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历史重构

    摘 要 汤姆·海登全程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在美国人的历史记忆中，他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赞扬者认为他是20世纪60年代唯一伟大的人物，改变了美国;批判者眼中的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反战激进分子、政治和经济上的“反美主义者”和“政治投机分子”。这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直伴随着海登，尤其是被“妖魔化”的形象成为他施展政治抱负的绊脚石。站在被动自卫和防守的立场，海登为了重塑自己作为体制内政治改革家的新形象，通过积极参加政治经济改革、著书立说和接受采访等方式和途径，表达了自己的回归心意和悔意，强调学生运动是对美国激进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为其激进经历辩护，肯定学生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重构了对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记忆与认知。

    关键词 历史记忆，历史重构，新左派学生运动，形象塑造与重塑

    中图分类号 K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24-0033-09

    社會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具有集体性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是有区别的。一个民族或社会的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现实语境影响人们对过去历史具有选择性的感知，也就是说，集体记忆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形成的对过去的一种重构。①当代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记忆的形成和保持具有社会性。任何个体对历史事件的记忆都具有社会性，而社会中某个群体对某一事件的记忆大体相近。无论是个体记忆，还是集体的、文化的记忆，都是一种被构建的形式。对过去的构建不是孤立出现的，是通过与他人的对话，在一定的社会语境、更广阔的政治和社会情境下进行的。②历史人类学家认为，历史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他们强调历史与记忆的互动性。人们在记忆中唤醒过去，也在记忆中遗忘过去。作为一种民间知识，记忆总是存在于人们处理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过程中，它曲折而隐晦地反映现实的需要，被想象、虚构、叙述和重组。③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普通美国人对新左派学生运动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人物汤姆·海登的记忆与认知以及海登对自己形象的重塑，充分体现了社会历史语境在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中的作用以及历史与记忆的互动性。1939年12月11日，海登出生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一生与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结下不解之缘，是新左派重要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学民社”）创始人之一，撰写了该组织政治纲领《休伦港宣言》，全程参与了“学民社”在60年代各个时期的政治活动。70年代中期开始，海登重返主流社会，成为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著名的激进派政治家。海登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积极活跃、不甘平庸的政治活动家和行动主义者。

    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比汤姆·海登更能代表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政治学;也没有一个人能更好地说明那一代人如何重新回到美国主流社会中。①确实，无论是激进运动中的海登，还是重返主流社会中的海登，他都是一个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人物。无论是作为记忆者和言说者，还是被记忆者和被言说者，有关海登的形象塑造以及他自己通过各种努力重塑的形象，呈现的都是一个对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的不同记忆与认知。这种认知存在于记忆者处理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过程中，体现了现实关照下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的对话性、互动性和重构性。

    在政治宦海中起伏沉浮几十年，海登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毁誉参半。赞扬者如保罗·伯曼称其为“1960年代学生运动中唯一最伟大的人”;②理查德·古得温称海登创立了“伟大社会计划的蓝图”;③《大西洋》记者尼古拉斯·莱曼说“海登改变了美国”。④批评者则大多称其为“叛国者”“反美主义者”⑤和“政治投机分子”。⑥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主流媒体和批评者眼中的海登“臭名昭著”，是一个主张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美国现行制度的反美主义者、亲河内政府和共产主义的“卖国贼”“北越的第五纵队成员”“变节者”和反战激进分子;试图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阴谋煽动骚乱的不法分子和“芝加哥七人审判案”被告之一。⑦这一形象基本上为海登在此后政治生涯中受到批判的形象定下了基调。尽管他后来重返主流社会，主张在现行体制内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但是，政敌和反对者对他的攻击主要是围绕他60年代激进分子的历史而展开的。

    批评者认为，60年代初期海登为“学民社”撰写的《休伦港宣言》及其为未来社会构想的“参与性民主”是一种激进平等主义思想，与现行体制和既有社会秩序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学民社”愈益远离其他组织和群体、为了实现变革社会的目的而走上暴力对抗现存体制的道路。⑧他强烈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美化国内穷人、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尤其是他认同“敌对国家”，认为越南共产党是“邻里式革命委员会”组织的榜样，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和革命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主张采用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革命手段推翻美国民主制度，计划在美国建立“解放区”，以此为根据地，组织城市游击队，使全国那些没有被解放的地区处于瘫痪中。⑩他还倡导学生通过暴力手段，对抗警察机构，通过暴力阻止大学教授与军事研究机构的合作。{11}

    批评者，如约翰·邦泽尔、彼特·科利尔和戴维·霍罗威茨等指出，海登不仅积极宣扬暴力思想，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颠覆美国体制的政治活动，不遗余力为美国社会中那些主张极端暴力的行动主义者提供帮助，为他们的暴力行径进行辩护，提出“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使用武力来摧毁现行社会秩序”，{12}鼓励行动主义者“武装自己，学习基本的战术和技巧保卫自己，进行街巷游击战……创造一个建立在情感交流基础上的社会制度”。{13}70年代初，海登还在伯克利创立了由嬉皮士组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红色家庭”，指导成员们阅读《资本论》，“练习打靶、摆阵地、寻找擦出星星之火的机会，等待革命的爆发”。{14}

    回归后，海登在加利福尼亚州倡导的“经济民主运动”与“参与性民主”观念一脉相承。所谓的“经济民主运动”是一种变相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图推翻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坚持的市场经济制度，颠覆美国现有制度。这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反美主义”，其实质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构想。这种“经济民主运动”比海登在60年代质疑美国政府的合法性所产生的后果还要严重得多，对美国现存体制的危害极大，与美国现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完全相反，是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有效替代物。①更危险的是，经济民主制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委婉语”。②

    海登从极端激进分子转变成为现行体制内的激进改革者和政治家，也为批评者提供了新的攻击方向。他们指出，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各个时代大众舆论与民意的变化，海登从自己特殊的政治需要出发，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改变其政治诉求，不断变更自己的政治身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机会主义者”。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主流媒体上有关海登的“妖魔化”形象塑造，批评者对于海登的批判性认知与言说，犹如一道“符咒”，伴随着海登的一生，对其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其声誉受到严重损害，回归后的政治改革举措和政治改革动议屡屡受挫，频频遭遇“流产”，极大阻碍了他施展政治理想和抱负。1982年海登竞选加利福尼亚州议员时，对手指责他1965年的河内之行是一种叛国行为。1986年，共和党议员指责他“不仅仅是反对战争的抗议者，还是一个叛国者”，并试图将他驱逐出州议会。1991年，他因为同样的原因被赶出了加利福尼亚州众议院。虽然后来他通过努力进入了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但作为激進派的过去历史成为他提出的立法动议经常“流产”的主要原因。1994年，他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的职位时又惨遭失败，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过去的激进政治活动。一位来自旧金山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伯顿说，“曾经有段时间，没有一个共和党人对他提出的任何议案投过赞成票”。③1997年海登又试图竞选洛杉矶市长的职位，结果无功而返，他的激进政治经历与此不无关系。

    对于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其60年代的激进经历和“妖魔化”形象是一把双刃剑：60年代主流媒体打造出来的形象，使他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会有意无意驱使他继续追求媒体的关注，付出更大的努力吸引大众眼球，努力解释或重新解释其过去经历，用自己的方式来解读过去。同时，这一形象又给回归主流社会的海登带来诸多不利，使他不得不极力消除过去形象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为过去行为辩护的同时又不得不利用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身份，谋求在政治上的新发展，极力宣扬自己新的政治主张，通过政治活动和著书立说重新塑造新的公共形象。虽然有对他的赞誉之词，但对其产生长久影响的还是针对他的各种攻击和批判。被贴上“反美主义者”标签而被“妖魔化”了的海登如何“去妖魔化”并重塑自己的形象？在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的共舞中，处于防守、自卫和辩解中的海登通过自我形象的重塑，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左派学生运动呢？

    1975年，海登竞选政府公职，表明自己对美国体制的认同。他对“激进主义”进行了重新定义，表达了自己对“基层民主党”深厚的感情，否认自己是“不切实际的”第三党代表。④在后来的竞选活动中，海登明确表达了自己对美国体制的拥护，将美国社会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归因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念和执行部门的失职。⑤此后几十年，海登一直以激进政治家的身份活跃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政坛上。

    因为60年代参加反战抗议活动以及多次“河内之行”，海登被戴上“叛徒”“卖国者”和“反美主义者”的帽子，对此，海登通过撰写回忆录和接受媒体采访，含蓄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达了悔悟之情。1986年，当保守的共和党人试图将他从加利福尼亚众议院驱逐出去的时候，他表白自己与20年前有很大变化，承认当时确实犯了一些错误。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海登说他当时充满激情地反对越南战争，源于对约翰逊政府口是心非的过度反应，是愤怒遮蔽了他的判断。当时，约翰逊政府声称，对北越的打击和轰炸只针对军事目标，不针对北越的普通民众。但是，美国军队不仅轰炸了那里的村庄和宝塔，还袭击了学校和平民聚居区。对于自己几次赴河内访问而遭到的攻击，海登说，当时的越南对于另一边的美国人来说非常陌生，因为两国人民既没有相互接触，也没有文化交流，所以，他对北越的认同带有太多浪漫主义成分。①在另一次采访中，他承认自己低估了遍及整个东南亚的越南帝国主义及其统治阶级的极权主义控制力。他甚至写道，“（现在）我对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革命者的浪漫主义布道持麻木不仁和玩世不恭的态度”。②

    对于自己的反战抗议行为和“河内之行”伤害了一些美国人的感情的诘难，海登一方面表达了歉意，同时也为自己被称为“叛徒”进行了辩解。他说自己当时没有顾及那些有亲朋好友在越南丛林中作战的美国人的朴素感情，但是，这并不表明他没有爱国主义情感。他之所以激情满怀地参与反战活动，正是爱国表现，因为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受到了践踏，因为美国政府失信于民。他和同伴强烈反对越南战争并没有错，只不过在某些判断和方法上出了点问题。③对于自己为了使美国从越南撤军所付出的努力，他并不遗憾，因为战争不仅使美国青年人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也延长了越南民众的痛苦。④

    对于批评者指责他在60年代的激进言行是“反美主义”的表现，是对现行体制合法性的挑战。海登辩解说，自己在芝加哥审判时期确实说过一些过激的话，甚至是最极端、前卫的言论，他也不想辩解。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境下，“出于一种自我防卫的本能——担心自己可能会被判有罪，会进监狱，会长期服刑，会在某场监狱暴动中死于非命——于是，失去了耐心和判断力，失去了冷静和平衡的心态，人因此而变得偏执，失去了理性。所以，当时就说出了在其他任何时候你都不相信是从你嘴里说出的话”。至于有人指控海登曾鼓励同伴“拿起枪来”进行自卫，他也承认自己当时说话有点过激，但同样也是出于自我防卫。当时尼克松上台以后，加强了对激进左派的打击力度，似乎暴力镇压近在咫尺，一场内战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海登承认自己对现行政府抱有太深的敌意和过于强硬的敌对态度。⑤

    某种程度上说，1988年出版的《重聚：回忆录》是海登与过去“讲和”，表明回归心迹的自传。他承认，在年轻一代美好愿望中开启的60年代激进运动，最后在那个喧嚣的时代，自己把自己给毁了。他说，“宣称爱是我们的动机，我们自己却不能压抑住仇恨。我们寻求公共生活，结果却不得不面对利己主义。那种自我强加的失败的负担很沉重”。⑥他声称自己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所做的事情主要源于这种“仇恨的诱惑”，是仇恨导致了那些过激行为。在“导言”中他明确表示自己变了：“生活就像是一次旅行，在各种不同的时刻，我们对真理得出各不相同的结论。忠诚于自己的价值观固然很重要，但是，如果目标是追求真理的话，改变自己的看法，对过去的观念感到有点遗憾，或者感到某种懊悔，并不是一种背叛。事实上，一点也不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常常意味着深陷过去而不能自拔。”⑦在自传和采访中，他充满深情地说，“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事情体现在它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国度。绝大部分的人认为，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已经过去了”。⑧对于重新接纳他这个昔日反对派的美国自由民主体制和美国人民，海登心存感激，也含蓄地承认了自己过激言行的错误和愧疚之情。

    在表明回归心迹、承认确实在某些言行上表现得过于激进后，海登回顾了自己在60年代后期变得日益激进的过程，为他和他那一代人辩护。他特别强调自己在南部亲眼目睹和亲自参加民权运动的经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南部蓬勃发展的民权运动为他参加激进反叛运动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1961年夏末，他作为“学民社”基地联络员参加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南部腹地的民权活动，发动和组织当地居民进行投票登记，参加了废除种族隔离的州际间自由乘客运动。在密西西比州，他目睹了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当地权势阶层残忍对待民权工作人员和学生。当时，很多黑人学生民权工作人员遭到恐吓、殴打和监禁，甚至被杀害了。他和另一位白人青年参加了自由乘客活动，遭到白人种族主义者殴打，甚至被当地警方拘留，他22岁生日就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这些经历使他开始质疑肯尼迪政府在种族问题上的承诺，怀疑非暴力直接行动策略的有效性。“地方官员僵硬的态度和华盛顿在民权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削弱了行动主义者和黑人对‘爱你的敌人的信念”。但是，“我们没有失去方向，我们仍然拥有道德热情，只不过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父辈所控制的这个社会的道德和理想信念”。①

    其次，他认为，新左派行动主义者的绝望情绪和反叛情感源于自由派权势阶层和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制。据《洛杉矶时报》称，海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长期受到执法部门的“特别关注”，仅联邦调查局监控、跟踪、调查记录下的资料就达2.2万页，摞起来足有一人高。在《回忆录》中，海登插入了联邦调查局对他和妻子简·方达②厚厚的调查卷宗。他指出政府权力部门开展了一场对他和妻子的秘密战役，意欲破坏他和妻子的声誉，而这正是播撒偏执与仇恨的根源。③正是权力部门对待抗议运动的刻板僵化态度和压制措施导致了行动主义者的偏执情绪和过激反应。

    另外，对民主党政府和自由派倡导的改革感到失望也是他日益远离体制内改革、主张暴力的重要因素。在“新序言”④中，海登特別强调，“学民社”的休伦港一代人非常明确地提出与当时的民主党政府合作，联合社会上各种进步力量，通过“重新结盟”，使民主党变成进步主义改革的工具。他们反对“非理性的反共产主义”，希望减少武器生产，进行裁军，节省资金用于结束国内外贫困的项目上。海登回顾说，在他们的努力下，休伦港精神当时确实吸引了政府行政部门中一些民主党官员的注意。正当民主党政府和肯尼迪总统将注意力从外交政策转向国内问题，着手解决贫困和种族问题的时候，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了。

    肯尼迪总统被杀事件对海登和他那一代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改变他们生活轨迹的诸多灾难性事件中的第一个，也是改变了休伦港会议所设想的美国未来发展轨迹的事件。他说，正当他们踌躇满志，有希望与民主党内的进步主义改革者联合起来，改变冷战政策，将重点从国外事务转移到国内有关种族主义和贫困等问题上来的时候，给予他们希望的肯尼迪总统被杀了。同时，美国国内暴力事件不断发生，1960年到1968年期间，南部民权运动中有28位行动主义者被杀;从1965年到1971年，在大学生起义和反战抗议活动中，至少有14人被杀;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中一些追求平等正义和主张反战的政治家遭到暗杀，如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和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相继被暗杀。面对这许许多多充满血腥味的事件，对于年轻而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激进行动主义者来说，要保持冷静很难。在一个父辈不能容忍晚辈行为的时代，受到“仇恨诱惑”的年轻一代感到自己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被彻底击碎，“失去了纯真的梦想和对理性进步主义的信仰”，并“开始了走上街头重建美国的尝试”。⑤城市暴动、士兵造反、焚烧征兵卡和占领与炸毁建筑物的事件时有发生。休伦港时期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结束了，休伦港一代人在60年代后期转向了激进和暴力。走上街头，与权力机关公开对抗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面对“妖魔化”形象和批评者的攻击，防守自卫的海登记忆中他和他那一代激进主义者走上街头与现行政府进行暴力对抗，主要源于民主党政府在民权运动中的不作为、卷入越南战争给本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和越南本地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在于政府的失信与虚伪以及面对高潮迭起的反战运动时处置失当，还在于60年代美国国内弥漫着的暴力因子。

    除了为激进经历辩护，海登还反复强调，新左派学生运动是对美国激进主义传统文化和观念的继承和发扬，不是一场“离经叛道”、颠覆美国民主制度、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运动。他回忆了自己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激进传统文化的熏陶，追溯了《休伦港宣言》，尤其是“参与性民主”观念的思想根源，表明其政治思想是对传统的沿袭、承继和发展。同时，他还解释了自己在70年代重返主流社会的动因，辩解说他在美国现行体制内的激进政治改革措施不是政治投机行为，是对自己一贯坚持的政治信仰的具体实践。

    “参与性民主”这个词可以追溯到土著美国人部落中“一致同意”的传统。①在美国革命爆发前，西马萨诸塞州人民也曾在这个观念的激励下，赶走了英国殖民者，建立了自治委员会。在教友会和新英格兰的市镇会议中，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实践活动。托马斯·潘恩在论“人权”中提到过这个观念。②托马斯·杰斐逊对此也很推崇，认为每个人应该感觉到自己“每天都参与到日常事务的管理中来，而不仅仅在一年当中投票的那一天才行使自己的管理权”。③“参与性民主”观念最著名的倡导者是亨利·戴维·梭罗，他不仅拒绝为奴隶制或战争纳税，还号召美国人“不仅仅是用一张纸，而是要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去投票，主张普通民众积极参与日常事务的管理和决策的制定。④

    约翰·杜威对民主制的定义也是参与性的，“所有受到社会机构影响的人都必须参与对这些机构的产生和管理”，还补充道，“民主制不仅仅是一种政府形式，它主要是一种相互关联的生活模式，一种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经历的模式”。它意味着“每一个成年人都参与到指导人们共同生活的价值观的形成中来”。⑤这样的参与不仅对公共利益必不可少，对个体的全面发展也很重要，有必要将这种“参与性民主”原则运用到政治领域和家庭生活、抚养孩子、学校、商业和宗教等领域。

    赖特·米尔斯是杜威的忠实信徒，和杜威一样，他希望在美国创建一个真正的左派。在“写给新左派的信”中，米尔斯充满感情地敦促青年知识分子将自己视为革命者，提醒他们不要成为现有秩序折中的司仪神父，也不要成为左派正统主义盲目的信徒。⑥米尔斯冷眼看世界，精辟、独到地描述了现代美国社会中的权力精英、大众社会、“没有公众的民主制”，以及大众社会使许多人变成了“快乐的机器人”的现象，对来自底层的民主制充满期待。他的思想对休伦港一代人的影响很大。

    海登指出，正是在这些传统激进主义思想的激励下，他们那一代人以《休伦港宣言》为指南，对美国“代表制民主”提出了挑战，主张用“参与性民主”这一更加直接参与的方式取而代之，认为“普通民众应该在影响他们生活质量和发展方向的决策制定中拥有发言权”，因为这不仅仅是实现社会变革和创造历史的宏伟蓝图所必需的，也是保持个体尊严的必要手段。

    在海登看来，建立在美国激进主义传统基础上的《休伦港宣言》和“参与性民主”观念，对于孜孜不倦地追求真正的激进主义思想的美国人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总结说，所谓“参与性民主”，就是通过直接参与的方式，挑战精英阶层的权威，使“普通人”——无论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南部乡村的小佃农，还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相信：他们有权参与决策的制定。海登回忆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首先采纳了这一观念并付诸实践，即所谓的“增强自我意识感”，后来，这一观念得到广泛传播，不仅影响了“学民社”、早期妇女解放组织、农业雇佣工人的家庭会议和以天主教为基础的社区，最后还传播到越南战争老兵的抗议活动和其他活动中。对新左派行动主义者而言，“参与性民主”既是开展社会运动的策略，本身又是一种目的。新左派早期行动主义者为了保证运动遵循美国激进主义文化传统，避免像老左派那样受到国外左派意识形态的侵蚀，坚持把倾听“人民的心声”作为“参与性民主”的基本道德规范。⑦

    所以，建立在“参与性民主”原则基础上的60年代激進运动，不是离经叛道的反美主义，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美国政治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新序言”中，他指出现行体制在经历了60年代激进运动的冲击后变得更加开放、宽容和民主，进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更大。他高度评价了新左派学生运动及其遗产，极力维护他那一代人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特别强调《休伦港宣言》、“参与性民主”观念和60年代精神对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产生的积极影响。

    海登指出，《休伦港宣言》最重要的遗产在于它为大众话语和实践活动引入了“参与性民主”的概念。他在因特网上搜索“参与性民主”，发现这个概念被成千上万次地引用和提及。“参与性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出现在各种社会运动和政治活动中。“世界各地进行的正义运动和斗争，无线电通讯的乌托邦设想，工厂和邻里为争取正当权益而进行的斗争，基层环保主义者的改革运动和反贫困计划，从绿党到萨帕塔主义者的政治纲领，参与性管理理论”，等等，都可觅其踪影。普通民众在“参与性民主”观念的启发和激励下，对于自己参与影响其生活质量的决策制定有了更多的参与意识和创造力。“参与性民主”提供了一个棱镜，使人们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等级制，使他们认识到等级制是可以避免的。①

    海登自豪地声称，60年代《休伦港宣言》确定了“一代人的议程”，而现在，那个议程中的某些内容已经实现了。冷战结束了，黑人和年轻人获得了投票权，大学校园课程表中的内容也朝着更好的方向发生了改变。但是，梦想远未实现。当今美国仍然站在十字路口。当年的冷战意识形态被今天向恐怖主义宣战所取代。加强美国国家安全防御的思维模式将以牺牲公民自由、忽视社会正义为代价。历史似乎在重演，而“参与性民主”和《休伦港宣言》将为一场新的社会运动提供灵感和源泉，指引美国普通民众继续追寻心中的梦想，实现更大范围的民主。②

    海登充分肯定60年代激进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极力反驳批评者指责新左派学生运动是一场失败的社会运动的说法。他指出，按照传统观念评判60年代激进主义社会运动的成败不合适，因为60年代运动注重的是动员普通民众广泛参与的民主运动，不像老左派组织和机构是以实现某种宏大的社会构想和宏伟蓝图为目标。“学民社”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为榜样，以“参与性民主”观念为手段和目标，不是一个官僚主义的政治组织，而是一个催生进步主义力量，推动普通民众广泛参与到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决策制定中来的组织，在其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推动了许多社会变革。所以，对“学民社”的评价不能仅仅根据组织成员数量的多少，或该组织在美国立法机构通过了多少法律条文，还要关注其引起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日常生活中习俗和准则的改变，以及对主流社会造成的影响而导致公共政策的变化等等。具体而言，许多美国人现在想当然的权利，如按租赁人投票、一周5天的工作日、纯净饮用水、第一修正案、集体议价、种族关系的改善等，都是通过各种激进运动艰难奋斗才取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休伦港宣言》、“参与性民主”与60年代精神所产生的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③

    第一，作为60年代的直接成果，美国民主的范围扩大了。更多选民获得了比以往多得多的发言权，扮演愈益重要的角色。政治过程更加开放。压制性机器暴露无遗，被抛弃到一边。第二，美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制度上的变化，政治机会与权力被重新分配。吉姆·克劳法被废除了，二千万黑人和一千万年满18岁的年轻人获得了投票权。“肯定性行动计划”扩大了妇女和有色人种受教育、参与政治和工作的机会。第三，在公共政策方面，新的问题受到关注，新的选民得到承认。例如，投票权法案、空气和水清洁法案、濒临灭绝的物种法律、环境保护法、职业健康和安全法、消费安全法、不歧视和肯定行动动议以及其他法案纷纷出台。第四，越南战争结束了，冷战模式受到挑战。第五，60年代精神催生了新的技术，尤其是私人计算机飞速发展。在“参与性民主”观念的鼓励下，那些留着长头发的嬉皮士推动了计算机革命。④因特网使世界各地的抗议运动连成一体，加强了彼此的交流与团结，提高了广大民众对政治的参与意识，进一步推动了民主化进程。第六，在《休伦港宣言》的所有贡献中，也许最富洞见的是认为大学共同体在社会变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60年代精神对传统权威的颠覆催生了著名的多元文化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哈佛大学研究员肯尼思·凯尼斯顿在他1968年富有洞见的研究“青年激进派，关于有志青年的评论”中第一次这样总结说，年轻人“接近世界的途径——流动不居、人格主义、反技术以及非暴力等方式——暗示着我将称之为后现代风格的出现”。①海登认为，这也可以被称为休伦港风格，即永远都在随时准备着，主张通过对话和参与性技术，通过直接行动促进民主进程，拒绝教条主义，追求真理。这正是《休伦港宣言》被称为“活着的文件”的典型风格和具体表征。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美国历史中那些曾经“消失不见的故事”以新的叙述话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种有关族裔、女性、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同性恋和环境保护主义的研究著作纷至沓来，拓展了美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但是，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却因为权力、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全球化而受到阻碍。他希望，在“参与性民主”观念的激励下，全世界范围内那些为正义、和平、人权和环境保护而斗争的人们仍将继续奋斗，为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而努力。这是《休伦港宣言》的精髓，也是海登的希望。他相信，在“参与性民主”观念的鼓舞和激励下，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将更加包容、开放、民主。

    美国加州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具有修辞性和文学性。也就是说，历史编撰中包含有不可避免的诗话——修辞成分，以叙述化形式对事实的任何表述都必定会虚构其内容。“历史叙述中的言语虚构十分丰富，其形式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与文学有更多的共同之处”。②新文化史学家将历史文本化，历史文本本身被看成一种符号，它是人为的，所指涉的内容也往往是多重的。而历史的写作则是文本和社会的中介，是通过作者的内化而形成的。历史意义的建构因为建构者个性和学识的差异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个人社会背景、文化环境、学识、文化积淀、教育程度、学术修养、世界观等多种因素构成了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文化之网”，即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的网中的动物，文化就是那些网。③海登对于过去历史的记忆与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文本不是静态的描述，而是动态的构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体现了生活在当下的海登的个人记忆与众多批评者形成的集体记忆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动态的记忆与重构。

    纵观海登对于自己新形象的重塑，不难发现，他始终站在一个被动的自卫和防守位置，随时准备为自己辩护。他首先塑造了一个和美国主流社会“讲和”的“浪子回头”形象，承认自己年轻气盛、为形势所迫、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够全面以及过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在追求美国激进主义传统价值观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采取了过激举措，发表了过激言论，无意中伤害了一些美国人的朴素情感。对此，他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回归心迹和悔意，希望从情感上获得美国人的原谅和认可。

    在被主流社会重新接纳以后，他为自己的激进经历进行了辩护，试图对“妖魔化”了的“反美主义者”“叛国者”和“政治投机分子”等形象实施“去妖魔化”处理，表明自己是一个“有爱国心的美国人”。他特别强调自己自始至终都试图实现与民主党政府和进步主义者的联盟。经过多次尝试和不懈努力以及体验了无数次的失望之后，他和他那一代人才逐渐从选举政治转向“在街头重建美国的尝试”。当美国社会在经历过60年代激进主义运动的猛烈冲击之后变得日益开放、包容和民主的时候，海登顺理成章回到了美国传统的程序化改革道路上来。于是，一个在体制内推行激进主义改革的政治家形象出现了。

    作为体制内激进政治改革者的海登对他一以贯之的“参与性民主”观念进行了追根溯源的考察，强调其激进思想和激进行动其实是对美国激进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不仅过去依循这一观念参与了60年代的激进运动，现在仍将以此为原则，继续推动美国走向更加自由与民主。最后他充分肯定了他那一代人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对美国社会做出的贡献，极力维护他们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

    海登对于自己形象的重塑，一方面源于他必须为自己回归主流社会以后找到立足现实的支点，也与主流社会、尤其是主流媒体对他形象的重塑有关，与批判者对他“妖魔化”形象的塑造有关。自60年代中期开始，海登就是美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公众人物。作为公众人物所带来的声誉，包括美誉与臭名，不仅使他备受关注，也给他带来烦扰。

    声誉具有社会性，也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概念，还是一个能促使某些事情发生集体记忆威力的概念。一个人的声誉是由社会上其他人对某个具体的个体的所作所为而形成和确立起来的。一旦确立了某种声誉，不论是声名远扬还是臭名昭著，它都会对个体产生影响：或成为一种负担，或催人奋进，或使人感到羞愧，抑或形塑着个体日后的言行。可以说，声誉最好地诠释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化的世界中这一事实。声誉的社会性构建基于主体特征、时代特征和利用声誉的社会群体，还基于主体在不同时期对声誉利用的技巧等。①

    海登无疑是一个拥有一定声誉的公众人物：60年代是美国主流社会中“臭名昭著”的反战激进分子;70年代前期是著名演员简·方达的丈夫;70年代中期至世纪末，是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中强硬的激进政治家;退出政坛后，是美国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个不断发出自己声音的持不同政见者。无论他以何种身份出现在美国人的视线中，60年代的激进政治经历成为他众多身份中一个永远的附加标签：每次出现他都必然会被贴上60年代激进主义者的称号或与之相关的称谓：反战斗士;激进的反美主义者和亲河内政府的人;试图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阴谋煽动骚乱的不法分子和“芝加哥七人审判案”被告之一，等等。

    这些标签成为海登政治生涯中挥之不去的影子和符号，在使他成为令人瞩目的公众人物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他的政治前途。于是，处于被动防守中的海登在处理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过程中对于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的记忆与认知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也受到记忆者个人经历的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说，主流媒体和批评者塑造的海登形象对其个人记忆构成了一种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遏制”。汤姆·海登形象经历了60年代的“妖魔化”、70年代前期的“边缘化”，70年代中后期以后重新被接纳，成为不断发出不同声音的体制内激进改革者，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并取得不菲的成就。这一方面表明了美国社会容纳异己、海纳百川的包容特性，但同时也表明，被重新接纳的海登的激进主义思想被过滤了，他重塑的形象被有意无意地改造了，日益靠近主流意识形态所期待的体制内改革者形象，他在自觉不自觉中给自己贴上了与自由民主体制相吻合的“标签”。

    可见，历史意义的建构不仅会受到历史语境的制约，如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还因为建构者个性和学识的差异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张所谓的“文化之网”，历史建构和历史解释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因为60年代主流媒体塑造的“妖魔化”形象，也因为生活在当下的海登不得不经常面对来自政敌和批评者的攻击和批判，海登记忆中的新左派学生运动与他当初激情参与时的情形已然不同，他对于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和自己的激進政治经历的记忆与认知是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对话与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历史重构。

    【作者简介】谢文玉，湖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历史、政治思想文化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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