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亿新市民,金融大市场

    张静

    

    3 名农民工在重庆市永川区一处建筑工地上展示他们的工资卡(李健/ 摄)

    

    日前,银保监会、央行发布《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针对新市民在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鼓励引导银行保险机构积极做好与现有支持政策的衔接,因地制宜强化产品和服务创新,高质量扩大金融供给,提升金融服务的均等性和便利度。

    有评论人士指出,通知的发布意味着3亿新市民的金融服务需求“被看见”。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新市民”向城市流动,2021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4.72%,与1990年的26.41%相比,提升了近38.31个百分点。

    如何帮助新市民群体在城市立足扎根,精准的金融服务是重要路径之一。

    “做好新市民金融服务,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具有重大意义,也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要举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炎林告诉《了望东方周刊》。

    新市民指因本人创业就业、子女上学、投靠子女等原因来到城镇常住,未获得当地户籍或获得当地户籍不满三年的各类群体,包括但不限于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等,目前约有3亿人。

    谁是新市民?

    《通知》给了明确界定:主要是指因本人创业就业、子女上学、投靠子女等原因来到城镇常住,未获得当地户籍或获得当地户籍不满三年的各类群体,包括但不限于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等,目前约有3亿人。

    伴随中国城市化大潮,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活跃在身边的快递小哥、家政服务员、现代化车间里操控数字机床的产业工人,大都属于新市民。

    新市民群体的特殊性体现在他们不是农民,也还没有完全成为城市市民。他们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上受到城市文明的熏陶,对于城市生活有强烈渴求,但在城市长期生活安家又面临不少困难,如买房、上学指标、创业资金来源、养老医疗等。

    “搞好新市民金融服务,是中国社会稳定和谐的需要。3亿人口的庞大人群,引导好、利用好,为他们提供合理、科学、有效的金融服务,让他们发挥出聪明才智,会促使他们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成为社会财富的积极创造者。反之,这部分流动人口可能成为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和负担,甚至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阻力。”贺炎林说。

    从金融服务发展看,新市民可以成为金融业巨大的“宝藏”客户群体。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院长褚荣伟告诉《了望东方周刊》:“金融教育和金融参与是新市民非常重要的任务,是市民化融入的必须工作。对金融机构来说,新市民是一部分未开发的市场需求,是新的增长点,也是承担社会责任和公共职责的体现。”

    从共同富裕的角度看,褚荣伟认为,新市民群体面对意外和灾害的应对能力更加脆弱,而事前减少各类风险和意外带来的经济伤害,又恰恰是金融产品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在我国所有企业中占比超过九成的中小微企业,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血脉筋骨”,新市民群体在中小微企业从业者中占比较高。

    中小微企业是推进普惠金融的重点对象。“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用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推动普惠小微贷款明显增长、信用贷款和首贷户比重继续提升”这些出现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语句,彰显了以普惠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决心。

    近两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形势低迷,小微企业遭遇许多困难。贺炎林认为,为3亿新市民做好金融服务,有利于根本上激活“双创”,推动小微企业重现繁荣景象。

    做好3亿新市民金融服务,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社会系统工作,面临着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

    “一切需要金融机构在工作中大胆创新,努力探索,寻找到一条既能满足新市民金融需求,又可持续发展的新路。”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莫开伟分析。

    《通知》下发后,银行迅速布局。

    某商业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新市民群体具有数量大、成长性强、金融服务需求大等特点,最重要的需求是在城市站稳脚跟和谋求发展,这一群体是商业银行可以长期持续经营的重点战略性客群。

    据介绍,为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该行将重点瞄准两类客群:一是新市民自身,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异地经商的小微企业主、异地工作的工薪阶层、投靠子女的老人等;二是吸纳新市民较多的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是稳住新市民的饭碗,帮助新市民在城市站稳脚跟的关键市场主体。”上述负责人称。

    “原来的金融服务都是以已有资产存量来考虑服务设计,但针对这个群体,要结合已有的和未来的资产可能来考虑。第一,金融机构的目标侧重点要发生转移,提升客户的金融素养比短期盈利更加重要;第二,长期的盈利是必须的,否则金融机构很容易把服务这个群体当成是公益事业或政治任务,难以持续。”褚荣伟分析。

    

    1月19日 ,江西省南昌县外卖小哥许龙庆在晚餐高峰时段送外卖( 万象/ 摄)

    业内专家建议,从日常生活创业入手,或可打开新市民金融服务的新局面。

    零壹智库发布的《城市化浪潮下的新市民金融需求报告》指出,如果把新市民这个群体按照生命周期来划分,金融服务应贯穿新市民的整个生命周期,从最前端的到城市找工作,到后面的生活消费,再到结婚生子,以及未来孩子的教育和医疗保险。具体的金融产品应服务到每一个重要阶段,进城、落户期间租房买房需要的购房和装修贷款;安置生活购买家电产品需要的消费和车辆贷款;就业创业的启动资金及资金周转贷款;孩子助学贷款、自我提升的就业培训贷款;提升生活品质的消费分期贷款;赡养老人所需的医疗险等等。

    在产品设计中,金融机构应秉持怎样的导向和原则?贺炎林认为,差异化、精细化布局,是实现风险缺口精准对接的关键,即针对不同的群体开发设计不同的产品,满足其差异化需求。

    “保险机构应针对新市民养老需求和特点,探索开发新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商业银行应研究养老储蓄产品,探索开展养老储蓄业务试点。为就业提供保障,聚焦建筑工人、快递骑手、网约车司机等职业风险较为突出的新市民群体,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针对新市民群体中短期工、临时工较多的情况,加强产品创新,提供更加灵活的健康类金融产品。”贺炎林建议。

    近年来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双重影响下,大量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由于经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周转压力。同时这部分群体由于缺乏固定资产、资金流水较差,很难获得传统银行的贷款。此外,还有更多从事蓝领行业和打零工的新市民,在面临消费和应急需求时,由于无法提供有效收入和资产证明,被挡在传统金融服务的大门外。

    《通知》提出,要因城施策执行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合理确定符合购房条件新市民首套住房按揭贷款的标准,提升借款和还款便利度。

    贺炎林认为,需要在现有金融产品上有所创新。

    “我建议设立流动劳务人员养老保险,并通过社保区块链平台实现共治与共享。在该平台上,个人缴纳的社保信息将被分享给各责任主体,个人的社保资金可以在地方社保账户内存管。由于平台上信息完全共享,流动劳务人员在办理退休时可灵活选择退休地,并将个人社保资金转入退休地。”贺炎林说。

    褚荣伟所在的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长期对新市民群体跟踪调研,在流动人口的农民工群体中,他观察到了不少有待金融业创新服务的“切口”。

    “不少新市民有创业的想法,但目前的信用评价体系无法支持,下一步需要对他们加大信贷支持;年轻的流动人口习惯线上服务,金融机构应着重思考如何优化线上流动人口金融服务的流程和体验;新市民所处的区域医疗服务供给明显不足,基本医疗需求可以通过工厂和工人、当地政府,以及医院或诊所来联合设计产品,引入市场化手段,比如在产业工业园区开设自助购药服务等;产业园区的新市民大多住工厂宿舍,园区层面可以考虑建设集体共享宿舍,其中一些宿舍日后可以被新市民所购买,购买方式基于在这个地区的工作和收入水平来进行积分设计,让新市民群体感觉到更有希望在当地购房安家。”褚荣伟说。

    金融服务,涉及新市民根植城市的过程,还会遇到公共服务“短板”问题。

    《通知》提出,要因城施策执行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合理确定符合购房条件新市民首套住房按揭贷款的标准,提升借款和还款便利度。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告诉《了望东方周刊》:“此次政策对于新市民合理购房需求进行了满足。预计2022年上半年,针对3亿左右新市民的房贷政策,既在额度标准方面会释放优惠政策,同时在各类服务方面也会强化保障。”

    城市公共服务部门已经积累很多新市民的个体信息,这为后续设计更好的金融服务和公共服务提供了重要大数据。褚荣伟认为,如何整合使用这些信息是新市民金融服务与公共服务衔接的一个重要抓手。

    “比如在疫情防控期间,结合新市民的医疗情况、居住证信息、收入和消费情况等,对部分行业或企业主,以及管控区域的新市民提供针对性的保险产品,解决他们因为疫情遭遇的租房难等实际问题。”褚荣伟说。

    新市民群体对金融服务有较强烈的渴求,但眼下这一群体的信贷风险较大。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部分新市民群体陷入网贷“无底洞”,把身份证卖掉用于公司开户,“征信花了”的情况并不少见。

    工作不稳定、缺乏抵押物、资产薄弱等特点成为他们获取传统金融服务的障碍,3亿信贷服务市场打开后,金融机构要如何把控风险?

    贺炎林分析,新市民群体并非金融机构的优质客户群体,受限于原有的制度流程,部分金融机构较难满足新市民的需求,而新市民通常也难以用合适的价格获得合适的服务。

    “从收益与成本的角度而言,服务于新市民群体的金融产品设计难度较大,贷后风险控制,收回资金的成本较高。短期内,可能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新市民金融服务过度开发可能使其相悖于市场化、商业化的原则;新市民属于流动人口,使用金融服务过程中会遇到身份、政务流程、跨省数据资金结算等问题。”贺炎林说。

    针对这些难点,他建议,金融机构加强产品设计能力;监管部门给予商业银行一定的配套政策;充分发挥数字平台作用,与相关服务平台协作开发出适合新市民的消费服务场景;利用数字技术加强对新市民群体的信用评级,贷后风险监控。此外,要避免对新市民的金融需求过度开发,因为无法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服务的新市民,容易成为一些非持牌机构网络贷款、消费信贷类产品的目标客户,这不仅对新市民在城市扎根无益,反而会恶化他们的财务状况。

    “具体来说,流程上针对新市民群体可以增加‘贷款冷静期’服务,消除新市民贷款需求的盲目性和冲动性。”贺炎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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