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观念场域下近代中国的科学革命
关键词? 社会观念，近代中国，科学革命，历史解释，体验
? 中图分类号? G63 ? 文献标识码? B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1-0045-04
科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是科学革命的实质。在科学革命过程中，从一个学科的突破中形成的科学思维方法能够迅速向其他学科传播，甚至向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渗透，从而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思维方式，并提高人类的认识能力。科学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改变人们的科学观。因为每一次科学观的转变都给世界带来了陈旧科学观条件下不可能取得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西方的科学革命，公认发生在17世纪，由伟大的先驱科学家伽利略和牛顿引起。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和许多同时代人概括了当时这种科学态度，那时他们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了解自然界，就必须向自然界请教，而不是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请教。但是近代中国科学革命却姗姗来迟，远远落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在中学历史教学界看似已成定论，人们大多归于封建的明清时代走向封闭、衰落，而西方实现了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型，思想解放推动科学革命，引发了产业革命，造成了东西方的巨大差异。但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时针拨回18世纪，其实中西方的差距并没有想象中大。中国还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入。西方的科技随着传教士和商人到来，“西学东渐”之风也已兴起。20世纪初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科学知识变成了“赛先生”，成为了改革社会、引领文明、通向富强的重要手段。这一过程中，除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变化，当时人们生活中形成的社会观念也是影响中国近代科学革命进程的重要因素。罗素曾指出：“在落后国家，观念引起革命;在先进国家，革命引起观念。”①近代中国以落后中发展观念对社会进步产生重要影响。
马克思曾指出“生活”为人类的“第一历史活动”，指出现代历史研究的真正进步都是“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才能取得”。本文力图站在社会观念的角度思考、理解并解释近代中国的科学革命起步的艰辛与纠结。
赫拉利说：“虽然欧洲、中国……在1750年看起来还没什么差异，但这其实只是假象。这就像两家建筑商同时开始兴建高楼，一家使用的是木材和泥砖，另一家则使用的钢筋和混凝土。”②按赫拉利的观点，兴建欧洲高楼大厦的“混凝土”是“科技和帝国主义”。中国的“木材和泥砖”又有何指？最为典型的事例是1793年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华。英国人带来了最新的发明：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等，还有当时英国最大的战舰“君主号”的模型。结果乾隆帝却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这些不过是无用的“奇技淫巧”罢了。
学生初见“奇技淫巧”，第一反应是清政府既狂傲腐败又闭目塞听，以致错过了主动发展的良机。真是如此吗？先来从“奇技淫巧”这个词的本义说起，这个词古已有之，“淫”就是过度的意思，出自《书·泰誓下》：“（商王）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孔颖达注疏：“奇技谓奇异技能，淫巧谓过度工巧。”指过于奇巧，让人着迷，却又无益的技艺与制品。从字面理解，皇帝的意思是洋货也是非常奇巧的，只是超越了国人的实际需要，于当时并没有实际价值，因此属于无用之物。这样的认识绝不是皇帝或者哪个王公贵族的个人心态，这是社会生活、时代特征在个人观念中的折射与反映。中国人长期过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勤劳、节俭与相对贫困的生活紧密相连，人们普遍的财富观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那种寄希望于某种技术革新带来财富的迅速扩大的想法并不属于“中国式伦理”。黄宗羲曾说：“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者，一概痛绝之。”①鸦片战争前，洋货的盛行更加深了世人的忧虑，人们普遍认为摈弃机巧而提倡勤劳才能使人保持道德，这是祖祖辈辈遵循的“天理正道”，那种指望技术革新、知识变革就能带来财富增长的想法都是非常危险的。
另一方面，以皇帝为代表的上层阶级，对西洋的物品并非一概排斥的，雍正帝就是一个相当“摩登”的玩家，故宫博物院里还保留着他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乾隆更是从小就喜欢西洋玩具，可以蹦出小鸟的西洋钟表、上发条的自行狮子都是他的挚爱，当时巴黎、伦敦流行的玩意儿不久后就能通过传教士或外商等传入北京。但是，这些仅限于喜好，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从国家兴亡、社会发展的层面认识科技的力量，当乾隆视察过马戛尔尼的“贡品”之后，总结道：“现今府内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②可见，乾隆时期国人的知识观仍停留在“中古社会”的状态。
“奇技淫巧”“玩物丧志”观念造成了对科技的漠视。人们看不到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以及推动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不但不鼓励任何的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也不会提供机会让科技人才去施展其才华，相反却去歧视压抑他们。在传统社会观念的积弊之下，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几千年来并没有大的变化，镰刀、锄头，男耕女织，几乎构成了社会生产的全部内容。③茅海建先生认为正是这种对工业文明的漠视使当时仍很强大的清帝国付出了代价，中英双方的主要差距在于知识。④而对待科学知识的态度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观念。
鸦片战争的爆发，部分开明人士在坚船利炮的危险中苏醒过来，承认西人也有“长技”。魏源首先指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是战争失败给国人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另一方面，他还列举了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千斤秤之蜀”等，这些都是有益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对富国强兵有用，不可视为“淫巧之物”，他提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的论断。⑤五口通商，大量洋货纷纷涌入，以王韬为代表的经世之士，开始对西洋科技有了自己的思考。王韬认为西法可学的只有三端：一是“火器用于战”;二是“轮船用于海、可备寇盗威戎”，三是“语言文字以通彼此之情”。魏源、王韬等开明知识分子主张学习、引进西方科技，超越了视西洋器物为“奇技淫巧”的保守认识。但是，科技革命仍然并没有真正到来。洋务运动中科技还要借外人之手;以同文馆为代表的近代教育举步维艰，要靠丰厚的报酬吸引学生。除了中国自身的科学基础薄弱以外，观念上落后也是重要因素，君臣们还沉浸在泱泱大国、礼仪之邦的观念中，即便魏源、王滔这样的先驱，为了不让自己的思想过于另类，也在用一些调和的方法。魏源指出西国制造技艺其实与中国古人是相通的，“射御登诸六艺，岂火轮、火器不等于射御乎？”他還列举了中国古人发挥聪明才智，制造机器以利民用的事情，把西人的“奇技”与中国“古事”连接起来，一举去掉了“奇”“异”的光环，拉近了国人与西洋技巧的距离。王韬则认为除可强兵的西洋科技外，其他西洋器物即使再精巧也不适用于我国，比如轮船、火车等耗费巨大会加剧国库的贫困;西洋的农具会使穷苦百姓丧失工作机会;钟表“贫者不能购、玩物丧志”等。①“奇技淫巧”的词语虽逐渐被去除，但它残留的思想仍根深蒂固的纠结存在于中国“先知”的脑中。
观念是人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长期积淀集聚而成的，在外部环境变化时，观念却比较稳定，有强大的惯性。甚至在外部剧烈变化的同时，原有的观念不仅不会退出，相反会使人在对比中产生巨大的不适和冲突。这时寻求解决的方式往往是“调和”“中庸”，在旧观念中寻求新价值、新解读。所以此时我们在士大夫身上读到了“纠结”，他们一方面承认西洋物质文明远在我们之上，并主张积极效仿，另一方面普遍承认社会准则还应该是中国圣贤传下来的“伦常名教”，它要比西学优越得多。由于受观念的束缚，他们将“礼仪至上”的价值观用以抗衡西洋学说，在纲常伦理中寻找依据，导致中国的科学革命只能从“中体西用”起步，硬将两种不同范畴的理念嫁接在一起，这也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独特的景象。
科学的地位从20世纪初不断上升，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赛先生”深入人心，几乎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胡适曾指出“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那个名词便是‘科学。”②陈独秀是科学的忠实信徒，他解释道：“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③可见，五四新文化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拥抱西方科技、寻求知识救国、科技救国道路，早已没有了之前的不适和痛苦，对西方科学思想、精神价值可以全盘接受，甚至大有赶超之势，将科学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法门。但从另一方面看，任何一种主张走向绝对，本身就有可能是不科学的。正如1920年梁启超游历欧洲，满目疮痍的欧洲使他惊讶万分，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反思道：“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怀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我们人类不唯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④虽有所反思，但不可否认，20世纪中国的科学革命是前所未有的激烈，它与之前的抗拒、纠结式的前行方式完全不同，甚至超越了西方人对科学的热衷。不仅是知识分子，广大民众虽然知识相对贫乏、科学精神还未形成，也在高谈科技。“科技”以一种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的面前。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例，这一思想至今在西方仍受到许多人的质疑和挑战，而在中国却大行其道、无所不在。当时许多家长爱用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名词做子女的名字，胡适曾说过“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①这一现象如果仅从政治上的反专制、经济上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因素进行分析显然是不够的。20世纪初期中国的科学知识水准、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自由化程度等等远远没达到或超过欧洲，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激进的科学革命局面呢？
要解答这一问题，还是要从世人的观念出发。鸦片战争前，中国尚未与西方世界真正的接触，以天理纲常为代表的社会观念几乎没有受到过怀疑。鸦片战争后，这样的社会观念在发生松动，受到西洋科学革命、工业文明、民主思想的挑战，中国的开明之士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不断调和中西思想，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剧烈冲击。但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中国经历了种种失败，引发了国人强烈的自我怀疑情绪，觉得中国之所以赶不上西方，除了某些外在的因素外，可能与自己的传统观念、旧的秩序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这种怀疑思想达到一个高峰。正如鲁迅描述的那样：“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②传统文化得不到认同，新思想发展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下，科学的思想、方法、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共鸣，新文化人士要把“科学”作为一种全新的体系，用以取代旧有的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将科学精神与文明等同，力图用它来驱散专制愚昧的旧文化、旧思想。一时间，“五四”知识分子在面对国家、民族危亡时所怀抱的深沉使命感、义务感、责任感统统压在了“赛先生”身上。20世纪以降，“科学”已经成为理性的代名词、文明的同义语、进步的亲兄弟。伴随着科学理性的持续启蒙，从蒙昧中觉醒的人们逐渐把科学作为一种信仰接受下来。科学成为重估人间一切价值的权威性标准和判据，承受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之重。在这样的语境中，科学已经超越了本身的含义，它变得“激进”起来，用它洗涮一切愚昧。但由于中国民众长期缺乏科学训练，大众科学素养还很贫弱，科学精神的匮乏，对科学缺少必要的敬畏和尊重，大多还是依靠以往的经验套用“科学”的外衣而已，用激进的方式推动科学革命，排斥一切“旧思想、旧传统”，这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巨变，人们在社会认同中产生危机，借用“科技”概念表达自身的怀疑。
近代中国社会环境的变迁孕育了社会观念的变革，社会观念的形成也影响政治文明、经济发展、思想解放和科学进步的进程。中国的科学革命之路其实也是思想解放、探究真理、反思求真的发展道路，以此为切入口，从社会观念角度选取材料、设计问题，激发学生探知欲，从社会生活、社会观念的形成、演变中看科技革命、思想解放的发展历程，并在其间宏观地了解社会环境、微观的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体验他们的情感，最终对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作出合理的解释。学生在学习历史過程中关注近代人物的观念变化，对比不同时代人物对科学价值的认识，体验他们的处境和身份，洞悉思想的缘起，了解时代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概括和抽象，最终才能更好地理解、解释近代中国，对所学历史结论作出合理、深入地分析。
【作者简介】胡斌，中学高级教师，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
? 中图分类号? G63 ? 文献标识码? B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1-0045-04
科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是科学革命的实质。在科学革命过程中，从一个学科的突破中形成的科学思维方法能够迅速向其他学科传播，甚至向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渗透，从而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思维方式，并提高人类的认识能力。科学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改变人们的科学观。因为每一次科学观的转变都给世界带来了陈旧科学观条件下不可能取得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西方的科学革命，公认发生在17世纪，由伟大的先驱科学家伽利略和牛顿引起。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和许多同时代人概括了当时这种科学态度，那时他们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了解自然界，就必须向自然界请教，而不是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请教。但是近代中国科学革命却姗姗来迟，远远落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在中学历史教学界看似已成定论，人们大多归于封建的明清时代走向封闭、衰落，而西方实现了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型，思想解放推动科学革命，引发了产业革命，造成了东西方的巨大差异。但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时针拨回18世纪，其实中西方的差距并没有想象中大。中国还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入。西方的科技随着传教士和商人到来，“西学东渐”之风也已兴起。20世纪初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科学知识变成了“赛先生”，成为了改革社会、引领文明、通向富强的重要手段。这一过程中，除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变化，当时人们生活中形成的社会观念也是影响中国近代科学革命进程的重要因素。罗素曾指出：“在落后国家，观念引起革命;在先进国家，革命引起观念。”①近代中国以落后中发展观念对社会进步产生重要影响。
马克思曾指出“生活”为人类的“第一历史活动”，指出现代历史研究的真正进步都是“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才能取得”。本文力图站在社会观念的角度思考、理解并解释近代中国的科学革命起步的艰辛与纠结。
赫拉利说：“虽然欧洲、中国……在1750年看起来还没什么差异，但这其实只是假象。这就像两家建筑商同时开始兴建高楼，一家使用的是木材和泥砖，另一家则使用的钢筋和混凝土。”②按赫拉利的观点，兴建欧洲高楼大厦的“混凝土”是“科技和帝国主义”。中国的“木材和泥砖”又有何指？最为典型的事例是1793年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华。英国人带来了最新的发明：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等，还有当时英国最大的战舰“君主号”的模型。结果乾隆帝却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这些不过是无用的“奇技淫巧”罢了。
学生初见“奇技淫巧”，第一反应是清政府既狂傲腐败又闭目塞听，以致错过了主动发展的良机。真是如此吗？先来从“奇技淫巧”这个词的本义说起，这个词古已有之，“淫”就是过度的意思，出自《书·泰誓下》：“（商王）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孔颖达注疏：“奇技谓奇异技能，淫巧谓过度工巧。”指过于奇巧，让人着迷，却又无益的技艺与制品。从字面理解，皇帝的意思是洋货也是非常奇巧的，只是超越了国人的实际需要，于当时并没有实际价值，因此属于无用之物。这样的认识绝不是皇帝或者哪个王公贵族的个人心态，这是社会生活、时代特征在个人观念中的折射与反映。中国人长期过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勤劳、节俭与相对贫困的生活紧密相连，人们普遍的财富观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那种寄希望于某种技术革新带来财富的迅速扩大的想法并不属于“中国式伦理”。黄宗羲曾说：“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者，一概痛绝之。”①鸦片战争前，洋货的盛行更加深了世人的忧虑，人们普遍认为摈弃机巧而提倡勤劳才能使人保持道德，这是祖祖辈辈遵循的“天理正道”，那种指望技术革新、知识变革就能带来财富增长的想法都是非常危险的。
另一方面，以皇帝为代表的上层阶级，对西洋的物品并非一概排斥的，雍正帝就是一个相当“摩登”的玩家，故宫博物院里还保留着他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乾隆更是从小就喜欢西洋玩具，可以蹦出小鸟的西洋钟表、上发条的自行狮子都是他的挚爱，当时巴黎、伦敦流行的玩意儿不久后就能通过传教士或外商等传入北京。但是，这些仅限于喜好，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从国家兴亡、社会发展的层面认识科技的力量，当乾隆视察过马戛尔尼的“贡品”之后，总结道：“现今府内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②可见，乾隆时期国人的知识观仍停留在“中古社会”的状态。
“奇技淫巧”“玩物丧志”观念造成了对科技的漠视。人们看不到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以及推动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不但不鼓励任何的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也不会提供机会让科技人才去施展其才华，相反却去歧视压抑他们。在传统社会观念的积弊之下，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几千年来并没有大的变化，镰刀、锄头，男耕女织，几乎构成了社会生产的全部内容。③茅海建先生认为正是这种对工业文明的漠视使当时仍很强大的清帝国付出了代价，中英双方的主要差距在于知识。④而对待科学知识的态度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观念。
鸦片战争的爆发，部分开明人士在坚船利炮的危险中苏醒过来，承认西人也有“长技”。魏源首先指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是战争失败给国人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另一方面，他还列举了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千斤秤之蜀”等，这些都是有益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对富国强兵有用，不可视为“淫巧之物”，他提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的论断。⑤五口通商，大量洋货纷纷涌入，以王韬为代表的经世之士，开始对西洋科技有了自己的思考。王韬认为西法可学的只有三端：一是“火器用于战”;二是“轮船用于海、可备寇盗威戎”，三是“语言文字以通彼此之情”。魏源、王韬等开明知识分子主张学习、引进西方科技，超越了视西洋器物为“奇技淫巧”的保守认识。但是，科技革命仍然并没有真正到来。洋务运动中科技还要借外人之手;以同文馆为代表的近代教育举步维艰，要靠丰厚的报酬吸引学生。除了中国自身的科学基础薄弱以外，观念上落后也是重要因素，君臣们还沉浸在泱泱大国、礼仪之邦的观念中，即便魏源、王滔这样的先驱，为了不让自己的思想过于另类，也在用一些调和的方法。魏源指出西国制造技艺其实与中国古人是相通的，“射御登诸六艺，岂火轮、火器不等于射御乎？”他還列举了中国古人发挥聪明才智，制造机器以利民用的事情，把西人的“奇技”与中国“古事”连接起来，一举去掉了“奇”“异”的光环，拉近了国人与西洋技巧的距离。王韬则认为除可强兵的西洋科技外，其他西洋器物即使再精巧也不适用于我国，比如轮船、火车等耗费巨大会加剧国库的贫困;西洋的农具会使穷苦百姓丧失工作机会;钟表“贫者不能购、玩物丧志”等。①“奇技淫巧”的词语虽逐渐被去除，但它残留的思想仍根深蒂固的纠结存在于中国“先知”的脑中。
观念是人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长期积淀集聚而成的，在外部环境变化时，观念却比较稳定，有强大的惯性。甚至在外部剧烈变化的同时，原有的观念不仅不会退出，相反会使人在对比中产生巨大的不适和冲突。这时寻求解决的方式往往是“调和”“中庸”，在旧观念中寻求新价值、新解读。所以此时我们在士大夫身上读到了“纠结”，他们一方面承认西洋物质文明远在我们之上，并主张积极效仿，另一方面普遍承认社会准则还应该是中国圣贤传下来的“伦常名教”，它要比西学优越得多。由于受观念的束缚，他们将“礼仪至上”的价值观用以抗衡西洋学说，在纲常伦理中寻找依据，导致中国的科学革命只能从“中体西用”起步，硬将两种不同范畴的理念嫁接在一起，这也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独特的景象。
科学的地位从20世纪初不断上升，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赛先生”深入人心，几乎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胡适曾指出“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那个名词便是‘科学。”②陈独秀是科学的忠实信徒，他解释道：“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③可见，五四新文化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拥抱西方科技、寻求知识救国、科技救国道路，早已没有了之前的不适和痛苦，对西方科学思想、精神价值可以全盘接受，甚至大有赶超之势，将科学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法门。但从另一方面看，任何一种主张走向绝对，本身就有可能是不科学的。正如1920年梁启超游历欧洲，满目疮痍的欧洲使他惊讶万分，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反思道：“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怀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我们人类不唯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④虽有所反思，但不可否认，20世纪中国的科学革命是前所未有的激烈，它与之前的抗拒、纠结式的前行方式完全不同，甚至超越了西方人对科学的热衷。不仅是知识分子，广大民众虽然知识相对贫乏、科学精神还未形成，也在高谈科技。“科技”以一种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的面前。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例，这一思想至今在西方仍受到许多人的质疑和挑战，而在中国却大行其道、无所不在。当时许多家长爱用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名词做子女的名字，胡适曾说过“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①这一现象如果仅从政治上的反专制、经济上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因素进行分析显然是不够的。20世纪初期中国的科学知识水准、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自由化程度等等远远没达到或超过欧洲，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激进的科学革命局面呢？
要解答这一问题，还是要从世人的观念出发。鸦片战争前，中国尚未与西方世界真正的接触，以天理纲常为代表的社会观念几乎没有受到过怀疑。鸦片战争后，这样的社会观念在发生松动，受到西洋科学革命、工业文明、民主思想的挑战，中国的开明之士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不断调和中西思想，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剧烈冲击。但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中国经历了种种失败，引发了国人强烈的自我怀疑情绪，觉得中国之所以赶不上西方，除了某些外在的因素外，可能与自己的传统观念、旧的秩序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这种怀疑思想达到一个高峰。正如鲁迅描述的那样：“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②传统文化得不到认同，新思想发展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下，科学的思想、方法、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共鸣，新文化人士要把“科学”作为一种全新的体系，用以取代旧有的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将科学精神与文明等同，力图用它来驱散专制愚昧的旧文化、旧思想。一时间，“五四”知识分子在面对国家、民族危亡时所怀抱的深沉使命感、义务感、责任感统统压在了“赛先生”身上。20世纪以降，“科学”已经成为理性的代名词、文明的同义语、进步的亲兄弟。伴随着科学理性的持续启蒙，从蒙昧中觉醒的人们逐渐把科学作为一种信仰接受下来。科学成为重估人间一切价值的权威性标准和判据，承受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之重。在这样的语境中，科学已经超越了本身的含义，它变得“激进”起来，用它洗涮一切愚昧。但由于中国民众长期缺乏科学训练，大众科学素养还很贫弱，科学精神的匮乏，对科学缺少必要的敬畏和尊重，大多还是依靠以往的经验套用“科学”的外衣而已，用激进的方式推动科学革命，排斥一切“旧思想、旧传统”，这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巨变，人们在社会认同中产生危机，借用“科技”概念表达自身的怀疑。
近代中国社会环境的变迁孕育了社会观念的变革，社会观念的形成也影响政治文明、经济发展、思想解放和科学进步的进程。中国的科学革命之路其实也是思想解放、探究真理、反思求真的发展道路，以此为切入口，从社会观念角度选取材料、设计问题，激发学生探知欲，从社会生活、社会观念的形成、演变中看科技革命、思想解放的发展历程，并在其间宏观地了解社会环境、微观的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体验他们的情感，最终对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作出合理的解释。学生在学习历史過程中关注近代人物的观念变化，对比不同时代人物对科学价值的认识，体验他们的处境和身份，洞悉思想的缘起，了解时代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概括和抽象，最终才能更好地理解、解释近代中国，对所学历史结论作出合理、深入地分析。
【作者简介】胡斌，中学高级教师，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李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