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历程
张帆 刘芳芳
? 采访时间：2019年6月?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历史教师刘芳芳
刘芳芳：张老师，听说您15岁就考上了北京大学，您认为哪些因素促使您少年成才，先别人一步进入北京大学呢？
张帆：我1974年上小学，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掀起了一股重视科学文化的高潮，社会上对于学习好的孩子都很重视。我从小就爱看有字的东西，认识很多字。语文无非就是多看，看得多自然就好了。数学对于逻辑思维能力要求比较高，我可能这方面的能力也不错，而且有一位数学专业的姑父辅导。那时候语文和数学（小学叫算术）两门主课成绩好，就有可能跳级，所以老师鼓励我跳级。我跳了两级，小学四年级、五年级各上了半年，然后又跳过初一直接读初二，到1982年15岁就高中毕业了，而且我是这一年的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文科状元，所以后来经常跟人开玩笑说，我的人生顶峰就是15岁。
我觉得对青少年来说，学习只要进入一个良性轨道就好了。他如果觉得学习轻松，就会更愿意学习，越愿意学习，学习就会越好，学习越好，学起来就越轻松。相反，他要是觉得学习比较累，肯定就不愿意学习，越不愿意，学习越不好，学习越不好越累。至于怎么进入这个良性轨道，这是教育学的问题。
我高中时虽然选择了文科，其实也可能应该学理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得过呼和浩特市数学竞赛第一名。那年数学家华罗庚到呼和浩特推广他的优选法、统筹法，顺便接见了一些小孩，就包括我在内，还一起照了相。我数学成绩一直很好，上中学后物理化学也不错，但没有数学好。如果学理科，我很可能就学数学了。数学和历史都很注重逻辑思维能力。做数学题需要一步一步地证明，哪个环节少了一步，这个题的证明可能就不成立。而讨论和研究历史问题，要证明一个观点，也是需要按照逻辑来对材料进行分析和推导。其实这个方面是相通的。
刘芳芳：学术研究是个冷板凳，历史学研究尤其如此，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高考状元您应该能够自由选择专业，您为什么会选择走上历史学的学术研究道路呢？在您走上学术道路的过程中，哪位老师对您影响最大呢？
张帆：我高中时选择文科，主要是因为家人觉得学理科太累，我的身体又不怎么好，学习任务太重可能受不了。其实他们对于文科也不很了解，只是认为学文科比较轻松，就让我学了文科。选择文科以后，我的首选是学中文，因为那个时候我理解得比较狭隘，觉得学文科就是要当作家。可是高考那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内蒙古自治区不招生，只有历史系的中国史专业招生。我非常想上北大，既然中文系不招生，学历史也是能接受的。我中学历史成绩还不错，对历史也比较喜欢，所以后来学得也可以。
我是一个爱看书的人，从小就能坐得住，看得进书。学历史主要的任务就是看书，不是看古代的，就是看现代的。大学上了一段时间以后，初步了解到历史研究就是通过看材料产生想法或问题，然后通过看更多的材料来写文章，论证这个想法或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我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跟人接触，不愿意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就是喜欢自己看书。所以搞研究这种生活方式，我是能接受的。没事自己看书写东西，即使一辈子这样，我也觉得没问题。很多人说，你这样挺没劲的，因为已经把一辈子的道路提前設定了，这样下去无非是当老师、做研究。我说是，我觉得这样就挺好。
本科期间有三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第一位是我们历史系已经退休的祝总斌先生。祝总斌先生今年虚岁90了，我大学第一学期的《中国通史》课程是由先生讲授的。他的课讲得好，条理性特别强，又有深度，把我从中学的基础带入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主要做制度研究，著有《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祝先生的课我上了很多，所以后来对于制度史研究比较感兴趣。我学元史时，也比较关注元朝的制度，这都是受他的影响。
第二位老师是张广达先生。他现在台湾，今年虚岁应该是89。我决定学元史时，北京大学还没有元史老师。当时我要报的导师余大钧先生即将从内蒙古大学调来，他在来之前就委托张广达先生给他物色一个学生，所以张先生就在班里调查。那时候我们班要考研究生的人都已经选好了专业，我反应比较慢，一时不知道该学什么，正在为这个事情苦恼。这时候张先生说，如果谁愿意学元史，他可以先指导。所以我就决定学元史。大学三年级时余先生还没来，我就自己开始看有关元史的书。每隔两周左右，就会去张广达先生家里向他请教问题。有的问题他能回答，有的问题他也不太熟，因为当时他并不研究元史。但张先生会告诉我，去看谁写的书，谁写的论文。就等于他带着我读了一段时间书，这对我入门非常重要。
第三位老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余大钧先生。到了大四，余先生到了北大，我开始跟着他比较正式地学习元史。其实余先生做的研究跟我后来的风格不太一样，我在他来之前，已在北大上了很多制度史的课，希望研究制度史，余先生在这方面却研究较少。但他是一个对学生比较宽容的老师，对学生的研究方向不太干预。所以我和他谈我的选题、研究方向时，他都比较支持。余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从外语和翻译入手，而我在北大学习比较多的是传统史学，比如政治史、制度史之类。所以余先生没有特别地把我往他的研究方向引导，而是结合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一些适合我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计划。
这几位老师都很严谨，北大历史系的学风也比较扎实，要求学生写文章时搜集材料尽可能周全和完备，而且要尽量使用一手材料。在大学期间，老师也会对课程作业给出比较详细的意见，指出哪些地方论证得不对，或者还应该去看什么材料。通过这些老师的指导和一些课程的学习，我的史学研究能力和意识就慢慢培养起来了。? 刘芳芳：那在这个专业发展的方向上，您是怎么进入到蒙元史领域的？
张帆：除去上面所说张广达先生的影响外，还有个特殊原因就是我来自内蒙古。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统一分配。按照基本规定，作为边疆省区来的学生，我本科毕业后要回内蒙古工作。要想不回去，只有考研究生这一个办法。我那时候虽然年纪比较小，但是也意识到内蒙古的学术环境可能不如北京。当时研究生招生的专业方向中，只有蒙元史最冷门，没人报名。如果我选其他研究方向，就要跟别人竞争，即使过了分数线，还得看排名是不是靠前。而蒙元史没有其他考生，基本上过了线就能录取，这就促使我选了这个冷门的方向。
刘芳芳：您的博士论文对元代的宰相制度做了深入的梳理和研究，正如您在论文中所说，元代的宰相制度与隋唐时期的三省制、明清时期的内阁制都有所不同。那么元代宰相制度的特点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宰相权力较重。和很多朝代不一样，元朝大部分皇帝都比较懒，他们一般不会亲自过问具体的政务，而是采取一种委托式的统治方式，即任命一些人做宰相，放手让宰相去处理。这些宰相以蒙古贵族为主，比皇族地位低，相当于大汗的家臣。元朝皇帝平时是不上朝的，他们只有在每年春节和自己过生日的时候才会举办比较大规模的朝会。我们知道，明朝有些皇帝也不上朝，但是总会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元朝的皇帝就可以天天睡懒觉，不会有人管他，因为这并不违反制度。在元朝，宰相如果有大事需要请示，就会去找皇帝，一般的事他们可以自己做决定，每三天向皇帝例行汇报一次。如果宰相工作抓得不好，皇帝可以随时把他撤换，甚至杀掉。总的来说，这种委托式的统治模式就是元朝宰相制度的特点。和中国古代其他朝代都不太一样，大部分朝代的皇帝不会把国家的政务完全交给宰相，往往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干预宰相的工作，也就会和宰相形成矛盾。但是元朝的皇帝就能够放手，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是游牧民族的性格造成的。游牧民族做事情比较粗线条，不像农业民族那样精细。如果说得好，就是豁达大度，不拘小节;如果说得不好，就是有点懒。所以采取了这样一种统治方式。
元朝皇帝赋予宰相的权力很重，但并没有觉得宰相对自己有威胁，不会担心宰相篡位这种事情。因为当时蒙古人的脑子里没有这种概念。蒙古族刚刚形成，成吉思汗家族是他们的第一个统治家族，大家在理念上都认为这个家族会永远统治下去。所以元朝宰相虽然权力很大，但不会发展到篡位那一步。而且在蒙古人看来，皇帝和宰相是主仆关系，就好像一个主人并不担心管家会把他的主人位子抢掉，因为那是抢不掉的。
刘芳芳：您研究元代制度史的着眼点是什么？除了元代的宰相制度，您对《元典章》也有过深入的研究。在研究《元典章》的过程中，您还对《元典章》进行了点校并获得了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古籍点校需要深厚的考据学功底，同时还费时费力。您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点校《元典章》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此外，《元典章》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对于我们研究元史有何帮助呢？
张帆：一般来说，我们对古代制度的了解主要来源于正史的《百官志》，或者《选举志》之类。正史中的志一般会描写某个朝代的制度框架，但是深入研究以后就会发现，那个框架在很多地方还有更复杂的表现。一个制度的形成，或者说表面上的规定，可能和实际运作是有距离的，而且前后会有变化，在不同的人手里，运作方式也会不一样。这些东西要深入研究是很复杂的，不是简单的教科书或者是《百官志》一类材料就能概括的。我觉得要想理解一个朝代及其统治下的社会，了解它的制度、它的管理模式、条文制定背景，以及条文落实情况，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所以我做元史研究比较关注制度。
此外，元朝是一个蒙古族王朝，和汉族的王朝不太一样。但是它又得基本一样，因为统治的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国家，这个国家十之九成的人口是汉族。要统治漢族，就要用到汉族的制度，所以元朝的制度基本上参照了前代制度。这中间就有一个学习前代制度到位与否的问题。它有的地方学得好，有的地方学得不好。前代制度被元朝采用以后，一般都会有点变化，有的地方变化很大，有的地方变化很小，而且引发的效果也不太一样。这些东西都很有意思，深入了解以后会有很多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后来做的研究也是这方面比较多。
研究元朝第一重要的书是《元史》，第二重要的书就是《元典章》，因为它部头比较大，资料比较丰富。但这个书很难读，里面收录的都是元朝的公文，且相当一部分公文的原文是蒙古文。这些蒙古文翻译成汉文的时候，没有按照汉语语法进行规范翻译，而是采取了一种因陋就简的方式，保留了大量的蒙古语语法特征。如果对蒙古语语法、元代的白话和惯用词汇不了解，是看不懂《元典章》的，所以这部书长期以来没有人标点。我们在社科院陈高华先生的带领下，定期读这部书，读了很多年，后来决定把它点校出来。这件事由陈先生主持，我是第二点校人，做的具体工作稍微多一些。这项工作确实花了很多时间。点校古籍就是这样，十之八九都很容易，只有少数不知道该怎么点，怎么点也不对劲，只能采取一种探索的态度，可能的话尽量参照别的材料来判断。
另外，做这项工作是因为这部书很重要，应该点校出来方便大家使用。《元典章》的价值主要在于，它是元朝相当一手的史料，比《元史》更接近材料的原始状态。其内容大都是抄录或摘抄元朝公文原件，这些公文反映了社会下层人物的活动，涉及大量刑事、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和过程，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元朝统治下中国的情况非常有帮助。而且《元典章》的很多内容是正史和士大夫作品中很难反映的，非常有意思。通过对它的点校和研究，我们对元朝的认识会更加立体。
刘芳芳：与其他正史相比，明朝官修的《元史》甚为芜陋。乾嘉时期，钱大昕等不少学者就尝试过校正、补订元史。从晚清到民国，还有不少学者从事“改造”《元史》的工作，其中柯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应该是比较著名的两本书。它们与官修《元史》相比有什么优缺点呢？
张帆：《元史》的主要问题是成书时间太短，没有下功夫认真搜集材料，编纂也太粗糙，所以以后有不少人重修。重修的书和《元史》相比，首先会增加一些内容，因为作者看过一些《元史》编者没有看到的材料;同时又会把原来的内容删掉不少，因为他们觉得《元史》的一些内容过于芜杂。这样处理以后，结果是加的东西不一定有用。这些重修的元史成书都比较晚，所增加的大部分材料今天还可以找到;但是删掉的东西其实大都是有用的，其他地方往往见不到。所以不能不看《元史》只看重修元史——后者补充的东西我们大都有别的途径掌握，删节的东西我们不看却不行。虽然重修的书跟《元史》相比，内容更整齐一些，但是离元朝太远了，不能当作第一手史料。
刘芳芳：全国的历史院系只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同时拥有两个双一流学科，您作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请您谈谈北大历史系在推动历史学教育或专业研究方面都有哪些传承与创新。
张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这两个学科都很有基础。1952年院系调整时，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历史学科并入北大，合并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以我们的历史学专业门类比较齐全。比如说中国史的各个时期，世界史的各个区域，都有水平较高的专家。过去人们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称为团体冠军，就是说它的总体实力很强大，明显领先于国内其他兄弟院校的历史学系。现在这个差别已经变得很小了，其他院校历史院系发展很快，有的学校可能把历史学作为一个发展重点，学校投入很大，队伍规模也不断扩大，人才引进力度各方面都突飞猛进，我们这方面的优势就不明显了。我们传承过去的东西其实不容易，因为现在的队伍规模比过去要小。现在恐怕不能保证全面发展，而是要适当突出重点领域。目前来说，未来的发展特色和重点还不够突出，用力还是比较平均。另外，我们还有人员老化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在传承方面尽量努力，创新还有所不足。在新的研究方向、新的学科增长点开拓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还比较有限。比如，最近开展的一个项目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历史文化研究，主要是想把明清时期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相关研究结合起来，整合两个学科的力量，发挥团体优势。校领导对这个项目比较支持，认为对国家发展战略会有贡献。我们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也有一定实力，收藏了一批秦汉简牍，现在陆续整理出版了。我们对古代青铜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都属于出土文献的研究领域，研究地下出土的写本文书、竹简、帛书，以及出土文物上的文字。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来研究历史问题，这方面我们的基础还不错，将来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刘芳芳：您认为元史研究目前有哪些热点和前沿问题，又有哪些史料值得重点关注和研读？
张帆：元史研究的问题和“新清史”的角度有些类似，即元朝的特殊性。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王朝，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统治中国一百来年，和汉族王朝差别何在？元朝很多地方与中原王朝接轨，又有很多接轨得不太好的地方，这种联系和差别，以及因此产生的历史影响是值得研究的。此外，把元朝和前后王朝打通，进行跨朝代的考察，可能还会发现新的问题，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从世界史角度看，蒙古帝国各个区域统治跟元朝的关联，也是可以互相参照的。关注蒙古其他汗国乃至整个蒙古帝国的统治架构，对理解元朝的统治状况也很有帮助。但这又对语言能力的要求比较高，要看大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等文献。
在元史研究方面，也有一些前沿的新材料。比如前些年在韩国发现的《至正条格》，是元朝末年的一部法令汇编。这部书一般认为已经失传了，2002年在韩国一个农村意外发现。虽然已经残缺，但是保留了很大一部分，是很重要的新史料。不过，做历史研究不能只看新材料，还要看老材料，每个学科都有基本的文献典籍，应当把旧文献看熟了再看新的，这样才能发现新文献中的问题。? 刘芳芳：请您谈谈您的研究计划，近期有何研究和写作计划？
张帆：我有两个大项目，现在还没有完成。一个是《元史》点校修订，一个是《元典章》校释，主要是围绕这两部文献做整理和研究。至于相关的问题，我过去对元代制度关注比较多，现在更关心政治史，比如政治斗争，人物活动等。我觉得过去这方面的研究有些解释太简单了，背后还有一些复杂因素没有考虑到。但这些很多还只是一些想法，需要将来有时间才能继续深入。
刘芳芳：您对中学历史教学在培养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和构建历史教材体系方面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张帆：核心素养这种理念是新从国外引进的，把核心素养引入中学历史教学中是新的做法。现在课标中规定的核心素养，我认为都比较重要，也是中学生应该掌握的。至于掌握到什么程度，另当别论。
高中课程改革现在重新回到传统按时序编排的模式，这是很好的。但是一些老师包括我个人在内，覺得将来如果条件成熟，应该把中外历史打通。最理想的办法不是先讲中国史，再讲外国史，而是把中外历史合成一体来讲，其中中国史可以更加突出一些。中国史和外国史同时讲，有利于形成整体的史观。而且课时有限，中国史讲一遍，外国史又讲一遍，不如合在一起节约时间。当年做课标时，一些老师就有这个想法，但是没有做，现在想起来，还是感到有些遗憾。
谢谢张老师，您的见解非常独到，感谢您接受访谈。
【责任编辑：王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