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链视域下的电影跨文化翻拍

    苏喜庆　杜平

    跨文化传播是当代电影文学传播中面对的热门话题，跨文化传播学奠基人爱德华·霍尔认为，要实现跨文化的无障碍对接、沟通、融合，必须完成对文化语境的恰当转译，在跨国“文化积木块”中进行合乎本土化逻辑的准确摆放，即行为链的建构。行为链（action chain）是从动物行为（ethology）中借用来的术语，他指出行为链在跨文化交际中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情景构架关系，只有在这一链条上的每个环节被锻造好后，才能达到有效跨越文化的目标。这些理论对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去”和“引进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跨文化翻拍电影作为“引进来”的主动性文化接受方式，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 跨文化翻拍的得与失

    近年来电影的跨文化翻拍已经成为电影市场的一个重要类型。它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吸纳和改编国外优质电影资源，致力于实现国外经典电影的中国化，在促进文化交往、增添电影新鲜元素、激发电影创作的本土化创新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这也是中国电影走国际化路线的有益尝试。

    跨文化翻拍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占有重要份额，但由于跨文化重建的困难，翻拍剧经常会暴露出明显的违和感。例如由陈国辉执导，由倪妮、杨颖主演的《新娘大作战》，是对美国盖瑞·温尼克执导，安妮·海瑟薇、凯特·哈德森等联袂主演的喜剧电影的翻拍，搭上了“闺蜜题材”影片的末班车，但因为失掉了中国的理性精神，闺蜜“互撕”“装疯卖傻”、毫无深度的喜剧卖点，打造出一部照搬西方文化的行为链，完全丢失了本土文化隐性文化中内敛、真诚、守礼的特征，反而显得不伦不类。由舒淇主演的《我最好朋友的婚礼》翻拍自1997年好莱坞同名电影，超豪华的妆容、对异国风情的过度写真，缺乏接地气的台词，再加上浮夸的演技，使得原作中独具匠心的反转情结以及对爱的执着和感动消失殆尽。与其相似的还有一部影片，由廖凡和汤唯主演的爱情电影《命中注定》，翻拍自小罗伯特·康尼1994年主演的《我心属于你》，异域情调，加上“逃婚寻真命天子”的非理性逻辑，都与中国传统的道德涵养相悖离。另外，由巩俐、刘德华出演的《我知女人心》，翻拍自梅尔·吉普森《偷听女人心》，虽然有大牌出演，情节上对原作的亦步亦趋，完全没有顾及中国观众视听接受的心理节律，只能算作异常规矩的翻拍剧。

    影视跨文化翻拍也不乏成功力作。如陈正道执导的电影《重返20岁》，翻拍自韩国黄东赫执导的高分喜剧《奇怪的她》，不仅保留了原作中的神秘线索，即“青春照相馆”照相返归20岁的奇妙构思，还将中国元素进行了适度的嫁接，保留了引人深思的道德情怀和感人至深的人伦之爱，票房和口碑均获得了不俗的成绩。由徐昂执导的《十二公民》，翻拍自经典电影《十二怒汉》，该片最早由美国导演西德尼·吕美特于1957年拍摄完成，随后被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翻拍。中国版2015年上映后一举拿下了第9届罗马电影节最佳华语电影，18届上海电影节等大奖，青年导演徐昂也成功获得最佳导演的称号。美国版《十二怒汉》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陪审制度和美国的法律精神，同时确立了小格局室内剧的拍摄范式。在一间简陋的房间中，极具张力的戏剧冲突和和演员细致入微的表演使其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然而，陪审制度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并不存在，徐昂导演成功的将故事场景转移到西法补考的模拟法庭中，使得陪审故事的存在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具有了合理性。

    通过梳理来看，中国电影的对国外电影的跨文化翻拍常常被解读为一种文化市场的行为，而往往忽略了翻拍的文化深層内涵。从显性意义上来看，国外经典电影已经在海内外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商业运作的“稳妥”和拍摄技巧模仿的“便捷”，都奠定了一定的跨文化传播基础。如果再加上本土演员（尤其是知名影星）的演绎，即使实现不了票房的绝对走高，但至少可以保证“保守性”的收益。然而，从受众角度来看，翻拍已经在新鲜感上打了折扣，如果没有贴近本土文化的创新和超越性的再度演绎，很难获得观众的青睐。

    从上述现象来看，中国电影的跨文化翻拍遭遇的仍然是多重异质文化的交融问题，站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电影跨际交流必然是一股新鲜清流，无论其成与败、得与失，都是以电影为载体进行的积极的文化输入与输出。

    二、 跨文化翻拍的困局

    跨文化翻拍其实是一项非常冒险的工作，异质文化的交流与融通，是摆在影视跨文化翻拍中的关键性难题，也是其面临喜忧参半困局的主要症结所在。

    首先，跨文化翻拍电影所遭遇的一个重要的难关，便是文化语境对接上的难以“适切”。[2]跨文化传播学奠基人霍尔指出，在跨文化传播中，常常遭遇高同步、高语境文化（注重创新和变通的创造性文化）的成员之间，以及与低同步、低语境文化（一种中规中矩的守成性文化）成员交往时面临着不对等、甚至理解错位的难题。在影视的跨文化翻拍中，尤其是对经典电影中的经典情节、标志性动作和人物演技模仿时出现的难题正属于此类。如果翻拍中没有对同步状态和语境文化进行有效的转译，就会出现翻拍电影中的分裂行为或者脱节现象。“那些带有异邦色彩展现出来的陌生模式，还有拙劣的技法，不完全的主题，不协调的层面等等，都不会引发观众‘共振。”[3]当然，技法上的有益借鉴，若合乎本民族的接受“节律”，或者有意地根据国人的欣赏品位适度进行调和，也可以取得成功。如宁浩执导的《疯狂的石头》，就在电影色彩处理方面，乃至在多线叙事的情节策略上，都借鉴了1998年英国电影《两杆大烟枪》中黑色幽默的拍摄技法，但是故事的主体落脚在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重庆山城，讲出的仍然是地道的中国故事。但是，如果仅仅一味的模仿，而失去了本土文化和时代风尚的同步观照，就会将翻拍带入歧路。

    其次，跨文化翻拍在无形之中，设置了两相对照的结构困局。受到“先入为主”的认知心理影响，观众不可避免的会在原版与翻拍版中做出优劣的比较，而且翻拍剧更易于在同一层级或同一现象上找到对应的点来进行比照分析。所以，翻拍剧固然有可承袭模式的简便性和粉丝效应的持续性，但同时面临着难以超越经典的窘境。用爱德华·霍尔的话说，跨文化交流最易在同步的行为链中发现隐蔽的对应结构难题，“跨文化交流揭示隐蔽结构的速度快，比在一般生活情境下快许多倍。在国内时，人们也犯错误，也违规。但是，他们所犯的错误既不如在国外犯得多，也不像在国外的错误严重”。[4]在跨文化翻拍中，不合本国文化逻辑的错误和违规最容易被辨识出来，不接地气的“拿来主义”和机械化的模仿，都将难以与原版望其项背。

    再次，探索适宜的本土化接受方式是另一个难题。经典影视剧的跨文化翻拍，总是要尝试一种新的本土化接纳方式，依托原版IP的效应，带给本国观众新的接收视野，获得新的感知。因此，其创新性而又不失其经典韵味，成为考验影视翻拍效果的重要标准。影视翻拍或者改编不能仅是情节的简单照搬，创新也不能违背基本的历史背景设定，更不能对文化背景和人物行为作简单化的置换，这往往成为跨文化翻拍失误的硬伤。此外，从目前的跨文化翻拍来看，翻拍的题材、类型还比较单一。对原版作品中的构架（strcture）和肌质（texture）的借鉴，以及内涵挖掘上还缺乏创新性的突破。这其中最难把握的就是放与收、取与舍的尺度，尺度过大则失去原版的韵味，尺度过小则停留在表面性复制。

    由上观之，中国电影进行跨文化翻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改编中故事情节的移植能否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除了情节、人物的移植外，历史、时代、社会氛围能否在本土找到对应的表达时空，而这些正式跨文化翻拍中需要解决的困局。

    三、 跨文化障碍的突围

    在影视跨文化翻拍中，理顺符合中国故事表达的逻辑行为链，从而建构起可以互通的情景架构，是实现有效传播的关键。

    建构文化行为链的有效对接是跨文化传播的一个基本前提。对于国外原版作品，有的外国导演会将故事的时代背景、文化征候表述得清清楚楚，通过影响塑造出特定时空下完整的行为链，而有的导演则限于主要服务本土观众，觉得背景是读者心照不宣的事，所以没有过多交代，但事实上却作为潜台词影响着人物、故事和生活场景影像的理解。所以在引进域外作品翻拍时，在故事主线之外，仍然需要挖掘出隐匿的行为链，并且建构起适宜本土表达的行为链。张艺谋执导的《三枪拍案惊奇》，翻拍自科恩兄弟带有黑色幽默色调《血迷宫》，他将故事背景移植在中国西部边陲，原本的悬疑故事行为链被中国本土的杂耍、戏谑还有张氏电影绚丽的色彩印象所冲淡，本欲打造重量级喜剧贺岁片，却最终给人以“一头雾水”“不伦不类”的印象。尽管电影叙事是一个重在情节、人物与场景交织的画面呈现，但是悬浮于叙事之外的文化链是帮助完成叙事，通达伦理、道德、宗教等不可小觑的潜在力量。因此，影视的跨文化翻拍，不能忽视文化征候对情节和行为链所起的规化、通约作用，同时也需要在翻拍时找到对位和可以通约的文化氛围。学者苏妮娜指出：“在这种跨国‘移植的作品改编中，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故事所在时空的丢失：从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时间感、年代感的丢失，到理解人物心理的内在语境的抽空。”[5]尽管改编会遭遇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但是并非跨国文化语境不可调和。如果能够巧妙地加以改造一条行为链上诸如政治、历史、道德、生态等方面的差异点，寻找到文化链条中对位的位置作为突破，翻拍仍然可以取得再造性甚至创造性的成功突破。

    影视翻拍中尤其要注重打造故事行为链中的每一个细节，对于脱离本土文化语境的行为细节，要进行剔除或者有意识改造。香港导演陈木胜执导的《保持通话》，改编自美国导演大卫·艾里斯执导的《一线声机》，这时一部靠“真实感”赢得口碑的美国恐怖惊悚片。为打造出符合中国故事逻辑的行为链，陈木胜前后花了2年时间打磨剧本。改编过程中的两个细节，很值得注意：香港和美国完全属于不同的地域文化谱系，原剧本设定在美国城市，满街都看不到一个警察，但香港人口密度很大，观众不会相信在街上找不到警察。美国人用电话和香港人也不一样。香港人很少会遇到找不到电话或者打不通电话的情况，可是在美国会有，所以把整个故事行为放在香港遇到了现实性的逻辑问题，因此，故事的背景就必须进行相应的转换。如何让枪支来源合乎逻辑是陈木胜遇到的第二大难题，在《保持通话》里，古天乐演的男主角阿邦只是个普通人，有段戏却需要他持枪打劫。于是，如何让这把枪的出现行为变得更加合情合理。在美国的老百姓只要申请持枪证就可以合法，另外原版里的人年纪较轻，觉得好玩就去购买枪支，但在香港不行，平民不可能有枪，所以导演将人物行为和生活背景进行了一系列“港版”改造，剧本将主角阿邦改写为一个收烂账的人，由于这个行当的特殊性，他有枪也就不会显得太过突兀 。这些细节上的微妙调适，使松散的行为链一下变得缜密起来，都使得作品更加符合本土实际。

    影视的跨文化翻拍需要打通中外文化中的“經验范围”，在跨文化传播方面，传播学专家施拉姆提出过建设共通的“经验范围”（stored experence）的概念，其涵盖了政治立场、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知识结构、兴趣爱好等，并指出“只有参与的人在共享的经验范围内，传播的行为才能够发生。”[6]其实，对于跨文化翻拍来说，对接异国的“经验范围”还只是一个基础和前提，更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方式和途径，对具有共通性的“经验范围”元素进行重新编码、实现本土化改造或重建，以建构适宜本土表达或呈现的语言、行为、色彩、构图、景观等视听符号，用来讲述符合本土化国情、民情、风情的中国版故事，并且要从深层次上召唤起符合本民族文化习性的信仰体系、核心价值和人伦道德情怀。

    此外，中国影视跨文化翻拍，还必须顾及观众的文化背景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习俗礼仪、历史传统等，有学者指出：“必须从文化的‘可接受性上考虑叙事内容的创制，打破因为意识形态、宗教、族群、语言、情感等因素所产生的文化隔阂，同时形成中华的自觉和自信，在深入了解自身文化并广泛认识其文化的前提下，明确自身地位，构建多种文化共存、和谐发展的局面。”[7]孙建业指出，只有“询唤观众的焦虑”才能获得成功，“尽管原著（《嫌疑人x的献身》）的故事扎实且构思精巧，但无论人物气质还是氛围营造，都带有浓郁的日本社会气息，简单的背景置换容易造成‘水土不服，必须有效的询唤本土观众的焦虑才能令影片获得成功”。[8]询唤观众就是要在翻拍主创者内在自觉和外在表达策略上实现真正的贴合，即主动对接观众的接受期待，完成对观影者主体性的召唤。托多罗夫指出：“非专业的观众欣赏一部作品，也不是为了从中提取作品所由来的那个社会的诸多信息，而是为了让他在其中找到使自己更好的理解人和理解世界的那么一种意义，找到一种能丰富其存在的美，只有这样，观众才能更好的理解自己。”[9]从本体意义上来说，电影翻拍的意义就是要完成原著内在意义的本土化改造，令本土观众获得全新的本土化感受。

    结语

    随着全球化文化市场的放开，购买国外经典影视版权，进行跨文化影视翻拍，成为促进跨文化交流、繁荣本土影视市场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立足于本土实际的电影翻拍，不可避免地要翻越文化的障碍，打造真正符合本土接受逻辑的行为链。从中国近年来跨文化翻拍热的情况来看，要想形成跨文化改编或者向经典致敬的成熟翻拍模式，必须对域外影视作品中的文化进行适切性的有效转译，构筑起真正适于本土化的行为链，而这仍然需要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参考文献：

    [1][3][4]（美）爱德华·霍尔.跨越文化[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5，72.

    [2]（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M].李幼烝，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89.

    [5]苏妮娜.改编未能抵达之处——从《嫌疑人x的献身》的中国版谈起[J].文艺批评，2017（4）.

    [6]（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陈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0.

    [7]刘亭.电视剧《甄嬛传》英语版为何在美遭冷遇？[N].中国文艺报，2017-04-26.

    [8]孙建业.电影《嫌疑人x的献身》的本土化改编，询唤观众的焦虑才能获得成功[N].中国文艺报，2017-04-11.

    [9]（法）茨维坦·托多罗夫.濒危的文学[M].栾栋，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