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版本学的经济审美趋向

高田
摘要:近代版本学是在清末至民国这一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阶段,带着这样的特征:作为近代经济文化的一部分,呈现出特定的经济审美趋向。首先是家刻辅助官刻而来的版本学平衡。家刻作为官刻的基础,稳固地塑造官刻,并成就版本学的整体性。其次是依据家刻的版本权平等与和谐。源于家族无意识的版本继承权到自觉的版本权律法观念,实现了版本学的整体和谐。再者是家塾本为核心的秩序统一。家塾本将教育文化的统一原则融入到版本学中,形成了版本学的秩序。
关键词:版本学 近代 经济文化 审美
中图分类号:Z4 文献标识码:A
近代这一具有衔接的关键性质的概念,从时段上来讲,应是清末至民国的特定维度。在这样的过渡阶段,决定了近代社会的特征,传统与现代的并存,以及现代对传统的突破与融合,呈现出艰难而曲折的延进。而导致这样的艰难与曲折的核心因素是经济。“经济者,为社会科学之一种。论人类对于富之获得,及其使用而活动之社会现象,又论其影响于此社会经济活动之各种人类生活之科学也。人类活动所包之范围至广,然无一不与社会经济有密切关系。”《中国经济地理?一绪论?甲经济学之(性质》)[1]近代的特定性源于经济的特定性。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封建制度的分裂,传统封建的整体支离破碎,所以近代首先要做的是修补这不完整的经济状态,恢复秩序的统一性。
而对于经济来说,至关重要的影响不是物质生产活动,而是精神生产活动,因为人的精神活动可以改变经济观念,进而改变经济模式,以至其他的一切包括物质生产的活动。“人类生存于地上,莫不有欲望,欲望可大别为精神与物质两种。道德、信仰、智识等,精神之欲望也,衣物住之适用,物质之欲望也。”(《中国经济地理?一绪论?乙经济地理之范围及定义》)[1]既然称之为“欲望”,必与生存之需求相关,这也是经济所应有之内涵。而经济既然关系着以精神欲望为核心的一切人类活动,所以经济也可视为经济文化这样一个完整的空间,有着追求统一整体的审美特性。
而作为人类精神活动重要承载物的书面文字,即文献,可以说是经济文化的重要部分。而文献的制作,即出版所形成的版本学,固然带有经济文化的审美特性。对于近代版本学来说,其所处的特定经济环境,使其不懈地弥补破裂,致力于完整统一的实现,体现出特定的经济审美趋向。近代的版本学家们刘承干、叶德辉、傅增湘、莫友之、沈家本、潘宗周等皆以刊刻文献的具体实践为依据建立起符合近代版本学审美趋向的版本学思想体系。
1 家刻辅助官刻而来的版本学平衡
清末,封建经济的分裂使整个社会陷入困境。“光緒一朝,为清代度支数目遂增之关键。中叶海防孔亟,日本启荡,事前筹战守之费,事后增赔偿之款,岁入不过八千八百余万,而支出已增至一万一百余万。”(《第四篇?清代后期之社会与经济?第二十六章清代后期之经济状况?一百十一国家之经济(财政)?(三)光绪初叶之财政》)[2]而之后的民国更是步履维艰,“当民国元年,政府草创,一切政费,全恃外债。”(《中国经济地理?第三节度支?(三)民国财政之现状》)[1]经济的无力使官方的社会管理分裂,表现在出版上则是出版规模与质量的下降。在这样的状况下,自然会通过别的途径去修补版本学的破裂。于是就有了家刻的兴盛。家刻涉及面广,刊刻精细,可以修整官刻的不足,恢复版本学的完整与平衡。
从清末到民国家族出版业大力发展,出现了许多家族出版社,比如刘承干的嘉业堂、求恕斋、希古楼、留余堂是最负盛名的,其他还有叶德辉的观古堂,吴兴许氏杏荫堂,长洲朱氏抱经堂,武进蒋氏山带阁,会稽徐氏述史楼,常塾王氏怀古山庄,阳湖孙氏岱南阁,钱塘汪氏振绮堂,南海孔氏三十三卷堂,双流黄氏济忠堂,皖南洪氏晦木斋,定州王氏谦德堂(以淮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末至民国古籍为据)等。这些家族出版社的家刻本皆以有裨于学问与教育为宗旨,刊刻精良,并终以弥补官刻的不足为的,成为官刻的辅助,达到版本的平衡。“(经济学)又大可别为私经济学,公经济学两种。私经济学者,论个人与私设团体之经济生活者也。所谓个人及私设团体者,非谓其孤立,而与社会相隔绝也,私经济虽为私人所经营,然于政府因保护社会全体利益,而发布之一般规刚,不可不遵守,是其特色也。”(《中国经济地理?一绪论?甲经济学之性质》)[1]家刻的意义就在于作为全体的一部分,为构建全体出力,由各个家刻部分组成一个可以平衡官刻的整体。
刘承干在校刊林鹤年的《四库全书表文笺释》时就明确表示了这样的版本学观念,“提要为读书者之导师,进呈表文,当时拟稿者,数家嗣总纂,纪文达公又自为之。……茂名林朴山明经鹤年,为提要表文笺释四卷。……四库全书不为不富,而遗漏亦所不免。提要主持或有过当,同时姚惜抱郎中已有微辞。……即予家所有之书,四库尚有应著录而未著录者,展开斯编,如梦开天盛事。”(刘承干《四库全书表文笺释?序》)[3]家刻可以弥补官刻的不完整,促进近代版本学的平衡发展。
在这样的趋向中,版本学家们着意于近代版本学整体结构的构建。每一个家族的家刻本作为个体固然不足以强大到支撑起整个版本学,而独具特色的各个家族刻本相互增益,呈现出界限分明而又联系紧密的结构,成为官刻坚固的底座,从而构建出层次分明而紧密的梯状体。每种家刻在作为基础中的一部分时,都起到特定的作用,而这些不同作用的动力融铸成构造坚固的底层,从而确保能承托起上面的官刻,保证整个版本学结构的紧固。正如莫友之子莫绳孙在为其《邵亭知见书目》作序时所说:“先君子于经籍刊板善劣,时代每笺。志四库简目当余之下闲及存目,……同治辛未先君子弃养,绳孙谨依录为十六卷。”[4]莫有之为四库书目续修的《邵亭知见书目》可以形象地见出家刻辅助官刻的基础结构作用。
每一种家刻是作为基础的组成,固然又有其独立性,就每一个家族的版本来说,具有特定的家族意义,而这些个异的意义对立统一的融合,会形成意义张力,扩大对于官刻的辅助力,从而延伸官刻的意义,增益整个版本学的结构力。潘宗周在潘氏宝礼堂所刊《宝礼堂宋本书录》自序中很形象地对此做了评述:“吾闻伦敦、巴黎、华盛顿诸图书馆得彼时一二古籍,莫不什袭、珍藏,视为文化留贻之证。余以一手一足之力能获此数千百卷,庋于一堂国粹,家珍于焉。”[5]
2 家刻而来的版本权平等与和谐
2.1家刻版本的继承权
近代社会经济的分裂,呈现出“患在不均,患在畸形的发展和不平衡的分布。”(《中国人生地理?第三章中国的民族与人口及其文化?第二节中国的人口?二中国人口统计》)[6]不均衡是帝国资本侵入,导致封建经济整体破裂而形成的。要恢复平均,必须遵循经济固有规律,即经济平等权。在保证每个经济个体独立性的同时,实现平等,从而带来经济结构的和谐。而这一原理运用到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版本学上,最突出的表现应是家刻。
美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针对经济的概念曾说:“当农业证明了地球的全表面能够使其成为个人各别所有的财产对象时,当发现了家族的家长可以成为财产的累积的自然中心时,人类财产的新历程,便从此发韧。……此时财产将开始对于人类的心灵予以强有力的影响,并且合于产生个人性格的新要素的伟大的自觉性。……当单偶制确定了子女的亲父的时候,子女对于其已故父亲的财产,要求并主张独占的继承权的时代,便已经到来了。”(《第四编财产观念的发达?第二章三种继承法?第三种继承法——子女的绝对继承权》)[7]家刻即可以成为家族继承权的重要表现。家集作为家族文化的积累,必然要刊刻成本,以继承权的形式保存下来。所以后代子孙有义务在继承家族文化的同时,整理刊刻家集,保护其版本权。家刻本为家族所有,由家族传播于社会,版本权的持有,带来了整个版本学环境的平等与和谐。
如近代经济文化环境中的黄氏家族,在保存、流传先祖黄仲则的家集时,就很注重整理刊刻,以版本权的持有保证权力的平等与关系和谐。《两当轩集》由其曾孙黄競校字后,家塾付梓,其中经历了很多辛苦与曲折,而更见家族子孙在继承家刻时,所具有的版本权平等观念。对于先祖家集的刊刻,是以版本权的形式,继承家族文化遗产,并予以广布流传,以实现依据权力平等而来的和谐关系。“两当轩集八卷所收独多,行之已逾百年,版亦漫漶。咸丰八年,先生之孙志述复为重刻于里中,且补其残佚,校其缺失,先生之诗遂以大备。及未及数稔,复为粤逆所毁。今先生之冢妇,志述之室吴孺人,怆然念先泽之就湮,痛其毕生之志未能传久。又为节衣缩食,勤力针线,积其所入至数十年。虽历寒暑,不敢少休。视有成数,亟为鸠工。集手民于厅事,自治馔具。命其子执武朝夕监视,几及一年,剞劂完竣。语有之‘天之生物,因材而笃,先生之诗终以不朽,此非天之相先生者,深且笃欤?”(汪昉《两当轩集?序》)[8]黄仲则《两当轩集》的刊成,是吴孺人及其子黄競代人努力的成果,此书版本权的代代相承,使黄氏版本学沿着平等、和谐的方向前延续。
除黄氏外,其他各藏书家族皆重校订、刊刻家集,以版本权的形式继承并传播家族文化。如祝垲子祝嘉庸编校其集《体微遗稿》,[9]章锡光子章建侯校订其集《偁山遗集》,[10]周馥子周学渊、周学熙、周学煇校刊其集《周悫公全集》,[11]蒋涑藤子蒋棨、蒋榕、蒋榘校刊其《山带阁注楚辞》,[12]这些家刻本以族裔版本权持有的形式存在,其意义在于文化平等权而来的,以家族为特征的文化传播的和谐。也可以说家族版本权即是家刻的存在,每一个家族的家刻的这样的存在相互相系、相互作用而形成涉及面广阔的平等而和谐的版本学。
薛氏族裔刊刻家族文献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薛瑄十二代孙薛肯获付梓其《薛文清公读书录》的版本继承权的目的很明显,“其书流布甚广,板藏河津者,条分类编,较监本及金陵本稍有异同。而温漶磨灭,寝不可识。有薛天章者,为文清裔孙,虑无以为久远也。爰走四方,购金付剞劂。”[13]薛氏家学以家刻的形式成功地传承与流播,家刻的版本权存在起到了关键作用。
2.2家刻版本权的律法观念
近代的版本学家们不仅有着家刻版本权持有的具体行动,而且还在律法的高度上树立起版本权观念。这与近代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清末政治组织革新,“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刑部,设置法部”。(《清代通史》四?第三十二章政治组织之新制?一百二中央政制之改革?(二)内阁制度之建立)[2]之后,高等学堂大学本科政治科专设法律一门。(《清代通史》四?第三十二章政治组织之新制?一百六学校制度?(三)有系统教育时期》)[2]1436继起的民国专设立法院,“第三十一条规定立法院之决议由国务会议议决公布之”。(《中国人文地理?第二卷民权篇?第一章政治?第二节国民政府新组织》)这样的政策的实施,对于社会的影响便是帮普通民众树立起律法观念,而版本学家们作为有识之士,首先领会并运用了这一概念。
叶德辉《书林清话》民国庚申(1920年)刊本,内封印有这样的文字,“书经三次修改校对,的无差讹,翻板本于例禁,照律罚应重苛。抑或改名射利,与前所犯同科。书坊各宜自爱,告追,定受罚诃。庚申季春月观古堂主人谨咨。”叶德辉对自己的著述,已树立起用法律来保护版本权的观念。这比天然的继承权又进了一步,是权利平等自觉意识的体现。如果说版本继承权是出于家族观念无意识驱动下的行为,则版本权的律法观念则是社会规范影响下的自觉性的发展。由继承权到律法权,已将家刻观念由以家族为核心,拓展到整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已不仅仅是依据家族的版本权平等,而是已经转化为依据社会律法而来的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自觉权利平等。这两种观念的逐层递进,并相互融合,形成了均衡而和谐的家刻版本权结构。
故丁氏在雕板《佛学指南》时,内封刻有这样的字样,“尊者居士愿将此书翻刻,广为流传,功德无量。”正是因为具有依据律法的版本权观念,才告知,版本权所有人授权,许可有佛行的他者刊刻、传播此书。这正是依据律法的家刻版本权观念而来的平等、和谐的文化传播状态。
3 家塾本而來的秩序、统一
3.1家塾本于教育文化的统一
经济文化这一概念涉及到经济、政治、教育各方面。故盛叙功在论及我国文化时说:“改变现在的文化条件,即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各方面。”(《中国人生地理?第三章中国的民族与人口及其文化?第三节中国文化的现阶段?三我国产业革命与新文化运动》)[6]教育可以说是经济文化的重要因素,而教育的先决条件之一即是教材。教材的刊刻关系着教学能否顺利进行,并达到既定的效果。而在我国特定的教育环境中,以家学为基础的社会教育决定了家族的教材制作,即家塾本影响着教育关系。而在近代的特殊时期,虽然光绪末年已废科举,倡新学,但家族教育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仍在继续发展,并成为新学的重要补充,为统一的文文化秩序作着努力。这其中起着关键因素的家塾本促进了家学到官学的秩序统一。白眉初在《中国人文地理?序》中的表述,可以将这一秩序统一的趋向向前延伸,“自近世法兰西创造革命,潮流激荡,西启美洲之民治,东演中国之共和。其社会,由改造而固定。其文物,由破坏而光明。吾意数十百年以后,必将有崭新之国家,应时之制度,洒然涌现于人世。其臻于何境,虽不得而知,然终不能逃乎自然演进之公例。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盖无论至何世纪,断不能脱乎天然之秩序之外,别构新观,固可断言者也。”“天然之秩序”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原则,自然也是近代版本学的趋向。而且近代版本学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的努力,又成为整个社会秩序形成的推动力。
以吴氏抱蜀斋家塾本《文征》为例,《文征》是吴氏的家塾课本,是由族裔吴少渠所制。至于为何吴氏在新学兴起的情况下,要自制家学教材,此本的序言中说的很明确,“国家废科举,兴学堂,士子欲上进者,非学堂无他途。而学堂初学课本,又往往家自为教。”新学的兴起并没有让家学衰退,反而成为官学的坚固基础,特别是初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家学承担的。这自然决定了家塾本的重要性。可以说家塾本决定了整个社会教育的秩序统一,从而是社会文化的统一。而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作为经济文化重要部分的版本学的秩序性。
潘氏扈篱馆刊家塾本《几何赘说》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几何赘说》是潘应祺所著,潘应祺除了把此本作为家学课本外,因为其是广東高等学堂本科教员,于是此本也成了广东高等学堂预科几何课本。“高等学堂预科各学生于算学一门,须补习几何。现据本科教员,番禺潘应祺,面称甲班学生于平面立体诸术,皆将次第毕业。所有积年讲授算稿,拟加编定,刊作课本。……《奏定章程学务纲要》内载,‘采用各学堂讲义及私家所纂教科书,其合于讲授之用者,有准著书人自行刊印,售予以版权,一条。……该教员所著《几何赘说》,以代数式发明原理,反复说难,义蕴必宣,足为徐译本之羽翼。”(理两广总督部堂岑为《几何赘说?照会》)家塾本同时是官学课本,此本自然地将潘氏家学与官学联系起来,促进了官学的发展,并达到了社会文化的统一状态。而家塾本与官刻本的统一也实现了整个版本学的秩序统一。
3.2家塾本于版本学的秩序
家塾本于家学的授受至关重要,这其中也包括版本学的传授。这一过程保证了版本学的家族特色,也让这一特色融进版本学的整体中,实现其秩序性。这样的秩序性的意义在于,其成为经济文化独立统一的先决条件。因为其实践了表现为家族形式的地域性到整个社会性的文化统一模式。“我国文化形态遂见支离破碎的现象。……改造我国的文化,在原则上,第一步,我们要完成整一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文化。第二步,是改进发展各地方的文化。……而置国家文化于独立的统一的基础之上。”(《中国人生地理?第三章中国的民族与人口及其文化?第三节中国文化的现阶段?三我国产业革命与新文化运动》)[6]。
叶德辉的家塾本《?园读书志》、书林清话》皆是授受家族版本学的课本。依据此本,叶德辉继承并传授叶氏版本学于族裔、后学,从而实现版本学从家族到社会的整齐秩序。从子叶啟勋、叶啟崟皆从叶德辉习版本学,这保证了其家族性,为融入社会统一性作好了准备。“先世父尝训兄弟曰‘晋丁顗有言,吾聚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宋黄庭坚有言士大夫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名世矣。啟勋谨承训诲,未敢稍有遗忘。先世父文选君幼承家学,寝馈于中,……啟勋五龄时,视櫃中书,辄心好之。年逾志学,世父遂以薄录版本之学见勖。余小子朝夕追随,麤窥崖略。”(叶啟勋《?园读书志?跋》)
而叶德辉的弟子刘肇隅将从叶氏所得版本学传布于社会之中,在上海刊刻《?园读书志》,则是实现家族性到社会性的统一秩序的积极举动。刘肇隅在为《?园读书志》所作的序言中明确表述了师从叶德辉学习版本学,并通过版本鉴别增益学问,以至传扬至整个社会的意义。“肇隅髫年即从吾事师游,每登观古堂,倒箧倾筐,任意翻阅。于是者,逾二十年,偶捡一书,则见前后多有题跋。吾师尝进肇隅教之曰‘凡读一书,必知作者意旨之所在。既知其意旨所在矣,如日久未之温习,则必依稀惝恍,日知而月忘。故余于所读之书,必于余幅笔记数语,或记本书之得失,或辨两刻之异同。故能刻骨铭心,对客澜翻不竭。”由于刘肇隅的师承与传播,叶氏版本学从家族内部走出来,融入到整个社会之中,从而实现了版本学的统一秩序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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