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世纪以后香港文艺电影的选材焦点

    朱虹+马楠

    在现代电影的发展过程中，欧洲与北美的开创作用不容小觑。相比较而言，亚洲电影的发展较为滞后，真正出现成熟的电影作品，大概要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而率先走进现代电影殿堂的则是香港电影。可以说，香港电影的出现，开启了亚洲现代电影发展的新时代。香港电影无论在拍摄技术方面，还是在影片类型方面，都体现出了超越其他地区影片的优势。进入到新世纪以后，香港影片仍然持续着多元化的特点，在不少类型的影片拍摄中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选材方面，香港影片的特点体现得尤为鲜明。如果要对这些特点加以系统的梳理，或许需要一部专著的容量才能完成。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新世纪以后香港文艺电影的选材焦点进行论述，希望可以达到见微知著的效果。

    一、 历史题材的重新改写

    文化学者许子敬先生曾在《港人的文明》第二章中说到：“香港虽经英国租借过，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仍然保有热烈的归属感。”[1]许先生非常准确的指明了香港文化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属性。以电影而论，新世纪虽然是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时代，但香港文艺片中却仍然充满着传统文化的气息。

    香港文艺影片常常选取历史题材加以改写，这些历史题材包括中国古代历史与近现代历史，这些历史题材加重了文艺电影的文化厚重感，同时也使这些文艺影片在艺术性方面多了些文化底蕴。吴子牛导演的《英雄郑成功》，堪称香港文艺电影改编古代史的典范之作，影片对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进行了刻画，在《明史·郑成功传》和《南明史》所记歷史事实的基础上，结合其他侠义小说中的素材，重新塑造了郑成功的人物形象。但这部影片并没有被比重明显的历史题材喧宾夺主，而是借助文雅的旁白和清幽的取景，将文艺片的标签贴在身上，成为历史感厚重的文艺片。影片中的福州码头、酒店瓦舍、桃李竞芳，都充满了文艺片特有的浪漫情调，这部影片为文艺片的拍摄提供了不少启示。

    徐小明导演的《夺标》于2008年上映，该片虽然与《英雄郑成功》一样都取材于历史的文艺片，但在时段上并不相同，《夺标》的选材是20世纪30年代的史实。讲述的是1930年，第一次举办世界运动会时，我国选派70余位运动员参加比赛，虽然成绩并不理想，但充满着浓烈的爱国情绪与民族精神。影片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同步上映，其中固然有宣扬中国人素有重视体育的传统的意味，但对于民族精神的高度张扬才是这部影片的核心目的。《夺标》表达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不甘以“东亚睡狮”自居，希望摆脱外辱的迫切心态，这对于当代中国观众也有警示作用。当然，影片在拍摄风格上，仍然是不打折扣的文艺片。不仅有令人赏心悦目的景物拍摄，还包括观赏性极强的武术表演。《夺标》对于中国武术的刻画，并不是像动作电影那样侧重实用性，而是从审美的角度刻画中国功夫，从而显得更加文艺。

    此外，许成荣的《烈焰》、王国龙的《锦旗》、啸川的《家有狐妻》，也都是取材于历史故事的文艺片，在坚持文艺元素为本位的同时，各自阐发了影片特有的人文关怀，也可以代表香港文艺影片在改编历史题材方面作出的努力。

    这些历史文化类的文艺片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得益于对历史题材进行创造性改写。意大利电影评论家格迪亚尔在《历史的复现艺术》中曾提到：“电影学会取资于历史，才能为影片确保文化的积淀。同时，沉没于书本上的历史也会因为电影的再现，而重新活跃于世人眼前。在这一过程里，电影与历史实现了相得益彰的妙处。”[2]很明显，上文提到的诸多香港文艺片都从格迪亚尔的“相得益彰”论中获得了启发。

    二、 个体情感的成熟表达

    电影是表达人性的艺术形式，而情感又是人性的核心。作为以文艺为最终关怀的文艺片，当然不可缺乏对个体情感的展示。波内尔曾就电影刻画人性的优势作过阐释：“跟书本比起来，电影对于人性的刻画更加直接，也更加具体……因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文学作品的形式，它的动态，它的影像，都会给观众（也可视为读者）以全新的体验……文学作品往往无法将人的神态变化刻画真实，电影却能在演员的高超演技中传递出这一逼真的神态变化，这是电影刻画人性的优势。”[3]在这段论述中，波内尔抓住了电影在动态表现人性方面的优势所在，将文学作品在刻画人性上的垄断打破，不失为深刻的观察。用这一理论去分析香港的文艺电影，可以发现波内尔对电影的倚重绝非空穴来风，因为香港文艺电影对情感的多维表现，的确印证了波内尔的结论。

    实际上，在刻画情感方面，早在20世纪末，香港影坛已有少数文艺片开始露出萌芽。例如陈安琪导演的《窥情》和元奎导演的《赤裸狂奔》，都是以情感表现为本位的文艺片，只是那个时代的文艺片拍摄，并没有多少先行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对情感的刻画略显单调，情节的贯穿也稍显牵强。但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困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一时之间，多部成熟的文艺片闪耀银幕，其中对人性与情感的表现，更是获得了业界与外部社会的一致好评。李惠民导演的《入魔》堪称刻画情感的大手笔，该影片讲述女主人公张紫蕾由于迷恋舞蹈，导致与多年恋爱的男友Franky分手，在经历了多重挫折之后，才发现人间的真情与真爱才是最宝贵的财富。但遗憾的是，Franky在多年前便同另一位甘于平凡的女子成婚，儿女满堂。影片最后用凋零的鲜花陪衬着盛夏结满果实的苹果树，文艺气息十足，但也描画了情感上的悲剧。张紫蕾用痛苦的经历理解了爱情，但命运却为她当年的“入魔”安排了悲剧的结局。张如安曾说：“每一幕悲剧的背后都是群体的迷茫。”[4]这句话将文艺片的深度也开拓出来，因为文艺片中呈现的悲剧都不仅仅是属于剧中某一具体人物的，还是属于这个世界上所有与剧中人相似的群体。张紫蕾为事业牺牲爱情，看似是特殊性，实则是普遍性，因为现实社会中不乏为事业牺牲爱情的女性。刘国昌的《伙伴》则以古惑仔的人生哲学为主线，将情感的复杂性刻画得惟妙惟肖，任达华饰演的令由森是典型的立体人物，在他身上既有古惑仔的玩世不恭和任侠使气，又有对爱情的忠贞和对父母的孝顺，很难用单一的标签将他概括，这一人物形象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常见。而这部影片主要的文艺性也正是体现在这种掺杂着人性中的各种情感在矛盾中的展现，这部文艺片同样让观众见识到了电影刻画情感的巨大潜能。

    就香港文艺影片而言，无论是《入魔》《伙伴》，还是《生死速递》《玫瑰战争》，都不仅将审美的愉悦传递给观众，还将情感的内涵通过多种角度感染观众，于是成就了香港文艺片的成熟。

    三、 悬疑情节的新颖渗透

    对于电影而言，如果情节的设置过于波澜不惊，常常无法给观众带来巨大的吸引力。如果在情节设计上，能够翻出一些出人不意的变化，便能为观众继续观看该影片提供动力。对于文艺影片的制作而言，由于不像动作片或刑侦片那样充满刺激，所以往往带有些味同嚼蜡的感觉。而香港文艺片则能够既坚守住文艺，又有效吸收悬疑片在情节设计方面的优势，从而制作出既有观赏性，又有诱惑性的新文艺影片。

    唐伟成导演于1995年的《追杀证人》已经开始向悬疑影片吸收经验，所以被当时的香港观众赞誉为“最有诱惑力的文艺片”，这部本是侧重讲述夫妻爱情的文艺片，由于创新性地将悬疑片的情节模式套进其中，便产生了不小的轰动。进入新世纪之后，香港文艺片仍然在悬疑情节设置方面不断创新，李仁港的《猛龙》（2005）、徐成龙的《刀客》（2006）、韦家辉的《神探》（2007）、李忠志的《狼牙》（2008），几乎毫无间断地将悬疑与文艺合二为一的新型文艺片投入影视界，为文艺影片的选材开辟了新的蹊径。从这批影片开始，香港文艺片的选材焦点加以拓宽，虽然仍有之前文艺片对历史题材和个体情感的传递，但将悬疑情节引入文艺片的制作，无疑为文艺片更长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而从这几部文艺片的题目便可看出，這些文艺片除了向悬疑情节吸收经验之外，还往往结合了部分动作电影的打斗场面和武侠影片的侠义情怀，这都可以看作是香港文艺片在突破体裁限制的发展路上所做出的尝试与努力。

    香港电影先驱之一徐珊青曾表示：“为电影贴上标签，仅是就其主要特征而言。电影不可能仅有一种特色，那将十分单调。任何电影都是多种素材的混合体。”[5]可见熟悉电影艺术的学者都已发现，无论是什么题材的影片，要做到尽善尽美，都不能为一种题材所限制，在这一固定题材的限制下发展，不仅不会使作品更加成熟，反而会加速这一题材的消亡。原因很简单，不向外部寻求经验，只会是自身的发展陷入停滞状态。实际上，出现在2005年以后的香港文艺片已经发现了之前过分强调文艺所带来的消极现象，包括主题似是而非，观众差评不断，票房急转直下等表现，这激发了文艺影片导演重新思考“如何制作文艺片”这一古老的问题。而将其他类型影片的素材纳入文艺影片拍摄之后，直接为文艺片注入了新的活力，观众从中看到了此前文艺片中没有表现出的要素，而且并没有因注入新元素而丧失了文艺片该有的文艺立场，这便是成功的改良。这一改良的实现，主要体现在对素材的选择发生了调整。

    结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世纪以后，香港文艺电影的选材焦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而为文艺电影的制作重新打开一片天地，这也为大陆文艺电影的制作提供了值得参考的经验。我国文艺片的票房往往无法同其他类型的影片比肩，在中国观众的认识中，文艺片往往带有精神贵族的色彩，这使得普通观众对其敬而远之。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我国文艺电影在选材方面过于保守，一味恪守纯文艺的立场，往往在无形之中便将不少观众拒之门外。从香港文艺片选材焦点的转移及由此而来的成功来看，我国的文艺影片似乎也可以尝试多角度开拓其素材，打造属于中国新时代的文艺影片。

    参考文献：

    [1]许子敬.港人的文明[M].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1：29.

    [2]（意）格迪亚尔.历史的复现艺术[M].郑晓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27.

    [3]（法）波内尔.作为描摹人性的新工具[M].于良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97-112.

    [4]张如安.罗浮山中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6.

    [5]徐珊青.无线影视三十年[M].香港：九龙图书传媒公司，201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