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匪片的叙事创新研究

    韦海滨  韦迪

    一、 香港警匪片的定义

    对香港警匪片的定义,要追溯到对警匪片的理解。警匪片虽然有一定历史,也佳作颇多,但相关学者对警匪片的定义却各执一词,至今仍未统一。张希在对香港黑帮电影的研究中总结道:警匪片就是黑帮片的另一种说法[1];索亚斌在《香港动作片的美学风格》中将香港警匪片归类为香港动作片的亚类型,认为按主题内容可以将香港动作片划分为功夫片、武侠片、枪战警匪三个亚类[2];张长在《杜琪峰警匪片研究》中提出,警匪片是警和匪的对立,并认为大多数警匪片中主要刻画的应该是匪、黑社会、毒品大佬,而不是警察,这也是大众品味的选择结果[3];而郝建从影视类型学的角度中却提出截然不同的理解,他提出警匪片是以警察为叙事的中心,并展现正义方和不法分子之间的冲突性影片。[4]

    香港影视以擅长拍警匪、医生、律政等职场主题而闻名,其中警匪片拥有相当多的主流观众。香港警匪片是类型片的一种,也成为“警匪剧”,是以警察和匪徒为主线的影视作品。香港警匪片,顾名思义就是香港警匪电影。有了上述对警匪片的理解,以此推论,那么,凡是贴上“香港制造”标签的影片中涉及到警察和匪徒两个元素的电影即为香港警匪片。

    二、 突破常规与创新

    (一)叙事视角:个人英雄主义转向集体主义

    《寒战》最大的创新一定在于叙事视角上的变化,不同于传统警匪片中善恶缠斗、捍卫正义、奋不顾身的永恒主旋律,《寒战》抛开了个人英雄主义,开始将叙事视角转向集体主义,开始向所有观众展现香港整个法制体系,影片实质上是突出警方内部和各部门之间的互相配合、维持社会法治和安全能力的主流电影,更是一部有关“权力欲望”和“阴谋论”的深度电影。因此,与其说《寒战》是一部香港警匪片,从叙事角度来说,更像是一部政治斗争片,这也正是这部电影区别于传统香港警匪片的创新之处。

    虽然剧情依旧是经典的两个主要人物双设置,警务处行动组和管理组两个副处长,但除此之外,还加入了保安局局长、高级总警司、信息系统总监、飞虎行动总指挥、人事公共关系科主管、ICAC首席调查主席等与香港警界息息相关的众多部门管理层。影片想表达的不仅仅是角色多方的斗智斗勇,更多的也是向观众传递香港的法制体系和法制精神,这一目的在影片的多个细节中都无不表露出来——影片前半部分,出现了“刘、李办公室对峙”的画面,激烈争论的两方分别是警务副处长(管理组)的“鸽派”刘杰辉和警务副处长(行动组)的“鹰派”李文彬,表面上是双方为各自升职的个人争吵,实质上电影里他们代表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法治还是人治。不出所料,導演在这场“刘李兵变”中表现出了明显倾向,影片中刘杰辉通过投票的正当手段夺权胜利结束,并且获得了许多同僚的声援,这一结果也潜在表达了法治的观念已经牢牢渗入了香港人的心中,这个细节正是香港人在以一种充满自豪感的方式在表达香港之所以能号称亚洲最安全的城市,靠的是法治。除了这一场景外,随着影片故事的逐渐展开,香港严密的司法制度、繁琐的运作机制、高昂的警备系统、各部门互相监督等一系列画面,都在传递这个系统维护香港法制和安全的决心。

    (二)叙事结构:交织式对照结构不显平庸

    叙事结构也是本片尤为独到之处,《寒战》在整个影片中有两条线索为主铺展开来。影片中最多的两个词就是“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有时直到电影的结尾才能体会当时所含的寓意,又或许即使看完也无法立刻理解影片所有的情节,因为无论是《寒战》还是《寒战2》,在叙事结构上都采用了太多的伏笔,也可以说是一种“只问不答”的叙事结构,整个故事都充满着各种怀疑和反转,这一点尤以《寒战》更为明显。比如,戏院爆炸、富二代撞车、刘杰辉与保安局长的对话、刘杰辉与邝智立的对话、徐永基的被杀、为什么刘杰辉选择的是ICAC等等。

    影片一开头就以“消失的冲锋车”为主线索,富二代撞车为隐晦的辅线索,但随后并没有继续直接交代为何会爆炸,富二代背后的人是谁,或许富二代是匪徒的诱饵,绑架他可以迷惑警方破案方向;又或许他仅仅只是醉酒和撞车,导演只是在借助这一事件交代冲锋车内的成员图像,比如指挥官沈美怡的处事风格、李家俊的冷酷及得知有监控瞬间的应变能力;还或许是想借这一富二代来表明香港制度的公正、平等,即使有钱有背景的违规者依然被抓等等更多可能的猜想,这都给观众很多留白的想象空间,不断随着剧情的展开而让观众想一探究竟。

    剧中经典台词——“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这句话出自于保安局局长陆明华对刘杰辉所说。之所以成为经典,无非是这句话贯穿整部影片的架构。非常时期,李文彬暂代处长一职指挥寒战,并全城一级戒备;非常时期,邝智立用几乎土匪式的方式强行带走总警司信息系统首席总监杜文;非常时期,刘杰辉和李文彬身为同一级别,刘杰辉却私下求助陆华明取得李文彬的个人资料;非常时期,刘杰辉选择用几乎毫无防御装备的狗车运回被劫匪退回的5000多万赎金,结果不出所料的是被匪徒轻而易举地劫走;非常时期,刘杰辉选择的是向ICAC举报的却也是他自己。这些看似费解的行为,似乎也只能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这句来解释了。所以也有人说,《寒战》里所埋的伏笔像是松鼠为了过冬而储藏在地下的粮食,没想到存储太多,冬天都过完了,粮食都还没来得及吃掉一半。

    反观传统的香港警匪片,通常是以因果式来展开整个故事结构,全知的叙事结构将观众置身影片之外,客观的看待影片中角色的悲欢离合,清晰整个故事大致的发展脉络,对剧中的角色和矛盾冲突有客观的评价和判断。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叙事结构在警匪片发展历程中有其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它的缺陷也是不能否认的——缺少带动观众情绪的伏笔,拉开观众和角色的距离,过于直白的表现形式在画面感刺激的警匪片中未免显得有些平庸。

    (三)叙事主体:两方对立到多方对立

    冲突与矛盾的故事主体是警匪片叙事的最佳动力来源,在传统的香港警匪片中,最基本和常用的叙事主体就是“警”与“匪”的双方对立,通常是以执法人员一方和匪徒一方的矛盾冲突进行创作展开的。随着电影环境和大众偏好的发展,这种模式开始显得单一乏味起来,对立冲突的形式开始多元化发展,对立方不再局限于“警”与“匪”,开始走向多元对立。这种创新式的叙事主体也让警匪片的剧情变得更加跌宕起伏、错综复杂。

    《寒战》在叙事主体的选择上就采取了多个主体模式,将不同的政治势力具体为不同的人物角色,在这些塑造的角色中,“英雄”不再是某一个单独的人物,“反派”也不再是某几个单独的人物,在这部影片中首次将“英雄”和“反派”设定成具有强烈政治抱负和价值观的团队、集体。这种具体形象化的过程,不仅仅凭借剧本里角色的身家和性格,对整个香港的法制体系的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

    李文彬,警务处行动副处长,政治上鹰派人物的典型代表。他的父辈及儿子李家俊都曾任职或现任职与香港警务系统,他一家三代在香港警察系统内任职,其子也是整个阴谋的策划者之一,整部电影矛盾的起源就是李文彬父子对权力的渴望,最受争论的大人物也在这对父子之间。李文彬行事的武断、专制在影片中无一不流露着——故事刚开始就凭借资历和背景暂行警务处处长一职,命令人事公共关系科封锁全城一级戒备消息。这也是正是迈向法治社会最大障碍的典型代表。

    刘杰辉,警务处管理副处长。他是依法治理社会忠实的拥护者和实行者,虽年纪轻轻却深受警务处处长、保安局局长等多方高层的青睐。在“寒战”行动指挥权争夺过程中,他直击李文彬处理方式的不合理之处,并依照香港警务条例,拉到足够支持票数成功夺取指挥权。法治是这个角色的政治信仰。最终,处长和行动副处长双双辞职,刘杰辉登上香港警务系统的最高职位权,这也正是影片主题“城市安全依靠法治而不是人治”的一种体现。

    张国栋,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一个年轻正直的执法人员,实质上是香港人对于未来的一种美好愿望,这种面对权力、恐吓仍无所畏惧的法治精神,才是一个城市真正通向全球最安全城市的核心力量。

    多方对立的叙事主体使整个影片的矛盾冲突看起来更为复杂多变,这些矛盾不仅仅博人眼球,将人治与法治的冲突更加凸显化,并且这些细节片段都处在有序的进展之中,环环相扣,对于搭建起整个故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 美学价值的突出

    《寒战》系列中矛盾和冲突的美学价值一定是其最独到之处,也是影片最为精彩的看点,导演在剧中呈现了许多的矛盾与冲突,不经意间的刻意显得恰到好处。

    鹰派与鸽派的矛盾。在两大主要角色的塑造上,导演选取了两种个性完全不同的代表——鹰派和鸽派,一个资历年长、处事手段强硬老练,一个处事柔和、年纪轻轻却深受高层青睐,两者不仅仅是角色性格上的小小矛盾,更是在法治理念上的巨大分歧。在《寒战》中,关于鹰派和鸽派之间矛盾展现的画面更是数不胜数:冲锋车被劫,一方认为是严重恐怖事件,并认为警队系统出现了内奸,因此采取全城一级戒备的非常措施,一方却坚信警队没有内奸,安保系统也不会出现漏洞,也并没有必要进行全城一级戒备的状态;发生冲锋车被劫事件后,一方利用职权命令公共关系科封锁消息,选择向公众隐瞒实情,一方却认为即使是上司也绝不可能有权力妨碍公众的知情权。这样的矛盾场景比比皆是。影片塑造这些矛盾性的角色意图,是通过角色的刻画来更好地表达影片想要传递的思想。导演曾在电影的宣传中提过,他一直想向世界展示香港庞大的警署系统和公正法治精神,想向世界传达香港是全亚洲最安全城市的这一称号。如果总是像传统电影里“警”与“匪”的元素来创作,那就不会有緊张的场景和直击观众的心理反应。通过刻意放大矛盾冲突的两个主要角色,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他们所代表的精神。

    信仰与现实的矛盾。影片中最为“悲情”的角色一定是李家俊,对这个角色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描述词——智商一百九、银鸡绳毕业。按常理说应该会是香港警队最为优秀的人才之一,但他的悲情在于他畸形的信仰。最后关于李家俊和其父亲对话的场景中,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其中无数的小细节透露着这个人物的可悲。影片的最后镜头是本片的点睛之笔,李家俊躺在病床上拿着《影子武士》,打着响指,这样一个看似无端的画面,导演却给足长达好几秒的长镜头,《影子武士》确是一本不起眼的书,但它背后却是李家俊性格符号的象征。《影子武士》讲述的是发生在16世纪末战乱时期的日本,一个小小的武士为了挽救名门大家不衰落而牺牲的故事。《寒战》里的李家俊无异于就是这样一个小武士,父亲是自己一直以来的绝对信仰,为了帮助父亲登上权力的顶峰不惜牺牲自己,然而现实却不会允许他这样扰乱社会法制和治安的行为,他畸形的信仰最终导致他走向监狱。

    结语

    香港警匪片无论是在低迷期还是热卖期,不可否认受众都赋予它极高的期待和热议,能够贴上“香港制造”的标签让警匪片成为新秀导演创作出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寒战》系列电影绝对算得上这样的电影,也算得上香港警匪片的转型之作,为香港警匪类电影打开了新的创作蓝图。虽然叙事风格上突破常规和超前的创新意识,但是导演太过于迫切的表达主旋律,会有一些美中不足。《寒战》系列电影放到时代的坐标中,一定是警匪类题材出色的篇章。

    参考文献:

    [1]张希.黑帮电影的研究[J].电影艺术,2003(6):1.

    [2]索亚斌.香港动作片的美学风格[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3.

    [3]张长在.杜琪峰警匪片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8:5.

    [4]郝建.影视类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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