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背景下的商务印书馆

    【摘要】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就确立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新的历史时期，“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历史赋予我们难得的机遇，商务印书馆理当担负起文化输出的重任，在时代的潮流中成就一番伟业。

    【关键词】中国出版；“走出去”；商务印书馆；工作机制

    【作者单位】肖启明，商务印书馆。

    一、商务印书馆近些年“走出去”工作

    出版业“走出去”的形式多种多样，就商务印书馆来说，主要依靠版权输出。商务印书馆的版权输出具有以下特点。

    1.双向化、规模化、立体化

    商务印书馆与有着相同出版特色的国际著名出版机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强强联合，商务印书馆与合作伙伴们携手开发选题，组织国际化的编辑和作者团队，针对全球市场合作出品新书，从而实现版权输出的双向化、规模化。

    商务印书馆与荷兰威科集团、德国德古意特出版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这方面的典型。商务印书馆与威科集团约定，每年相互引进一定数量的产品。商务的《中国版权新问题》一书已经由威科集团以纸质图书和电子书的形式同步出版了英文版。商务印书馆与德古意特都以高端学术出版为主要特色，双方合作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英文版）反映了我国当前语言现状及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现在正在进行语言学其他著作的翻译和审定工作。

    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已经合作30多年，过去主要以引进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工具书为主。2016年8月，商务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签署协议，共同开发《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解版，让登上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新华字典》成为“走出去”的标志，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桥梁。

    2.积累经营自主知识产权

    近年来，商务印书馆根据本社的出版特色，逐渐加大自有版权资源的积累，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已经有“新华系列”辞书陆续问世，该系列中的《新华写字字典》已经在马来西亚重印了5次。“新华系列”辞书的其他品种，如《新华同义词词典》《新华反义词词典》等也已落户马来西亚，《应用汉语词典》刚刚面世，商务印书馆就与新加坡怡学出版社洽谈了新加坡版，该书被新加坡教育部确定为中学华文考试时可以带进考场的工具书。

    3.依托品牌，发挥特色，讲述中国道路，展示学术中国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家喻户晓，但商务不仅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还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这套丛书旨在展现中国现代学术演进脉络，探寻百年来中国发展的思想资源与道路模式。“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从策划时就瞄准“走出去”，商务通过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的方式出版了外文版及数字版，全球发行，目前已有多部著作与荷兰威科集团、剑桥大学出版社等国外出版机构签署了英文版版权输出协议。

    在政治经济方面，商务印书馆以“国家治理”和“中国道路”为主题，组织国内外专家学者出版了两套丛书，系统地总结、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实践，探索国家治理的创新道路和创新方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现代社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社科方面，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微观中国（汉英版）系列丛书”，目前已经出版了《微观西藏》《微观新疆》《微观杭州》《微观西安》4本，中英对照，将博大厚重的历史宝藏与生机勃勃的时尚文化结合起来，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特色地方文化。在今年G20峰会期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HANGZHOU AT A GLANCE（《杭州一瞥》）一书入选杭州G20峰会新闻中心赠书，这是峰会赠送给各国媒体唯一的英文旅游图书。

    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加强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输出和推广。2016年11月，商务印书馆联合“一带一路”百人论坛，成立了“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研究院，加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

    二、商务印书馆“走出去”的工作机制

    在长期的版权交易实践中，商务印书馆摸索出一套良好的“走出去”工作机制。

    首先，商务印书馆的“走出去”工作归版权与法务部统一管理。将版权和法务两个部门的职能合并统一，可以更好地调控、优化馆内版权资源，更灵活地开拓版权市场。

    其次，商务印书馆成立了“走出去”专项基金。自2015年基金设立之日起，凡是版权输出项目统一在版权与法务部立项为“走出去”项目的，所产生的翻译费用全部由商务印书馆“走出去”项目专项基金承担和支付，从而减轻了编辑室和分馆的成本负担，并有利于申请国家有关“走出去”的项目资助。

    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出台了一套完善的考核与奖励措施，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带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使商务印书馆的“走出去”工作进入良性循环模式，一批“走出去”图书荣获了“输出版优秀图书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等多种奖项。

    三、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几点思考

    首先，对一家出版企业来说，“走出去”要顺势而为。这个“势”，就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1995年，笔者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那时的中国展厅里除了自己人还是自己人。那种情形，你想在世界出版舞台上有所作为，很难，还没有这个“势”。近年来，中国频繁地作为主宾国出现在各种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如在2016年的伦敦书展上，中国出版集团刮起阵阵旋风。旋风的背后，是我国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幅度提升，是“走出去”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可以说，这个“势”已经形成，出版“走出去”的时机到了。顺势而为，就是要出版社将自身的海外发展融入国家“走出去”的大戰略框架中，以争取国家更强有力的支持。

    其次，我国出版要实现真正的“走出去”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据2010年1月25日《环球时报》报道，在国际互联网的信息流量中，有超过2/3来自美国，排在第二位的日本只有7%，排在第三位的德国只有5%。而当时拥有3亿多网民的中国，在整个国际互联网的信息输入流量中仅占0.1%，输出流量只占0.05%。虽然2010年以来，中国的互联网事业飞速发展，但由于汉语在世界上的普及率仍不算高，加上美国对互联网的控制，想有质的改变很难。用这些数据资料来说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不容易，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出版企业担负着由国家大力支持的开疆拓土使命，需要有足够面对困难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毅力。

    再次，在“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中，出版人要展现应有的文化担当，因为只有中国文化“走出去”了，中国才能真正“走出去”。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治国方略》一书中谈道：“中国没有具有国际感召力的学说来提高自己的力量并削弱我们西方世界，今天的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可见，一个不能输出文化的国家，无论输出了多少产品，都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强国。

    商务印书馆2016年年初出版的《作为武器的图书》，讲的是“二战”时期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故事——令人惊讶的是，无数箱图书随增援物品一起运抵诺曼底海岸，这是美国图书出版业与美国政府之间展开的一项重要合作，利用这些突出美国历史和价值观的图书对那些深受纳粹影响的人进行“解毒”，从而获得他们的友谊。美国人将图书看作“一切宣传工具中最为持久的一种”，因此图书是战时和战后最有效的“思想战争武器”，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责任和意义。

    这个故事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思考——中国的图书如何作为武器，向世界输送属于中国的思想和价值观？这是摆在我们出版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除了要在实际工作中开拓思路、积极创新，还要有一份能够坚持下去的使命感，坚持把内容建设放在第一位，让海外读者通过中国图书了解历史的中国、现实的中国和文化的中国。

    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正是凭着这种使命感，商务印书馆曾经发展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文化企业，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新的历史时期，商务印书馆依旧把文化担当和追求作为企业核心经营理念之首，提出“服务教育，引领学术，担当文化，激动潮流”的宗旨。

    “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历史赋予我们难得的机遇。作为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理当担负起文化输出的重任，在时代的潮流中成就一番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