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语境下北京地区公共图书馆借阅情况的研究报告

    【摘要】文章选取首都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2015年借阅排行榜单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在“互联网+”语境下，北京地区公共图书馆的借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互联网舆情、技术的双重影响，使北京地区的公众阅读呈现从全民阅读向市民阅读转型的特征。研究结论表明，在“互联网+”语境下，互联网舆情及技术对北京地区公众阅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互联网舆情、技术是全民阅读向市民阅读过渡的催化剂，这一特点在以北京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关键词】北京地区；“互联网+”；互联网舆情；全民阅读；市民阅读

    【作者单位】韩晗，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互联网+”语境下，传统的文化形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知识生产、传播与获取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容上革故鼎新，手机阅读、网络报纸、电子刊物、虚拟书店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从纸质图书的角度来探讨当下公共阅读的状况显然有着特殊的研究意义。

    本文以“互联网+”语境下首都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借阅状况为研究对象，试图就北京地区的公众阅读状况做一个初步的梳理，进而探讨“互联网+”对公众阅读的影响程度、范围及其趋势。

    本文研究对象为首都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提供的2015年借阅排行榜，该排行榜每月发布一次，将借阅前10名的图书列入其中，一年共有120种图书上榜，两馆共计有240种（未排重）上榜图书。它们反映了首都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的借阅情况，并对研究北京地区的阅读状况有一定参照意义。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普及，“互联网+”已成为影响当下公众阅读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对近两年与前三年的全国公共图书馆借阅状况，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两个趋势，一是互联网对公众阅读的影响愈发多元，二是互联网对公众阅读的影响逐渐深入。

    从研究意义来看，北京地区两大公共图书馆有着非常鲜明的代表性。这两家图书馆的读者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北京地区的常住人口结构，而且两馆都是国内率先采用网络预约、手机微信借还书等互联网技术的图书馆，堪称“互联网+图书馆”的典范。两馆的借阅排行榜是基于数百万条数据的提炼，客观地反映了北京地区市民阅读的总体状况。

    本文采取两馆比照、综合研究的方法，试图寻求两馆借阅状况中的共性与个性，并结合当下“互联网+”时代在建构大众文化、反映公共舆论与社情民意上的重要意义，对2015年北京地区公共阅读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借阅情况做一个初步的探究。

    一、2015年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借阅状况的共性与个性

    纵观2015年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榜图书可谓类别众多，既有习近平总书记的《之江新语》，也有《黄炎培日记（1911—1949）》，还有《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以及《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神秘的公寓》等畅销书，它们共同反映了2015年北京地区公共阅读的总体偏好与阅读需求。

    本文根据当下出版物市场的通常分类，将两馆上榜图书分为人文历史、教育培训、身心健康（包括保健饮食、职场心理）、亲子育儿（包括幼儿绘本）、网络青春（包括轻阅读）、工具书与时事政治7种，比照结果见表1。

    如表1 所示，国家图书馆在人文历史、工具书、时事政治这3个分类上的上榜图书要高于首都图书馆的，但在身心健康、亲子育儿、教育培训与网络青春这4个分类上，首都图书馆则明显更胜一筹。

    纵观当下国内公共图书馆的借阅情况，时事政治类图书逐渐成为借阅趋势，这一点在北京地区两馆借阅状况中非常明显。国家图书馆最热门的前三甲图书分别是《之江新语》《法官行为规范（试行）解读》《黄炎培日记（1911—1949）》，而首都图书馆的前三甲则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承诺：逃离负面思维》与《压力管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借阅状况上两馆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上榜图书的种类看，两馆借阅状况共同反映了“互联网+”语境下北京地区市民阅读的总体特征。虽然榜单在细节上不尽相同，但却共同受到“互联网+”语境下包括“大数据”在内互联网舆情的影响。

    本文结合豆瓣读书“年度好书榜”、新浪微博“亚洲好书榜”与当当、亚马逊的年度图书排行榜，遴选出30种重合率最高的图书，将其与两馆借阅上榜图书对比分析，结果如下：在国家图书馆上榜（排重之后）的81种图书中，有20种为互联网热门图书，而且有2种出现在该馆全年借阅最热门的10种图书中；在首都图书馆（排重之后）的76种图书中，有24种为互联网热门图书，有3种出现在该馆全年借阅最热门的10种图书中。

    由此可知，互联网热门图书与两馆上榜图书一致性相当高。之前出版界认为，选书、买书与借书受不同的因素制约而呈现结果不同，但是在“互联网+”的群选语境下，三者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致性。 当以豆瓣、当当、亚马逊为代表的图书评价网站以口碑式营销推广这些读物时，互联网时代下的读者在选择图书的过程中难免不受其影响。

    其次，从读者的偏好看，两馆借阅状况亦有不同，凸显了不一样的个性。这种不同除由读者构成不同导致外，也反映了“互联网+”语境下大众文化的分层。虽然读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互联网+”的影响，但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互联网，其实质上与现实社会一样，传播是有序、分层的。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的读者构成不同，因此其借阅情况也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国家图书馆还是首都图书馆，读者在選择图书的过程中，实际上都受互联网的影响。在国家图书馆上榜的81种图书中，占据一大半份额的人文历史类与教育培训类图书（排重之后分别为29种和5种）图书虽然看似曲高和寡，但当中仍有9种是豆瓣读书的热门（即评分超过8分，关注人数超过500人的图书），如《近代中国史纲》《深入了解计算机系统》等，部分图书甚至在豆瓣读书上有专门的讨论组，而且在罗辑思维、知乎等知识型平台以及在“求是”“历史大学堂”和“国家人文历史”等专业性强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时常被推荐。由此可见，这些图书尽管在大众阅读领域影响力相对有限，但在专业领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

    再次，从人民网舆情室发布的《2015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来看，2015年也是“互联网+”对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深刻的一年。随着政府继续依法推进对互联网的管理，互联网舆情监管部门开始把凝聚最大公约数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目标，与此同时，“风清气正”逐渐成为互联网治理的方向，“反腐常态化”“大阅兵”“一带一路”等词汇构成了2015年中国互联网的主流议题。因此，政府对互联网舆情的引导、对读者选择图书的偏好有着间接、有效的干预。

    在排重之后的157种图书中，关于抗日战争的图书如《我的河山：抗日正面战场全纪实》《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等共计24种，约占总数的15.29%，如果加上《邓小平时代》《毛泽东纪事：1893—1976》等党史国史类著述，则共计41种，约占总数的26.11%。这与全国各大城市公共图书馆的借阅状况基本一致，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互联网主流舆论场与2015年对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党史国史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对互联网舆论产生引导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对互联网的治理已经卓有成效，市民在选择图书时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党史国史、伟人传记等富含正能量的读物。

    当然，上述只是互联网舆情对公众阅读影响的一方面，我们依然要关注互联网亚文化舆情的影响。在首都图书馆上榜的网络青春类图书（排除重复后为17种）中，绝大多数都是由走红网络小说出版的，如《那些回不去的少年时光》《你的孤独虽败犹荣》等都是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上影响颇大的作品，可谓炙手可热。这些图书的内容及其在互联网上的反响也反映了它们的主要读者仍是都市中的年轻人。

    本文还注意到北京地区的特殊性。2015年末北京常住人口为2170.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为822.6万人，约占常住人口的37.9%，当中15—64岁人口为1728.6万人，比重约为79.6%。而两馆固定读者的年龄则以18—50岁的居多，约占总人数的71.8%，两者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图书馆对于读者要求的“高门槛”，使得其读者的整体平均年龄（42.8岁）要高于首都图书馆读者的整体平均年龄（36.9岁），但仍与2015年中国网民的平均年龄（37.2岁）差距不大。可见，无论国家图书馆还是首都图书馆，其读者几乎都是互联网的中坚用户。

    最后，榜单的内容从更为广阔的层面反映了“互联网+”对2015年北京地区公共阅读状况有着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推知北京市民对“互联网+”有着较高的兴趣，同时纸质阅读及时、有效地弥补了互联网信息传播功能的不足。

    在上榜的21种（已排重）教育培训类图书中，如《深入了解计算机系统》等关于互联网技术的图书共有8种，与留学英语考试（8种）等热门培训书目旗鼓相当。在人文历史类（41种，已排重）与时事政治类（24种，已排重）上榜图书中，以《大数据时代》为代表的，与“互联网+”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图书有21种（人文历史类有10种，时事政治类有11种），在工具书（9种，已排重）上榜图书中，如中央网信办等编写的《中国互联网法规汇编》等计算机、互联网类的图书则有3种；在亲子育儿类（31种，已排重）、身心健康类（13种，已排重）图书中，则有《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应用与发展研究》等与“互联网+健康”有关的图书7种（亲子育儿有1种，身心健康有6种）。网络青春类上榜图书（18种，已排重）中则为0种。就全部上榜图书而言，关于互联网的图书占总量的24.84%，具体情况见表2。

    不难看出，与“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健康”、大数据以及互联网技术有关的图书在各大分类中几乎无处不在，这更加深刻地反映了“互联网+”的特征——互联网不再是简单的技术，它可以与社会日常生活、生产有机结合，综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尽管网络青春类图书没有一本与互联网有关的图书上榜，但网络青春图书本身是“互联网+文学”的产物。此外， 24.84%的上榜率也表明，北京市民对“互联网+”的关注度较高，同时反映了北京市民互联网素养走在全国前列。因此，“互联网+”对北京地区公共阅读的影响还将持续、深入。

    二、市民阅读：2015年北京地区公共阅读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城镇化与工业化一道，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

    所谓市民阅读，是指在不断城镇化的大背景之下，全民阅读在质量、内容等层面的全面提升，使全民阅读彰显市民化的特性。市民阅读对象是反映市民生活、表达市民情感、满足市民需求的作品，阅读方式也是城市化、现代化、分众化与多层次化的，具体来说包括四个特征：一是图书获得渠道以公共图书馆与书店（含电商）为主，二是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并行不悖，三是“雅阅读”在数量上超过“俗阅读”，四是功能型阅读与休闲型阅读平分秋色。

    因为本文主要研究北京地区公共图书馆的借阅情况，因此对图书的获得方式与数字阅读的比重不做考量。21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剧，以及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逐渐从原住民城市转向移民城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称为“民工文学”“地摊文学”的一些图书在这些城市中悄然走红，其题材多半以情节化的悬疑奇幻或言情小说为主。这当然是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陈思和教授对此问题曾表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用知识分子的眼光來评判文学标准。大家都按照知识分子对新文学的理解，认为什么是好作品什么不是好作品，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学历并不高，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他们依然有阅读需求，我们可以推荐好的作品给他们，文学作品本身没有好坏高低之分”。

    近年来，随着改革进程与全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相当一批“务工移民”因为购置房产、落户城市或自主创业转变为都市蓝领、白领甚至个体老板，进而从都市寄居者转变为市民，他们的审美趣味也随着生活质量、社会地位的提升而逐渐提高。这反映在阅读领域，就是从全民阅读逐渐转向市民阅读。

    据表2所提供的数据，北京地区两馆不同类型的热门图书与总数的比例见表3。

    市民阅读的对象按照阅读需求可以分为两个类别：功能型阅读与休闲型阅读。功能型阅读即本文言及的工具书类、教育培训类、身心健康类与亲子育儿类内容阅读，而休闲型阅读则包括网络青春类、人文历史类与时事政治类内容阅读。从表3不难看出，北京地区两馆借阅图书中，功能型阅读占36.9%，休闲型阅读占56.7%，几乎各占半壁江山，这显示了市民阅读的一个特征——功能型阅读与休闲型阅读平分秋色。

    休闲型阅读可以分为“雅阅读”与“俗阅读”。先前的研究发现，“俗阅读”曾一度在全民阅读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一些玄幻、宫斗等网络、青春小说，曾长期雄踞全国各大公共图书馆借阅排行榜与实体、网络书店的销量前列。但笔者通过对北京地区两馆借阅情况的研究发现，网络青春类作品只占11.40%，人文历史类与时事政治类占41.4%，由此说明，在休闲型阅读中，网络青春类图书实际上已经式微。而我们通过对两馆年度借阅前10名榜单的研究发现，网络青春类图书只有1种，仅占总数的5%。这种雅阅读对俗阅读的超越，实际上充分反映了前文所述的市民阅读的另一个特征。

    正如前文所述，这种风清气正的市民阅读实际上与当下逐步走向清朗的互联网舆情有着相似之处，这种情况并非巧合。我们从中能看到近年来政府有关部门对互联网舆情的引导、对信息传播的有效监管在市民阅读引导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大多数年轻读者都依赖互联网做阅读选择的时候，“互联网+”时代下的互联网舆情逐渐演变为决定市民阅读发展与走向的主要动因。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反映了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在“互联网+”语境下，互联网舆情及技术对北京地区公众阅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北京地区公共图书馆借阅状况与互联网上的“热门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形成了统一性。根据抽样调查的读者对图书选择的判断标准来看，互联网从舆情到技术上为公众选择图书提供了引导性的信息和帮助。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不再是简单的信息传播渠道或是信息载体，而演变为舆论、观念的组织形态，这是“互联网+”语境的重要特征。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对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有效引导、监管与治理已初见成效，党史、国史类的读物在本文所关注的两馆借阅排行榜中明显占有较大比例。此外，代表网络亚文化的青春网络类读物在年轻人当中仍然较有市场，这是由互联网舆情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它反映了“互联网+”时代社会公众观念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第二，互联网舆情和技术是“互联网+”语境下全民阅读向市民阅读过渡的催化剂，这一特点在以北京地区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市民阅读是全民阅读的2.0模式，这是由当代中国的市民化进程所决定的，北京作为首善之都、特大型城市表现得更加突出。在这个过渡的进程中，互联网舆情、技术共同发力，形成市民阅读的催化剂，这也是“互联网+”语境下北京地区以及全国特大型城市全民阅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互联网+”语境下，两馆读者表现出对“互联网+”知识的浓厚兴趣，并且通过图书馆借阅这种形式准确、有效地获得了与“互联网+”有关的信息。

    2015年是“互联网+”元年，在之后更长的历史时期内，“互联网+”的影响还将持续深入，构成推动市民阅读形成的重要动力。纵观2015年北京地区两馆借阅状况，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全民阅读转向市民阅读是必然的趋势，当中互联网科技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图书馆、出版业的从业者，都应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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