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中国国家经济利益的维护

    王小莉 李敦瑞

    摘 要： “逆全球化”以及各类全球性问题给中国的经济利益带来挑战，而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则又带来机遇。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下，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涵盖了自身的特有经济利益和国家间的共同经济利益。鉴于“一带一路”理念与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相符合，值此世界经济大调整大变革之际，应对各类挑战，抓住新机遇，维护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就是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开放的环境中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维护中国自身特有的经济利益；在包容普惠的氛围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维护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经济利益。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新趋势；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利益

    当前，经济全球化遇到了波折，一些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加之地缘政治冲突、孤立主义等因素的干扰，致使世界经济在复苏的过程中不确定性大大增加，给经济利益正不断向全球拓展的中国带来巨大的挑战。但另一方面，包容普惠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兴起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又给经济全球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新的趋势，又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之际，在迈向全球性大国的征程中，中国如何应对这些机遇和挑战，如何使自身的国家经济利益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成为迫切而又重要的议题。

    一、“逆全球化”现象与经济全球化新趋势

    1.“逆全球化”现象及其经济影响

    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的“反全球化运动”到今天已演变为逆全球化现象，经历了从思潮到政策、从民间到政府的变化。①英国“脱欧”、美国宣布退出TPP、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等“黑天鹅”事件频发，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矛盾加剧、民粹主义日益盛行，这些都反映了当前的逆全球化现象。究其根源，在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并不均衡，出现了所谓“输家”与“赢家”的结构性对立，贫富差距扩大，而且在经济上使得国家主权实际上产生了“让渡”的情况，加之难民潮、地区冲突等安全问题，并交织着生态保护、信息安全等新问题，致使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滋长，最终又从思潮演化为现象。从经济层面看，逆全球化现象也带来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冲突。

    一方面，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恶性竞争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的调整起伏不定。美国、欧洲、日本的经济虽有起色，但长期增长态势并未显现。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资源大国受国际油价和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经济风险依然较大。应对这种局面，各国或是调整国内经济政策，或是孤立主义举措和各种逃避国际责任的政策频出。特朗普减税政策、美联储加息或缩表，冲击着世界经济金融秩序。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欧洲、北美等发达经济体抬头，对原有世界贸易体系形成挑战。维护自身的贸易利益、货币地位、资产安全，成为各主要经济体强化竞争手段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围绕全球经济治理，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态势更加复杂。在围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治理、国际贸易规则修订等实质性的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新兴经济体与西方大国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强调本国利益优先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外交政策的鲜明特征。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新兴经济体之间，也都存在各自的诉求。在国际贸易、财富分配依旧失衡的条件下，为了谋求最为有利的发展环境，各国围绕全球经济治理的政治经济博弈不断强化。

    更为严峻的是，逆全球化现象遭遇不断加大的地缘政治风险。核武扩散、恐怖主义、领土争端、民族和宗教冲突等老的安全问题交织着难民问题以及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使得地缘政治风险急剧攀升，严重地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例如，在远东，朝核危机和韩国“萨德”系统的部署，以及中日领土争端，影响了中日韩经贸关系的发展；南海问题始终是影响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重要因素，也不时给“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带来不利影响。而欧洲经济体，也饱受难民潮和恐怖袭击的困扰。诸如此类，都使得国际经济秩序面临深度考验，全球经济发展已处在“十字路口”。

    2.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冷战以后，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带来了全球财富的巨大增长。然而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满足了资本空间扩张所需要的机制，大公司和资本拥有者获得了巨大利益，而社会特别是基层民众付出巨大代价，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②并且原来在“中心——外围”体系下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及其制度安排与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越来越不适应，导致改革停滞、治理无力、热点频发等问题。③但也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使人、财、物、智的自由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世界正迈入“互联互通”时代。④逆全球化的本质并不是要彻底摆脱世界经济联系，而是要重新思考利益格局和国际经济治理。在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均已全球化布局的今天，经济组织、生产和交易系统跨越国界成为常态，各国经济相互依赖、融合，并使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得以整合，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孤立地生存和发展。各国仍然需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只是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参与，取决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和国家间最终博弈的结果。这一切都表明经济全球化仍是大势，但新的趋势也渐露端倪。

    其一，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模式日益深入人心。针对以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贫富差距扩大、产业空心化、资源环境透支等结构性失衡问题，“包容”“普惠”的模式日益成为人类对经济全球化新的期待和诉求。例如，2015年的G20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主题都不约而同地包含“包容”二字。2017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宣言》中，明确提出“推进经济、金融和社会包容，在2030年前打造包容、人人享有、可持续、健康、坚韧的APEC大家庭”，并指出要“促进区域和次区域全面包容的互联互通”和“打造共享未来”。⑤而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的中国，也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法国《回声报》评论，中国以自身惊人的能量带动了其他國家发展，通过在世界经济中的鼓手角色赋予全球经济节奏感。⑥在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模式下，国与国之间将有效地进行发展战略的协调与对接，以寻找国家间经济利益的契合点，形成利益共同体，并遏制逃避国际责任的倾向，形成责任共同体。

    其二，经济全球化在技术层面不断获得新的支撑。人类经济史表明，历次经济全球化浪潮都离不开技术的革新。今天，伴随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兴起，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正融入经济体系中。新产业革命通过提供新业态、新模式等，为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提供潜在增长点。⑦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报告指出，今天跨境宽带数据流量相比2005年增长了45倍。这不仅是信息和观念的交流，而且支撑着巨量的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往来。更为重要的是，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小型公司、初创企业乃至个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门槛大大降低。⑧在覆盖全球的网络平台支撑下，数以亿计的人口参与跨境电子商务，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事跨境交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伴随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世界的互联互通以及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将进一步改善，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

    其三，全球经济治理呼唤“新架构”。过去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自身“危机”不断，越来越倾向于本国利益优先。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反而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主体。在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促进自由贸易等全球性问题上，新兴经济体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并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世界性经济治理机构中，日益强烈地表达出改革的愿望。同时，新兴经济体还通过亚信峰会、金砖国家峰会等机制加强合作。由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所倡导的合作共赢理念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地获得支持，由发达国家参与的一些国际协调机制也正发生深层次的改变。例如，吸纳了新兴经济体的“G20”机制已取代“G7”成为协调国际经济秩序的首要机制，对抑制单边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恰恰说明，国际秩序由“中心”支配“外围”向平等互惠转变。⑨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则表达了新兴经济体向世界提供公共物品的愿望和能力。随着新兴经济体的作用的不断发挥，西方国家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格局开始松动，新的治理架构正在酝酿之中。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挑战与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带来的机遇

    1.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挑战

    政治、军事、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时常会困扰中国经济外交和全球化利益，例如领土纠纷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对中国对外贸易通道、经济走廊的安全造成威胁。而宗教、文化上的差异，也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历程中，面临在生产经营、使用劳工等方面的适应过程。但除了这些以外，逆全球化现象直接挑战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增长动能转换乏力、经济增速变缓，货币战、贸易战、资源战等都使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低潮。⑩这使得致力于开放发展的中国经济体面临着巨大的外部挑战。

    逆全球化现象首先影响着中国经济利益在海外的拓展。在世界经济总体还不十分景气的背景下，对于投资、市场、人才、技术等要素的竞争，使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容易产生冲突，包括政策环境、政治关系等都可能成为进行竞争的手段。例如，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势必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动，从而强化了中美两国对全球资本的竞争。部分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还存在着关于地区“经济秩序”等方面的疑虑，容易引发相关的竞争行为。过去积极倡导经济全球化的欧美国家，如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行为日渐增多。周边一些小国出于对中国影响力上升的担忧，不断引入这些国家的经济影响力，甚至为了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对中国投资进行限制。这些都与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战略目标产生不协调。“投资贸易便利化”这一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工具，遭受极大的阻力。

    而且，围绕国际经济秩序话语权的博弈，使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愿望，在实现过程中面临曲折。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日增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需要新兴经济体贡献更多的资源和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新兴经济体则需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经济治理机构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表决权份额。然而依旧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欧美经济体，面对制度性变革所作出的反应，依然是中国在寻求提升话语权的历程中所必须考量的因素，中国如何在承担国际责任与享有更多的話语权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如何与发达经济体进行协调，必然是曲折而又复杂的。

    2.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给中国带来的机遇

    当世界经济面临逆全球化和诸多全球性挑战困扰之时，迫切要求一种新的方案和智慧，以推进新的全球经济秩序的构建。“在崛起与裂变碰撞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方案具象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推进中，推动了区域发展与全球治理模式探索的新对接。”而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模式、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兴起、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则为此提供了新的契机。

    第一，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模式与“一带一路”理念相合，为中国着力构建利益、命运、责任“三个共同体”提供了新环境。“一带一路”倡议，实质上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站在全球经济发展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其核心理念是合作共赢，与包容普惠的全球化理念深度契合，符合当今世界的潮流和全人类的愿望，使打造经济融通、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的“三个共同体”得以落地生根。包括促成国际气候谈判《巴黎协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都是中国为了与其他经济体实现共同的增长与繁荣而付出的努力，这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一带一路”倡议自发起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仅在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就达到62517亿元人民币。围绕能源、制造、金融等多个经济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形成与中国的战略对接。越南的“两廊一圈”构想、柬埔寨的“四角”战略、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等有关规划纷纷出台，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振兴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实现发展空间更平衡和收入分配更平等注入新的动力。

    第二，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兴起所引发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为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建设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了新机缘。过去，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基本上以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为基础，对外经贸往来主要依靠本国低廉的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客观上，这对于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和现代产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时至今日，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以后，正致力于向经济强国迈进，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引领性原创成果匮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足等问题逐渐显露，与周边一些国家的价值链联结性也比较差，影响了经济层面“互联互通”目标的实现。而在以新技术为支撑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带来了改变这一局面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推动下，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借助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实施路径，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积极利用新的技术和平台，努力夯实自身产业技术基础，为要素自由流动提供载体、为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支撑。这成为中国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有效途径。

    第三，新兴经济体崛起及其推动的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为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中参与塑造全球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新起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作用在减弱，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全球经济布局正面临深刻调整。但全球治理体系、贸易投资规则以及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变革明显滞后，难以适应新问题的解决。在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不断演变的形势下，新兴经济体崛起及其推动的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恰恰成为中国参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塑造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新起点。“一带一路”倡议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恶性经济竞争，有利于探索新的增长路径，降低金融风险和危机爆发的概率，从而助推各国经济效率的提高，消除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作用，消解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三、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下中国国家经济利益的维护

    因以往经济全球化中的结构性问题而引发的“逆全球化”，给中国的经济利益带来挑战，而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则又带来机遇。值此世界经济大调整大变革之际，中国加快了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姿态也更加主动，国家经济利益进一步向全球拓展，如何界定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如何在应对挑战和抓住机遇的过程中维护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显得尤为重要。

    1.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下中国国家经济利益的界定

    罗伯特·吉尔平认为，经济全球化使国际组织和非政府行为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国家仍在世界事务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作为国家实体的存在，自然是国内和相关国际事务的主要行为体，理当拥有自身的特有利益。从阶段性特征来看，中国核心经济利益在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基本稳定，而国家发展权益中的海外经济利益，则属于中国的重要利益，包括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国际金融合作、资源能源进口、国际制度能力等。这些利益，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以及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而要实现中国自身特有的经济利益，关键在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然而，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除了自身的特有利益以外，还应考虑国家间共同经济利益。“国家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途径不再局限于零和博弈的利益争夺，开始更加关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正和博弈与互利共赢。”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中国不能只是孤立地引入经济资源，而是要能够广泛地进行国际资源、资本、技术和产品的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担当国际责任，同时兼顾国家间共同经济利益的需要。国家间共同经济利益应当包括，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等等。

    总而言之，从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来看，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涵盖了自身的特有经济利益和国家间的共同经济利益。中国是全球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经济总量占七分之一，本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区域的协调发展，正是包容普惠理念对内的深化。而对国家间共同经济利益的兼顾则是包容普惠理念向外的拓展。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2.“一带一路”框架下维护中国国家经济利益的途径

    本质上，“一带一路”更多的是体现合作精神的“经济互联互通”，而不是充满对抗和竞争意味的“地缘政治联合”。“一带一路”秉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赢的原则，与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相符合，成为中国应对挑战、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重要平台。从中国自身特有的经济利益出发，就是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广阔的回旋余地，在开放的环境中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来看，就是要借助“一带一路”丰富的双多边合作机制，在包容普惠的氛围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首先要发展自己、增强经济实力，着眼于以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是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所在，也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一是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筑牢实体经济基础，依靠沿线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形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有效分工体系，并持续推动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加大产业转移的效能，逐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提升中国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二是要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疏通产业要素流动的渠道，依托电子商务平台、金融平台、信息平台、物流平台、技术平台、政策平台在内的各类平台建设，在“一带一路”开放包容的经济条件下，推动优质产业要素的吸引和富余产业要素的转出，促进国内各个地区的分工与协作，集聚资源、实现价值增值。三是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的经济体制，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格外需要加强政策协调，进一步塑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在“一带一路”经济体系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网络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条件下，通过宽心的体制机制、宽松的管制、宽容的氛围和严密周到的服务，使人的创业精神、创新动力、创作热情、创造能力得以充分地发挥，不断涌现出新的技术、模式、业态，为未来产业的成长乃至占据价值链的高端蓄积能量。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扩大与各国利益交汇点，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之举。除了与各国一道承担共同的安全责任，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和眾多全球性挑战以外，主要应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要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结成更加广泛的“共同体”。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之一。应以维护共同利益为目标，不断探索更多地以互惠互利、共赢共生为准则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包括开展产业合作、推动金融保障体系建设、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等，在互联互通不断强化的环境下，使中国与更多国家结成“利益共同体”。只有实现了“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共同经济利益才能得以维护。二是以集体行动为逻辑，共同应对重大挑战。任何愿意参与的经济体，都可以在互惠共荣的基础上，携手打破障碍和藩篱，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在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开展一系列合作，通过高层引领、签署合作框架、项目推进、完善政策措施等实际行动，为全球化赋予新的内容，有助于遏制“贸易保护主义”、避免全球经济的碎片化和区域化，有利于构建包容、联动的跨区域经济体系。三是要以机制建设为依托，充分考虑自身经济利益和承受能力的前提下，发挥中国的引领作用。要借助已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机制为维护共同利益营造良好的内外环境，如G20机制、亚信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机制等；在“一带一路”的各大经济走廊建设中，与相关区域或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相对接，推动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在巩固已有的亚投行等合作平台的基础上，为改变贸易和投资规则碎片化、机制封闭化，化解国际金融市场风险，适应全球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不断探索新的合作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机制化建设，借助机制建设，为金融、贸易、基础设施、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提供平台，使沿线各类经济体，结成“命运共同体”。而这也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并维护国家间共同经济利益的有效路径。

    注释：

    ① 高飞：《“逆全球化”现象与中国的外交应对》，《国际论坛》2017年第6期。

    ② 高飞：《“逆全球化”现象与中国的外交应对》，《国际论坛》2017年第6期。

    ③ 刘卫东，Michael Dun ford，高菠阳：《“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建构——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地理科学进展》2017年第11期。

    ④ 吴泽林：《解析中国的全球互联互通能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1期。

    ⑤ 亚太经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新华网2017年11月11日。

    ⑥ 新华社：《彰显全球舞台上的“中国力量”——聚焦习近平主席出席达沃斯论坛年会述评》，新华网2017年1月16日。

    ⑦ 诸竹君，黄先海：《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27日。

    ⑧ 新华社：《彰显全球舞台上的“中国力量”——聚焦习近平主席出席达沃斯论坛年会述评》，新华网2017年1月16日。

    ⑨ 詹小美，王仕民：《空间交融视阈下的战略互信》，《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⑩ 詹小美，王仕民：《空间交融视阈下的战略互信》，《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詹小美，王仕民：《空间交融视阈下的战略互信》，《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公孙枫：《一带一路进入全面务实新阶段，进展快于预期》，《经济参考报》2017年04月21日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8-329页。

    门洪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拓展》，《国际观察》2015年第6期。

    劉笑阳：《国家间共同利益：概念与机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页。

    门洪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拓展》，《国际观察》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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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3]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2017-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