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介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王庆忠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reat Mekong Sub-region，简称GMS）[1] 是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倡导下成立的一个次区域合作机制。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作为加入方，共同进行次区域合作。GMS合作机制主要有领导人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和工作组四级，秘书处职能由亚洲开发银行行使。其中，领导人会议是最高决策机构，每三年举行一次，按各成员国字母顺序轮流主办。[2] 随着次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入，域外大国也积极介入到合作中来，企图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介入合作的域外大国中，日本的态度最为积极，介入的力度也最为深入。作为GMS合作机制中的大国，我们应如何看待日本介入合作的战略企图，中国又应采取何种战略应对，这是新时期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战略问题。

    日本介入GMS合作的战略意图

    历史上东南亚的很多国家都曾遭受过日本的殖民统治，日本国内的很多原料供应均掠自东南亚，因此日本的侵略使东南亚的经济和日本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联系。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纷纷脱离殖民统治而独立，成为新兴的民族国家，由于新独立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稳定政局的困难，所以许多大国改变了赤裸裸的殖民方式，变相地以经济援助来实现对新兴国家的控制。其中1977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访问东南亚诸国时提出的“福田主义”最为著名，把对东盟政策纳入了日本对外总体战略之中，[3] 这表明了日本政府对东南亚的重视以及重返东南亚的决心。[4] 冷战结束后，日本又努力推动柬埔寨和平进程，通过参与联合国柬埔寨维和行动，首次实现了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目标。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成为日本在解决地区冲突等热点问题上发挥政治大国作用的试验场。[5] 具体来说，日本介入GMS合作的战略意图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层面：让GMS下游国家更好地成为日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

    虽然日本的对外贸易伙伴主要为欧美国家，GMS下游国家与其贸易量并不大，但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扩散，日本对欧美的贸易量普遍呈下滑趋势，而与东盟的贸易量则不断上升。这是由于日本与欧美的产业结构趋同，与GMS下游国家的产业结构则有很大的互补性：GMS下游国家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产业结构相对落后，日本可转移国内部分产业至此进行生产，从而带动GMS下游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进行商品倾销。2013年4月，日本对欧出口下降了3.5%，但越南与日本的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泰国生产的一些家禽类产品也主要出口日本。此外，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缅甸时，宣布免除缅甸1900亿日元的债务，新增510亿日元贷款，两国企业宣布共同开发缅甸的迪洛瓦经济特区，同时日本还将邀请1000名缅甸青年到日本访问。这一切表明，“日本试图利用与东盟的双边合作关系，抢占区域合作的先机，与中国争夺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权，以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并确保其东亚唯一经济大国的地位”。[6]

    二、政治层面：树立战后的政治大国形象

    战后日本一直是以美国的小伙伴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对美国唯命是从，然而美国战后的霸权行径已招致越来越多国家的反感。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其恢复大国形象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而恢复大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场域就是周边地区。为此，亚洲开发银行在日本的支持下积极倡导成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企图首先在东南亚小国中树立自己的大国形象。为了树立政治大国的形象，日本为GMS下游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很多资金甚至带有无偿援助的性质，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国内建设和周边通道建设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目前日本已经成为GMS最大的援助国和投资国。日本的经济投资也收到了显著的政治效应，在2008年1月召开的首次日本—湄公河地区外长会议上，GMS五国均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三、安全层面：更好地从周边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

    面对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日本采取了迂回的战略方针对中国进行遏制，即通过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而阻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下游国家正好可以对中国形成一个弧形包围圈，如果这些国家倒向日本一边，那对中国的南下贸易和海洋战略都将构成一定的威胁。为此日本不断加强对GMS下游国家的援助，这些援助不仅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援助与合作。例如，日本积极培训GMS下游国家的政府工作人员，提高其办事效率；积极推动下游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宣传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对于缅甸、老挝等国的民主人士，日本更是提供政治鼓励和资金支持。日本诸多援助手段的针对性非常明确，就是希望与中国争夺在GMS下游国家的影响力，挖中国的战略墙脚，其战略野心昭然若揭。

    日本介入GMS合作的战略轨迹

    一、拉拢：日本与GMS下游国家的多边对话

    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最大股东，日本对亚行牵头进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持积极态度的。为了扩大在湄公河地区的影响力，日本外务省从1991年起，在政府开发援助（ODA）中专门设立了“湄公河地区开发项目”，加大了支持GMS五国的力度。1993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曼谷发表“宫泽主义”，强调要推动日本、东盟、印支三方建立共存共荣和互惠关系，并提出针对柬老越三国的“共同合作式援助”构想，他表示日本要与东盟合作援助柬老越三国，特别是越南和柬埔寨更成为其重点援助对象国。[7] 2003年12月，日本与东盟十国在东京举行了“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发表了推进双方合作的《东京宣言》和《日本—东盟行动计划》，日本承诺将在今后的三年内向东盟提供3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15亿美元用于GMS五国的开发和基础项目建设。在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召开之际，日本政府公布了《湄公河地区开发的新观念》，表明了日本对GMS的基本政策，包括三个愿景、三项扩充和三大支柱。为了具体落实上述精神，2005年日本与柬、老、缅、越四国在万象举行了首次经济部长会议，商讨加强区域合作的问题。尽管日本与柬、老、缅、越四国在其他场合也有合作和接触，但作为单独的、制度化的对话还是第一次，这也表明了日本对这个区域的重视。

    2006年，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提出要在亚欧大陆的外沿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而大湄公河次区域则是“自由与繁荣之弧”的重要一环。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访问越、柬、老三国，帮助三国建立促进法治、反映民意的体制机制，显示了日本在该地区进行的“价值观外交”。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推动下，2007年日本公布了《日本—湄公河地区伙伴关系计划》，将CLV（柬埔寨、老挝、越南）作为今后三年官方发展援助的重点对象，提供2000万美元帮助柬、老、越三国建立“发展三角”。2008年日本与GMS五国在东京召开日本—湄公河地区外长会议，这是对《日本—湄公河地区伙伴关系计划》所规定目标的重要实践。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将其GMS外交的核心定为“信任、发展、稳定”。[8] 2009年11月，日本—湄公河首脑会议在东京举行，会议将湄公河地区的综合发展、环境气候变化对策、扩大合作交流作为三个支柱，同时确定日本将继续加大对柬埔寨、老挝、越南的ODA。近年来，日本在其“湄公河外交”中所体现出的政治进取性一再证明，日本已改变其一度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外交”取向，在湄公河地区利用援助增加其政治影响力，并进一步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已成为日本在该地区外交战略的新思路。

    二、巩固：日本与GMS下游国家的双边合作

    2013年1月1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越南，在与越南总理阮晋勇的会谈中，安倍直言不讳地宣称越南应与日本联起手来共同应对中国在本地区“日益活跃的行动”。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安倍称“日越两国将在地区和平稳定中扮演积极角色并进一步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两国一致同意，积极推进在政治、安保领域的合作”。[9]访越之后，安倍接连访问了泰国和印尼，此次安倍访问东南亚三国恰好沿着中国的沿海画了一个弧形，其针对中国的目的异常明显。2013年5月2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缅甸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随同安倍访问的还有大约40家日本企业。在访问过程中，日本不仅继续对缅甸提供援助，同时还宣布免除缅甸的部分债务，希望借此帮助缅甸实行改革和推动经济发展，并在地区安全对话方面寻求缅甸的支持。2013年11月16日，安倍晋三又对柬埔寨、老挝进行了访问。访柬期间，日本对柬提供了500万美元援助，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系统；访老期间，双方同意就建立安全对话框架进行磋商。日本将在扶贫优惠贷款，万象瓦岱国际机场建设项目，色公大桥的建设方面提供援助。老挝则同意对日本实行公务护照免签政策，同意日本的国际贸易机构在万象建立办事处。至此，安倍自2012年12月再任日本首相后，完成了对东盟十国的全部访问。

    由此可见，日本的GMS政策战略轨迹经历了一个从面到点、逐个突破的方针。日本一方面加强与GMS的多边对话，通过多边平台，建立伙伴关系，同时又对GMS的成员国逐个进行拉拢，通过政府首脑访问、人员交流培训、提供资金援助等方式加深双边合作，以达到多边拉拢、双边巩固的目的，并在遏制中国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中国应对日本介入合作

    的战略选择

    面对日本不断加大对GMS合作的介入，中国应该采取积极的战略应对。这种战略应该最大程度地缩小日本在GMS下游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不断巩固中国与GMS下游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

    一、经济层面：加大与GMS下游国家的贸易额，实行互通有无，实现优势互补

    日本之所以能顺利地介入GMS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为GMS下游国家提供了资金支持，因为能从物质层面获益，故而GMS五国对这种支持是持欢迎态度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扩大与GMS国家的贸易额，在重要的产业领域实现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一是发挥地理优势。与日本相比，我们与GMS国家进行贸易，特别是边境贸易，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应充分发挥大湄公河这条黄金水道的航运作用，不断提升西南省份，特别是云南、广西等地区与GMS国家的贸易额，加快建设贯通南北的经济走廊。二是构建中国与GMS国家的互联互通共同体。相比日本单纯的资金支持和无偿援助，中国践行的互通有无、优势互补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能够推动GMS国家积极进行产业升级，同时有益于实现两者的贸易共赢。三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进行公平贸易往来。日本经济援助的背后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即宣扬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规范，积极扶持日本的政治代言人，实行“价值观外交”。GMS国家政府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积极接受日本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对日本在本地区推行的民主规范并不急于认同。中国在和GMS国家的经济交往中，并不附带任何政治条码，完全基于独立自主，这是GMS国家乐于接受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与GMS国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事前的政策评估，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否则很多建设项目可能因环境问题而招致GMS国家民众的不满，不仅耽误工程进度，而且不利于双边关系发展。

    二、政治层面：坚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加强与GMS国家的关系

    2013年，中国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会上提出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做出的高瞻远瞩的战略安排。因此，在与GMS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我们要本着“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亲”即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诚”即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惠”即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加强合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高到更高水平；“容”即倡导包容的思想，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更加开阔的胸襟促进地区合作。在今后的合作过程中，我们应积极提供次区域合作的“区域公共产品”，使中国的利益和次区域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真正的“周边利益共同体”。正如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不仅有利于为次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而且有利于发挥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中的力量，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制度保障。

    三、安全层面：强调中国发展的和平性质，努力提升GMS合作层次

    面对日本介入GMS合作对中国周边安全所造成的威胁，有必要向GMS国家表明中国发展的和平性质，强调中国的发展壮大只会增加地区的和平稳定，而不会成为地区霸权国。同时积极与GMS国家成立的新湄公河委员会（MRC）进行对话和沟通，以缓解他们对中国在上游进行水资源开发的担忧，并在适当时机提醒GMS国家对日本的经济援助保持警惕，不要让自己成为日本对外战略上的小卒。此外，日本之所以能够介入GMS合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GMS合作机制是弱制度和开放的。笔者建议，中国宜在适当时机倡议成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组织，一旦合作机制上升为国际组织，那么它的制度性会更强、合作效率会更高、成效也会更大。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冷战结束后新兴的一个合作机制，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增进相邻各国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方面显示了强大力量。中国作为该合作机制中的大国，应该发挥大国的作用，让次区域国家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强大不是地区的威胁，而是维护地区稳定的和谐力量，唯此才能有效阻止域外大国的介入，防止他们从周边构建遏制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从而更好地构建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

    【本文受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4CX04018B）、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代号：Y120911W）】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魏丹丹）

    [1] 作者注：对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有的文献也称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本文认为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这个概念已经不能指涉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全部内容。因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除了经济领域的合作外，还涉及电力、金融、环境、卫生、农业、禁毒等非经济领域的合作，合作的范围非常广泛。所以本文认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这个概念更能概括合作的内容。

    [2] 张宇燕. 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09）[R].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3] 方连庆， 刘金质， 王炳元. 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上）[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 金熙德. 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转折——从福田主义到桥本主义[J]. 当代亚太. 1998（7）： 7.

    [5] 日本免除缅甸全部债务[N/OL]. [2013-05-27]. http：//news.hexun.com/2013-05-27/154549771.html

    [6] 毕世鸿， 何光文. 冷战后日本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政策及其行动选择研究[J]. 东南亚研究. 2009（3）： 63.

    [7] [日] 外务省. 外交蓝皮书（1993年版）[R]. 1994， 168—173.

    [8]“信任”主要是计划邀请GMS五国的青年访问日本，并把该机制定期化；“发展”主要是继续向GMS五国提供ODA，同时对一些国家提供无偿援助项目，明确提出提供2000万美元的无偿资金，援助该地区建立“东西经济走廊”物联网建设，以抗衡中国参与的“南北经济走廊”建设；“稳定”主要是与GMS五国合力解决一些跨国非传统安全问题，积极推动缅甸等国的民主化。

    [9]日本首相安倍访问越南 呼吁联手应对中国[N/OL]. [2013-01-17]. http：//news.qq.com/a/20130117/00005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