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欧势力将欧洲引向何方？
王义桅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开篇即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套在2014年5月底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上，也可以说，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党是相似的，而反体制的政党则各有各的理由。
欧洲极右政党势力
为何异军突起？
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既让人震撼又令人困惑，没有哪一个理论能解释各国选举结果的巨大差异。德国2008年以来的欧盟政策在国内有很大分歧，但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却很平静；在法国，金融援助和欧央行危机应对举措均未引起异议，但反欧成为选举突出主题。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都无法解释为何意大利民众支持执政的中左政党，而法国民众支持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在贸易盈余国中，疑欧势力在奥地利较强，但在德国较弱。在危机国家中，希腊民众支持激进左翼联盟，而葡萄牙传统政党的主导地位则未受到挑战。
但有一点是明显的，此次欧洲议会选举成为极右翼和“反欧”政党的“狂欢节”——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从英伦三岛到巴尔干，“反欧”的极端民粹主义政党所获选票远超预期。尽管亲欧的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赢得403个席位，占据欧洲议会751个议席的大半壁江山，但极右翼政党异军突起，在欧洲议会赢得的席位陡涨3倍，占据欧洲议会的近五分之一席位，仅次于欧洲社会党，创下1979年欧洲议会实行直选制度以来的最高纪录。
尤其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欧盟创始成员国和欧盟设计师的法国，以“反欧盟、反欧元、反移民”为政治纲领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Font National）得票率高居榜首，一举拿下了近25%的选票，成为欧洲议会中法国第一大党，史无前例地把两大传统政党拉下马，让总统奥朗德的社会党羞辱地落到第三位。国民阵线领导人让—玛丽·勒庞宣称下一步就是“竞选法国总统”。难怪，法国总理瓦尔斯高呼“这是一场地震”。
“反欧”政党英国独立党也成为英国得票率最高的政党，让执政党和传统反对党均相形见绌，加剧了英国脱离欧盟的风险。与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称要“遏制欧盟”的言论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公开宣称“不仅要让英国立马脱离欧盟，而且要让欧洲脱离欧盟！”
在丹麦，反对移民的丹麦人民党击败执政党社会党跃升该国第一大党；在意大利、奥地利、希腊和匈牙利，极右翼政党都冲到了前三名的位置；即使在最支持欧盟一体化的德国，2013年才成立的“另类选择党”也获得7%的选票，该党强烈主张德国脱离欧元区；在西班牙，2014年刚成立的一个反紧缩政党也一举拿下8%的选票……种种迹象表明，这场被誉为欧盟本年度最为重要的政治活动，竟然化身成为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欧盟党派的“政治大秀场”。
近几年在国际上这些政党有多个标签，如右翼政党、极右翼政党、“反体制”政党、非主流政党或非传统政党。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将其称作“民粹党”、“欧洲的茶党”、“疑欧党”和“反叛党”等等，致使整个欧洲存在向右转的趋势。
欧洲极右翼党派的主要政策主张有两点：一是反对外来移民和多元文化，二是反对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前者的表现形式是民粹主义，后者是民族主义，因而在竞争力下滑的欧盟国家迅速崛起，成为开放社会与全球化、一体化负面效应的政治宣泄，在社会下层民众中拥有广泛的支持度。
在欧洲，极右翼势力已经遍及各地，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形形色色的极右翼组织。这些极右翼组织“经历了思想上的整容，装出了民主的样子”，“它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能够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形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们表示遵纪守法，丝毫不见法西斯的歇斯底里狂态；它们以反对党的身份攻击执政党腐败以争取选民；它们打着解决社会难题的幌子，将犯罪和失业归咎于外籍移民，以掩盖煽动种族仇恨的排外主义；它们公开或者隐晦地赞赏法西斯的政策主张，却小心地不留下违法把柄；它们知道利用合法身份，经过合法程序去夺取政权。这种极右翼势力，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欧洲的极右翼势力将自己既看成是现实受害者的代表，也看成是历史受害者的代表。所谓现实受害者，是指欧洲社会上比率始终居高不下的失业大军，以及日益感到不公正、贫困、犯罪威胁的普通群众。极右翼势力认为，加害于他们的，是伴随各种犯罪一起来到欧洲的2000万外籍移民。于是，反对外籍移民的排外主张，就赢得了相当的社会同情，而在各种暴力活动中惨遭不幸的外籍移民，本来是受害者，却变成了罪有应得的“加害者”。这是当前欧洲极右翼势力发展的普遍社会基础。在欧债危机爆发五年来，欧洲极右翼势力把自己打造成紧缩政策的受害者、欧洲一体化的受害者、民主体制的受害者、全球化的受害者，因此出现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同流合污的局面。
民粹主义该为极右势力
的反欧情绪负责？
欧洲大陆是民粹主义的发源地。如今极右势力的反欧情绪是否是民粹主义发展到现在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什么原因助长了欧洲极右势力的回归？
民粹主义是指一群自认是贤善而同质性高的人群，他们认为自己代表了普遍大众的心声，指控某一群统治菁英，以及危险的其他人（others）剥夺了人民的权利、价值、财产、认同与声音，因此需要团结起来抵抗他们。所以，民粹被认为是一种人民不满现状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菁英阶级所代表的统治团体腐化又堕落，诉求人民直接做出决定，拒绝统治菁英为人民做出决定。
民粹主义通常是政客用作操纵社会议题的政治手段。很多政客通常会透过支持一些被大众支持或强烈反对的社会及经济议题，以争取选民的支持。例如民粹右派政党为了争取草根阶层的支持，会提出一些影响大众的煽动性情绪和政纲以争取支持，如反对大幅度移民和反伊斯兰等政治诉求。
民粹主义没有特定的思想内涵，基本上它可以与任何意识形态结合，端视其社会情境或反对的对象而定。依照他们的诉求，在政治类别上，可能会被归类为右派或左派；但多数民粹主义领袖通常都不认为自己属于右派，广泛自称为左派，或中间派。
民粹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代民粹主义是平民主义，反对精英主义，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民粹主义常常打出“人民”的旗号否定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反对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要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即直接“大民主”。要求“均贫富”，实现财富均等。“同样是人，有人富甲天下，有人一贫如洗，这太不公平了！”民粹主义注重的不是起点平等即机会均等，而是结果均等，因此不惜以无偿没收等暴力手段实现均富目标。视革命道德至高无上，而且认为道德只存在于底层大众之中，“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底层大众的裁决就是正义。民粹主义者鼓吹革命道德高于法律，高于程序，特别崇拜那些从底层崛起的道德型、魅力型领袖。激进的甚至诉诸暴力，热衷于推翻、革命。只要称之为“革命行动”，哪怕杀人放火，也是正义。
民粹主义在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上也占有重要的分量。在拉丁美洲出现了许多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在美国，则是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出现了许多政党，例如人民党（Populist Party）、美钞党（United States Greenback Party）、亨利·佐治（Henry George）的土地单一税（Single Tax）运动、进步党（United States Progressive Party）、农工党（Farmer-Labor Party）、脩义·龙（又译辉·龙）（Huey Long）的“分享财富（Share Our Wealth）”运动、美利坚联盟党（United States Union Party）。一些早期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直接导致了后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出现。这些民粹主义主张包括：争取农民利益、主张自由使用银矿来铸造货币、提倡政府管制垄断现象、反对美国插手拉美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但主张极为分歧且不一致。部分基于反美的立场而推动左派民粹主义，如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尼加拉瓜；有些则采取比较务实的经济政策，如巴西、阿根廷、智利等。
极右势力和反欧政党只是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民粹主义的具体表现。什么原因助长了欧洲民粹主义勃兴呢？艾伯齐塔和麦克唐纳在其《21世纪的民粹主义：西欧民主的幽灵》一书中曾指出，民粹主义的幽灵之所以在西欧甚至整个欧洲徘徊，是因为它们“巧妙地把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所引发的就业压力、安全担忧以及种族的、民族的、文化的危机，特别是身份认同的焦虑和民众对代议制民主的不满联结起来，从而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富有个性色彩的较为成功的民主斗争”。
疑欧党派和右翼势力的群体性崛起，不是偶然的，这是欧洲民众反体制情绪的集中爆发。这些党派虽然在短时间内不能左右欧盟发展走向，但从长远来看极有可能重塑欧洲政治生态，增加了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
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从何而来呢？ 首先是欧债危机冲击。欧债危机造成欧盟2600万失业大军，西班牙和希腊等国青年人失业率超过50%，欧盟推行的紧缩政策造成大量的社会政治问题，欧洲议会选举于是成为选民发泄不满的牺牲品。
其次是全球化冲击。这些年来，全球化造成欧盟跨国流动提升，冲击原有秩序。过去跨境流动的往往是资金和低成本产品。如今，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跨国流动的则是创意和服务。随着各种工作岗位被条码和字节替代，社会分化日渐明显。全球化的新面貌不但威胁到西方的制造业岗位，也威胁到了许多服务业岗位。互联网正在令跨国业务发生改变，产生新型的赢家和输家，造成社会不平等问题突出，各国、各地区、各行业造成的分化加剧。面对新型国家崛起和世界变迁，欧盟国家人民普遍对未来较悲观。
再次是政治红利大幅削减。不仅全球化红利，而且其他政治红利，如冷战结束的红利、欧盟扩大的红利、安全红利，在欧债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等冲击下，日益消失殆尽。欧盟作为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优势地位在流失，甚至欧元区本身成为全球治理的对象，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欧盟代表先进。然而今非昔比，匈牙利总理欧尔班2013年底访问中国后，声称要走符合匈牙利国情的发展道路，让欧盟唏嘘不已；希腊等问题国家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消除债务危机，让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认为，欧盟模式限制了成员国选择，可能不先进反而是落后的。
总之，欧债危机与全球化双重冲击，集中体现在欧盟国家的竞争力和认同上。对欧盟国家竞争力不断流失的忧虑、对欧盟和现行体制认同的下降，是反体制政党在这场选举中支持率激增、引发欧洲地震的元凶。从经济上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叠加主权债务危机，欧洲整体经济竞争力下滑，国际地位下降，失业率高企，移民问题凸显，许多民众不能切身感受到欧盟的好处。从政治体制来说，民主合法性遭到质疑，欧盟近年饱受“民主赤字”困扰。近年来，在法国、荷兰、芬兰、意大利、瑞士、丹麦、奥地利、挪威和瑞典，极右力量在上升，有些右翼政党甚至在选民的支持下取得了政权，有些右翼政党虽未在选举中获胜，但能对其国家的领导人施加影响。因此，今天的欧洲已不再是一个“多文化”、“准社会主义”的堡垒了。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马佐尔的分析也颇有见地。在他看来，一些欧洲人或倒向极右，或抛弃政党政治，因为他们失去了对政治阶级的信任，也即将失去对民主制度的信任。由此而来的政治危机不仅会损害欧洲一体化，而且还会危及欧洲民主秩序本身的合法性。
欧洲一体化
未来走向堪忧？
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异军突起，是欧洲各国反欧盟情绪的一次集中宣泄，原因就在于欧盟成为欧债危机和全球化冲击的替罪羊。即将离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表示，他“非常担心”反欧洲政党的支持率上升，他形容这场选举是“欧洲机构有史以来经受的最大压力测试”。欧洲议会发言人吉约忧心忡忡地表示，按照欧洲议会党团组成规则，未来极右和反欧政党极有可能在欧洲议会组成党团。欧洲主流党派赢得足够席位，可以在遇到问题时取得多数优势，但当左派、社会党和欧洲人民党不能取得一致时，“问题就来了”。
在《里斯本条约》框架下，欧洲议会的权力不断扩大，地位不断提升，在欧盟权力架构中已成为可左右欧洲一体化方向的一极。然而，选举结果显示，各党团席位更分散，如何集中决策、提升效率？极右翼和反欧洲一体化政党的异军突起，是否搅局欧洲议会？布鲁塞尔智库专家沃尔夫说，“在传统势力把持欧洲政坛35年之后，欧洲议会迎来了反对党”。
当然，要成为欧洲议会反对党，是有条件的。按照欧洲议会规定，只有占据欧洲议会25个以上席位，且来自至少七个国家，才能组成党团。当下，这些“反欧”党派正积极活动，谋求打造新党团，结成“统一战线”，影响欧盟未来决策。目前法国国民阵线已与荷兰自由党、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北方联盟、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结成联合，未能在2014年7月前再争取到两个政党支持，无法在欧洲议会内组成极右翼党团。目前上述五个党已有38名欧洲议会议员，勒庞在寻求更多政党支持时已排除与匈牙利极右翼 “更好的匈牙利运动”、保加利亚阿塔卡党、希腊“金色黎明”党联合。未来看，可能的合作政党包括瑞典民主党、芬兰人党、波兰新右翼联盟、保加利亚“反审查联盟”等。此外，英国独立党是另一个可能的结盟对象，但该党领袖拒绝加入勒庞拟组建的党团。勒庞称，将尽全力阻止欧盟取得进展，并在欧洲议会内阻挡任何相关行动。极右翼党派在欧洲议会中组成一个旨在削弱欧盟权力和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泛欧洲党派组织联盟的努力一旦得逞，就可以通过审批或修改欧盟相关法案来施加自己的影响，从而达到阻碍或减缓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目的。
在欧债危机正酣时，欧洲政治舞台上各派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显著变化，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那些反对财政紧缩、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欧元、反对外国移民或反对伊斯兰教的政党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后危机”时代，纵然他们在诸如反对外来移民和欧洲一体化等问题上发表的言论依然会赢得一些追随者，但需要明确的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财政紧缩会更加兼顾经济增长，选民的政治理智会上升，“反体制”政治力量、非主流或非传统政党所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已经被弱化，成不了大气候，不会演化成足以撼动一体化大业的政治危机。勒庞最多只能争取到六个国家政党支持，难以在欧洲议会组成党团。按照欧洲议会运作规则，不能组成党团的政党只能是“散兵游勇”，缺乏提出议案和引导舆论的足够能力（议会辩论发言时间也严格限制在2分钟内）。当然，他们可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各国执政党也需对这股“向右转”的势头保持足够的警惕。即使这部分极右翼党派在欧洲议会中只能发出微弱杂音，仍有可能会制造出较大麻烦，从而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变得更加复杂。
面对疑欧势力上升的趋势，亲欧政党会加大抱团取暖的力度。真所谓祸兮福所倚。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尽管并未扭转1979年实行直选以来投票率下跌趋势以及欧洲议会的立法公信力受到质疑的局面，但投票率止跌反映出欧盟成员国民众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关注度提高。
疑欧政党势力上升会影响欧盟以及成员国层次的政策协调，但疑欧政党内部凝聚力较差，难以实质上阻碍一体化进程。疑欧势力上升会裹挟成员国向疑欧政策倾斜，同时会强化亲欧政党联合的趋势。同时，反欧势力进入欧洲议会，一方面会捣乱，另一方面可能比在体制外捣乱更好？或者进入体制改造之？这些都值得观察。
欧洲议会选举结束后，接下来国别选举，尤其是成员国议会选择是看点。《里斯本条约》同样增加了成员国议会在欧洲一体化中的角色。比如，欧盟与美国正在开展的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如达成协议最终需要欧洲议会简单多数和28个欧盟成员国议会简单多数批准。欧洲议会与成员国议会的反欧势力会阻挠批准这一“史上最大双边自贸协定”。
未来如何打破欧洲政治僵局？笔者认为需要重新契约：欧盟与成员国、成员国与公民、欧盟与欧洲人民间的契约。否则，欧盟的失势将无可挽回。更关键的是，欧洲议会选举后，欧盟未来五年需要应对失业高企、经济复苏缓慢、欧美自贸谈判以及乌克兰危机等关键议题。应对欧债危机的一体化改革尚未完成，全球化危机、政治危机冲击又交织在一起，考验欧盟的前途。
近期民调显示，在整个欧洲，有40%的民众仍然信任欧洲议会，而只有25%的民众信任本国议会，更重要的，欧洲议会的支持率远高于美国议会，后者只有10%支持率。因此，欧洲议会表现还是不错的。与此同时，民调还显示，四分之三的法国民众怀疑欧元诞生的必要性，但同样比例的民众反对退出欧元区。这表明，欧洲民众目前肯定不会同意扩大欧盟政策权限，但认为欧盟应完成其义务。欧洲领导人意识到，欧盟当前不应寻求进一步扩权，而应履行好自身职责，以实现欧盟与民众的和解。长远看，这与中国模式在趋同，有助于摆脱选举政治、程序理性思维，让欧盟政治更务实，趋向于结果导向。这也是以极右翼与反欧势力异军突起推动欧盟政治文化与时俱进转型的意外收获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
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刘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