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戈1944滇西战史拼图
李嵱
无论松山、腾冲、还是龙陵，但凡接触过滇西抗战这三个主要战场的人，或者多少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有一种长久无法释怀的复杂情绪。
余戈便是如此。
“战争与战场，永远是检验先进与落后的终极平台。我要让大家看清楚，在人类最残酷的拼杀过程中，我们和对方的差距到底在哪儿？”于是，他以全景微观的方式，写下了松山战役和腾冲之围。这些作品，被人比作“真实战史的血腥拼图”。
他这样描述自己所做的工作：“相当于一把针掉在地上，我一根一根得都找起来。”
“随遣返团一道踏上回家之路的日军卫生兵吉野孝公，经历了在中国后方医院、战俘营、收容所的羁押岁月，辗转穿越其未能征服的这片广袤的国土后，于上海登船驶向那个发动了侵略战争、又被战争摧毁的祖国。在其回忆录中，对回家之路的记述超过了战争经历，因为后者是死路，此刻踏上的则是令其新鲜又陌生的生路。”这是余戈《1944：腾冲之围》中的一段话。
吉野孝公的战后逃亡是从1944年9月14日开始的，那是滇西古城腾冲被中国远征军收复的日子。
腾冲之战在史书上是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的，但事实上，这是一场历尽千辛万苦，古城几乎被夷为平地后取得的胜利。中国远征军也付出了伤亡官兵18000余人（阵亡9000人）的惨重代价。战后，云南省政府在腾冲来凤山修建了大型阵亡将士公墓，谓之“国殇墓园”。
余戈用了十一年时间比对中日史料，结合美国、英国同盟国的战史资料，亲历者的口述，拼接粘贴，试图复原包括腾冲之战在内的1944年滇西战场这些以惨烈闻名世界的战役。
从《松山战役笔记》《腾冲之围》到正在着手创作的《龙陵会战》，余戈希望通过自己持续不懈的努力，将“八年抗战”这四个字有血有肉地展现给读者。
从松山战场回来之后的决定
和云南当地学者戈叔亚一样，余戈也是从松山战役开始研究滇西抗战史的。一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
余戈在军营出生并长大，1985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军校，喜欢军事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不过，他真正对滇西战场感兴趣，已经是2000年前后的事儿。当时，他作为《军营文化天地》杂志的编辑，采访了樊建川和沈克尼。两位都是奇人，也都是抗战文物的收藏大家。受他们影响，余戈也开始收藏抗战军品。
从收藏这个角度进入历史的好处，就是对细节有非常深的感知，和从教科书上获得的宽泛结论有很大的不同。东西收的多了，他就特别想就某一段战史具体做点研究。恰好有个机会，他去了一趟滇西。
中国西南边境的滇西和缅北是抗战期间与盟国合作的一个战场。余戈是军人，出国不方便，所以他没有到缅甸，去了滇西，把怒江以西的几个重要战场看了一遍，包括松山、龙陵、腾冲、芒市。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松山。在那片寂静无人的松树林里，当年的战壕和弹坑清晰可见，上面长满野草。被日军烧毁的房屋的残垣断壁，依然耸立;许多老房子的立柱、窗棂和门板上，可以看到枪眼和弹痕;日军用来修筑堡垒的铁皮、没有爆炸的大口径炮弹、高射机枪的弹壳，甚至坦克履带，都被老百姓改造成生活用具得以留存下来。
这些东西和余戈之前收藏中获得的认知一对接，他一下子感觉这段历史触手可及了。
“当你在书上看到说堡垒用原木和钢板构筑的时候，你其实很难想象那个情景;但是，等你直接看到当时的钢板、原木还有汽油桶，看到插在堡垒外围、夹在汽油桶之间的钢板上密布的弹孔，马上就被带入了情景之中，写作、研究的热情也立刻被唤起来了。”余戈说。
从松山战场回来，余戈就再也没有改变对滇西抗战的研究兴趣，持续至今已有十一年了。
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役？
1944年的滇西反攻，是在最无名的地方发生的最有名的战争。
那一年的松山、腾冲、龙陵，都到了全世界闻名的地步。这让余戈十分好奇：为什么腾冲城外的一座小小的来凤山，一个二三百米净高度的小山头打下来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都发来了贺电？为什么战后第八军司令部参谋处编撰《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成为美国军校教材？为什么美国人说“中国士兵的吃苦耐劳是第一流的，只要有良好的装备和训练，可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媲美”？为什么攻打高黎贡山被称为“只有中国人才能坚持下来”的战斗？
这三个地方也是日军第56师团在滇西战场防御体系的三个支撑点。因为第56师团代号为“龙兵团”，对于三地之间的关系，一名在龙陵战场幸存下来的日军主计军官（后勤会计人员）石川颱一，曾在其回忆录中形象地绘图比喻其为“双头龙”：松山、腾冲是两个“龙头”，龙陵以西沿滇缅公路延伸到芒市、遮放、畹町，为“龙身”。
借这一比喻，远征军滇西反攻最后的战果，就是斩断了两个“龙头”，砸烂了一段“龙身”，最后，日军拖着血肉模糊的残肢退缩到缅甸去了。
而松山战役是滇西反攻开始后拔掉的第一根硬钉子。作为龙陵县内第一高峰，海拔2690米，耸立于怒江西岸的松山，犹如一座天然的桥头堡，扼住滇缅公路要冲，易守难攻，号称东方的直布罗陀。日军1942年占领松山，驻守此地的是第56师团下属拉孟守备队。因为地势险要，且堡垒密布，中国远征军以30倍的兵力，依然无法攻克。
当时日军为了修筑松山工事可谓挖地三尺，相当于把几层小楼埋在地下，露出地面的还有两层。被覆的木材有三层，然后是三层汽油桶，中间插钢板。这种堡垒的抵御能力，在当时超过了钢筋混凝土堡垒。
远征军第八军面对工事坚固、训练娴熟且倚靠险要地形的日军，伤亡惨重，步步维艰。1944年6月4日至9月7日，在长达95天的时间里，远征军先后投入10个团两万多人，共伤亡7763人，其中阵亡4000人，含失踪50人。日军死亡1250多人，只有9人存活。敌我伤亡比1∶6.2。战死人数超过了负伤人数。松山战役之惨烈由此可见一斑。
松山战役六十年后，余戈曾和云南学者戈叔亚一起受云南省龙陵县政府之邀，协助当地做松山抗战历史资源普查工作。三个月普查工作，搜集到无数关于这场战役的细节。对于这场战役的复原，就在这一个个细节的浮现中，开始逐渐完整起来。
当地老人对中国士兵冲锋陷阵的印象难以磨灭：“洋号一吹，士兵们叫喊着往上冲，日本人机枪一扫，他们像柴垛一样一片一片倒下……”
据当年主攻松山的远征军老兵崔继圣回忆，松山的许多阵地，都反复经过多次争夺，中国军队前仆后继，付出极大代价。他的步兵团担任主攻松山主峰任务，战前有1600多人，完成任务后，仅存200多人。
崔继圣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战斗，是团部组织了一支敢死队，每人发法币5000元，如果拿下阵地，再发5000元。当时的昆明，一碗米线的价格是20元法币。
钱用蓝色的布包包好，敢死队队员们把钱背在背上，流着眼泪向日军阵地出发了。过了一阵，消息传来，敢死队占领了阵地。随着后续部队上去的崔继圣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钞票和包钱的小蓝布包撒满了整个阵地，双方士兵的尸体层层叠叠，许多扭在一起厮打的士兵还在呻吟和蠕动。活下来的士兵，在不断地踢打日本人的尸体，甚至用枪托砸，用刺刀扎，一个士兵扎着扎着，突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他的全家都被日本人杀死了。
在余戈看来，这是一份迟到了六十多年的努力。但更多的细节，却遗失在人们有意无意的疏忽里，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得干干净净。
最让他耿耿于怀的是缺乏7763名牺牲的普通中国士兵的确切信息：“你见过中国军队的阵亡名单吗？只到军官一级，至于士兵，只是数字而已。”
戈叔亚第一次到松山看到当年的战场遗迹，几乎是逃窜下山的。“松山，中国人是胜利了，可胜得这样凄楚;相反，日本人是失败了，却又是败得那样悲壮。我该如何赞美这个在人力物力上占几十倍优势，却付出了难于启齿的代价才取得的惨胜呢？”
六十年后，一次次重返松山战场的余戈仍能感知到先辈在这个战场冲锋陷阵时心存对死亡的恐惧、仍拼死前行那种勇气。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通往松山的一条1000米长的山路，被当地人称为“白骨大道”。1000米的山路，有超过2000名远征军的战士壮烈牺牲。战后松山还流传着各种版本的闹鬼故事。一个在滇缅公路开车的司机回忆，当时所有的车队，都不敢在夜里过松山。
然而，六十年过去，提起松山战役、腾冲之围，竟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把掉在地上的针一根根找起来
对余戈的写作启发最大的是两本日本人的书：品野实的《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和太田毅的《拉孟—玉碎战场的证言》。
两书作者都是跟滇西战场有直接关系的日军老兵，采访了幸存的日军士兵，还参考了日本的公刊战史。
“我们是胜利者，我们参与这场战争的人，比他们多好多倍，但我们竟然没有这样的亲历者的证言，而他们却有不止一本这样的书。”
战后日本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对余戈的刺激太大了。日本人用各种方式纪念着自己的阵亡者。松山战役幸存下来的十余名日本老兵，回国后都发表了回忆录，战记和日记。关于松山战役的书籍，起码有十几种。
“等到我开始研究松山战役的时候，已经没办法像他们那样去写了。”余戈说，“他们写那本书是上世纪60年代，那些老兵当时都五十来岁，记忆力极好，大家在‘战友会活动时凑在一起，对着照片、地图和部队战史，一点点还原历史现场。到我做研究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远征军老兵都远去了。”
余戈推崇美国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那本《最长的一天》。他是那场战争的一个亲历者和观察者，通过大量地访问诺曼底登陆的亲历者，查看双方留下来的大量的文献档案，掌握了大量宏观和微观的素材。“所以他写1944年6月6日在法国诺曼底海滩上发生的这场舞台大剧时，可以在任何一个点上找到一个‘摄像头。哪怕写一个‘跑龙套的，一个特别小的情景，他都能找到两个以上镜头来印证。”
余戈的写作态度直接受瑞恩影响。他用848页鸿篇巨制还原了腾冲127天的战斗细节，具体到每一处交战部队双方的番号、装备情况以及老兵个体的回忆。
从2004年开始，余戈陆续接触到一些参战老兵，但数量非常少;这些老兵大多是处在边缘的，对核心事件不了解，而且大部分人的记忆已经不清晰了。他只能尽量使用多种史料，从各种角度复原，以此弥补自己的不足。
2009年，余戈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在战争史的写作中，像这样聚焦于一场战事的方方面面，以“微观方式重铸一小段战史”的精细工作，并不多见。
有人说，这是类似绘制基因图谱、破译人类遗传信息那样的浩繁工程。
复活一段有血有肉的抗战史
五年后，《1944：腾冲之围》出版面世。同样是将五个月时间中，滇西边陲小城腾冲，在“二战”后期被从缅北进入的日本陆军第五十六师团万余人侵占、奴役，再到被中国军队重兵包围、被艰难攻克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得以清晰复现。
余戈像一个考古学家，“躬身于被遗忘的战场，经年累月轻手轻脚地铲挖剥离，有时候是用毛刷拭扫、用口哈气吹拂。慢慢地，弹壳、头盔、工事、堡垒、市井、兵士、将校、难民、慰安妇、地方政权、游击抵抗力量、最高统帅部及作为友军的美英要素……一一呈现于读者面前。”
四十七天的围城作战，是以日志方式逐日推进—有时是按小时推进的。双方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指挥方针、伤亡报告、工事防御、天气地形、食物弹药……几乎无所不包，真正是寸土必争的血腥拼图。
对余戈来说，战争有很多维度，他在书中尽可能多角度呈现出来。
他为《1944：腾冲之围》选择的最后一块拼图颇具深意。最后一章《回家—中日士兵的最后归宿》中，他引用了日军卫生兵吉野孝公的回忆性文字，详细描述了他历经一年零八个月的战后流亡漂泊的回家之路：当火红的太阳慢慢地沉入地平线时，我们进入了日夜思念的祖国海域—鹿儿岛港湾。舰艇里骚动起来，响起巨大的欢呼声。战败的悲痛被暂时抛在了脑后。然而，在生还的官兵们的心灵深处，却永远都消失不了，船舱里一片惊天动地的哭声……
与吉野孝公的经历相比，活下来的中国士兵的回家之路要复杂得多。
一九八师政治部副主任罗履仁的夫人、32岁的腾冲和顺乡女教师尹泽熙在腾冲光复后，邀集了二十多位本乡女青年组成慰问团，来到各师野战医院看望伤员。她们看到的情景是：负了伤的壮士们有的断腿缺臂，有的眼瞎鼻伤，有的耳少嘴缺……种种惨状，惨不忍睹。他们还都穿着血水浸透的战衣，躺在稻草堆中。看到这些场景，这些女青年都哭了—哭已逝的壮士，哭饥寒的伤残勇士……
这些伤兵何时能归队？不得而知。但仍然留在军中的士兵，还将投入最后的战事，再熬过半年迎来最后的胜利。然而，后面又将是一场他们未曾设想过的同室操戈的惨痛内战。能穿过这道生死门而回家的几率有几许？
此外，还有不少因负伤、落单等原因在战场上脱队的士兵，此时将面临一个选择：是回归部队，还是寻找自己的家园？战后，有无数各省籍、不同部队番号的老兵就这样悄悄隐身于他们浴血奋战收复的腾冲，几十年后腾冲成为中国抗战老兵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吉野孝公被俘后，被意外地带到了我军一位少将面前。这位将军的一番话，让他铭记了一辈子：“在腾冲的战斗中，我失去了200多名少尉以上军官。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这场战争必须尽早结束……你来到这儿以后，绝不允许自杀。从现在起，在你们的肩上已承担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战争一结束，你们就要成为重建日本的支柱。眼下的日本更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这位少将是谁？余戈一直未能考证确认，但相信吉野所言不虚。
在写作中，余戈变得越来越克制，自觉就会将一些意识形态的、情绪化的成分过滤，而仅从军事角度关注仗是怎么打的。他不仅以中日之间的史料互参，还包括美国、英国等第三方的资料印证。
“我们过去对战争缺少的是冷静、克制，我希望能够细腻呈现出战争的过程。历史需要的不是我传达我的这份感情，而是让大家了解来龙去脉，每一天每一地发生了什么。”余戈说。
在残酷拼杀中寻找差距
完成第二部《1944：腾冲之围》之后，余戈写作第三部《1944：龙陵会战》的念头已经无法遏止。他打算用“三部曲”描画出滇西这个抗战局部战场的微观全景图。
滇西大反攻，日军只有六个半部队的力量，也就是7000到8000人，而远征军方面是12个师，每个师按照七八千算的话，是七八万人。
在写这部分时，余戈的内心比较难受。“不能含含糊糊地说这是因为日军装备比我们好，我们的物质力量不如人，某些时候我们甚至物质力量是超过他们的。但是他们综合素质的出色，是过去我们不愿意面对的，往往找一个大而化之的理由把它带过去。这本书上我把它整个呈现出来了。”
日本人在腾冲战场表现得如有神助，时间总是快一步，“让你觉得你在接受上苍的捉弄”。这种捉弄背后仍然是自己的问题。
1943年2月，远征军一架运输机在腾冲失事，日军在飞机上抓到一个少校，缴获了远征军指挥系统表的密码本，而后由此密码本连带破解了其他密码。“他们知道哪个渡口会是你的主力，就把军队摆在那儿。这个仗还没打就已经输了。”
在远征军方面，一直以为内部有日本的大卧底，直到1969年，日本防卫厅公布了战时史，才知道缴获密码本的事情。
腾冲外围防御蜚凤山的日军仅副岛准尉指挥的40余人，居然能与我军前后近两个团对峙两天。余戈对此战做了“解剖麻雀”式的“微观”呈现和解析，希望有助于读者比较中日两军综合实力，乃至对后来战况的惨烈和“比分”做出合理的解释。
集团军杨福纳参谋的回忆让人管窥日军战斗意志和战术素养之一斑：“日军之射击纪律极佳，非待我攻击部队进至其阵地前方百公尺之内，决不开枪射击。因之，我部队进至阵地前缘准备发起冲锋时，敌军以猛烈火力行急袭射击，使我军伤亡惨重，攻击顿挫……”
“全面清扫阵地，并未发现敌人之尸体，可见日军对受伤或阵亡之战友处理，向有严格的纪律与优良的美德;同时也常使我官兵虽获胜利却有信心之丧失与挫折感……”
在战事推演中，余戈时常被敌我双方在残酷拼杀中的悬殊“比分”所震惊，从而陷入对“人的现代化”的深深困惑和思考之中。“战争与战场，永远是检验先进与落后的终极平台。先进的东西总是相似的，落后的东西则各有各的面貌。我要让大家看清楚，在人类最残酷的拼杀过程中，我们和对方的差距到底在哪儿。”
战争考验着一个民族素质的现代化程度，而且是最核心的那部分，比如理性、认真、严谨、坚忍的作风。
作为军人和历史研究者，最让余戈感怀的，是站在我们对立面的日本人，对那段历史的记录和研究竟然做得那么好，把中国远远甩在了身后。他只能和朋友们一起，奋力地往前追。
日本关于滇缅战场有非常详实的史料记载，以及基于这些史料的高水平历史研究。“战后日本在很长时间无法回顾那场战争，从官方到民间都处在一种战败的耻辱和压抑状态。但他们的了不起在哪儿？他们能够搁置政治环境方面的这些不利因素，老老实实地去还原史实。”
日本政府支持的官方修史机构叫“公刊战史”—公开刊行的战史，出版的书装了整整一个小图书馆，学者和普通老百姓均可阅读。
相比之下，我们在这方面留下了很大的缺憾。“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像日本学习，把一整套修史制度建立完善起来，对历史普及、传播的工作也应该更加重视。”
学者王锦思曾说：“历史精密才能锻造出严谨认真的国民性格，历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根基。”这也是余戈多年来在研究战史中进而奉为圭臬的一句话。也许只有在对战争探掘至幽微层面，才会真正理解这句话。
在“形而下”的层面做“微观史”拼图，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多年来，无数同道师友对余戈的工作给予了全方位的热情支持。他在每一本书中都列了一长串感谢名单。
“昔日远征军将士浴血奋战完成的项目，以最大的努力予以准确记述是后辈人的项目;因为那段付出数万生命与鲜血的惨痛成本，我的项目必须与他们的项目质量大致相称，否则良心难安。”余戈说。
滇西战场的价值被严重低估
滇西战场上，松山是远征军攻坚作战收复的第一个战略要地，腾冲是攻坚作战收复的第一个县城。
从战争形态来看，在中国境内的战略反攻，那就是1944年5月开始的滇西大反攻，兵力是16个师，是战区规模的作战。持续到年底，进入1945年以后，中国军队在各个战场上都发动了战略性进攻。
余戈一直在呼吁，不应该把滇缅战场划到二十二次大会战以外。他认为，“两岸应该重新评价滇缅战场，还远征军将士以历史的公正。”
余戈提出“微观战史”的概念，并以此来界定自己所做的研究和写作的性质：囊括全部核心史料，从文献梳理到田野调查，对敌我双方史料进行“互参”，严格的“史料批判”，时空的“网格化”标定，从帷幄到战壕全方位“复盘”与“拼图”;冷静、克制、准确、细致、缓慢的叙事作风，主要用名词动词，少用或不用副词形容词;适度的“理解的同情”，拒绝煽情，拒绝“入戏”，拒绝成为题材或写作对象的“粉丝”和“代言人”……
让余戈倍感欣慰的是，这些年他重返松山数次，每次都看到这本书在山上和当地的蘑菇、瓜果等山货摆在一起出售;有不少游客还带着此书自驾来到松山，对着地图和文字在山上寻觅战场痕迹。这本书无意间竟成了一座山的“导游手册”。龙陵县政府曾在腊勐乡松山村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授予他“松山荣誉村民”称号。
“在这方被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做一个勤恳踏实的劳动者，这是一份莫大的享受。”余戈说。
最近几年，对松山战场和腾冲战场的探究热，还带了一点时尚色彩。如果一个人说他去过松山，去过腾冲，甚至可以作为一种炫耀的谈资。余戈记得，一个广东的年轻人在微博上联系上他之后，就坐飞机直奔滇西，到松山后，在纪念碑前敬个礼，让人拍个照片，咔，发到微博上，然后@余戈一下。
那座山郁郁葱葱的，安息着那么多为国捐躯的将士们的英魂。余戈说，越来越多的人去祭奠，将士们的在天之灵会得到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