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志毅：用灵魂去记忆

    阿敏

    

    

    

    他是一个从兵团走出来的艺术家，半个多世纪的无奈坚守，让他学会了用灵魂去记忆那段刻骨铭心的峥嵘岁月—

    陆志毅，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虽说他已经在新疆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但口音仍旧辨识度极强，那是他留给自己的惟一“胎记”。

    1946年，陆志毅出生在旧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其父擅长国画和治印，他自小便浸淫在父亲的画案墨香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少年宫美术班，从此和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陆志毅说。

    1963年8月，作为家中独子的陆志毅，回绝了当地居委会和派出所的好言相劝，义无反顾地告别了上海滩和孤独的父亲（母亲1961年去世），懵懵懂懂地被滚滚洪流裹挟着，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片荒漠上扎下了根。这一扎，就是半个多世纪。

    陆志毅是个喜欢收藏的人，他至今完好地保存着当年入疆前的“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陆志毅同志：你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参加生产建设。根据你的自愿和条件，已经新疆建设兵团招收工作组审查批准，为此特向你致以热烈的祝贺！并希望你去新疆后，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好儿女志在四方的革命志向，积极劳动，努力学习，艰苦奋斗，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既有文化知识又有政治觉悟的劳动者，为建设祖国的边疆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南市区知识青年参加外地建设工作组。”

    无房的幸福城

    1963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纪录片《军垦战歌》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放映，引发了万千青年要去边疆献青春的高涨热情。

    那年，生性活泼的陆志毅不满17岁，他每天泡在上海文化广场的电影院里，反复看那部《军垦战歌》。影片中那首《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插曲，紧紧攫住了他的心。他不顾好心人们的劝说以及父亲的反对，执意要去千里边疆与天山、桑田亲密接触。

    “当时从电影中我获得的感受是，美丽的新疆地大物博，丝绸之路纵贯天山南麓，去了就能骑着骏马驰骋在美丽的巴里坤草原上，每天都能吃上热乎乎的馕饼（维族人的烧饼），令人垂涎的葡萄、哈密瓜遍地都是。那时大家都说，新疆的包谷长得比热水瓶还大，甚至还有人说，牛奶多的都用来洗澡……”回忆起当时的幼稚岁月，陆志毅老人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陆志毅至今记得，火车从上海闸北火车站启动时，哭的大部分是女青年，窗外传来的都是“路上当心、多给家里来信”之类的嘱托。火车一过苏州，大家便融入到了兴奋之中，泪水被朝气风干在青春的激情之中，激荡的《共青团之歌》感染了整个车厢，大家欢歌笑语，不时被窗外水塘涟涟的迷人风光所吸引。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牧童趴伏在水牛脊背上悠然的景致，太美了。”记不清多久之后，火车穿过了陕西，进入甘肃地界。陆志毅吸了口烟，长时间凝视着窗外，思绪进入到深深的追忆之中。“窗外越走越凄凉，每到一个站台，下面满都是布衣烂衫的讨饭乞丐，他们伸着干巴巴黝黑的手沿窗乞讨。我的心在颤抖，我把自己身上所带的食品都分发给了他们。用今天的话说，也许是当时自己的爱心泛滥了，给完了自己的所有食品，我便随手抓过身边一个女孩的面包和水壶也扔了下去。女孩当时就急哭了，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我大义凛然地教训她太小气，告诉她等我们到了新疆，有吃不完的东西，到时我加倍还给你。”

    几天的车程之后，在距离吐鲁番40公里的大河沿车站，下去了第一批进疆的青年。陆志毅这时才真正感受到天地变了，天越来越蓝，但地却越来越荒，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与远处的天际相连。“头伸出车窗外，十几节长的火车，就像沙漠里蠕动的一条长虫，不知疲倦地爬着，爬着……”

    后来不知谁先嘤嘤地抽泣起来，接着就像幼稚园里的孩子，所有人被感染得一个接一个地哭将起来，人们不分男女，情绪彻底失控了。那种比委屈还难以明说的痛涌上心头，车厢里的哭声甚至盖过了低沉的火车汽笛声。

    经过数天的火车、汽车颠簸，8月17日，陆志毅随同一批青年被分配到了农一师各个团场。

    烈日之下，敞篷卡车从阿克苏到阿拉尔，从沙井子到塔里木，陆志毅和另外几十名上海知青被送到了十三团，一个名叫幸福城的地方。

    “还没下车我就傻眼了，电影里的桑田呢？瓜果地呢？葡萄园呢？这是《军垦战歌》里的新疆吗？眼前的一切都被黄沙、荒漠所替代。许多人迟迟不愿意下车，我吃惊地看着许多人灰不溜秋地从一些沙丘旁的地洞里钻进钻出，现在想来简直就像是沙鼠。我使劲摇晃自己的脑袋，希望这是一场噩梦。”

    但那不是梦，是残酷的现实。现在听着陆志毅老人的描述，一种荒唐之感油然而生。名为幸福城的地方，当时连一间房子都没有，到处都是被叫做“地窝子”的沙坑。这种“地窝子”就是他们的居住地，日后他们也为自己和后来者挖掘建造了一批又一批。

    当时的十三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阳光下白花花的，一望无边。“这里离上海究竟有多远？”这个疑问，让陆志毅想到了要给父亲写封信，报个平安，述说一下这里的现状。

    当他询问指导员，上海来的回信地址应该怎么写？获得的答复竟是一时半会儿怎么也记不住的长长一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第一师塔里木南岸农一师三管处粮种繁育实验站二排四班。

    滴血的红衬衫

    看得出，今天的陆志毅早已彻底适应并热爱上了这片广阔的边疆，他告诉记者：“支边是历史的召唤，任何事物都是好坏参半。我不来新疆也会有别人要来，现在的各种抱怨于事无补。”

    在陆志毅看来，“如果没有我们那时的一批批青年将青春奉献在这里，怎么会有今天绿树成荫、粮棉满仓的新疆？这不是唱高调，我这岁数也没必要唱了。用现在人的眼光看我们这代人不值，但用我们这代人的思想说，那是一种人生的使命，再苦再痛，必须由我们来完成。”

    陆志毅说这话时，从骨子里散发出难得一见的神圣感。

    采访中，陆志毅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件让他刻骨铭心的“红衬衫”。

    故事发生在1973年的“文革”时期，政治路线斗争正如火如荼，全国上下齐动员，“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那年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国内经济正处在一个捉襟见肘的阶段。

    “那阵子，我们建设兵团的日子也不好过，职工收入普遍较低，大家靠着31元08分的工资度日，被戏称为3108部队。”

    陆志毅的邻居里有个外号叫“小蟹”的同事，来自上海崇明岛，娶了一个娇小的四川女青年为妻。一天傍晚，大家吃了晚饭后在场院聊天，女青年对老公说，她在合作社看上了一件红的确良衬衫，想买。老公说现在连肚皮都吃不饱，哪来的钱买衬衫？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女青年不断地撒娇闹着要买，突然，男青年精神崩溃般地当众扇了妻子两个大嘴巴，并拖拽不住地冲着妻子拳打脚踢。

    那天晚上，一名老职工在稻田里放水浇灌，在一棵树上发现了那名自缢的女青年。幸亏救得及时，女青年得以活下来。

    “命虽然捡回来了，但她却疯掉了。老公无奈地把她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早上上班前给她扔块玉米面饼子进去，晚上下班回来再扔一块。让人看着心痛啊！”陆志毅叹着气说。

    生活再苦再累，都能承受下去，惟有一种被叫做痛的东西深入骨髓，是一般人所无法承受得起的。陆志毅说，这个真实的故事，五十年来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每当回忆起那段艰难的岁月，它就会不自觉地首先像电影般在脑海里回放。

    陆志毅还记得，有一天一大早，连长敲响了钟声，大家以为出了什么大事，迅速起床集合。连长激昂地宣布：“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们连已经率先跨入了共产主义！因为我们墙上挂的有串串（职工探亲回来带的腊肉、咸鱼干）、床上有蛋蛋（生儿育女）、床下有罐罐（各种咸菜罐头瓶）。”

    职工们面面相觑，有人窃窃私语，还没听毛主席他老人家宣布，连长怎么就敢宣布我们进入共产主义了？结果是钟声告罄不久，那位连长就被政治处请去谈话免了职，还险些被抓走。

    1981年，随着全国知青回城政策的下发，新疆支边青年的分流工作也从年初开始启动。在那短短的时间段里，号称十万入疆青年中的半数以上一如入疆时的汹涌景象，如潮水般离去。陆志毅则成为剩下的数万人中的一员。

    当时的回城政策是，未成家或夫妻俩都是上海知青的（戏称“全钢”），只要上海有亲眷同意接受落户，便可悉数返城;而成了家的，无论男女，只要有一方不是上海人（男上海女外地戏称半钢;女上海男外地戏称“拖挂”），便不得返城。

    陆志毅结婚比较晚，33岁时他与一位来自安徽的姑娘成婚，婚后育有一子。由于女方不是上海人，加之自己的父亲也已过世，所以他失去了回上海的所有条件。但让他庆幸和万分感谢的是他昔日的老连长，作了他孩子的监护人，使他儿子1996年才得以在上海落户。“他是我一辈子的恩人。”陆志毅由衷地说。

    人的趋众心理往往是暂时的。陆志毅说，回城潮的那一阵子，他一个人走在寂静的场区里，内心百感交集。他曾诅咒那该死的政策，同为上海人，难道自己就不是人吗？难道自己比其他上海知青劳动得少，还是吃得苦少？娶外地妻子有罪吗？为什么偏偏自己就要被钉死在这里？

    但后来他发现，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苍凉是一种大美

    上帝为你关上一道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陆志毅现在越来越相信李白那句“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金句。“倘若我回了上海，我可能就不会拥有现在这份创作激情，说不定现在正在弄堂里和老人们下下棋、打打牌，担惊受怕地等着去见马克思呢（笑）。”

    陆志毅目前已经成为新疆知名的画家，其多变的画风和勇于探索的绘画技艺，备受画界的褒议。经历五十年大漠风沙的洗礼，使得他从血液里流淌出大漠的色彩。他的丙烯大漠胡杨系列画作备受中外绘画界的青睐，多幅画作被国内吴昌硕纪念馆、上海世博会，以及国外日本秋田市收藏。早在1989年，他的个人画展就在新疆的乌鲁木齐、阿克苏、石河子、博乐四大城市巡展，引发巨大的反响。

    恶劣的生态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枯燥的业余生活，助燃了陆志毅的艺术之火。他将心灵的痛借自然的悲怆表现出来，以浇心中的块垒。

    在艺术家眼中，苍凉是一种美，一种大美，陆志毅对死去的胡杨和一望无涯的沙漠戈壁情有独钟。在无垠沙漠的滋养下，他以顽强的生命力架构出昔日青春的躁动，描绘出命运多变的壮美画卷。

    陆志毅注定是个“不安分”的叛逆者，二十多年前，他深受香港绘画大师刘国松的影响，拒绝沉湎于传统，其绘画技巧和语言开始桀骜多变。那一时期，他崇尚“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的艺术主张，以杂求精，以奇创新。

    据陆志毅老人自己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开始了对多种绘画语言表现形式的探索，对各种材料的使用到了着迷的程度，研究体验一切的可能性，想由此找到一种全新的绘画表现方式。那段时间，他将自己关在工作室内，流连在种种探索之中，丙烯、甲醇、油漆、油画、水粉、国画、喷壶、毛笔、刮刀、海绵、油画棒、泼墨法、水拓法、脱胶法、滴流法、相叠法……陶醉其中乐此不疲。

    1989年前后，当上海的王卫国、福建的杨永清、安徽的杨守炉、黑龙江的于广胜、陕西的吴金狮相继在各地高举起“无笔画”的旗幡时，陆志毅也在新疆独树一帜，成为大漠深处的艺术家。西部著名的文学双月刊《绿洲》，曾采用陆志毅的大漠系列画作作为全年的封面设计;新疆文艺界的数百名知名人士为他题词，新疆画院院长哈孜盛赞他：填补了新疆的空白。

    陆志毅坦言：“几十年来，我是在借绘画语言，用灵魂记忆我们那代知青在恶劣的环境中生生不息、坚忍不拔的精神品性。这种品性有如胡杨，活着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下千年不朽。”

    目前，陆志毅凭借自己的绘画造诣，以及妻子的素描功底，两人在他们阿克苏的家里，开设了一个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绘画班，经济收入据说还算可观。

    陆志毅老人向记者透露，他此生最后的一个梦想，就是想在上海的吴昌硕纪念馆举办一次个人画展。“但目前经济上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在那里举办一个画展最低要花120万元。”

    当记者探问，花120万元办一个画展值不值得？老人摇着头无奈地说：“是不值，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明知不值，但还是想办，这是自己曾经给自己设立的一个目标。人的一生，总得给自己有个交代罢。”

    在陆志毅老人的家里，到处摆放着他多年来收集的各种品类的艺术品，周末用来为学生上课使用的桌凳堆积了半个房间，用于上素描课的房间里矗立着数十尊石膏像，客厅几处显眼的地方悬挂着他自己颇为得意的画作。

    年届七十的陆志毅，虽在各种介绍中拥有中国现代画家协会会员、香港东方文化中心书画研究部理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美术家协会理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台湾故宫书画院客座教授等诸多名衔，但至今他每年仍会集中一段时间带上食品，背起画夹，挎着相机走入大漠戈壁，去寻找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聆听来自天籁的声音，采撷执拗的生命奇迹。

    陆志毅一直坚信：人是一切奇迹的创造者，人是创造一切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