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新故事的大众化特质
【摘 要】新故事的编创和演讲,是江阴最具普及性的民间文化活动。它生发于乡土,繁荣于民间,体现出鲜明的大众化特质。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江阴新故事面临着美学意义上和价值意义上的开拓。但这种开拓决不能以牺牲它的语言艺术的特征和大众化特质为代价。
【关键词】新故事;语言艺术;大众化;创编与演讲;开拓展望
中图分类号:I27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4-0255-02
江阴是享誉全国的故事之乡,故事创作、演讲活动有着悠久的传统。长期以来,无论是田里劳作、月下纳凉,还是茶馆品茶、车站候车,抑或结伴行路,但凡三五人相聚,往往都能听到曲折动人的故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江阴和全国各地一样,其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生活也不断地发生改变,一种以新的社会生活为源泉,新的价值观念为视角,新的时代精神为灵魂的“新故事”,在江阴生成发展起来。在生机勃勃的江阴这方土地上,在地域性传统文化的涵养下,江阴新故事这朵众手浇开的奇葩,正以其别致的风韵,在群众文化的百花园中摇曳生姿。
一、江阴新故事生发于乡土
故事虽然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具有独具特色的文学属性,但更是一种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从本质上说,故事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一种艺术表述形式。惟其如此,这种源自群众有感于生活,及时即兴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才最能反映群众真切的生活感受,最能体现群众的审美取向和艺术情趣,因此也就最具大众化性质。作为与新时代生活最为贴近的江阴新故事,是故事源流中一波新的浪花,其生成与发展必然也同样是孕育、发芽于民间,开花、结果于乡土。
在传统故事传承久远的情况下,江阴新故事的成熟大致可追溯到1964年。在当时的江阴县境内可谓编创演讲新故事蔚然成风。全县三十一个乡镇,每个乡镇都在群众自发的基础上,由文化站牵头建立起新故事活动小组。一方面,许多当时的优秀长篇小说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我的一家》、《暴风骤雨》、《江南红》等,成了群众故事员口头改编的主要题材来源。另一方面,这些群众故事员又以本地的一些革命斗争事迹作为创作素材,口头创作演讲了如《宁死不屈的钱大妹》、《地窖三英雄》、《枪打潘梓宝》等革命新故事。这些无论是改编还是新创的革命新故事,寄寓着民众对其中的英雄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是群众对那段革命史的认知及情感的重要载体。甚而言之,这些革命新故事是传承于民间的“口传的革命史”。发展到后来,江阴新故事实现了从革命历史题材向以反映现实生活,特别是以本地新人新事为创作题材的转变。其时,长寿乡文化站站长陈正明根据本地新人新事创作的《捉火神》等新故事在《新华日报》发表;青阳乡塘头桥茶馆开展讲故事活动等经验也在《新华日报》上作专题介绍。生发于乡土的江阴新故事,以其大众化特质,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而群众的这种热情,又促使广大的故事编创演讲人员将群众喜闻乐见作为重要的创作追求之一,使江阴新故事的大众化特质进一步得到提升和优化。
到了20世纪末期,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下,新故事的发展与逐步突显的中西方文化冲突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同构关系。当西方的强势文化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逐渐破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以至可能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发展方向的时候,它必然地引起了负有文化发展责任的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在我们江阴也是如此。江阴的文化主管部门目睹了西方文化的侵入和西方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弊端,从而面临着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价值选择时,生发于乡土、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的江阴新故事使他们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他们看到了江阴新故事鲜明的民族民间性所释放出来的守护并振兴民族文化的特有价值。为了促使新故事编创和演讲活动得以更好开展,他们便开始每年组织举办全市性的故事会讲活动。每当此时,各乡镇擅编擅讲的乡土故事员便带着他们编创的新故事前来参加。这些故事大多是以民间丰富多彩的生活为内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追求的作品。这种故事会前后共举办了二十五次,终于使新故事的编创与演讲成为了江阴最具普及性的群众文艺活动。
二、江阴新故事繁荣于民间
鉴于故事的大众化特质,江阴新故事生命力的根基始终在于民间。无论是在全县涌现的近300人的新故事创作队伍,还是每年编创演讲的一百多个新故事,包括每年各乡镇举办的群众性演讲活动,无不具有强烈的民间属性。在300多人的编创演讲队伍中,脱颖而出的诸如黄启元、徐凤清、张树森、蔡晓英、邵振良、陶仕铭、贡雨婕、高玉红、张炳龙、陈岳林、肖卫琴等一批成就卓著者,他们要不任职于文化馆、文化站,本身从事的就是群众文化工作;要不是学校等文教单位人员,他们的工作使其具备了广泛的民间人脉;要不直接就是农民,他们更是一直生活劳作在乡间田野,对乡村生活最具深切感受。这样一支活跃于民间的编创演讲队伍,必然具备了极大的创造力,从而编创出一大批优秀的新故事。除了多部长篇故事集和民间故事集外,仅以当代群众生活为创作内容的新故事就出版了《江阴优秀故事作品选》、《流金岁月——江阴十大故事家作品选》、《红菱》、《红蝙蝠之谜》、《同猴子交换人质》、《神秘的勒索者》、《酸酸草》、《水乡烟雨情》、《美人蝎》、《连心锁》、《好梦难圆》、《华西村的故事》、《黑鹰洞追踪》、《失去旋律的青春》、《背着老娘游黄山》、《春雷》、《并蒂花开》等专集17部。发表的单篇新故事1000余件,共计2000余万字。他们编创出来的一批批新故事植根于乡土、流传于民间。植根于乡土,因而其大众化特质极为鲜明;流传于民间,因而其成长得到充足的营养供给。江阴新故事的繁荣得以持续地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各种新思维、新理念介入到我国的文学艺术创作中来,使得文学艺术的形式、风格呈现出一派纷繁芜杂的状态。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江阴新故事却以它独有的强烈的大众化特质,脱颖而出地展露出顽强的生命活力,成为了江阴地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众文化项目。深受群众欢迎的江阴新故事,终于因此而受到了省内外方方面面的重视。江苏人民出版社为江阴接连出了《春雷》、《并蒂花开》两本新故事专集;上海《故事会》连续三年为江阴出了三期《江阴故事专辑》。《无锡日报》、《新华日报》、江苏《垦春泥》、上海《故事会》等报刊都刊登了介绍江阴开展新故事创作、演讲活动的经验。上海市曾组织十个县的故事作者到江阴现场听全县性的故事汇讲;每次故事会讲,上海《故事会》、《故事大王》、江苏《垦春泥》等杂志的编辑总会到现场听取演讲,收集优秀作品录用发表。江阴还先后获得了“全国民间艺术之乡(民间故事)”、“江苏省民间文艺(故事)之乡”的荣誉称号。繁荣于民间,成就于时代的江阴新故事。正是以其大众化特质确立地位,从而走出江阴,走出江苏,在华东乃至全国形成较大影响的。
三、江阴新故事寄望于未来
作为民间文学范畴的故事,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如果我们认可神话是远古先民所创造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那么故事这种文学艺术样式的起源,就可以被追溯到人类历史发展的“童年”时期。那时文字远未出现,故事的形态必然只是一种纯粹的口耳相传的口头表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文字产生了,文字的表达方式形成了,一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便由简趋繁地逐渐付诸了文字,这使故事的形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即从纯粹的口头表述发展到了以口头表述为其本质特征,同时具有了书面表述的两元性形态。时至今日,虽然故事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口头表述的本质特征没有改变,但随着社会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书面表述已经越来越成为新故事从创作推出,到欣赏接受的主要方式。而且,由于当前社会一方面已经进入了高科技信息化时代,人们文化生活的方式已经因此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极大地激活了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结构、社会情感、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等已由原来的相对简单趋于复杂,从而使得作为故事创作源泉的社会生活,也同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状态这两方面的变化,使我们不能不对江阴新故事的未来有个前瞻性的寄望。
从新故事表述形式的角度来看,高科技信息化对其所产生的颠覆性影响是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的。这种颠复性影响主要是以网络社会的网络文化走向成熟为标志的。毋庸置疑,网络文化的发展早已使如今的小说、散文、诗歌、故事、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戏剧、摄影等等差不多所有的文学艺术品种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方式再也不是惟一,电子书、视频、博客、微博,甚至短信等等,都已成了新兴的文学艺术传播形式。在网络社会的生态中,故事也决无例外地进行着自身的发展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一个阶段的量变中正快速走向质变,由此产生了网络新故事这一形式概念。网络新故事既是传统故事的一种发展,也是具有自身特点的,与现实社会传统故事相对等的一种具有信息特征的故事形式。而且,网络社会的大众化性质丝毫也不逊于现实社会,甚至其意愿表达更具大众性,因此网络新故事同样具备突出的大众化特质,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对它的特性、它的作用、它的发展趋势展开分析研究,并适当付诸实践。这对今后江阴新故事的创新与发展,无疑具有美学意义上的开拓性意义。
如果说网络文化的发展推动的只是故事创作形式上的拓展,那么作为故事创作源泉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则体现了新故事创作内容的极大变革。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西方文化随着外国资本、文化实体进入我国,对我国社会传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了相当的冲击。其正面的影响当然不可否定,但负面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包含着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庸俗成分的负面影响,体现到包括我们新故事编创在内的文学创作中,便是文学的世俗化。世俗化回避崇高,甚至往往模糊了善与恶的分野。如果世俗化发展到极致,无疑便是文学的鄙俗化、市侩化。从中我们再难见到传统意义上的积极的思辨意义及由此塑造成的正面形象,见到的更多是纯粹追求感官快乐的饮食男女。这将是一种夸大了的,消极没落的生活态度的体现。这不仅违背了我们理应遵循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且必然脱离了故事必须具备的大众化特质。仅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瞻望前路,我们新故事工作者们的肩上承担着怎样一副匡正流弊的责任。相对于前述美学意义上的开拓,我们不妨把这种对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坚守式的前进,称作价值意义上的开拓。
当然,不管是美学意义上的开拓还是价值意义上的开拓,故事依然是故事。形式上,故事永远是供人讲述的,因此,美学意义上的开拓决不可伤及故事的语言艺术的性质;内容上,故事永远是说事的,有事就有情节,有情节就有人物,因此,价值意义上的开拓永远离不开有价值的情节和人物。概而言之,无论是形式美的追求还是内容新的开拓,都不可使新故事的大众化特质受到丝毫衰减。这就是我们江阴新故事在寄望于未来时必须坚守不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