止其与日本联手搅局南海问题。

    二是加深与澳大利亚友好合作关系以制约日本拉拢澳大利亚遏制中国发展的势头。中澳建交已经42年，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水平不断提升。近年来，中澳经贸关系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已成为澳最大贸易伙伴。201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澳大利亚，?中澳关系上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签署两国政府关于实质性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意向声明，表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得进一步提升。除了继续深化经贸合作关系，中澳可以在军事、海洋、灾难救援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继续拓展合作关系。例如自2004年10月，中澳海军在黄海海域举行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之后，已经举行了数次双边、多边联合演习。中澳防务合作关系的发展可以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减少不必要的战略猜疑，有效抵消日澳加强防务合作关系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是从维护印度洋航道安全的视角出发，中澳可以在维护印度洋航道安全方面拓展合作空间，以迂回牵制日本加强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关系。澳大利亚是南印度洋上的重要国家。近年来，澳大利亚提出“向西看”的战略。因为澳大利亚海上贸易的25%需来往于印度洋，要想发展与印度、非洲与中东各国的经贸关系，必须依赖印度洋海上航线。澳大利亚“向西看”战略主要着眼点在于保护澳大利亚西部海域的安全和澳大利亚来往于印度洋海上航线船只的安全。[13]近年来，中国与非洲和中东各国的交往联系不断加深，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也是中国须高度关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澳两国可以在打击海盗、维护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方面进行合作，既可以发展中澳两国关系，也可以遏制日本欲联合澳大利亚挤压中国在印度洋海域行使正常权利的图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凯）

    [1]?参见日本防卫省『日豪防衛相会談』，http：//www.mod.go.jp/j/press/youjin/2014/10/16.html（上网时间：2014年10月17日）

    [2]?参见日本防卫省『日豪外務·防衛（「2+2」）閣僚協議』，?http：//www.mod.go.jp/j/press/youjin/2014/06/11a.html（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2日）

    [3]?参见日本外务省『安倍総理とアボット首相共同声明“21世紀のための特別な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http：//www.mofa.go.jp/mofaj/a_o/ocn/page3_000838.html（上网时间：2014年10月10日）

    [4]?参见日本外务省『アボット·オーストラリア連邦首相の来日』，http：//www.mofa.go.jp/mofaj/a_o/ocn/au/page3_000730.html（上网时间：2014年10月10日）

    [5]?参见安倍晋三在澳大利亚国会的演讲：『豪州国会両院総会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4/0708australia_enzetsu.html（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2日）

    [6]?同[5]。

    [7]?张帆：《高坂正尧早期国际政治思想述评》，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第183—184页。

    [8]??屈彩云：《日澳安全关系探析》，载《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2期，第55页。

    [9]?刘新华：《日澳关系的演变及其特点》，载《当代亚太》2007年第6期，第16页。

    [10]?许善品：《后冷战时代澳日关系中的中国因素分析》，载《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5期，第98—100页。

    [11]??周旭：《澳大利亚参议员致信安倍?反对日本在南大洋捕鲸》，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7/5056915.html

    [12]?参见中新网《澳大利亚将共同加入“捣毁”日本捕鲸行动计划》，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9-16/6597685.shtml（上网时间：2014年9月17日）

    [13]?甘振军、李家山：《简析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4期，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