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走出去”：出版人的责任和使命

    聂震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建社30年之际，举办主题为“‘文化走出去——出版人的责任和使命”的论坛，是对中央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部署的积极响应，体现了一个出版社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体现了很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体现了出版产业经营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市场意识。

    “引进来、走出去”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这项基本国策实行30多年来，我国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文化走出去”是国家改革开放总体战略中的一项重要要求，是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以出版业版权输出为例。21世纪之初，我国版权输出引进比例大约为1∶15，贸易逆差严重。这个逆差到2011年缩小到1∶2.1，2013年缩小到1∶1.7，2014、2015年又有进一步缩小，大约为1∶1.6。《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中计划截至2015年版权输出品种达7000种，结果这一规划目标在2011年便以7783种版权输出超额完成，2013年全国共输出版权10401种。再以出版业创办国际分支机构为例。21世纪之初，我国除了图书进出口公司在国外建有负责图书进出口业务的分支机构，出版社在国际上建立分支机构的几乎为零，现在在国外建立全资或控股出版公司的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实践案例，甚至出现高达近亿美元的出版公司并购案。与此同时，图书实物出口的数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可以说，我国出版业走出去的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2016年11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一重要文件立足于我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战略的新形势，对包括出版业在内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其要求在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上进一步提高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工作；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这一重要文件的贯彻落实，标志着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在出版界从业多年，对“出版走出去”有过一些思考。最初，我的思考主要围绕国际版权营销。我认为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要立足于版权营销来运作，不能将营销与版权贸易割裂开来。我先是写了一篇随笔《国际组稿》发表在《出版广角》，后来又写了一篇《国际投稿》发表在《光明日报》。前一篇谈的是从国际上引进好的版权其性质就相当于一次组稿，出版社要持慎重的态度，要有出版经营的考量，如同与一位作者组稿一样，出版社要对未来出版物的内容和效益有所预期，不能把版权引进只看成是版权部门的事情。后一篇主要阐述这样的观点：版权走出去，文化走出去，就像是出版社和作者向国外出版机构投稿，要考虑怎样才能打动对方，怎样才能合作成功，而不能自行其是，守株待兔。总之，在出版走出去上要遵守市场营销的法则。

    对于出版走出去，我曾经主张过三个走出去的说法，即产品走出去、版权走出去和实体（或资本）走出去。

    首先是产品走出去。这是最常见的图书出口。国内出版机构把图书成品出口到国外，这是最简单的文化走出去。一是我国驻外外交机构要在驻在国分发一些宣传中华文化的书刊，二是国外一些图书馆需要收藏中文图书，三是数量不大的中文书店也要销售一些中文图书。早在新世纪之初，我国每年出口图书不到3000万美元，进口图书近3亿美元，贸易逆差是1∶10。到了2015年，全国出口图书5221万美元，进口图书1.4499亿美元，逆差缩小到1∶3.6。事实上，如果不是我国出口图书的数据库建设不能使欧美国家图书馆满意，我国图书出口量还会有所增长。

    其次是版权走出去。这是新世纪以来出版走出去的主要形式。前面已经向大家做了介绍，贸易逆差正在大幅度缩小。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与国家的政策有很大关系。2003年我和一些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政府应当对版权输出给予政策资金补贴，后来就有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有力支持了出版机构版权走出去。后来国家还实施中国经典翻译工程，如“一带一路”丝路书香工程等。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国出版业的出版水准有了很大提升，逐步达到了与发达国家出版业平等对话的地位。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国出版人在文化走出去上不断加强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觉性分不开。

    再次，出版走出去的第三种方式是实体（或资本）走出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英国ACC集团和澳大利亚视觉传媒集团的收购，就属于出版资本走出去。江苏凤凰传媒集团下属子公司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以8500万美元收购世界最大的儿童图书出版商PIL及其相关产业，这是中国出版行业最大的一次跨国并购。还有早些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在北美收购了一家出版公司的全部医学图书资产。现在我国出版实体走出去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实体走出去最重要的是要实施本土化战略。要立足本土市场，立足本土读者，立足本土出版从业者，达到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看，实体走出去应当是我们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形式。随着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应当让我们的出版实体直接处于全球化的文化环境中，增强出版经营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可持续的发展。

    曾经有地方出版集团的老总跟我开玩笑，说出版走出去主要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这样的出版业国家队的任务，至于地方出版集团，主要还是做好国内市场和本地市场的经营。我认为这是一句玩笑。因为，出版走出去，是每一位有責任感、使命感的中国出版人的分内之事；出版走出去，是国家意志，也是出版企业做强做大的内在需求；出版走出去，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形势所迫，更是发展所需。

    首先，出版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中华文化5000年源远流长，在历史上、世界上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声音越来越响亮，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文化走出去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响应合作的国家越来越多。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我们的文化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从近年来许多国家举办的国际书展邀请我国出版业作为主宾国参展就可以看出文化交流是国际合作发展的需要。形势发展需要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需要文化走出去，文化自身发展也需要走出去。这一大势，我国已经有许多文化企业、出版企业认识到，它们正在加大力度走出去，有的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效，这就是大势所趋。

    其次，出版走出去是形势所迫。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不是我们的文化走不走出去的问题，而是一方面别国的文化要求走进中国来，另一方面国际交流也要求我国文化走出去。在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如果我们的文化不能走出去，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合作缺乏文化的支撑，经济合作将面临种种文化障碍。我国的出版机构完全可以为国际文化交流做出贡献。据了解，“一带一路”一些沿线国家印刷业发展滞后，比较欢迎我国出版业前往投资印刷业从而带动书刊出版的发展。我国印刷业目前正处于产能过剩的状况，应当也完全可以将这些过剩的产能输出。

    再次，出版走出去是发展所需。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要求，那就是经营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这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就拿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丝路书香”工程中的许多项目来说，很多出版企业积极地参与其中，投身其中，多方设计项目，有的是出版产品设计，有的是实体走出去设计，既得到国家资金的支持，又使得自己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长此以往，我相信这样的出版企业的经营水平和经营实力都会得到增长。

    当然，我国出版走出去的水准，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出版业有足够的责任感、使命感，以长期战斗的韧性坚持下去。有几个方面是需要再做一下强调的：

    第一，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走出去是我们每一个中国文化人的责任所在。 文化走出去不仅是市场竞争的需要，更是一种文化责任担当，是一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文化走出去是我们出版业对国家、对社会应有的贡献。需要强化当代出版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二，政府在文化走出去上要成为主导。政府要成为文化走出去的主导力量，对文化走出去要在政策、资金上给予长期的支持。比如，广西党委宣传部、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对“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文化走出去下发了指导意见，这就是政府主导的体现。中央财政每年要拿出将近1亿元资助一些出版社“一带一路”的出版项目。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点建议。“一带一路”战略涉及60多个国家，我国在文化交流上应当有所规划，譬如对中东欧16国应该有一个出版规划，对阿拉伯地区应该有相应的出版规划，对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涉及的国家也应当有所规划，需要做一些顶层设计。现在基本上是出版社申报，只要不太重复，就给予批准，这样下去，很有可能形成重复建设，互相打架，造成浪费。

    第三，出版企业必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走出去经营模式。出版走出去的三种形式中，“产品走出去”是一种自在的形式，“版权走出去”具有自为的特点，“实体走出去”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为市场化投资要有收益，“实体走出去”不能仅仅是一种公益，否则上市公司會面临股民的质疑。所以，企业“走出去”一定要有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机制和模式。

    第四，人才结构必须优化。“一带一路”涉及的语言非常多，而我国的外语教学小语种非常少，这不利于我国出版走出去。比如，阿拉伯、南亚等地区的小语种很多，可是我们根本找不到这方面的语言人才，更不要说以当地语言来编辑。通常情况下双方只能借助英语交流，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多语种教学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教育的当务之急。建议高校要有规划，要培养专门人才。出版业获得外语人才有两条路径：一是国内培养，二是国外聘用。总之要坚持人才结构的转变，保证可持续的发展，保证本土化战略的进行。走出去的人才问题和人才结构要成为出版机构的领导经常考虑的一件大事。

    第五，我们要营造更好的“文化走出去”氛围和投资环境。事实上，我国文化走出去的热烈氛围已经有了，投资环境还需要进一步营造。在文化走出去的投资活动中，我们既要按规则办事，按程序做事，又要注意保护当事人的积极性，让大家放下心来，用心去做。

    总之，文化走出去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情，是基本国策，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应该为此做出力所能及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