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历史教学中的理性认知
孟鸥 王峰
关键词? 理性认知，图说历史，郑和下西洋
? 中图分类号? G63 ? 文献标识码? B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1-0070-02
中学历史课面对的受众是刚刚接触历史的中学生，如何使教学过程生动、有趣，便成为老师们关注的重点。我们看到在初中历史课堂上有丰富的图片、动态的影像辅助教学，使学生可以感性地接触历史，更重要的是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与学习兴趣，实现了知识的传入与学习动机有效结合并统一。不过，与此同时，笔者也看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以明朝的对外关系一课为例，在经过历史影像、历史地图及考古图片等一次次丰富甚至炫目的课件演示中，学生关于“郑和远航”却出现了这样的认知：
将郑和远航赏赐藩属视为慷慨;将船队载回的方物“长颈鹿”视为航海功绩的象征;将中西航海比较视为船队规模与航海技术的较量（郑和一方完胜）;将古代中国对海洋的态度视为热情拥抱海洋。
课堂教学若得出这些结论，笔者以为教学效果就大打折扣了，甚至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那么，对于“郑和下西洋”，我们应该怎样理性看待呢？笔者以为，介绍郑和远航应主要关注两点，一是促使郑和远航的文化与时代背景，另一个则是郑和船队出行的性质。把握住这两个要点，我们便能够比较客观地认知这个著名的远洋航行。
首先我們来分析远航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计成本、不求回报的行为。笔者认为根源就是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的“文明中心”观念，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文明的中心，所以也自称“华夏”;周边部族的文明程度则依距离中原政权的远近而定，距离近的较之远者要先进些。所以当乾隆闻听“英吉利”时，断然认为这个来自遥远蛮荒之地的部族一定是落后野蛮的，不足以与之交往。这种“文明中心”的想象，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无法真正认知自己与他者。就郑和远航而言，明成祖之所以遣郑和出海，实际上就是想宣扬强盛的汉文化，彰显自身的先进文明。为此可以不计成本，从1405—1433年接连七次出行，即使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亦在所不惜。
也正是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决定了郑和船队的属性。船队出行的性质，或者说船队的身份是什么，是评价郑和远航作用的关键点。从根本上说，郑和船队执行的是朝贡贸易，其身份也就是朝贡贸易的载体。在“文明中心”观下，所有与古代中国交往的国家都需要表示臣服（很多只是名义上的）。有了这层宗藩关系之后，中原政权即可对之行赏，郑和船队大量的宝物就是这个用途;而那些藩属只需进献方物即可。双方一来一往就构成了朝贡贸易。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这种贸易不能产生任何经济利益，朝贡贸易规模越大，对国家与百姓的伤害也就越大。以郑和为例，七次远航带出大量宝物（如瓷器、金银器、丝绵缎疋、麝香、茶叶、珍宝）与铜钱，带回的多是与民生无关的奢侈品（如珍珠、沉香、苏木、胡椒、狮子、长颈鹿等），每次航行耗资均在600万两之上，是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这种巨大消耗持续多年，严重危及各方利益。如因国库空虚严重影响官吏的俸禄发放，朝廷无奈之下遂以郑和带回的木材、香料相抵;再者，朝廷及郑和船队的巨大开销最终会以名目繁多的税收方式转嫁到民众头上，这势必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最终，郑和远航在一片反对声中落幕，那些珍贵的航行资料，包括记录经行之地如东南亚、西亚、北非等地的历史、地理、文化、制度的记录，也被付之一炬。
明晰了以上两个要点，笔者以为前述的一些担忧就可以得到解决：
其一，长颈鹿作为“祥瑞”呈贡上来，一方面它和其他奇珍一起可以营造出中原王朝“四海咸服”的表面盛况，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原十分罕见的长颈鹿，可以被赋予“瑞兽”的含义，这是古代皇权合理性及政权稳固的吉兆，以便再次证明明成祖朱棣具备上承天命与下顺民心的帝王属性。因此，笔者以为长颈鹿不能被视为郑和航海的功绩，它应是纯粹的朝贡贸易与宗藩政治的产物。
其二，郑和赏赐行为属于古代中国“朝贡贸易”的产物，它与“慷慨”无关。我们知道朱棣时期政府开销巨大。一是边患的防范需要资金，其时北方有鞑靼与瓦剌等蒙元势力威胁中原，修筑长城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东南沿海的海盗也需政府治理。二是朱棣准备迁都北京，新都营造同样需要大把银子。再加上政府日常开支也需有固定保障，遇到水旱灾害等必须有备用资金。这诸多款项已使明政府的日常运转出现压力，远不能承受附加的、长期的巨额开支。明政府之所以仍派郑和远航，根本原因是“文明中心”的想象之下，他们无法理性认知自身与他者。如若今天的我们还将郑和赏赐之举定性为“慷慨”，那么我们与朱棣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三，中西航海比较是很多教师在讲授郑和远航时采用的方法。笔者以为，单纯从规模与数量上来说，郑和船队确实船体坚固、技术成熟、补给充分、人数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将其视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并不为过。但是，如果我们稍稍将视线拉长一些，在衡量航行对于中西各自产生的影响时，郑和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我们知道，以哥伦布为首的西方远洋探险，最终使得西欧各国认清了自身的位置与发展路径，“地理大发现”给了西欧各国再生的机会。反观郑和远航，它没有给古代中国一个认识世界、衡量自身的机会，在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之后，“文明中心”依然存在，海禁依然存在，朝贡贸易依然盛行，对外交往与国家政策依然是皇帝任性而为。总之，郑和航海没有给古代中国更新的力量。
最后，古代中原政权对于海洋的态度并非是热情的，更谈不上拥抱海洋。因为传统的中原政权主要依靠农业（后来的海外贸易以官方为主，主要满足权力阶层），稳定的农业生活不仅有税收的保障，还可以使民众形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对于海洋，他们或视为求长生之所（如秦始皇、汉武帝等），或视为各种动荡之源（明清海禁就是这种考量的结果），因此总是背靠海洋比较多。就郑和远航来说，远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满足明成祖朱棣个人欲望的行为。因为朱棣以血腥方式登基，内心必然有对政权合理性的担忧，所以在位期间他的积极作为，包括整顿吏治、加强皇权，外征蒙古与安南及编撰《永乐大典》、迁都北京等，史称“永乐盛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证明其上合天意、下顺民心的政权合法性。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课堂的轻松、活跃，不是最终目的，我们还应关注教学内容的梳理与挖掘，实现传递知识，塑造理性思维的教育目标。
【作者简介】孟鸥，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师。
王峰，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
关键词? 理性认知，图说历史，郑和下西洋
? 中图分类号? G63 ? 文献标识码? B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1-0070-02
中学历史课面对的受众是刚刚接触历史的中学生，如何使教学过程生动、有趣，便成为老师们关注的重点。我们看到在初中历史课堂上有丰富的图片、动态的影像辅助教学，使学生可以感性地接触历史，更重要的是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与学习兴趣，实现了知识的传入与学习动机有效结合并统一。不过，与此同时，笔者也看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以明朝的对外关系一课为例，在经过历史影像、历史地图及考古图片等一次次丰富甚至炫目的课件演示中，学生关于“郑和远航”却出现了这样的认知：
将郑和远航赏赐藩属视为慷慨;将船队载回的方物“长颈鹿”视为航海功绩的象征;将中西航海比较视为船队规模与航海技术的较量（郑和一方完胜）;将古代中国对海洋的态度视为热情拥抱海洋。
课堂教学若得出这些结论，笔者以为教学效果就大打折扣了，甚至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那么，对于“郑和下西洋”，我们应该怎样理性看待呢？笔者以为，介绍郑和远航应主要关注两点，一是促使郑和远航的文化与时代背景，另一个则是郑和船队出行的性质。把握住这两个要点，我们便能够比较客观地认知这个著名的远洋航行。
首先我們来分析远航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计成本、不求回报的行为。笔者认为根源就是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的“文明中心”观念，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文明的中心，所以也自称“华夏”;周边部族的文明程度则依距离中原政权的远近而定，距离近的较之远者要先进些。所以当乾隆闻听“英吉利”时，断然认为这个来自遥远蛮荒之地的部族一定是落后野蛮的，不足以与之交往。这种“文明中心”的想象，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无法真正认知自己与他者。就郑和远航而言，明成祖之所以遣郑和出海，实际上就是想宣扬强盛的汉文化，彰显自身的先进文明。为此可以不计成本，从1405—1433年接连七次出行，即使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亦在所不惜。
也正是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决定了郑和船队的属性。船队出行的性质，或者说船队的身份是什么，是评价郑和远航作用的关键点。从根本上说，郑和船队执行的是朝贡贸易，其身份也就是朝贡贸易的载体。在“文明中心”观下，所有与古代中国交往的国家都需要表示臣服（很多只是名义上的）。有了这层宗藩关系之后，中原政权即可对之行赏，郑和船队大量的宝物就是这个用途;而那些藩属只需进献方物即可。双方一来一往就构成了朝贡贸易。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这种贸易不能产生任何经济利益，朝贡贸易规模越大，对国家与百姓的伤害也就越大。以郑和为例，七次远航带出大量宝物（如瓷器、金银器、丝绵缎疋、麝香、茶叶、珍宝）与铜钱，带回的多是与民生无关的奢侈品（如珍珠、沉香、苏木、胡椒、狮子、长颈鹿等），每次航行耗资均在600万两之上，是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这种巨大消耗持续多年，严重危及各方利益。如因国库空虚严重影响官吏的俸禄发放，朝廷无奈之下遂以郑和带回的木材、香料相抵;再者，朝廷及郑和船队的巨大开销最终会以名目繁多的税收方式转嫁到民众头上，这势必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最终，郑和远航在一片反对声中落幕，那些珍贵的航行资料，包括记录经行之地如东南亚、西亚、北非等地的历史、地理、文化、制度的记录，也被付之一炬。
明晰了以上两个要点，笔者以为前述的一些担忧就可以得到解决：
其一，长颈鹿作为“祥瑞”呈贡上来，一方面它和其他奇珍一起可以营造出中原王朝“四海咸服”的表面盛况，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原十分罕见的长颈鹿，可以被赋予“瑞兽”的含义，这是古代皇权合理性及政权稳固的吉兆，以便再次证明明成祖朱棣具备上承天命与下顺民心的帝王属性。因此，笔者以为长颈鹿不能被视为郑和航海的功绩，它应是纯粹的朝贡贸易与宗藩政治的产物。
其二，郑和赏赐行为属于古代中国“朝贡贸易”的产物，它与“慷慨”无关。我们知道朱棣时期政府开销巨大。一是边患的防范需要资金，其时北方有鞑靼与瓦剌等蒙元势力威胁中原，修筑长城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东南沿海的海盗也需政府治理。二是朱棣准备迁都北京，新都营造同样需要大把银子。再加上政府日常开支也需有固定保障，遇到水旱灾害等必须有备用资金。这诸多款项已使明政府的日常运转出现压力，远不能承受附加的、长期的巨额开支。明政府之所以仍派郑和远航，根本原因是“文明中心”的想象之下，他们无法理性认知自身与他者。如若今天的我们还将郑和赏赐之举定性为“慷慨”，那么我们与朱棣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三，中西航海比较是很多教师在讲授郑和远航时采用的方法。笔者以为，单纯从规模与数量上来说，郑和船队确实船体坚固、技术成熟、补给充分、人数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将其视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并不为过。但是，如果我们稍稍将视线拉长一些，在衡量航行对于中西各自产生的影响时，郑和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我们知道，以哥伦布为首的西方远洋探险，最终使得西欧各国认清了自身的位置与发展路径，“地理大发现”给了西欧各国再生的机会。反观郑和远航，它没有给古代中国一个认识世界、衡量自身的机会，在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之后，“文明中心”依然存在，海禁依然存在，朝贡贸易依然盛行，对外交往与国家政策依然是皇帝任性而为。总之，郑和航海没有给古代中国更新的力量。
最后，古代中原政权对于海洋的态度并非是热情的，更谈不上拥抱海洋。因为传统的中原政权主要依靠农业（后来的海外贸易以官方为主，主要满足权力阶层），稳定的农业生活不仅有税收的保障，还可以使民众形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对于海洋，他们或视为求长生之所（如秦始皇、汉武帝等），或视为各种动荡之源（明清海禁就是这种考量的结果），因此总是背靠海洋比较多。就郑和远航来说，远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满足明成祖朱棣个人欲望的行为。因为朱棣以血腥方式登基，内心必然有对政权合理性的担忧，所以在位期间他的积极作为，包括整顿吏治、加强皇权，外征蒙古与安南及编撰《永乐大典》、迁都北京等，史称“永乐盛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证明其上合天意、下顺民心的政权合法性。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课堂的轻松、活跃，不是最终目的，我们还应关注教学内容的梳理与挖掘，实现传递知识，塑造理性思维的教育目标。
【作者简介】孟鸥，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师。
王峰，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