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勃鲁盖尔与八大山人绘画之异同

    席萌

    摘 要：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画家勃鲁盖尔，与清初八大山人在时间上相差了一个世纪之久，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运用不同的绘画媒介，在各自画坛大独具影响，然而他们却用着同样晦涩难懂的绘画语言、以极其隐喻的绘画形象来表现主观情绪以及对人生哲学的思考。本文通过梳理两位艺术家绘画风格和绘画意向的异同来探究俩人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绘画风格；表象性；隐喻性；怪诞

    一、独具一格的绘画风格——或繁或简

    （一）在追求完美的时代中去探寻真实

    勃鲁盖尔是文艺复兴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尼德兰画家，也是一位有着民族气节的画家。同时期的意大利艺术致力于对自然界做出新的世俗性的、科学的表达；而在尼德兰虔诚宗教氛围中，艺术家更精于模仿自然，并力求对视觉审美做出新的解释。[1]勃鲁盖尔没有迎合流行于上层西班牙贵族以及社会流行的意大利绘画风格，仍然坚守着尼德兰传统绘画，不仅继承了凡艾克对细节、对视觉真实的极致追求，也借鉴了博斯艺术最珍贵和神秘的幻想部分，从而在写实与幻想之间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此基础上，长期所处的乡村环境促使他热衷于表现农民的日常生活，于是将农民形象入画、积极反映农民生活对他形成独具一格的绘画风格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勃鲁盖尔的画面构图细密、饱满，场景宏大、人物众多并且追求细节刻画，他善于大场景的描绘，并且有着超高的掌握画面全局的能力，人物繁多却不杂乱。如《冬猎》，以高视角描绘冬季农民的生活的大场景作品，由近处对猎人、猎狗的细致刻画推向远处山下冰面上滑冰的人，对近处近处的树枝、树梢刻画的细致程度犹如中国工笔画，画中的人物形象朴实、平常，与时代流行的意大利绘画中的理想化、完美化形象截然不同，这也是他的绘画价值所在。

    （二）在摹古之风盛行的画坛中感悟内心

    东方的八大山人作为贵族之后，自称前朝遗民，见证了朱氏政权的没落，内心郁结难解而又无法直抒胸臆，只能寄情于绘画。在清初被摹古之风盛行的画坛上，绘画中笔墨形式的程式化，缺失中国绘画的灵动之美，八大同样师古但不拘泥于古，在陈淳、徐渭的写意花鸟画的传统上，发展为阔笔大写意画法。他的画面以简取胜，这种“简”和恽格在其画论著作《南天画跋》中云：“画以简贵为尚。简之入微，则洗尽尘滓。”如出一辙，虽说画面是简，但八大追求的艺术本质正如自己的题画诗“墨点无多泪点多”一样，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

    独特的身世经历为八大别具一格的绘画风格奠定了现实基础，同时期流行于世的花鸟画贵气十足、刻画细致而场景华丽，再观八大之画作，常常被他笔墨所营造出悲戚、孤寂、愤懑的情绪所动容。如《孤禽图》，在一米多长的轴面上，单一只禽鸟傲然单足立于画面上，缩颈、白眼、拱背，警惕着周围的环境，再无多余装饰，造型洗练；《鱼图册》中多以单个的鱼形象来构图，以形单影只的鱼绘于偌大的宣纸上来话凄凉，也可以看到八大在面对纷纷扰扰的世界背后对自我的认识和思考，孑然一身，绝世而独立，同他的画作一样，不与世俗所同流，自成一派。

    虽然勃鲁盖尔和八大山人无论从绘画体裁还是对客观物象的选择上都不尽相同，构图方式上也是一繁一简，一密一疏，相差甚遠，客观的承认这是由于中西方的时代背景文化和艺术思想的不同导致两人审美趣味、表现形式、表现技法各不相同，然而他们有着相似的艺术认识和美学观点。首先，他们的作品都不是纯粹的“绘形”，而是坚守自己的内心，用绘画表达自己真实的感想与情绪。其次，他们不拘泥于时代，敢于突破自己所处时代的审美，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勃鲁盖尔奉行着尼德兰画派的自然主义，采用写实的手法来绘画，坚守着北方细密画的画风，他坚持描绘真实的世界，不避丑陋、直击现实、批判现实与意大利的理想主义相去甚远。而八大的绘画与同时期流行的摹古之风画作大相径庭，他重视表达自己的艺术世界，善于利用空白，使“无画处皆成妙境”突出体现在他画面中。[2]寥寥数笔却意境深远，令观者回味无穷，由此二者形成自己独有的绘画风格。

    二、怪诞式的隐喻——或人或物

    （一）“隐喻”绘画的形成原因

    勃鲁盖尔和八大山人一个出身为欧洲平民、一个为没落贵族，尽管他们的时代环境、地域位置、文化背景相差甚远，然而在画面上使用了同一种绘画语言——怪诞式的隐喻。勃鲁盖尔目睹了西班牙人对尼德兰人民的黑暗统治，以及天主教反动势力的猖獗残忍。他清楚的了解直接描绘统治者的暴力、血腥会招致祸端，于是他借用《圣经》的故事和尼德兰谚语，用怪诞寓言的形象讽刺社会的丑恶和教会、僧侣、西班牙统治，歌颂尼德兰人民。[3]将自己的绘画初衷隐喻于画面之中。某种程度上这种折中主义也体现在八大的画面上，八大作为前朝遗民在新王朝时期无法直抒自己的丧国之痛和对现实的强烈不满，面对残酷的现实，他被迫剃发为僧后又蓄发入尘，特殊的经历和格格不入的身份促使他晚年的绘画向怪诞而晦涩的题画诗和变形画发展，以此来隐喻自己内心所想。

    （二）“怪诞”的客观物象

    1555年，尼德兰地区在腓力二世更加残暴的统治下，激发了尼德兰人民强烈的不满，也使艺术的表达中闪现诡谲的光芒，勃鲁盖尔早期的画作《大鱼吃小鱼》取自尼德兰谚语“大鱼吃小鱼”，寓意着“以大吃小”，描绘了一个残酷荒诞的世界。画中怪诞的形象如长着人腿的鱼、长着翅膀的鱼、人抱着比自己还要大的刀在剖开巨型鱼腹，倾泻出各种生猛海鲜。笔者认为这是借此暗指当局的残酷以及希望打破尼德兰人民面对压迫的麻木和漠然的情绪。他后期的作品《盲人的预言》本就是一则怪诞味十足的故事，出自《圣经》：“若使盲人领盲人，二者必皆落入坑中。” 一队相互搭扶的盲人，领队的已经摔倒在地，结果必将是一队人身陷险境。画中人物虽然写实但带有作者主观的变形，画中人物双眼凹陷形似骷髅的面部以及茫然的表情是其有意而为之。笔者认为实际上这幅画向正在斗争的尼德兰人民昭示，不要盲目的跟着当局，当局已经自我迷失终将陷入深渊。画面渗透着画家对尼德兰革命的失望和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这幅画作完成一年之后勃鲁盖尔带着对人民、对国家的遗憾与不舍辞世，然而他的画作在不同程度上激励着尼德兰人民的进行抗争来争取国家独立！

    八大和勃氏一样不拘泥于客观的物象，但都在真实的物象上稍作改变，在现实与幻境间寻求艺术真谛。与其不同的是八大借花鸟鱼虫的形象来隐喻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情绪。他的花鸟画构图险怪空灵极喜用夸张象征的手法给花石鸟鱼赋予人格化的特征，形象洗练，表情奇特，寓含一己胸中意绪。[4]康熙二十九年作《孔雀图》，画面主体是左下角的两只丑陋的孔雀，立于不稳的石头之上，借孔雀的形象讽刺服务清王朝的汉族官员。[5]孔雀本就是美丽、高贵的象征，而画者偏偏将其变形、丑化来隐喻现实，上圆下尖的石头必然不能稳立于地面，借此来讽刺新王朝根基不稳。再如《莲房小鸟图》画面左侧绘一支无根的莲蓬，一只小飞禽单足立于莲蓬上，似落未落，欲立不稳。将家国之变导致无从定所的自己隐喻为飞鸟，忐忑不安地身处在没有归属感的清王朝。八大常常打破人们的惯常思维，致力于创造一些奇异的物象形态。[6]如鸟身鱼尾、鱼目鱼尾和鱼头组成一尾“鱼”造型、眠鸭石头共体等，笔者认为这些怪诞的物象或是他对自由的神往、对现实的不满，亦或是对人生的思考、对“释”的感悟，将自己内心情绪以晦涩的语言隐喻于画面中。

    三、绘画的本质——遵从内心

    對比两位东西方艺术家，可以发现他们的作品都不是摹写，而是通过参照客观物象来反映自己内心的情绪，无论是或繁复或简约的绘画风格还是隐喻的绘画语言，终将是通过艺术追寻生命的意义，都是令人感动的从心而作。其次勃鲁盖尔和八大在绘画隐喻方面虽不尽相同，勃氏在感悟自己内心的同时聚焦在劳苦大众的生活，多以农民形象为依托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生的思考；而八大多借具体的花鸟虫鱼的形象加以变形来讽刺现实和感悟人生，八大多以自己的情绪来托物言志，关注点更多在自身。相比之下勃鲁盖尔更多地关注于广大的农民阶层，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二者的身份地位不同所导致。虽二者以不同的物象进行隐喻，但殊途同归都在阐述人生哲学和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最后他们在各自的时代、各自的画坛都有不小的艺术贡献，对后世乃至当代的绘画者产生深远的影响。八大山人的花鸟画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清代中期的“扬州八怪”、晚清的“海派”以及近代的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等人，都受到他的熏陶与启迪。[7]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勃鲁盖尔作品中超现实性处理手法是20世纪许多现代派艺术家借用的渊源。[8]通过对这两位东西方艺术家的比较，梳理他们绘画中绘画风格和绘画意向的交叉点，对比得新知，为当代艺术家提供可参考的绘画形式。

    参考文献：

    [1]奥托·本内施.北方文艺复兴[M].戚平印、毛羽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108.

    [2][5]傅京生.中国花鸟画学[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5：124.

    [3]李建群.西方美术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94.

    [4][7]薛永年，杜娟.清代绘画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39，42.

    [6]朱良志.八大山人绘画的“怪诞”问题[J].文艺研究，2008，（08）：101-109.

    [8]王滢.彼得·勃鲁盖尔艺术风格的再认识[J].美与时代（中旬），2010，（02）：80-83.

    作者单位：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王学仲艺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