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玖先生与马可·波罗来华的“世纪论战”
摘 要 著名历史学家杨志玖毕生倾注心血最多和成就最卓越的是马可·波罗研究。1941年，他利用《经世大典·站赤》一段公文资料，考证出《游记》所述马可·波罗伴随蒙古公主自泉州离华和经波斯返威尼斯是真实的，其来华也是真实的，还订正离华时间是1291年初。此项研究相继得到了英、美、法、日等国权威学者认可与肯定，进而又和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英国学者鲍埃勒等携手努力，竖起了马可·波罗来华肯定说的“大旗”。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杨志玖撰文多篇且出版《马可波罗在中国》，先后与美国学者海格尔、中国学者王育民、英国学者克鲁纳斯、弗朗西丝·伍德展开两个回合的“论战”。晚年还发起并主持了“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 邀请世界范围内马可·波罗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莅会，特别是把怀疑、否定说集大成者伍德博士请来天津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交锋。耐人寻味的是，蒙元史、中外交通史專家与一般文化学者分居这场论战的肯定说、否定说两营垒，泾渭分明。双方虽已增沟通理解，廓清了许多问题，但因术业有专攻等差别，争议正未有穷期。
关键词 杨志玖，马可·波罗来华，《游记》，论战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12-0062-06
业师杨志玖先生（1915—2002年），字佩之，山东淄博人，回族，著名历史学家。1934年9月，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39年，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师从姚从吾、向达二位教授，专攻蒙元史。历任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教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开大学副教授、教授;又兼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历史教学》编委会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顾问、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唐史学会顾问等。
纵观先生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及成果，广泛涉及蒙元史、隋唐史、回族史、土地制度史、中外关系史等诸多领域，且以精于考证和富有创见著称。代表作有《隋唐五代史纲要》（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马可波罗在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和《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读者可参阅2015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杨志玖文集》五卷本，详细领略先生的精湛造诣与贡献。诚然，先生倾注心血最多和成就最卓越的，无疑是马可·波罗来华研究。
马可·波罗是中世纪伟大的旅行家和中西交通友好使者。他口述成书的《游记》问世以来，流传甚广，版本和译本达数百种之多。《游记》架起了西方人了解认识中国和东方的桥梁。西方人知中国必先知马可·波罗。据说哥伦布寻找、发现美洲新大陆，始终是受其诱导驱动。马可·波罗来华，是700多年前陆地丝路和海上丝路畅通繁荣的历史见证。马可·波罗来华及《游记》，既是中西交通的划时代事件，又被称为世界十六大疑问之一。围绕着马可·波罗来华及《游记》的真实与否，中外学者曾经进行了长达七八十年的“世纪论战”。
先生对马可·波罗的研究，是从这场“世纪论战”初期的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的。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相继出现过马可即枢密副使孛罗等说法，旋遭学界否定。①上述对马可·波罗在华身份的误判，明显属漏洞较多的粗疏比附，但背后也隐含着学者们的某种困惑。素来有“汗牛充栋”之誉的中国史籍内，居然没有找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和事迹，这不能不令中外学人焦急汗颜，同时也容易成为怀疑或否定马可·波罗来华说的重要口实或“把柄”。
1941年夏，先生在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搜集元代回人沙不丁等相关史料之际，无意中发现了《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经世大典·站赤》中与《游记》相关联的一段记载。受导师向达教授的鼓励，先生撰写并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的论文，比勘考订《经世大典·站赤》中“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的三位使者兀鲁■、阿必失呵、火者，与《游记》中的Oulatai、Apousca、Coja完全相同，①进而考证出马可·波罗所述伴随蒙古公主自泉州离华和经波斯返威尼斯是真实的，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还订正马可·波罗离华时间是在1291年初，而不是西方人说的1292年初。②这一揭示汉文记载中迄今唯一可见马可波罗在华行踪的考证与研究，得到了向达、顾颉刚、汤用彤、傅斯年等专家以及学术界的很高评价，曾荣获中央研究院名誉学术奖。③该文还译为英文，刊载于1944年英国亚洲皇家学会学报孟加拉版第4卷上，又在美国哈佛大学《亚洲学报》1945年第9卷第1期发表了英文摘要。④
1956年，向达教授撰文评述说，（杨志玖）“这一发现证明两点：一、马可所记他们陪同波斯阿鲁浑汗使者去波斯是事实，元代官书可以证明。虽然站赤中没有提到马可诸人。但是波斯使者的名字和马可所记完全一致，这就够了。二、阿难答的奏章是一二九○年的阴历八月，提到本年阴历三月的事……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年月问题提出了极其可靠的证据”。⑤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东西方相对隔绝，许多西方学者没能及时看到先生的这篇论文。法国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晚年疾病缠身，他虽然没能参阅先生的考证发现，但在《马可波罗游记注》“阔阔真”条中巧妙地利用哈模《伊儿汗史》和多桑《蒙古史》对合赞汗的记事等西方资料，同样考订出马可·波罗离华年代为1291年。⑥此与先生的年代考订不谋而合。1970年，英国学者鲍埃勒博士在其论文《拉施特与法兰克人》中，又揭出波斯文《史集》有关合赞汗在阿八哈耳城接见阿鲁浑汗所遣自中国迎娶卜鲁罕元妃同族女阔阔真的火者等使团，且与阔阔真成婚的原始记载，进一步印证和支持了先生的考证结论。⑦
1976年，美国哈佛大学柯立夫教授发表《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综合评价了杨志玖、伯希和、鲍埃勒三位学者各自独立的研究，首先详细介绍并肯定了先生论文的考证发现。⑧这就意味着英、美、法等国的著名学者相继认证和肯定了先生的研究。由此，先生最先考订马可·波罗来华真实性的杰出贡献，逐渐被国内外学术界所承认。先生和伯希和、鲍埃勒等携手努力，某种意义上竖起了马可·波罗来华肯定说的“大旗”。正如一位世界史专业的教授所云，先生1941年的论证具有某种奠基和决定性意义，倘若没有先生这篇考证文章，讨论马可·波罗来华真实性的诸多文章的价值就几乎等于零。
然而，时至1966年，德国蒙古史学者福赫伯发表《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交往》一文，列举出《游记》存在的若干疑点：如扬州做官，献抛石机攻陷襄阳，未提茶叶和汉字书法等。认为波罗一家是否到过中国，还是个未能解决的问题。⑨事实上，类似质疑早已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亨利·玉尔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亨利·玉尔曾敏锐指出《游记》记载有多处遗漏，如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鸬鹚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文字，等等。还有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成吉思汗死亡及其子孙世系等讹误。①但并未影响亨利·玉尔对《游记》的整体信任与杰出的翻译工作。
针对这些问题与怀疑，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先生有关马可·波罗来华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入，而与怀疑说、否定说论战的第一回合遂拉开序幕。
1982年可谓先生“文革”后恢复研究马可·波罗的“丰收年”。如先生所云：“柯立夫教授的论文和十年‘文革的结束，激发了我对马可波罗研究的兴趣。客观条件的改善使我在学术海洋上得以破浪扬帆。”②这一年，先生连续撰写和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马可波罗与中国》三篇论文。
《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一文，围绕“马可·波罗懂不懂汉语”“马可·波罗是否做过扬州总管”“《中堂事记》的发郎国人是否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三个议题，就过去引起质疑的马可·波罗的语言文字能力、在华身份和相关汉籍史料等热点，作了中肯而有说服力的论述。③
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翻检马可·波罗《游记》全文，发现其中一些矛盾和可疑之点，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认为，马可·波罗只到过北京，他关于中国其他各地的记载，都是道听途说。④先生撰《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一文，与海格尔商榷。他考订《游记》所述马可·波罗出使云南、波斯、印度以及镇江、福州、苏州等描述，找出了一些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南方的内证，雄辩证明马可·波罗不仅到过中国北方，也到过南方。⑤
如果说海格尔的论断失之偏颇但仍有可取之处的话，1982年4月14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远东部克雷格·克鲁纳斯《探险家的足迹》一文，走的更远、更极端。该文全面否定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事实，还指责《游记》是主要采自波斯旅游手册的“克里空”虚假报道。⑥10月，先生又发表《马可波罗与中国》一文，反驳克鲁纳斯说法。先生指出，《游记》中没有提到茶和汉字，用波斯语称呼中国地名等缺憾，只能说明马可·波罗来华后仍然保持着本国的习俗文化，对汉文化所知甚少，不能因为中国史书没有见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及《游记》记述中的缺点错误而否定其来华的无可置疑的事实。⑦
1988年，上海师范大学王育民教授又撰写《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为克鲁纳斯鸣不平，对马可来华及《游记》提出质疑。⑧为此，先生发表《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剖析怀疑论者的论据和心态》，予以回应。尽管王文所列证据与克鲁纳斯大致相同，杨先生依然认真逐一答复，并对怀疑说者的论点予以综合性辩驳。⑨
20世纪90年代末，与否定说集大成者伍德的第二回合论战，更为激烈和精彩，先生的马可·波罗研究随之达到高峰。
弗朗西丝·伍德博士长期担任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是擅长研究中国式建筑的“中国通”。1995年，她所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出版，该书很有特点。此前，怀疑或否定马可·波罗书真实性的学者只是写些短文或在文章中附带提及。伍德书却是以182页专著的形式出现，所引参考书97种，除导言、结语之外，正文竟有15章，洋洋大观，集怀疑和否定说之大成。⑩其观点基本承袭怀疑说，即集中于“记载失误”“记载遗漏”“汉文文献无正面记述”三个基本方面。之所以称其为集大成，又在于该书不仅使以往一些较为笼统、模糊的提法更为明确、系统，而且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又取多种前人说法为其所用，使其观点的论证更为充分，更趋成熟。还将怀疑说更深入一步，由怀疑走向否定。该书被译为法、日、德、中等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发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议论。尤其是1997年初，洪允息翻译的中译本在新华出版社出版后，①国内许多非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对伍德书生动的语言、巧妙的结构等感到好奇，产生兴趣，因此引起了一定的舆情波动。
为了澄清是非和端正视听，先生不得不暂时中断自己正在从事的“元代回族史稿”写作，积极着手对伍德论著的反驳。先是发表题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的论文。②1999年又撰写并出版《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正文也是15个专题，与伍德博士等展开新的一轮论辩。
《马可波罗在中国》驳论分为5个部分：
1.“旧话重提”，回顾怀疑论者的论题及其失误与缺陷。
2.以“否认确据”为题，指出伍德一书对“站赤”所载马可·波罗离华史料不能全面认识;兼述“王著杀阿合马事件”在《游记》《史集》《元史》中记载的异同及价值，并指出伍德对此问题的理解偏差。
3.重点谈《游记》的“版本问题”，认为用版本不同来否定马可·波罗书的真实性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4.“漏载释疑”，对伍德指摘《游记》漏载的瓷器、印刷、汉字、茶叶、缠足、长城等物，逐条予以阐明论证。并指出“因一本书没有记载它可以记载而因某种原因失记的东西，便怀疑、否定其真实性，这不合理，也很难服人”。
5.“结语评析”，澄清伍德对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资料来源等的误解，并再一次强调两条为《游记》所独有而未见于西方同期的关键史料：元朝法律笞刑数目和马薛里吉思在镇江活动。“若说是抄自波斯文指南，试问，哪有如此内容丰富的指南书可抄？”用反证法进一步证实伍德观点的不可靠性，明确回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最后针对争论双方所聚焦的汉籍未发现马可踪影、《永乐大典·站赤》未提马可之名和马可的本来面目，进一步予以解答申辩：元代来华并留有纪行的外国人不少，但中国史籍中却不见其名;《站赤》中的重要公文是请示随员口粮问题，无需提及随员名单;马可书中虽有夸大失实或自我吹嘘等缺点，但全书所记基本正确并可与中国史籍印证，有些还能补汉籍记载之不足，而伍德博士却把他作为一个抄袭者、作伪者，并未能还马可的本来面目。
与前几次论辩有所不同，先生撰《马可波罗在中国》不仅旁征博引，驳论结合，有理有节，而且更注重从逻辑上找出对方论证的漏洞，从而使立论反驳在资料与思辨上都显示出其治学严谨、科学客观的素养。此书算得上肯定论的集大成，代表了目前国内该学术问题的最高水平。③先生还特意邀请南开外文系苗菊教授，协助其将15个专题内容摘要翻译为英文，列于该书目录之后，以便在域外的流布传播。为体现学术研究的各抒己见和百家争鸣，又将反驳对象之一克雷格·克鲁纳斯的《探险家的足迹》汉译原文，附录在第七专题末。可以说，先生以他数十年的学术积累与精湛考证，又一次击退了伍德等怀疑论、否定论者的新质疑，在国际范围内把马可·波罗来华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崭新高度。
在此前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蔡美彪教授曾撰写《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④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罗依果教授也发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⑤还有陈得芝、黄时鉴等人的论文。⑥这些著名学者的重要文章不约而同地批评反驳伍德等人的怀疑论和否定论，赞和先生的观点与主张。
翌年夏，先生不顾年迈体弱，亲自发起和主持了“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特别是把伍德博士等请来天津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交锋。世界范围内马可·波罗研究论争的主要代表人物莅临会议，各陈己见，互相交流，使马可·波罗来华问题在论辩中逐渐明了清晰，在相反相成的争论中促进了马可·波罗来华研究。譬如，克罗地亚学者安东尼奥·西蒙内帝（Antonio Simonetci）的《百万：马可·波罗绰号的交互影响——数量单位及其著作》以“百万”为中心，详尽考证了马可·波罗的家系、家族居地变迁及其绰号“百万”的由来，又从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多重角度饶有趣味地分析了“百万”一词与马可·波罗的关系。瑞士学者米歇尔·汉斯（Michael Henss）的《重建马可波罗的旅行——传说与真实》以大量实地与实物考证为基础，力图确定马可书中的某些地名以重建其旅程，认为：马可的旅行对欧洲中世纪制图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意大利学者保罗·利贝拉里（Paclo Liberali）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元上都》集中关注马可在上都的旅行、逗留及上都的细节描述，认为马可所记与上都遗址地理位置比较一致，建议利用考古学、物理分析等新方法以确定该城的布局与作用。伍德博士则不再公开宣扬以往否定论证据，如瓷器、印刷术、长城、茶叶、缠足等，只是着重谈马可·波罗游记的版本问题，也强调后世不同版本在内容上的累积增添。这次会议还使马可·波罗研究与13世纪元帝国研究两个领域间，呈现了互相融合和促进的态势。马可·波罗研究者揭示和发扬了《寰宇记》有关元帝国的许多重要记述，使13世纪中国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元史学者从实证角度，在广度与深度上进一步為马可·波罗研究提供了不少雄辩而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些都为推动马可·波罗来华研究做出了可贵的贡献。①先生为会议的圆满成功尽了最大的努力。除登坛发表“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学术报告外，先生还特意去房间探望问候伍德博士，以体现以文会友与平等争鸣。
2015年，著名音乐人高晓松重拾怀疑说、否定说的旧话题和旧论据，竭力演绎宣传，热度颇高。这意味着“世纪论战”并未落幕。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世纪论战”中，蒙元史、中外交通史专家与一般文化学者分居肯定说、否定说两营垒，泾渭分明。论战已增加双方的沟通理解，廓清了许多问题，但因术业有专攻，争议正未有穷期。在此，呼吁蒙元史、中外交通史专家更多地向文化传媒宣传介绍关于马可·波罗来华的真相与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也呼吁年轻人热情关注并参与马可·波罗中国之旅的探讨。
先生驾鹤仙逝已有16个年头。先生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耸立在历史学殿堂之中。20年前，两位青年学者评论说：“杨志玖先生在1941年发现的史料在50余年之后仍是肯定论者的最有力武器，新一代学者基本上没有在此方向有新的突破。”“杨志玖先生以其精湛的知识击退了伍德博士的新质疑，但我们不知道，当若干年后又一轮质疑与否定的号角吹响时，我们是否还能像杨先生那样从容，这也算一份担心吧！”②
令人欣慰的是，先生研究马可·波罗之学，后继有人矣。先生的再传弟子，南开大学马晓林副教授，如今已经在国际马可·波罗研究领域崭露头角。近年来，他接连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多篇马可·波罗问题的研究论文。2018年9月还正式出版了40余万字的专著《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③而且，他能够运用多种语言史料，能够与英美法德意俄日等国学者频繁直接对话交流合作，能够打通有关马可·波罗的汉学研究与文献学研究两个学术圈。新时代前沿学人的学术特色鲜明！相信他一定能够取得更大成就与突破，能够在与怀疑和否定说的下一轮论战中小试牛刀，再显身手，能够让前述两位评论者的担心由是释然。这应该是对业师杨志玖先生最好的告慰与纪念！
【作者简介】李治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元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
Abstract： The famous historian Yang Zhijiu devoted much of his life to the Marco Polo study which became one of his most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1941， he made use of an official document in the Jamchi part of the Jingshi dadian to certificate the fact that Marco Polo departed China from Quanzhou accompanying the Mongol Princess to Persian and then returned to Venice， and the truth that he visited China. He also revised the time of the departure from China as early 1291. This research has been recognized and affirmed by authoritative scholars in Britain， United States， France，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along with contributions by the famous French sinologist Paul Pelliot and British scholar J.A. Boyle supports the authenticity of Marco Polo. From the 1980s to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Yang Zhijiu wrote articles and published Marco Polo in China， debating with John W. Haeger， Wang Yumin， Craig Clunas and Frances Wood. In his later years， he also initiated and hosted the “Marco Polo and the 13th Century China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inviting the major representatives of Marco Polo Research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Dr. Frances Wood who epitomized the skeptic and negativist to Tianjin to a face-to-face dialogue. It is intriguing that the experts on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Yuan， East-West exchanges stand opposite to the general cultural scholars. Although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ve been increased， many problems have been cleared up， the dispute has not come to an end because of academic specializations and other divergences.
Key Words： Yang Zhijiu，Marco Polo Went to China， Travels of Marco Polo， Controver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