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研究在欧洲

    关键词 马可·波罗研究，东方学，欧洲文献学，百衲本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12-0067-04

    《马可·波罗行纪》是中世纪至今欧洲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书籍之一。《马可·波罗行纪》的书写者是西方人，内容主要描述东方世界，因此在研究中出现了东西方两种视角。在马可·波罗研究史上，出现了两种治学路径。一种是以英、法学者为代表的东方学，另一种是以意大利学者为代表的欧洲文献学。马可·波罗研究史，是观察19—20世纪西方学术发展的重要线索。

    中世纪《马可·波罗行纪》成书后在欧洲广泛传播，反映出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就带着一本《马可·波罗行纪》，在上面写满批注。随着欧洲殖民者向亚洲扩张，欧洲人的东方知识日益增长，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作为一门学问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形成。新生的东方学家们开始用新获得的知识注释《马可·波罗行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818年出版的，英国人马尔斯登（William Marsden，1754—1836年）的英语译注本。马尔斯登出生于爱尔兰，16岁加入东印度公司，前往苏门答腊任职八年，掌握了马来语，后加入英国皇家学会，著有《苏门答腊史》《马来语词典与语法》《东方钱币》等。马尔斯登将16世纪意大利学者剌木学（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1485—1557年）整理的《马可·波罗行纪》意大利语本译为英语并进行注释，注释占了全书篇幅的2/3以上。随着东方学的继续发展，马尔斯登的注释因过时而被舍弃，但正文至今仍有重印本。科姆洛夫（Manuel Komroff）又将之编为简洁普及本，1930年出版后流传颇广。

    在法国，东方学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专职教授。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第一任“汉文与鞑靼文、满文语言文学讲座”教授。马尔斯登译注本出版后，雷慕沙即撰文指出：“地理学的积极进步，并没有削弱马可·波罗的名声;对马可·波罗所述国度了解得越多，越有理由赞赏其准确性，信服其真实性。”雷慕沙的弟子卜铁（又译颇节、鲍梯、鲍狄埃，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年）于1856年出版了《马可·波罗之书》法语译注本。卜铁认为马可·波罗原稿使用的是法语，因此用巴黎藏三种法语抄本校订出史上第一部法语校勘本。卜铁是汉学家，曾将儒家、道家经典译为法语。卜铁译注本《马可·波罗之书》亦以历史考证见长：导言155页，包括马可·波罗生平、马可·波罗之书、13—18世纪政治概况三部分;正文页下有丰富的注释，利用了汉文、波斯文史料。卜铁译注本在文献整理和史事考证两方面成就突出，影响较大。玉尔英译注释本就以卜铁本为基础。卜铁译注本对汉译本也有直接影响。1924—1928年，加入中国籍的法国汉学家沙海昂（Antoine Henry Joseph Charignon，1872—1930年）在北平出版了卜铁本的补注本3卷，随后获法国一等金质奖章。1936年，冯承钧将沙海昂本汉译，并根据其他版本补充了一些文本和注释，这就是当今中国学术界最常用的版本，多次再版。而卜铁的一个错误观点也随着其译注本流传开来。卜铁认为马可·波罗就是元世祖时期的枢密副使孛罗，因此在译注本封面页最上方加了一行汉字“忽必烈枢密副使博罗本书”作为汉文书名。直到1930年代张星烺还沿袭这一错误观点，将马可·波罗译为“马哥孛罗”。实际上，孛罗是蒙古人，与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虽然生活在同一时代，但判然有别。

    随着东方学、汉学的发展，英法学者合作铸就了三部马可·波罗研究经典：玉尔、考狄《马可·波罗之书》，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寰宇记》，伯希和《马可·波罗注》。这三部英文著作，学术价值极高，自成书以来，一直是中西交通史、元史的必读书目。玉尔、考狄、慕阿德、伯希和四人都有在东方生活的经历。对于旅居东方的感同身受，大概是他们关注马可·波罗的内在动机之一。

    四人中最年长的一位是英国东方学家玉尔，（又译裕尔、玉耳，Henry Yule，1820—1889年）青年从军，在南亚任军官20多年，退伍后返回欧洲专心著述。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学术职位，所以在著作上署名亨利·玉尔上校。玉尔为了让妻子养病而举家搬到意大利，他在那里搜集到75种抄本、刊本，撰成《马可·波罗之书》英语译注，1871年出版，1875年修订再版。1903年出版的定本，经法国汉学家考狄（又译考迪埃，汉名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年）补证。考狄生于美国，在英国接受教育，年轻时曾旅居中国上海数年，回到法国后，成为法国汉学的奠基人之一，一手创办了著名汉学期刊《通报》。1929年张星烺《张译马哥孛罗游记》仅译出了玉尔本第一卷，相当于全书的1/4。

    英国人慕阿德（又译穆尔、穆勒，Arthur Christopher Moule，1873—1957年）出生于杭州。他常常回忆起童年在杭州无忧无虑的时光。这也是他研究马可·波罗的一大渊源。慕阿德与伯希和合作的译注项目中，慕阿德负责文本校订与翻译，伯希和负责注释，但有少数几条注释交给了慕阿德，其中就包括“行在（杭州）”这条长注。1957年，慕阿德将“行在”“襄阳”“刺杀阿合马”等六条注释结集为一本小书，题为《行在——及其他马可·波罗注》，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刊行。书后附有4页的《马可·波罗寰宇记》勘误表，这是读《马可·波罗寰宇记》时不应忽略的。这本小书出版当年，慕阿德去世，他的人生始于杭州，止于《行在》。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是20世纪学术大师，在汉学、内陆亚洲等领域造诣精深，涉猎广博，曾多次到中国，已为世人所周知。

    如果说玉尔、考狄《马可·波罗之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东方学和法国汉学合作的最高成就，那么20世纪英法学者再次合作的卓越成果就是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寰宇记》，以及伯希和《马可·波罗注》二书。这两次合作，还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考狄一度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工作。玉尔与考狄有交谊，考狄是伯希和的老师。1920年开始，伯希和协助考狄主编《通报》，考狄去世后接任主编。慕阿德从1910年代开始就经常在《通报》发表文章。其中一些文章构成了他那本小书《行在》的基础。据同时代人回忆，伯希和性格高傲，一向睥睨众生，却对慕阿德怀有敬意和友情。

    慕阿德的本职工作在教会，1909年从中国回到英国之后，他住在剑桥的特兰平顿，业余从事汉学研究。1933年，剑桥大学中国语言与历史教授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年）退休，60岁的慕阿德接任其教席。五年后，慕阿德退休，伯希和、胡适曾推荐陈寅恪到剑桥继任，但没有成功。慕阿德在剑桥大学任职期间最重要的成绩就是《马可·波罗寰宇记》。

    玉尔的足迹仅仅在印度、孟加拉，对于亚洲内陆和中国怀有东方主义的想象。他在注释中，下意识展现出一个神秘、落后的东方世界。其后的这三位学者旅居中国日久，对中国了解日益深入。考狄旅居中国仅数年，汉语水平有限。而对于慕阿德而言，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的父辈便已熟练掌握汉语，叔叔慕雅德（Arthur Evens Moule）曾用杭州方言翻译《圣经》。伯希和则多次到中国，足迹遍布北京、敦煌、新疆等地，对這片土地有切身的感受，与中国官员、学人多有交往。伯希和侧重名物考证，旁征博引多种语言文献，从研究方法上最大程度降低了主观性。从玉尔、考狄到慕阿德、伯希和的注来看，中国的形象越来越客观，反映了认知的加深和学术的进步。

    英、法东方学传统对马可·波罗的关注点是从马可·波罗看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历史，重点始终在注释方面，编译文本的目的是为历史研究服务。与之不同的是，意大利文献学更为关注的是校勘与整理。

    《马可·波罗行纪》成书之后立即就出现了各种语言的版本。在中世纪，意大利北部不同地区主要流行着法意混合语、威尼斯语、托斯卡纳语等语言，在教会和知识阶层中则通行拉丁语。最早整理马可·波罗书的意大利学者，是16世纪地理学家剌木学。剌木学搜集了一些抄本与相关资料，统一编译为现代意大利语，收入1559年《航海与旅行》丛书第二卷。剌木学整理本完稿之后，出版社失火，焚毁了他搜集到的所有抄本。剌木学的现代意大利语整理本（简称R本）保存了这些被毁抄本中的珍贵内容，因此成为最重要的版本之一。剌木学首次将马可·波罗书定名为《马可·波罗行纪》（I viaggi di Marco Polo）。1818年，马尔斯登将剌木学本译为英语，《马可·波罗行纪》就成为英语世界里最通行的书名。

    1827年，意大利学者巴尔德里·博尼（Giovanni Battista Baldelli Boni，1766—1831年）整理出版了一部托斯卡纳语抄本，1863年巴尔托利（Adolfo Bartoli）进行了修订。

    为马可·波罗研究带来革命的，是文献学家贝内代托。贝内代托（Luigi Foscolo Benedetto，1886—1966年），生于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大半生任教于佛罗伦萨大学。1920年代，意大利国家地理学会和威尼斯市政府委托贝内代托整理《马可·波罗行纪》。玉尔的英译本虽然学术水平很高，但受卜铁本影响，底本不佳。访求善本，厘清版本传承问题，势在必行。贝内代托遍访欧洲各地的图书馆，积数年之力，搜集到148种版本，其中60余种前所未见。最重要的发现，是1924年在意大利米兰的安布罗西亚图书馆找到的拉丁文抄本（简称Zt本）。这个抄本代表了一个独立的古抄本流传系统，价值极高。贝内代托又将各种版本仔细研读比较，梳理出了版本流传系统。这一创举，为马可·波罗研究奠定了文献学基础。1928年，贝内代托于佛罗伦萨出版合校本，书名使用了《马可·波罗行纪》在意大利的习称《马可·波罗百万》（Il Milione di Marco Polo）。书前有长达200多页的导言，相当于一部关于《马可·波罗行纪》版本流传的研究专著，1962年抽出再版。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日本学者高田英树将其译为日语在期刊上连载，使贝内代托的研究时隔80年再次焕发出夺目的光芒。贝内代托的1928年合校本是划时代的成果，将其形容为马可波罗·研究领域的一场革命，并不为过。

    贝内代托合校本采用了马可·波罗原稿的语言——法语与意大利语的混合语（Franco-Italian），有着严谨的学术性。这种语言在中世纪广泛流行于意大利北部，却对现代读者很不友好。因此，合校本印数只有几百册。为此贝内代托将合校本译成现代意大利语，交给意大利人阿尔多·里奇（Aldo Ricci）译为英语，1931年出版;贝内代托的意大利语译本则于1932年出版。这两种译本扩大了贝内代托的国际影响力。可惜的是，英译本仅译出了正文，没有导言、校勘记，削弱了其学术价值。但因为贝内代托合校本价值高，1937年，张星烺据里奇英语本转译为汉文的《马哥孛罗游记》，仍有参考价值。

    这些研究者中，慕阿德与贝内代托几乎同时开始研究马可·波罗。贝内代托率先成功推出了合校本、译本。慕阿德想要超越贝内代托，突破口就是新抄本。贝内代托在米兰找到的Zt抄本价值虽高，但毕竟是18世纪的一种转抄本。根据Zt抄本题记，其底本是红衣主教泽拉达藏抄本。泽拉达（Francesco Saverio de Zelada，1717—1801年）是罗马教廷的显贵人物，也是一位大收藏家。泽拉达去世后，他收藏的抄本书籍赠予了西班牙托莱多（Toledo）教会图书馆。贝内代托曾查阅托莱多教会图书馆藏书目录，一无所获。慕阿德幸有英国收藏家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年）相助，在1932年12月找到了泽拉达旧藏抄本（简称Z本），随后获得了全本照片及独家授权。其实在此前几个月，在西班牙访学的美国学者赫里奥（J. Homer Herriott，1895—1973年）就已找到了这部抄本，但没有得到授权。大维德不仅为慕阿德找到了珍本，还促成了慕阿德与伯希和的合作，资助了《马可·波罗寰宇记》的出版。

    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寰宇记》原计划有四卷：1938年出版的前两卷是文本整理与英译，由慕阿德负责;后两卷包括注释、索引、图版、地图等内容，由伯希和负责。但伯希和始终没能完稿，加上二战爆发，后两卷就跳票了。1959—1973年，韩百诗（Louis Hambis，1906—1978年）整理出版的伯希和遗稿《马可·波罗注》，加上前文提到的慕阿德专著《行在》，大约能算是第3卷。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寰宇记》第1卷甫一出版，几乎立刻被视为《马可·波罗行纪》的最佳版本。其正文以最古的抄本（简称F本）为底本，从近150种抄本、刊本中选取最重要的17种，用斜体字夹在正文之中，因此被形象地称为百衲本。

    百衲本的贡献，一是让世人见到了Z本真容;二是将各种重要抄本的内容英译，并列在一起，利用起来较为便利。但百衲本在文献学上有严重的问题。百衲本将不同版本的文本强行连缀在一起，又过于求多求全，不加辨析，有时语义重复，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全文显得臃肿累赘，影响了连贯性。百衲本出版次年，贝内代托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发表长篇书评，讥讽慕阿德做出来的是“不可卒读的不成形的肉丸”。有鉴于此，美国学者莎朗·木下（Sharon Kinoshita）根据最新校勘本重新将F本译为英语，2016年出版。

    早期汉学家的著述往往采取注释、札记的形式。慕阿德《行在》、伯希和《马可·波罗注》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伯希和《马可·波罗注》尤称得上英、法东方学发展至20世纪中叶而形成的一座高峰。伯希和《马可·波罗注》的行文是发散式的，常常从马可·波罗书中的一个专有名词出发，讨论元代中国乃至古代内陆欧亚的历史。伯希和旁征博引，多语种史料驾驭之娴熟，探讨问题之深入，学术触角之敏锐，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但伯希和《马可·波罗注》的优点和缺点几乎是并生的，即博学与枝蔓。伯希和的发散式写法，也导致《马可·波罗注》虽然起于马可·波罗，但落点往往不是马可·波罗。因此文本中的很多疑难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1954年马可·波罗诞生700周年之际，意大利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后来结集出版为两本书，收录了意大利文、法文、英文论文，涉及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等多个研究方向。这大概是东方学与文献学的初步交会。同一时期，文献学家奥尔施基（Leonardo Olschki，1885—1961年）出版《马可·波罗的亚洲》（1957年出版意大利文版，1960年出版英译本），显示出了文献学与东方学方法的初步融合。然而，东方学、文献学两个领域在历史上长期各自发展，形成了各自的研究方法、工作语言，各自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互相鲜有交流。将不同的学术方法、学术脉络融会贯通，应当是21世纪学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作者简介】马晓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元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