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乱局，中国要沉着应付
江凌飞
国际安全环境的乱象在扩大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局势开始显露出乱象纷呈的征兆，这两年，乱象没有减少，反呈扩大趋势。
从地域分布上看，西亚北非（大中东）地区整体处于混乱状态；南亚次大陆的印巴、包括毗邻的西亚阿富汗局势依然动荡不宁，战乱和暴恐不已；进入2013年，东亚地区和西太平洋正在生成新的地区紧张关系，酝酿着引发武装冲突的隐患；新年伊始，前独联体地区因乌克兰局势的突变再掀风波；欧洲经济持续低迷、社会躁动不安；美国内困加剧、对外日渐力不从心；新兴市场经济体高增长期结束，转而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的高风险期。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也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动荡交织相伴。从地缘态势上看，乱的趋势已经不限于局部地区，而是向更宽广的地域扩展。
从生成乱象的因素看，都是深层次的。
第一个因素是现代化转型的动荡。全球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推动各种类型的国家向着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经济社会转型，转型一般都伴随动荡，搞得不好就出大乱子，苏东剧变的前车，埃及、泰国和乌克兰内乱的殷鉴就是明证。
第二个因素是国际力量和格局失衡的动荡。力量失衡导致利益的重新分配，格局失衡推动秩序的重新建构，围绕着“再平衡”的大国博弈是一场世纪角力。当今的亚洲，中美日三大力量互为对手的竞争和博弈有大幅升级。舆论形容为“三个回归”梦的碰撞：中国回归于“中华复兴”，日本回归于“正常国家或强大日本”，美国回归于“重返亚太”，上演的正是这一幕。
第三个因素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交织恶化的动荡。自然生态恶化以大灾难的形式降临；社会生态的恶化以国家撕裂和民众两极对抗的暴戾形态显现。而且自然动乱的破坏性影响已深深嵌入到社会动乱之中，自然加于社会的灾难已令社会不堪承付。
第四个因素是技术革命负面效应的动荡。当今时代的代表性技术是网络，网络技术的最大特征是极易普及，极难控制。核技术虽然恐怖，但核按钮迄今是可控的，而网络的毁灭作用防不胜防。斯诺登事件对美国政府的颠覆效应就是最好的说明。在网络这把双刃剑面前，谁都不是看客。
第五个因素是国际管控和治理能力缺失的动荡。冷战落幕后，世界处于“美国治下的和平”，不管有理没理，总有个管事的。现在是群龙无首的局面，美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物品的能力和意愿严重下降，取而代之的角色和秩序尚未形成，放任自流的“真空区”开始出现，国际社会因缺失管理而面临流于失控的危险。
第六个因素是海洋争端突起的动荡。全球工业化大大加剧了对物质资源的需求，竞争如今从陆地扩展到海洋，海洋工业文明时代开启。欧洲工业化时代，先行工业国为争夺陆地资源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如今各个国家都在搞工业化或再工业化，会不会又为争夺海洋资源大打出手呢？
第七个因素是人类良知严重滞后的动荡。在全球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和全球性危机的威胁日益深重之时，正是历史向人类呼唤加强互助合作之时，但现实的世界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再度高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和良知在自私的人类本性和狭隘的国家理性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由此可见，生成动乱的上述矛盾和问题不是表面的、暂时的，而是深层次的、持久的。一个大的乱局正在滋生蔓延。而世界的这个乱的趋势恰好又与中国崛起的国际摩擦期在时间轨迹上相重合，这意味着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和更加严重的斗争。
对这个形势，中国应当有足够的估计并预做准备。要把应对国际乱局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底线判断”，作为中国未来安全防范的立足点。如果中国的政策对头，战略处置得当，中国安全的转机也许就在世界的乱局之中。
打破国内国际两个困局，
战略作为要有张有弛
当前，中国要完成两大任务。国内，全面深化改革，成功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国际，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由于中国面临的问题积重难返，积累的矛盾高度复杂，使中国处在两个困局当中。即国内转型的困局和国际安全的困局。“困局”的含义是指中国在国内转型和国际安全方面都面临极大的“悖论”环境。即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而下力解决会引发新的问题；安全到了非出手不可的地步，而一旦出手会带来新的不安全。既然是“悖论”就不可能“通吃”，不可能全得，不可能两全其美。这意味着中国下一步的前进要付出重大代价，存在着很高的风险。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战略不宜铺得太开，不可全面紧张，而要留有余地。还是要把有限的资源用来保重点，重点就是确保国内改革转型的成功。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关系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会不会中道夭折的问题。集中精力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始终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保障。
因此，在对外战略上，中国还是要秉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继续保持有张有弛、有攻有守的姿态。
在有些方面要奋发有为，积极进取，把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有效地释放出来，巩固和拓展有利的战略方向和领域，威慑和抑制不利的战略因素的滋生和影响，在安全布局上主动作为。
而在有些方面则要避其锋芒，忍耐待机。在一些条件不成熟、关系不顺畅、氛围不对头的问题领域，中国则应把陷入僵局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立足于把纷乱的局面控制住、把可能失控的动态管控好，不让这些局部的麻烦干扰大局，分散、扰乱和牵制了中国聚焦国内改革的用力。
因势利导把握历史机遇
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些历史性重大机遇，不是主观人为造就出来的，而是客观历史提供给我们的。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中国在对外战略上对机遇的把握，可以用“三借力”来概括。
一借力，是借日本的力。20世纪80年代，亚洲掀起工业化的浪潮，日本是领头雁，在它的带动辐射作用下，依次跟进的是亚洲四小龙、东南亚五小虎、接着是中国大陆，中国从这个地区工业化浪潮的产业升级换代链条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日本提供的开发援助也是中国利用的第一笔巨额外资，虽然现在看来数量不很大，但在当时对于启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结果是中国在亚洲经济竞赛中胜出日本。
二借力，是借前苏联的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苏联的对外政策（最要命的是陷入阿富汗战争）和国内改革出了问题，加之西方全力对付苏联，导致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中国乘势而起，俄罗斯失去了整整十年，中国则实现了第二个十年的持续发展，结局是昔日苏联的国际地位为今日中国所取代。
三借力，是借美国的力。21世纪头十年的开局发生了“9·11”事件，美国忙于全面的反恐战争，不仅把注意力从我们身上转移开了，而且缠住消耗了美国，十年反恐战争下来，美国麻烦缠身，而中国发展成为直追美国的世界老二。
这三个十年的三次机遇，都不是中国主动作为、主观创造的，而是历史提供给中国的，我们的战略作为只是当机遇出现时及时紧紧地抓住了它，充分利用了它。
现在中国的国力比之以往强大了许多，战略上的主观能动性自然会比过去要高一些，但也不至于高到扭转乾坤的地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一定要清醒。战术上的有利时机中国可以创造，而且应当努力去创造，但大的历史性的战略机遇不是中国的主观作为可以创造出来的。在时机不成熟时就要坚持冷静观察，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机遇一旦出现，就要紧紧抓住，充分利用。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力量相对弱的时候，中国不处在矛盾焦点的位置，战略地位比较主动，机遇眷顾中国。现在中国是世界“老二”，大家都盯着你，不是别人给你提供机遇，而是轮到你给别人提供机遇了。这是低估了国际矛盾和国际社会的复杂性。邓小平同志当年就曾指出：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有利的因素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在于善于把握。当前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正是国际矛盾和国际形势高度复杂性的表现，乌克兰作为欧亚大陆的战略支点国家，那里所发生的动荡和冲突，正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改变着现实的地缘安全关系，引起国际力量走向的新的调度。会不会成为又一个十年进程的标志性开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着力应对。
战略的最高境界是因势利导。在战略上不能做勉为其难、自背包袱的事。现在世界上有看衰中国的“眼睛”，也有些力量是明显地在刺激中国，有些竞争对手也在一旁瞅机会，希望看到中国在战略上因冲动而出错，落入麻烦缠身的陷阱，他们好从中渔利。
安全的两重性特征
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当前，我们讨论起战略问题来，内部争论很大，战略分歧严重。面对高度复杂的全新形势，大家都感到传统的那一套显然不够用了，而新的东西似乎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是目前战略界的现状，也是一种困境。这种现状反映出中国的战略指导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处于战略滞后状态。
今天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生活在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谋划的是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与以往的国家安全不同的特点，我们迄今研究的还不够。
但至少可以看到四个方面的改变：一是安全内容的变化，安全除了族群的安全、国家的安全外，同时增加了国家间和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从类型上来分，就是自利的安全和他利的安全并存。
二是安全性质的变化，传统国家安全关系处于零和状态，国家安全的性质基本是对立的，由于全球化所形成的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和交集，国家安全关系的非零和性日益增强，国家安全性质现在是对立和非对立交织生成。
三是维护安全的手段或方式上的变化，即单一的对抗和单一的合作都不能够有效解决当今的国家安全问题。
四是安全可为度的变化，即创设和维护安全的刚性成分减弱，弹性成分增强。安全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在一个时期特定的对象而言，既可向好亦可向坏，具有两种发展趋向。国家领导人的偏好和国家政策的选择，国家间关系的互动对国家安全的走向具有关键的导向作用。安全的决定论让位于安全的非决定论。
全球化安全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今天的安全具有鲜明的两重性特征。新形势下安全战略谋划和维护安全的行为方式就是要适应这种两重性。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说冷战思维要不得，但今天的现实是冷战因素还大量存在的顽强表现。所以我们不能犯戈尔巴乔夫自己解除武装的错误（戈在《改革与新思维》中宣称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已经过时，应当把它放到历史博物馆，与纺车和青铜器陈列到一起）。但如果依然沿用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那一套指导战略，中美中日“必有一战”就成为合乎逻辑的推导，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最近就坚称历史必将证明他的观点的正确性。如果正如他所预言的大国战争不可避免，那还谈什么和平崛起呢？
戈尔巴乔夫的后任者普京，在当前乌克兰问题上被西方逼到墙角，既然西方总是用冷战思维那一套对待今天的俄罗斯，普京也不能不采取相对称的手段予以反击。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俄罗斯和西方势力进行了一场对抗性的硬较量。普京也让西方尝到了对他人强硬的苦果的滋味。但普京在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的行动得手之后，如何审时度势，在乌克兰危机的进一步演化过程中运用大智慧，与西方达成历史性的妥协，以使危机朝着化解的方向演进，而不是进一步被卷进一场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全局性的较量，以避免将先声夺人成功的一半变成一个极大的陷阱，令世人关注。俄罗斯和西方世界围绕着乌克兰的较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因应全球化安全危机的现实看点。
在新的形势下，战略上抱持两端思维显然是各自片面、没有出路的。而在实践中我们往往对将两者结合运用又很手生，多数情况下形成两张皮的机械缝合，在操作上不统一、拿捏得不好、形不成合力、有时还产生互相矛盾的效应，特别是维护安全的举措和作为，最终要落脚到有利于坚持推进“和平发展”的战略路线，尤感困难。许多年前邓小平提出的“以两手对两手，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这不是一个策略原则，而是一个因应全球化时代安全特征的大战略方针。中国维护安全的各个部门，应当形成合力，在研究两重性、适应两重性、把握两重性上认真下一番工夫，真正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办法来。
（作者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国防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银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