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不仅是工具，更需要灵魂

    柴爱新

    

    “总体上来说，现在的教材越变越好，内容丰富了，思想也越来越开放。”北京101中学副校长、特级教师程翔接受采访时说，“以前的教材课程结构单一，现在除了必修还有选修，高中语文选修课中有15个模块，学生可以任选其中的三五种，自由空间很大。”

    程翔在北京的中学教授语文课已经有32年，他1982年开始教课，至今经历过三次教材改革。

    “我教的第一套教材是‘文革结束后不久的，鲁迅的作品数量比较多，我做过统计，初中高中加起来有30多篇。现在其他作家作品也编进来了，比如梁实秋和沈从文的作品，而且注释越来越精道了。”程翔说。

    “古诗文的比重增加了，现在跟台湾地区差不多。而且古诗文选材范围很广，比如选修教材里选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过去一直没有。也适当选了佛教的一些东西，像禅宗的《百喻经》，把佛学著作当作中国传统文化来对待，这个是很大的进步。”

    也有遗憾的地方，程翔说，以前的语文课本里有汉代赵壹的《刺世疾邪赋》，非常有批判精神;还有一篇是龚自珍的《病梅馆记》，通过批评病梅来讽喻当时对人才的扼杀。而这两篇古文现在都没有了。

    古诗文和白话文是否对立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代就有5万多首诗、2000多个诗人，其他国家难以跟我们相比。所以今天，无论从继承传统文化的角度，还是培养学生的精神心灵成长的角度，抑或单纯从一种文学体裁的学习角度，它都是不可缺少的无可替代的。”谈到有的教材去掉古诗，程翔有点激动。

    古诗是可以朗诵的，在古代是唱的，有节奏、有韵律。古诗词有特殊的规律，比如平仄、意境、意象，更重要的是，它表达的情感、人文情怀往往是现代文无法表现的。

    “古诗词的熏陶和感染对学生的成长有很大的作用。”程翔在他的教学实践中非常重视古诗词，言谈间总是不经意地就跳出诗句。

    还有一个观点，影响了古诗文在教材中的比例。

    人民教育出版社退休编辑顾振彪告诉记者，过去也有知名的语言学家不主张多学文言文。他们认为，学生白话文都还没学好，再把时间花到文言文上，结果二者都学不好。“所以有的专家主张中小学不学文言，到了大学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要看古书时学一年文言也能过关。过去，尤其是‘文革前，夸大了文言和白话的对立。”

    但顾振彪不认同这个观点，他说：“学文言文应该有助于学习白话文，我们社里的老先生刘国正，原来的副总编辑，现在88岁了，他就希望古诗文能加大比例，从小学开始学，初中占50%，高中占80%。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宁先生，也主张初中的古诗文要达到50%。”

    学习能不能反刍

    顾振彪说，从1990年义务教育开始，小学是否应该学古诗文一直有争论，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主流声音还是认为儿童要读经典。

    “不赞成儿童多读古诗的人，是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观点的影响，认为儿童教育应该以儿童为中心，进入他们的生活和实际，让他们读自己喜欢读、能理解的，在游戏中学习，不要去规定。而古诗词距离现实生活很遥远，孩子们理解不了。认为死记硬背是摧残小学生。我估计，上海小学生一年级语文去掉古诗，大概就是基于这种观点。”顾振彪说。

    程翔不同意先理解再学习的观点。“学习有一个反刍原理。就像牛先吃草，先记下来储存到大脑里，到一定年龄，再反刍不可以吗？”他说，“小孩子的学习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在理解的情况下学，也可以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学，不能绝对化。”

    “而且中国的诗歌各种各样的都有，可以选取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诗文编写教材。”程翔补充说。

    顾振彪介绍，以前台湾地区中小学教材中的古诗文比例比大陆高，多的时候高中达到70%，初中50%。而且题目比我们大，也比我们深，高考甚至可以写文言文作文。后来一度“去中国化”，减少了些，但现在小学和初中语文中古诗文的比例仍然比大陆多。

    航海日志与莎士比亚

    在程翔办公室的书架上，有一套美国的中学语文教材。

    “我们研究世界各国语文教材，发现其中都有大量年代很久远的作品。比如你看到的美国语文，当然不能用我们的古文概念去套用，毕竟美国历史比较短。”程翔说。

    翻开美国语文目录，每篇课文都是英文的经典作品选读，第一课是《第一次美洲航海日志》。整本书分成六个单元，依次是“文明的交会”“国家的诞生”“国家的发展”“分裂、和解与扩展”“不满、觉醒与反抗”“繁荣与保护”，课文编排按照时间顺序，从1750年开始，最后是现代故事，从单元的主题和编排顺序看，这套语文教材兼有培养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功能。

    “这是美国教材的特色。”程翔对记者说，“美国的教材是每个州自己编，没有全国统编教材。”

    据他介绍，在英国，莎士比亚作品也是中小学生必读的内容，“因为那是他们的大文豪，崇拜的对象，每个英国人必须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作品。”而创作于16世纪的莎士比亚作品，使用的是古典英语，相当于中国的古典文学。

    “每一个国家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不重视就是数典忘祖。”程翔说。

    工具性还是人文性

    “习主席为什么强调教材要有古诗文呢？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快，但是文化软实力，人的素质思想还没有跟上去。现在强调和谐，那么传统文化正是一种转化的力量。”顾振彪说。

    采访过程中，记者走进图书馆，浏览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年代的语文教材，好像重新走进了历史：课文从《见列宁去》，到现在的流行歌曲歌词;插画从煤矿工人、农民和拖拉机，到抽象几何图形、文物艺术品，每个年代都烙下鲜明的时代印记。

    查阅资料可见，20世纪30年代，从事语文教育的朱自清强调中学一定要学古典文化，“不学经典就不能成为一个中国人”。教育家叶圣陶当时对此很赞成，他说作为中国人自己要有这个本。但解放后，叶圣陶的观点发生了变化，特别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说文言每本书选几篇也没多大用，不学也罢。

    “为什么有一部分人突出语言的工具性？那是因为他们担心，强调人文性容易偏向政治说教。”“文革”后的语文教材一直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应该侧重哪方的讨论，程翔如此分析原因。

    根据教育部的课程标准，语文教学有三大任务：让学生掌握一定的语文知识;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让学生热爱母语，通过对母语的学习，培养人文情怀。

    “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同时存在的，不能把工具性绝对化，因为没有人文性，语言就没有灵魂。”程翔这样认为。

    在他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经历过三套教材。他使用的第一套教材，封面上的“语文”二字是郭沫若题写的;第二套是启功题的;现在则变成了印刷体。

    “无论是郭沫若体还是启功体，都有一种文化的因素在里面，现在的印刷体，就不是书法作品了。”程翔带着些遗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