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国际体系博弈格局的动因

    赵干城

    中

    印关系是当代亚洲乃至世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因此论者通常也将焦点置于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双边问题上，某些西方媒体和学者更将两国间存在的一些难解的问题视为“持久的争斗”，认为两国走出这种困境的前景是不存在的。虽然双边关系确实是中印互动的核心，但由于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印作为两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双方之间的关系又远远超出了双边范畴。习近平早在2013年就任中国国家元首后首次出席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前夕会见印度记者时就已经指出中印关系的这个特质，意在强调双方要有更高的战略眼光。2014年9月，习主席对印度实现国事访问，期间再次强调了中印关系在国际战略层面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两国要把“发展的伙伴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重心，显示中方对这个复杂的双边关系已具有新的看法。

    中印同为新兴大国的身份特征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有着诸多共同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两国同为新兴大国的身份特征。这个身份特征在21世纪初两国开始走上快速发展道路之初并没有清楚地体现，无论是中印本身的能力建设，还是在国际体系中面对重大事务时所拥有的话语权，都没有表现出类同趋向。这主要是因为，尽管中印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相对较快，但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两国的地位都无突出提升，而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在上述两方面所拥有的优势地位看上去亦非常牢固。2001年1月，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思潮一时兴起，认为美国的“一超独强”地位是绝对的。这种念头驱使美国决策者朝着不清不楚的方向扩张，而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就算有发展，在美国看来至多也就是一些“新兴市场”，可用来接受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产品和资本等。

    随着以中印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发展和美国扩张政策的碰壁挫折，世界体系在过去十多年发生了质的演变，2008年在美国本土首先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成为转折点。尽管这场危机也拖累发展中大国的增长，但对美国和发达国家的冲击却是前所未有的，将导致现行国际体系朝着新的方向博弈，其中的主要角色将因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产生新的平衡，中印因其新兴大国的地位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使得两国身份特征类同有了新的意义。

    中印同为新兴大国又因两国同处亚洲而具特殊意义，预示着国际体系的演变很可能以亚洲的兴起为主要特点。所谓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重心日益转向亚洲，承载这种转移的不正是以中印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国家吗？而美国在2010年以后所做的重大战略调整也是以在亚洲进行“再平衡”为主要目标的。这些进程的核心都聚焦在亚洲，这同样使中印如何互动成为焦点。由于国际关系理论并无解释身份特征类同的新兴大国关系的现成模式，因此指出中印同为新兴大国的事实并不表示两国身份特征类同就一定走向合作，而在政策实践中，中印关系也确实充满了不确定的变量。

    中印双边问题的消极影响

    众所周知，中印间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其中边界领土纠纷居核心地位。2003年以来，两国为解决边界问题而设立的特别代表会谈机制是目前处理该问题的主要模式。此外，为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双方亦设立了解决矛盾分歧的机制。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边境地区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尽管双方甚至连实际控制线的走向都没有一致的看法。这是两国体现政治智慧的地方。因为现实的分歧，似乎会成为随时出现冲突的理由，但事实是双方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成功维持了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而且在边界问题并没有解决方案和时间表的情况下，双方仍然致力于发展两国关系的其他领域，使中印关系总体上朝积极发展的方向迈进。

    在经贸领域，中印两国的互利互补特点非常明显。和中印领导人历年来互访一样，习近平主席2014年9月的国事访问将推动中印双边经贸发展作为重点，并取得了新的进展，包括在印度经济最发达地区设立“中国产业投资园区”、中国承诺未来五年投资200亿美元等。这令人想起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经济特区致力于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如今同样的投资模式却在新兴大国之间上演，显示了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印度的莫迪政府带着选举大胜的定力，把经济民生建设视为施政重点，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发展是题中应有之义，使得中印关系中这个最积极正面的领域有望获得强大的驱动力。因此，尽管边界领土纠纷得不到解决终究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影响，但双方的政治智慧决不允许边界问题阻碍双方关系的正常发展。这个正常发展既有经贸生意往来，也有文化人文交流，更有地区合作，后者在中印关系中具有日益重要的地位。

    中印都是地区大国，在地区层面“合则两利”的特征非常明显。然而由于双边问题的存在，地区合作又是中印双方容易产生猜疑的领域。在南亚，印度拥有相对于其他南亚国家远为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排斥任何外部势力进入南亚地区成为印度外交的传统政策。中国虽不是南亚国家，但却是所有南亚国家的重要邻国。这个地位决定了中国推行的睦邻友好政策必然将南亚视为重要周边。中印因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而产生的信任缺乏令双方在南亚的合作难以顺畅。

    在东亚，印度的“东向”政策把亚太地区视为其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必经之路。因为印度不是亚太国家，所以印度在亚太地区要维护的利益自然很容易导致误解。而且值得指出的是，在美日等大国看来，印度在亚太地区获得的存在是本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博弈的结果，因此欢迎印度加入角逐的言论一向不绝于耳。从这点看，有些误解也未必真的是误解。莫迪上台后一系列积极的外交出访，特别是对日本和美国的访问，都程度不同地在和日美的相关策略“对表”。这必定引起中国的关注。

    新形势下，中印如何在地区层面消除疑虑、加强合作同样需要政治智慧。习近平在印度期间提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中方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及“孟中印缅”次地区合作经济走廊，这两大计划突出了中印地区合作的重要意义。习近平认为中国的倡议与印度的“东向”政策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贯通，有着良好的对接条件。这种以合作求互利的设想对消除猜疑提升互信将起到重要作用。中印之间的这种增信释疑进程是在边界问题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进行的。双方的政治共识是，虽然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但双方并不认为只有所有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才能增进互信，而是以务实的态度致力于推进正常的国与国关系，在可以合作的领域促进合作，在有分歧的领域建立减少摩擦、维护稳定的机制。应当说，这个模式是行之有效的。

    促进国际体系和

    制度演变的动因

    作为新兴大国，中印在当今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是相似的。虽然两国的国力差距巨大，但两国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体系中都处在边缘地位。对这一点，学界的争议较大。印度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因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而居于“守成”国家地位，这与中国学者对国际体系的看法不太一样，很少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是与发达国家一起主导当今国际体系的。尽管在看法上不完全一致，但两国在美国主宰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中都无话语权可言，这个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因此，中印双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的问题上立场非常相近，即使改革的结果可能使中国和印度的差距有所放大。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重比例的分配上，经过改革，美国的否决权地位仍无改变，但新兴大国的权重都得到提升，而中国提升的幅度最大，现已居第三位，仅次于美日；印度和巴西等虽有提升，但仍屈居主要西方国家之后。这个现实使某些分析认为，中印等新兴大国在改革现行国际体制方面利益并不一致。

    应当看到，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无意挑战国际体系，都希望充分利用目前的体系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规则制度，两国能成为当今最有代表性的新兴大国的现实说明这个立场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国际体系的形成本身是力量对比的产物。由于中印的兴起，新的力量对比正在形成，发达国家将首先在经济总量上相对下降，并随着新兴大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上升和发达国家自身因过度扩张的政策错误，发达国家最终在绝对总量上亦可能出现下降，甚至是大幅度下降。在这种背景下考虑中印等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或可形成新的看法。

    其一，中印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地位和利益虽有不同，但这种不同并没有改变两国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类似性质，即双方都是后发国家，都不是主导国际体系的核心国家，也都没有在制度规则问题上的话语权。由此可以合理推断，如果现行制度规则不符合两国的发展需要，则两国在谋求改革制度规则方面将有更多共同语言和利益。这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创办“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进程中有清楚体现。

    其二，中印的发展任务远未完成。也就是说，对这两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而言，未来相当时期仍将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因而在气候与环境问题领域，以及在贸易体系建设等众多问题上，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这需要双方共同协商和应对。习主席访印时再次提出双方要对接发展战略，这种对接应该是包含了丰富的内涵，既有各自国内改革开放政策的相互契合，也有双方在目前的国际制度框架下如何寻求共识，以及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中印两国人口已超过25亿，因此两国的发展利益又是和人类整体利益相契合的，两国在迎接挑战时如何共同应对将具有标杆意义。

    其三，中印增长的上限在哪里，目前没有人能准确判断。莫迪最近访美发表公开演讲时宣称“21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这种惊人的预测带有印度的一贯风格。显然，两个亚洲大国还将经历相当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国际经济机构对中国的预测是，将在未来5—8年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印度对自己的预判显然较国际机构更为乐观。除去政治因素，应当说印度的潜力是真实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印度取得中国在本世纪初头十年这样的增长率，在未来十年达到另一个十万亿美元级别的经济体，这对世界将产生什么影响？对中印关系又意味着什么？目前还无法回答这种高度假设性的问题，但中印发展将推动国际体系朝着全新的方向演变，从中产生的博弈格局一定具有深远的意义。

    由此可以判断，奥巴马声称的美国要与印度建立更紧密伙伴关系的说法其实也是言不由衷的。美国固然不愿看到中国的快速成长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但美国恐怕同样不愿看到印度发展成新的“超级大国”，只是美国出于维持现行国际体系的需要，希望在新兴大国之间制造互相制衡的格局。这种策略能否见效，主要可能并不取决于美国怎么做，而是中印怎么相处。

    中印和平共处的世界意义

    2014年6月28日，北京召开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周年大会，中印缅领导人聚首一堂，共商和平大计。这种场面纪念意义很强，透过其仪式仍可觉察到和平共处在当下具有的特殊意义，而就中印关系过去60余年风雨而言，和平共处的要求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在理念层面上，中印和平共处的核心是“求同存异”精神。周恩来总理60年前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原则，在今天的中印关系中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指导今日亚洲国际关系的准则。中印同为迅速发展的大国，如何建立两个新兴大国和平相处的模式，这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仍然有待探索。可以肯定的是，作为近邻，中印在迅速发展进程中必然有矛盾分歧乃至利益冲突，更不用说双方还有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对中印关系来说，如何和平“存异”是长期课题，两国决策层为此付出的努力已产生出积极的成果，相信双方将沿着这个路径建立起和平相处的新模式。

    在政策层面上，中印的实践表明，将重点放在寻求共同利益上是最符合各自需要的。新世纪以来，中印在经贸、金融、投资、教育、人文等领域的积极进展，不但使两国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互补的成效，也使双方民众的互相了解达到了新的阶段。尽管现有的发展与两国的巨量人口与规模相比仍有相当差距，但这种将利益汇合点置于各自政策的重点的做法是有效的，值得坚持。习近平此次访印发表的中印联合声明显示，双方有意在军事安全领域开展更深入的合作，包括在海上行动的合作，以及海空军的联合演练等。这足以说明就算是在中印关系最短板的方面，双方都已经将政策的重点置于寻求利益汇合点上，相信这对双方建立互信将产生积极影响。

    如同世界格局处于改变的前夜，亚洲的国际体系同样在经历新的分化组合。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先声，而中印的兴起正是亚洲力量对比的最重要动因。因此，中印如何相处就必定超出双边意义，而具有世界意义。也正因如此，希望中印“持久争斗”的观点从来没有消失过，而且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更新补充。毋庸讳言，印度战略界也不乏将此视为印度“机遇”的看法，但中印关系的总趋势终究还是要为两国根本利益服务的，而两国冲突则完全不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从这个角度观察，对中印关系的未来持悲观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