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档案文献编纂在身份认同建构中的功能及其实现
王笛
摘要：身份认同是自档案记忆之后档案界又一个关注点和研究点。身份认同为认识档案文献编纂的社会功能提供了新的视角，赋予了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新的价值与意义。身份认同视角下，档案文献编纂具有记忆建构功能、话语媒介功能以及文化宣扬功能，身份认同建构下档案文献编纂功能的发挥，一方面要求编纂工作转向开放参与，另一方面要求编纂的叙事方式有所改变。
关键词：身份认同档案文献编纂档案
Abstract： Identity is another research point after ar？ chival memory in archival research.It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on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function of ar？ chivedocumentscompilation.Undertheangleofidenti？ fication，archive documents compilation can presenting group collective memory， propagating group discourse and inheriting group culture.To achieve archive these function， archive documents compilation has to be more open to the society， andchange its narrative mode.
Keywords： Identity； archive documents compila？ tion；archive
加拿大著名档案学者特里·库克认为，随着更广泛的知识潮流从前现代相继转变为现代、后现代再到当代，档案思想的关注点已从证据转移到了记忆再到身份和社群。[1]在“档案记忆观”逐渐成为被档案学界广泛接受的观点之时，档案学范式的第三阶段“社会参与”以及其所对应的“身份认同”问题正在引发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讨论。
我国档案界有关档案身份认同的研究源于2013年。朱莉[2]、张坤媛[3]、加小双[4]等人从身份认同视角出发，探讨了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以及家族档案等具体问题；《档案工作者身份认同研究》[5]等文章则侧重于探讨档案工作者对自身职业身份的认同；还有一些文章梳理了档案身份认同的阶段变化，试图对档案身份认同进行理论建构。[6]尽管相关文献量只有十余篇，但档案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密切联系已引发我国档案学界的重视。
档案文献编纂是将沉寂于库房的档案展示于外界的媒介，是对特定主题档案的集中梳理和某一历史文化的集中反映，这些特点与身份认同构建的要求不谋而合。在身份认同视域下探究档案文献编纂的功能，不仅是对档案身份认同研究的丰富，也是基于当前社会环境对档案文献编纂价值的重现，但截至本文行文之时，从身份认同视角探讨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研究暂未见诸报刊。本文将档案文献编纂与身份认同建构对接，为档案文献编纂构建了符合身份认同要求的功能体系及其实现路径。
一、从身份认同视角看档案文献编纂
档案文献编纂可在多学科视域、多维度视角下考察，不同视角下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功能性的研究可获得不同认识。[7]档案文献编纂能为实现身份认同提供文本依据，但身份认同要求其对自身功能做出调整。
（一）档案文献编纂：提供身份认同建构的文本依据
一个人的社会属性，例如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教育、种族、宗教信仰和职业等，构成了个体的身份标签；认同则指自我在与他人身份的差异性认知中区分出自身的独特性，又在与他人身份的相同性认知中消除孤独感。[8]身份认同即在这种自我与他人的比较得出对自己地位的确认。1960年代欧美国家出现了以对一种共同身份的认同凝聚在一起并要求社会真正容纳并接受其价值观的“新社会运动”，[9]其产生的广泛影响使学者们意识到现代公民对于身份认同的强烈追求，而档案在一些弱势群体抗争活动中的参与以及其作为一种特殊载体与身份认同的联系也引发了档案学者对身份认同的关注。
档案作为真实、客观的原始记录，本身即承担了身份记录的角色。档案文献编纂将一个主题下的档案材料抽取重聚的过程是将共同的经历和相似的体验凝聚在一起，并以一种实体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来，其结果既突出了差异性又消除了孤独感，为身份认同提供了支持和依靠。
（二）身份认同：彰显档案文献编纂新价值
档案文献编纂意味着选择和留存，身份认同的实现需要自身的理念、文化、事迹等能被记录和流传，从而被他人和社会知晓并认可，档案文献编纂对历史的记录、传播和长久保存正能实现身份认同的要求。但身份认同与档案文献编纂的以往课题不同的是身份认同有自身特色的彰显和宣扬，以及对于社会公正平等的内在追求。
身份认同是一种动态过程，始终需要形成和建构。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也是群体突出自身特点、传播共同信念的过程，身份认同要求档案文献编纂能为个体对身份的认知和选择提供区别性强的文本记录。同时，与女权运动、同性恋集会以及反种族隔离运动等平权斗争一同成长起来的身份认同问题，要求档案文献编纂更凸显对追求社会平等、公正的表达。因此，身份认同视角下的档案文献编纂的功能应顺应其要求做出取舍和调整。
二、身份认同建构下档案文献编纂的功能
档案文献编纂是档案与社会的连接点。封闭于库房中的档案并不能帮助公民改善身份认同，反而可能成为历史与现实、推测与真相、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阻碍。[10]通过将档案材料以结构化、系统化的语言重新组织并呈现，档案文献编纂为寻求身份归属和社会话语权的个体及群体提供了实现身份认同的途徑。
（一）档案文献编纂的记忆凝聚功能
档案是记忆的载体，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以及其成果的公布是记忆的选择、集合和呈现。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决定了什么被记忆，什么被遗忘；谁能声名远播，谁最后无声无息；断裂的记忆如何延续，破碎的记忆如何得以整合。[11]
达成身份认同的记忆可能有关个人经历、社会活动或涉及群体历史。以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为例，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衣着服饰、信仰传说等体现民族性格的身份认同物是本族人民寻求归属的切入口，而身份认同物作为民族记忆散布于不同的档案文献中。再如农民工群体，他们来自不同地域、使用不同的方言，但出身乡村、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辗转于不同城市辛苦谋生等共同记忆产生的群体归属感使他们能认同自己的农民工身份，而这些记忆也分散在农民工的个人档案中。档案文献编纂需要通过将分散的、多维度的、多形式的独立档案中反映群体共同性某一方面的信息抽取出来，并加以整合和处理，使蕴藏于档案记录中的集体记忆得以汇聚、升华和显现，从而实现身份认同。
（二）档案文献编纂的话语媒介功能
“身份”是一种社会性产物，身份的建构需要群体自身对其身份的主观认同，也需要客观的、外在于群体之外的社会性建构。[12]社会基于身份的差异对不同群体采取的区别对待激起了弱势群体的不满与抗争，而档案文献编纂作为一种话语媒介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争取社会认同的路径。
档案文献编纂可提升群体话语权。话语权一方面决定了群体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否为自身辩护；另一方面决定了群体发出声音的能否为社会所引导，能在多大程度引发社会的关注和重视。首先，档案文献编纂为群体提供了一个发声窗口。档案文献编纂以文字叙述为主，兼有图片、录音、影像等表达形式，能够较为详细、生动地展示群体的特色与历史，通过档案文献编纂，群体在社会展示自我的同时也对自身有进一步系统化、全面化的认识。其次，档案文献编纂可扩大群体的声音。档案文献编纂是对一次档案资源的二次加工，经过档案人员的打磨，案例间关联性增强，能够较为全面、完整的反映事件的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对群体所遇到的不平等对待及其抗争诉求起到一个多维度、多视角的展示，引发更广范围的社会同情，为人们争取社会认同贡献不可替代的力量。
（三）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认同功能
文化是凝聚个体的纽带，是群体赢得社会认同的武器。文化作為群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是群体内部精神的既有、传承、创造和发展，这对于群体的长久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弱势群体等依靠相同的观念和一致的愿望连接在一起的人群来说，文化更是其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力量源泉。
将群体的存在、文化与历史保存下来并传于后世，这与档案的功能不谋而合，档案文献编纂的价值也由此体现。以我国的家族档案为例，家族传承的核心是家族文化的传承，家族认同本身就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其包含着丰富的伦理文化和姓氏文化在内的文化内涵。[13]但家族档案多由家谱、地契、家庭成员间的来往信件以及实物等资料组成，其中所蕴含的观念传承与文化价值需通过一定的文本挖掘来体现。群体的历史也是体现群体文化、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群体及其成员曾经遭受的苦难和经历的生活也是群体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支柱。二战时期，华沙犹太人居住区发起了一个秘密文档项目，一位历史学家带领收集并归档了包括科研人员、作家、教师、公共部门工作者以及无数普通犹太人在内的众多犹太居民记录，为后世了解当时犹太居民的艰辛生活提供了资料。[14]这种蕴含历史重量、难为世人所得的档案资料，可经由档案文献编纂走出阴暗的档案库房，为群体历史的连贯性、群体文化的丰富性提供可信的证据依靠。
三、身份认同视角下档案文献编纂功能的实现途径
在身份认同视角下，档案文献编纂的选题不能再局限于地域和历史，而要关注到少数群体和边缘群体，因为这类群体往往有更多的身份认同需求，作为档案文献编纂主体的档案工作者应该关注社会运动，走进社会群体之中。此外，身份认同建构对档案文献编纂的编排和叙事方式也提出新的要求。
（一）编纂工作转向开放参与
传统的档案文献编纂选题多集中于地方的风土人情，反映历史事实，如今，而档案的利用主体已从档案形成者和历史研究者扩大到广泛的社会公众，档案文献编纂者的视线应看到对呈现集体记忆、提高话语权、传承群体文化有更大要求的群体。
关注社会运动、融入社会群体是转型期档案工作者的发展趋势之一。美国档案学者帕特里克·奎因（Patrick Quinn）早在1977年就提出档案工作者要主动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将利用档案为少数群体权益而斗争作为档案工作的一种目标。[15]以维恩·哈里斯（Verne Harris）为代表的南非档案学者积极投身南非种族隔离运动，为反抗压迫、追求民主的南非种族提供档案文件支持。[16]我国也有贵州黔南州国家综合档案馆[17]、福建省档案馆[18]等档案机构以及许多档案学者，深入当地少数民族群体中，为其民族档案的建立和存续做出了切实努力。
面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种种变化，档案编纂工作者不应故步自封。身份认同功能的发挥，要求档案编纂工作者积极走向社会，聆听群体的声音，了解群体的发展历程和个体的社会经历，甚至可吸纳群体成员来共同编纂本群体的档案，让档案编纂成为群体了解自身、传播自身的媒介。
（二）编纂内容重视叙事创新
档案编纂工作者一直试图在档案文献编纂的选题、手段、发布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却忽略了档案文献编纂的内容。群体的身份认同要求档案文献编纂不仅能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群体特性，而且能彰显群体的文化内涵和理念宣扬，档案文献编纂应在叙事方式上做出改变。
“叙事”简单来说是对故事的描述，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对叙事的定义是“某人在某个场合下为某种目的给某些观众讲述某个故事”，这个定义暗含了三个交流层次，一是作者与读者的交流层次，二是叙事者与受述者的交流层次，三是人物与人物的交流层次。[19]叙事不只是对事情的描述，叙事是多层次的互动，叙述技巧和策略直接影响读者。如果说档案是叙事内容的话，档案文献编纂就是叙事过程，内容与过程同等重要。对于身份认同来说，档案文献编纂的过程是与群体交流的过程，而与公众交流的档案文献编纂应有一定的人文关怀与文学价值。面对档案工作中立性具有争议的现实，档案文献编纂在文献的选择和处理过程中不妨带有一些情感色彩和价值取向，以“人”的视角叙述群体记忆、揭示群体文化。此外，档案文献编纂不应是单纯相关主题文献的堆砌，身份认同需要有能激发内部共鸣、唤起外部同情的叙述方式，从而为群体发声。档案文献编纂可以档案内容为基础，用更具有可读性、易读性和耐读性的语言和表述，让编纂成果自身拥有吸引人阅读、传播的魅力。
当下，档案文献编纂应紧跟时代步伐，在新的社会背景下重新强调档案文献编纂的价值。作为与档案记忆相承接的研究课题，身份认同赋予档案文献编纂新的任务，同时也为档案文献编纂提高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带来了新的契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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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