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腐败中的人性转变及对预防腐败的启示

    彭丽丽

    摘? ?要：斯坦福監狱实验论证了在某种强大的情境之中，人性将发生戏剧性的转变，即人可能由于情境压力由好人变成坏人，但同时也可能由坏人变成好人。该实验中志愿者人性转变的过程与当前我国腐败行为中的人性转变有着很多相似性。从斯坦福监狱实验出发，探讨腐败行为中的人性转变以及影响人性转变的因素，从干部自身方面、制度设计方面、外部环境营造方面来激发干部人性之善，筑牢拒腐防变底线。

    关键词：腐败;人性转变;斯坦福监狱实验

    中图分类号：D63? ? ? ? ?文献标识码：A? ? ? ?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9.05.007

    文章编号：1009-6922（2019）05-37-06

    斯坦福监狱实验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但该实验的研究结论对分析腐败问题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力度的逐渐加大，各种各样的腐败案件浮出水面。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腐败行为的发展轨迹存在规律可循，其中腐败主体在腐败行为发展中的人性转变值得剖析和探究。哲学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关键，外因是条件。笔者认为腐败中的人性问题是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源，属于腐败发生的内因，而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二者相互影响才能导致事物的发展变化。斯坦福监狱实验启发我们从腐败中的人性问题出发，找到影响人性转变的各个因素，从根源上提出预防腐败行为发生的措施和途径，以期对我国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具有参考价值。

    一、斯坦福监狱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设计并主持的著名心理学实验。该实验最初的目的主要研究被试的角色认知理论，但随着实验的发展却发生了诸多变异。

    （一）实验概况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处于反对权威、反越战的时代氛围中，那是一个年轻人喜欢留长发、吸毒并高唱“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的年代，而斯坦福监狱实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进行的。实验从一百多名应征者中筛选出了24名大学生作为最终志愿者，这24个大学生普遍代表了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中产阶级。志愿者们在实验开始之前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深度面谈和心理测量，最终他们被评定为情绪稳定、心理健康的人。实验中24人被随机分配扮演狱卒和囚犯两个角色来完成为期2周的实验，其中9人扮演囚犯，15人扮演狱卒。随着实验的进行，由于实验情境太过有力，最终该实验不得不在第6天便终止。在实验中，原本具有反抗精神的大学生，在实验中饱受狱卒折磨和虐待而出现情绪崩溃等抑郁状态。而本“善”的狱卒学生却让“恶”本性展露得一览无余，对囚犯进行无休止的虐待并乐在其中。

    （二）实验结论

    这个实验启发人们摒弃“善良自我”能够打倒“恶劣环境”的简单化观念。津巴多教授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叫“路西法效应”。“路西法效应”指在某种强大的情境下，人性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效应揭露了三个心理实事：首先，世界上充满了善与恶，人性亦如此;其次，善与恶之间的边界可以相互渗透并且模糊不清，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善恶划分为黑白两道;再次，人性可以相互切换，即天使可以变成恶魔，恶魔也可以变成天使。

    路西法效应强调情境在人性转变中有着巨大作用。而实验还阐述了强大情境是来源于系统，即系统产生情境，为情境提供动力，情境影响人性的稳定性，挑战人的道德观，从而影响人的行为走向。反之，人的主观参与决定着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简而言之，“个人是生命舞台上的一名演员，其行为自由度是由架构他的基因、生物、肉体及心里特质所赋予。情境是行为的背景，通过它的规范功能，情境有力量针对行动者的角色和地位给予意义和认同。系统由个人及机构实施者组成，实施者的意识形态、价值和力量创造出情境，也规定了行动者的角色以及行为期许，要求在其影响范围内扮演它规定的角色，做出被允许的行为”。人格、情境和系统互动产生了行为，人们是在各种行为脉络中行动的，人是其所处不同环境下的产生，也是他所遭遇环境的制作者。

    路西法效应认为人性充满善良与邪恶，并且可以随意切换。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扮演狱卒的学生由好变坏的过程与腐败中的领导干部人性转变存在相似之处，路西法效应对分析领导干部腐败行为中的人性转变有极大的启发。

    （三）实验启示

    1.关于人性的论述。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普遍存在的是“苹果论”与“染缸论”之争。苹果论倾向于传统伦理学，它认为决定行为表现的是个体固有的特质，诸如基因、个性、价值观念等。通俗来讲，苹果论认为腐败的干部本身是一个坏苹果，之所以发生腐败应该从干部自身找原因，重点探讨腐败干部的内在品质和动机问题。而染缸论是倾向于行为伦理学的，它认为人所处的情境和系统制度性的规定了个体扮演的角色和行为规范，形塑了个体的行为情景，指引着个体的行动逻辑。因此，染缸论探讨一个腐败干部究竟在什么情境下导致的腐败行为，重点探讨如何通过改善或完善人所处的系统和情境来改善个体的表现。

    2.腐败中的人性转变。一个好的干部是怎么变坏的？这是关于腐败中值得深思的问题。仔细探究腐败干部的人生经历，大部分干部一开始都是廉洁奉公、为民服务的好干部。随着职务升迁，手中权力逐渐变大，加上外界诱惑变多，部分领导干部没有守住底线，陷入腐败深渊，踏上“路西法之路”。领导干部腐败的过程是一个由好变坏的过程，是人性从好到坏的转变过程，分析领导干部腐败现象中的人性转变尤为重要。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人性转变与干部腐败中的人性转变极为相似，即一个好干部在外在压力和环境的影响下，做出了与之前本人性情完全相反的举动，原因在于“任何角色的定位都离不开环境，甚至环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诱发人性之恶的因素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腐败过程就是干部人性中的邪恶被外界情境激发的过程。分析激发邪恶人性的因素，对于预防腐败有重要作用。

    （一）權力产生腐败

    英国贵族阿克顿勋爵曾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此观点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实验中扮演狱卒的大学生本来是反对权威之人，但由于在实验里享受到权力的滋味以后，原本善良的大学生变成了一群虐待成瘾的邪恶之徒。从该实验结论可以总结出，权力是激发人性之恶的催化剂，它可以促使人们走上路西法之路，变身恶魔。

    腐败的主体是人，如何判断人性是论述腐败问题的前提。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是一项长期的争论。人在社会生活中将展现善还是恶，两者之间的切换受到环境的极大影响。从这个方面来看，人性是具有靠不住的特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

    而权力本身就有可能趋向腐败，加上我国体制的不健全，对权力的监督不到位，导致拥有实权的领导干部权力过于集中。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时，在某些关键时刻，领导干部的人性与权力便产生化学反应，人性中的恶魔被权力释放，被权力塑造的邪恶力量占领人性上风，使得领导干部踏出腐败第一步，进而越陷越深。因此靠不住的人性遇上监督不到位的权力时，腐败成为一种极易发生的可能。

    （二）群体压力导致被动腐败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部分扮演狱卒的大学生事后反映自己并非自愿对囚犯施虐，自己是迫于其他同伴的压力而施虐的。这一实验情境揭露了群体压力对人的行为会产生巨大影响力，即人的某些不合社会规范的行为是屈服于强大群体压力的结果，从而才有“被动腐败”现象。震惊中国的毋保良贪腐案之所以引起巨大争议正是源于大众对毋保良是否为好官的争论，同时这个案件也是“被动腐败”现象的典型案件。

    在2013年发生的毋保良案，部分民众认为毋保良是好官，受贿的钱并没有进自己的口袋，而是作为公用，不应该被判刑，但最终毋保良被判处无期徒刑，使毋保良案轰动一时。这个案件最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一个并不贪财的好官为什么会走上贪腐之路。探究毋保良走上贪腐的原因，群体压力扮演了重要角色。毋保良作为有学历、有能力、有业绩的年轻干部，前途被看好，但却意外落选区委常委，据称原因被评定为“不合群、威信不高”。受此打击的他为了吸取教训，他把和各级干部搞好关系作为提升威信的途径，最终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中开始了受贿行为。但实际上毋保良并不是一个贪财的干部，因为他把受贿的巨款一部分退还回去，一部分作为县委办公室的公务开支。有人提出疑问，既然上交为什么不交到纪委部门，据毋保良反映如果上交到纪委部门，就破坏了当地的“局面”，怕被再次孤立，所以被迫腐败。

    毋保良受贿案是典型的被动腐败案件，这类案件中促使其腐败的最大因素主要是人际关系带来的心理压力得不到缓解，强大的群体压力促使了从众现象的发生，同时也激发出人性之恶，从而深陷腐败泥潭而无法自拔。

    （三） 姑息激发行恶胆量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扮演狱卒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变本加厉地虐囚，造成这一现象的最大原因是实验主持者津巴多教授对虐囚行为的默许，从而纵容了虐囚恶行的持续发展。从此结论衍生到腐败现象，该效应同样存在。马丁·路德·金曾说：“被动接受不公正的体制就是和这个体制合作，并因而成为它的恶性参与者。”马丁·路德·金的话揭示了姑息对腐败行为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制度性姑息。制度性姑息是指一些恶的行为是在权威的许可甚至是指使的前提下发生的。为了某种特定目的，组织机构常常扮演着知情的旁观者，姑息下属的腐败行为。2017年发生的广东省中山市工商系统腐败窝案，就是因为制度性姑息导致整个工商系统腐败成风的典型腐败案件。该案件中，工商局一把手由于其身不正，导致下属跟风腐败，最终腐败风气席卷整个工商系统。上级对下级腐败行为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为下级腐败行为壮胆，从而使该系统的政治生态受到了严重污染。

    （四）认知失调处理失当使腐败无法回头

    腐败现象中往往存在一种心理现象叫认知失调，认知失调理论是著名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提出的。认知失调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了验证。一个反感腐败的干部到对腐败现象主动迎合，其中的心理转变与第一次腐败行为的认知失调处理不当关系紧密。认知失调指的是当一个人的行为与其本身的信念或价值观不同时，便会因为不平衡而产生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便是认知失调感。当认知失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可以缓解行为与信念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其一是改变信念，让观念与当前的行为相符合，即找理由说服自己接受当前的行为;其二是调整行为以适应自身的信念，从而达到平衡状态来消除认知失调带来的紧张感。腐败案例中，大多数干部在产生第一次腐败行为时都会因为纠结紧张而做思想斗争，这就是认知失调带来的心理过程。其中一些干部经过思想斗争后选择将赃款退回的方式来处理，从而消除内心的不安，坚守住廉洁的底线。另一些干部选择了改变自身信念来消除不安的方式，即说服自己接受腐败行为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将会随着破罐子破摔心理、侥幸心理的发展而泥潭深陷。因此在第一次腐败过程中如何处理认知失调感将影响到腐败行为的发生。

    三、激发干部人性之善，筑牢拒腐防变底线

    斯坦监狱实验告诉世人：每个人都有能力为善或为恶、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残忍、支配或服从，都可能成为加害者或者受害者。社会情境决定人们采用哪种心理模式或潜能得到发展。有害的情境能够诱发人性之恶，但还是有很多人在情境力量下屹立不倒，因此在强大的情境中激发人性之善成为拒腐防变的目标。

    纵观预防腐败的道路无非是两条，一条从干部自身出发，做到修己以安天下，即领导干部要加强自我约束来拒腐防变。另一条是从制度设计出发，用制度来约束干部从而预防腐败的发生。只有内外兼顾，反腐败斗争才能取得持续效果。

    （一）干部自身方面

    1.认识自我的双重性，面对整体的自己。人的自我都是具有双重性的。神经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有两套神经系统，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大脑没有因为容积扩大而发生剧变。当人需要新技能时，大脑原始的功能并没有被新功能取代。在原有的冲动系统和本能系统至上，人类进化出了自控系统。该系统能控制个体去关注什么、想什么，甚至影响个体的感觉，更好地控制个体自身的行为。换句话说，人类的大脑有两个自我：一个自我任意妄为、及时行乐;另一个自我则克服冲动、深谋远虑。因此，人的意志就是两个自我的博弈与对抗的过程，两个自我发生分歧的时候，总有一方击败另一方，谁在博弈中临时占了上风，当时的“我”就代表谁去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