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20世纪版画语境
摘 要：陕西境内关中、陕南的9个市、县，20多处城镇乡村，都曾有过木版年画作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凤翔、汉中两地，它们的年画在主题内容、表现形式和技术经验上各有侧重和所长。在陕西这块得天独厚的肥沃土壤上，版画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古代艺术的熏陶和人民的耕耘哺育，使它们具有秦人敦厚、淳朴、刚毅、豪放的风格。
关键词：版画语境;民间;年画;精神;套色版画
1 版画语境
民间年画是我国劳动人民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生活创造的一种艺术形式，它的内容密切地结合了人们的生活斗争和思想感情，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具有朴实明朗的艺术风格，因此长期以来深受广大劳动人民喜爱，发展成了劳动人民逢年过节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陕西地区民间木版年画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艺术传统。在关中的凤翔、蒲城、长安、西安，陕南的汉中、洋县、城固、南郑、安康等县20余处城镇农村，都有过年画作坊。据记载：1973年西安整修碑林石台孝经时发现宋、金时期一幅套色版画《东方朔偷桃图》（见《文物》1979年第五期），这是陕西省早期的木版图画。在明代中期（公元16世纪），关中的凤翔就开始刻印木版年画，至今约有400余年的历史。由于人们生活条件和风俗习惯的差异，各地区的年画取材和表现手法，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观察目前收集的版画资料发现，其中产量高、销路广、艺术风格上具有代表性的，应首推凤翔和汉中。凤翔以简洁、明快、朴实、豪放取胜，汉中则具有凝重、浑厚、古朴、粗犷和装饰性的特点。
2 凤翔民间年画
凤翔古称雍城。远在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封襄公诸侯后，由春秋到战国时期约297年之久，秦国十九公建都于雍，故凤翔是秦国的发祥地。后来汉、魏、北朝、隋、唐、宋等都在鳳翔置郡设州县，历为关中西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因此这里世代相沿的民间艺术蕴藏极为丰富，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在国内早负盛名。
凤翔民间年画产地，主要分布在城东的南、北小里村和城西的陈镇两处，在规模、品种方面，以南小里居首。长期以来，农民群众利用冬闲季节，以自己经营的大小“画局”为组织形式，将其作为家庭副业进行生产。刻制者多为有绘画才能的农民，自画、自刻、自印，春节前将版画卖给群众。相传春秋时秦穆公女儿弄玉，善吹笙，嫁给善吹箫的萧史为妻，后来二人乘龙跨凤而去（今华山中峰，又名玉女峰），其箫声传至村里而止，故称“箫里”。年画源流上，据邰氏家谱记载：“始于明代中期，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该族中有八户从事年画的生产。”清代中叶，年画较为盛行，最早的画局是“荣兴局”（清光绪二十三年改为“世兴画局”，民国二十九年又改为“信义画局”）。后来，随着年画事业的发展，“福盛局”“厚义局”“公兴局”，还有陈镇的“兴顺局”（家记）、“李记”等，紧接而起。这时年画的制作，只是单色墨线图样，手工敷色。同时，又增添了富有人民生活意趣的内容：传统戏文、风俗生活、胖娃仕女和窗花图案等，主题内容丰富多彩。木版年画市场逐渐活跃起来，作坊由原来的20余家，发展到100多家，发行量达300万份以上。同时由于版画物美价廉，适合群众购买力，销售市场随之扩大，除本省外，还远销西北诸省和川北、晋南、豫西一带。从此，凤翔成为了西北地区年画产地中心。
到了民国初期，当地年画作坊多为地富操纵，加之城市商人贪图暴利，多资助刻印。还有直隶（河北省）年画和上海月份牌年画开始向西北发行，形成市场上的竞争。为了降低成本，不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缩小版样、减少套色和手工敷色等工序，群众称之为“土三裁”。还有抄袭外来之风很盛，导致凤翔年画失去了原来精美的面貌。到了抗战时期，西北与外地隔绝，凤翔年画又恢复了原来的盛况。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文化事业的摧残，凤翔年画生产濒临绝境。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政领导的重视，根据中央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精神，1952年凤翔县文化部门协助成立凤翔县小里村年画改革会，创作有《兄妹开荒》《兴修水利》《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等新年画十余种。陕西省群众艺术馆曾多次派美术干部深入年画产地进行收集、挖掘，并创作有《看画》《巧媳妇》等新年画，受到群众欢迎。
在“文革”期间，民间年画被视为“四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导致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传统老版年画珍品毁损净尽，非常可惜。粉碎“四人帮”后，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文艺方针，得到了贯彻执行，凤翔县南小里民间年画获得新生，投入生产，目前已有40余种传统年画和广大群众见面，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欢迎和赞扬。南朝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写道：“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置头之鬓，又造华胜相遣。”又说：“立春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贴宜春二字。”仅此二例，足以断定在距今1400年的南北朝时期，剪纸艺术已盛行无疑，隋唐以后自不必说。再向前追溯，专家们的注意力又由“纸”引申到“缲”“绢”“缣帛”“银箔”“金箔”等物。陕西灞桥出土的古纸残片虽然可以证实我国的造纸术可以上溯至西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但是造纸术的完善与纸的普及的可靠时代却在东汉以后。而在植物纤维纸在民间被普遍应用之前，丝织术及金属工艺早已有了光辉的历史。考虑到材料的平面表现性能相似，在纸取代丝织物、金银箔之前，顺着“金银平脱”“金银饰片”的脉络（丝织物暂且不论）去探察剪纸艺术的源头是有一定道理的，更何况宗懔明明白白地写着“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笔者在考察关中民间窗花的时候，文物工作者在陕西省兴平县西汉武帝茂陵南侧清理出了一座汉墓，这一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正是一组精巧的金箔制品。
3 传统木版画
从传统年画的取材来讲，群众最喜欢英雄人物、美女胖娃、人寿年丰、六畜兴旺、消灾降福、共享太平，而那些悲观厌世、流血牺牲、悬梁自尽、沿门乞讨、家破人亡等真实生活中的伤心惨景，过年时张贴到家里，对群众来说是不祥之兆，是他们最忌讳的。农民说：“过年贴年画，为了叫人过年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图个吉利红火，家里贴些年画、窗花，一下子就豁亮起来，人人精神振奋，心里感到痛快，生活美满。”法国艺术家丹纳在《艺本哲学》中谈道：“自然界有它的气，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正好经历了那个窗花时代的尾声的农村大娘们是活的见证。她们还是姑娘时，曾以非同一般的方式经受了严格而刻苦的“专业训练”。在封建礼教的苛刻管束下，她们终日守在闺房（关中至今仍有许多地区把妻子称作“屋里人”，把丈夫称作“外头人”）学纺织、练炊厨、习针线、剪窗花，为做母亲预习家务，在婚前练就一手过硬的功夫，以接受婆家亲邻们的舆论考核。窗花毕竟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民主艺术，被视为是最卑下的活动。被封建礼教绑缚的农村妇女们，只能在闲暇之日，坐在炕头，剪剪窗花，在幽暗的小屋里开一方寄托美好心灵的小窗。于是千千万万的农村妇女的才智、生活、情思、理想和审美趣味都集中地体现在小小的窗户间。她们利用社会交往的宝贵机会出嫁、走亲戚、串门子，相互观摩、交流、提高。俗话说，水涨船高。在如此广阔的乡村生活里，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谁能统计出有多少妇女参加过窗花运动？何种艺术流派有如此广泛的群众性和丰富的艺术经验累积？庄子曰：“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反之，在这广阔而高涨的“水面”上，“大舟”——那些超群的人才出世了，不朽之作产生了，民间剪纸艺术之“舟”劈波斩浪、扬帆启航。观念形态是与经济基础相关的。过去时代的民间艺术是封闭式的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经济的产物。一个世纪之前欧洲传统的农民艺术曾随着工业革命兴起而逐渐衰退，以致现在只能在民俗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踪迹。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旧式农业经济的迅速瓦解，附生于这种经济关系的自给自足式的农民艺术必然会逐渐衰落变迁。
参考文献：
[1] 燕杰.浅谈综合绘画语言艺术[J].艺术教育，2019（5）：79.
[2] 何方，张咪.艺术的前沿性——从艺术绘画的变迁看艺术的未来[J].艺术教育，2017（17）：58.
作者简介：罗文茜（1993—），女，四川成都人，艺术硕士，研究方向：壁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