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之间
摘 要 城市史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日渐成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以“回收”和“怀旧”作为研究主题，力图打破单一的线性历史观。运用档案、报刊杂志、调查统计、个人回忆以及文学作品，从空间秩序、日常生活、城市记忆三个维度构建出一个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民国北京城，将历史中的“过去”渲染得更加恢弘与鲜活，更触发了典范之外的思索。
关键词 民国 北京 怀旧 传统 现代
作者简介：陈蓉，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5.106
中国近代城市史多以单体城市展开研究，近些年来，上海始终是中外学者热议的课题，作为 “他者”的北京史研究却显得有些相形见绌。北京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相对与“魔都”上海来说，通常被贯之以“古都”、“帝都”、“老北京”的称号。然而吊诡的是，北京却未被当作是一座的“传统”都市对待，大多研究旨在挖掘城市的“现代性”。正如民国学人李大钊所言，北京城的生活史充满新旧不可调和的矛盾，“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 因而，新或是旧并不能作为城市的标签，都市文化也不是单一的。《民国北京城》一书在天桥上找到了北京的灵魂，旧物通过“回收”与再流通得以在现代城市中存续，展示过去与日常生活实践之间的关系，重新检视对现代化的解释。
一、重塑：城市空间秩序的转型
城市史研究多从空间切入以阐述近代城市社会变迁，俨然成为一种共认的研究路径。董玥同样使用这一手法，通过考察政府在规划北京时所采取的市政管理政策，解读民国北京城市空间秩序的转型。不同的是，比起关注城市建筑及其得失，更在意转型中居民的感受与体验。
回溯历史，元朝在大都的基础上始建北京城，明清两朝继续打造极具威严的帝都，宫殿、城墙、庙宇、庭苑、祭坛上的一砖一瓦无不彰显着皇城的宏伟与壮美。民国初，这一切都成了北京迈向现代化都市的桎梏与累赘，在现代化设计的激荡下，帝都几百年的骄傲与辉煌被肢解的七零八碎。市政管理部门的挥毫之下，一条条铁轨穿过城墙的建址，完善和便利交通的同时，重新定义了城市的空间秩序，也加剧了城乡间的矛盾。应运而生的规章制度表面上规范了出行，美化了市容，实际上却带来了新形式的社会分层。由于国家和居民所渴望从城市改造中获得的利益需求不同，势必会产生冲突，正如书中所形容，“一种政府与人民利用城市改造中出现的种种机会进行一系列斗争与谈判的过程。” 著者着重对宣武门工程、电车系统的建立和街道命名三个事例进行考察，阐释这场博弈中各竞争力量之间的较量，试图揭示国家权力在民众身上的施行会导致民众抵抗性的迸发。无疑前两个案例确实损害到居民和商人的利益，遭到了反抗，但由于国家拥有绝对的信息掌控权，最终成为较量中的胜出者。而对于胡同的命名上，如果将居民没有使用新名字视为一种无声的反抗， 这场博弈认为是“以政府与民众双方的妥协告终。”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是否可以认为国家建设新的现代性设施或空间，没有使用的那些民众就是在同国家权力进行抗争。很显然不是，借用布迪厄的理论，对于北京的居民来说，使用旧胡同名只是一种惯习，一种长期以往偏爱旧名的逻辑意识。
王笛对成都的研究同样展现了民初城市转型过程中，国家、地方精英与下层民众三者之间在街头展开对空间的角逐。不同的是，王笛认为国家、地方精英和民众三者之间都存在利益冲突，而董玥聚焦于城市空间的重建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认为是国家、地方精英、大众媒体合谋下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但二者眼光一致向下捕捉民众真实的生活状态，对于国家以牺牲“相对稳定的传统和生活方式为代价” 给予深深的同情。即便是诸如公园、纪念碑这样的新公共空间的出现，也并不能实现现代化对居民原有生活空间的织补，看似拥有了相对悠闲的公共空间，实则落入到国家的监控系统内，警察时刻规训着城市空间的秩序，最终城市居民丢掉的是“自由”空间。
著者将1928年视为城市转型的拐点，北京失去了作为帝都的光环后，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生存模式。如果说此前城市空间的改造是为新民国培养新市民，那么之后的城市规划理想旨在展现新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著者强调规划者对帝国遗迹的修建并不是像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特伦斯·兰格所提出的“传统的创造”，北京古迹的修建不是为了恢复其效用，而意在创造一种新的价值——宣扬民族文化。无独有偶，柯必德对近代苏州的研究中同样提到古迹和过去的用途，认为古迹在现代化的空间中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调适着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矛盾。 二者的研究结果同西方语境下实践的结论不同，也恰恰说明了西方和中国的规划者们对历史古迹持有不同的态度。
可以见得，规划者们基于不同的理念改造北京的城市空间，尽管改造目的不同，但总是朝着不断走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如著者所言，“现代化的进程与来自城市过去的韧性总是动态地交织在一起。” 过去的痕迹不会轻易的被抹去，如薄雾般笼罩着北京城，现代化的空间将其冲破为零零碎碎的残片，散落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二、回收：北京城市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史是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热点。“日常”即为重复性出现的行为和现象，由于琐碎和司空见惯，很容易沦为历史的下脚料。相比于较多地关注宏大叙事和精英人物，日常生活史更加着眼于微不足道的普通人的生活状态。
著者考察了民国北京被整合卷进全球经济体系之后的日常经济生活状况。生产方面，出现了一个由现代工业体系、前工业化的手工业体系和回收业等相联结的复杂网络；消费方面，新的经济体系带动了新的消费空间，打着时尚标签的專卖店、百货公司，繁荣了王府井和西单的同时，也见证了按时令所举行的庙市的衰落。新的市场秩序加剧了都市的社会分层，夸张地讲，“消费既可以毁掉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可以确认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而天桥作为一个生产经济体系与消费体系并存开放性空间，孕育了一种新的市场秩序。这个空间掩盖了社会阶层的存在，穷人、富人、三教九流、各种职业的人都可以在天桥上进行交易。“逛天桥”是北京居民远离乏味平淡生活的消遣方式，购物中充满了冒险与挑战，完全体现了新空间规章制度和有序的市场秩序之外的杂乱与无序。天桥是窥见民国北京城日常生活的一面镜子，但城市文化并不是单一的，王府井和天桥作为两种不同的城市景观，并没有互相排斥而是一种非竞争性的存在， 这也彰显了现代城市的包容性和多元性。
著者提出“传统的回收”这一概念，可以说是颇有创见。吸取人类学家萧凤霞和阎云翔对“回收”概念的认识，指出二者研究中所回收的“传统”可能本身就是被回收再利用的，因而传统的回收并不是“传统”效用的复兴，而是赋予新的效用，也并不止于回收，可能会经历再次“回收”。天桥是一个巨大的旧物回收市场，“那些创造新秩序时被丢弃到这里的东西重获生命，” 成为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一道不可忽视的风景，“传统”的回收又何尝不是划破了现代化空间。著者没有执着于这一“突发的变化”，而是探索新与旧之间的动态关系。其实，如果将回收的“传统”定义为日常生活中的旧物，未免太过狭隘。天桥上的民间表演落子、曲艺、大鼓、评书，如果不是以天桥这一平台来展示其生命力，很可能在城市空间转型中被彻底的遗弃。回收的内容十分广泛，“传统”的回收也并不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回收”，可以是传统的精神文化，也可以是传统的经验、观念或是思想。近代企业史研究虽然没有运用“回收”这一概念，但也强调传统经验在现代实践中的再应用，照此，回收的平台也不会只限定于天桥，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其他场域同样存在着“传统”的回收与再利用。
日常生活史为研究路径自产生之初一直遭受着碎片化的质疑，同时又很容易陷入庸俗乏味内容的反复咀嚼。董玥在零碎的生活细节中梳理出有意义的历史脉络，对天桥日常生活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描写，背后是对中国近代城市史中传统与现代问题的关照，实现了宏大叙事与微观视野的有机结合。天桥也确实将我们带回到历史现场，能够在内地成都的街头和茶馆、上海的舞厅、棚户区与闸北、以及其他场域之外找到又一个观察近代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窗口。
三、怀旧：城市形象的记忆
城市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自产生之初便拥有一套记忆系统，以文字的形式永久性地记写着过去的历史。“城市和关于城市的文学有着相同的文本性，阅读文本已经成为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 董玥利用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文学作品、回忆文章等构建北京城市的形象，呈现出民国北京从历史中缓慢地走向现代化过程的图景。
著者从社会学家和新旧知识分子的笔下找寻北京的过去，社会学家认为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弥漫着贫穷、犯罪和卖淫等问题，而贫穷是其他社会问题的根源。社会学家的分析将贫穷归结于个人道德品质的弱点，却并没有呼吁个人素质的提高，而是转向对穷人的同情，将道德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这样一来，社会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同国家从事的社会控制联系起来，二者一致认为城市环境是滋生犯罪和卖淫的场所。然而，社会学家期许通过国家控制和改革解决社会问题，最终也因二者间所在意的利益不同而失败。与社会学家所描绘的北京的消极画像不同，历史家和文学家则秉持着另一种声音。“书写一个城市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构建空间的过程，” 民国北京的书写囊括了新旧互动的过程。
著者强调文字记录不只是作为重构城市空间的史料来源，而是反思为什么有选择的记述，以及城市的描述性记录是被如何构建的。确然，按照文字记录还原历史真相，终归只会陷入盲人摸象的歧途，反观，文献是在何种语境下形成，旨在发挥达到何种目的，更值得史学家去琢磨。城市与其书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城市空间的变迁是书写城市的素材。每个记写者都有自己选择的对象，当然依据众多文献的记载，即便“管中”不能窥得“全豹”，通过不同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想象出城市的面貌。学者们执着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传统文化，營造出历史的完整感，试图将历史中传统积蓄起来保存在未来。他们的描述与书写和读者想象构筑了城市意象与记忆。新派知识分子沉浸于皇家园林和公园游乐中，将北京视为政治和国家的象征，只有当北京遭到外敌威胁时，体内对北京传统文化的怀旧感才会被激发出来。而旧京学者对北京空间与城市记忆的片断，每一帧都流露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怀旧”之风。
“怀旧”是民国北京奏响现代乐章中执拗的旋律，谱写着这座城市的过去与未来。旧京学者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残片“回收”，记写在自己的作品中，每个读者的阅览实现了对北京过去风俗、价值观念、认知的 “再利用”。著者认为在民国北京所见的怀旧并不是像大卫·罗温索所形容的——一种贪恋找不回的过去的精神怀旧。书中通过和巴黎的比较诠释怀旧的含义，巴黎将旧的建筑彻底消灭，因而，对“老巴黎”的怀念便只是巴黎无法复原的过去的怀旧。而在民国北京，生活中的琐碎细节被旧京学者纳入到自己对北京的回忆当中，对于这些文字记录，著者并没有只停留在纯粹的构建北京形象，而是聚焦于旧京学者对民国北京未来的感受与体验，思考学者书写文字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
一座城市，一段记忆。如果只是流于史料的简单梳理，城市的过去在未来现代化的蓝图中很容易被忘却。著者通过考察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对民国北京的记述，想象学者们对城
关键词 民国 北京 怀旧 传统 现代
作者简介：陈蓉，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5.106
中国近代城市史多以单体城市展开研究，近些年来，上海始终是中外学者热议的课题，作为 “他者”的北京史研究却显得有些相形见绌。北京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相对与“魔都”上海来说，通常被贯之以“古都”、“帝都”、“老北京”的称号。然而吊诡的是，北京却未被当作是一座的“传统”都市对待，大多研究旨在挖掘城市的“现代性”。正如民国学人李大钊所言，北京城的生活史充满新旧不可调和的矛盾，“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 因而，新或是旧并不能作为城市的标签，都市文化也不是单一的。《民国北京城》一书在天桥上找到了北京的灵魂，旧物通过“回收”与再流通得以在现代城市中存续，展示过去与日常生活实践之间的关系，重新检视对现代化的解释。
一、重塑：城市空间秩序的转型
城市史研究多从空间切入以阐述近代城市社会变迁，俨然成为一种共认的研究路径。董玥同样使用这一手法，通过考察政府在规划北京时所采取的市政管理政策，解读民国北京城市空间秩序的转型。不同的是，比起关注城市建筑及其得失，更在意转型中居民的感受与体验。
回溯历史，元朝在大都的基础上始建北京城，明清两朝继续打造极具威严的帝都，宫殿、城墙、庙宇、庭苑、祭坛上的一砖一瓦无不彰显着皇城的宏伟与壮美。民国初，这一切都成了北京迈向现代化都市的桎梏与累赘，在现代化设计的激荡下，帝都几百年的骄傲与辉煌被肢解的七零八碎。市政管理部门的挥毫之下，一条条铁轨穿过城墙的建址，完善和便利交通的同时，重新定义了城市的空间秩序，也加剧了城乡间的矛盾。应运而生的规章制度表面上规范了出行，美化了市容，实际上却带来了新形式的社会分层。由于国家和居民所渴望从城市改造中获得的利益需求不同，势必会产生冲突，正如书中所形容，“一种政府与人民利用城市改造中出现的种种机会进行一系列斗争与谈判的过程。” 著者着重对宣武门工程、电车系统的建立和街道命名三个事例进行考察，阐释这场博弈中各竞争力量之间的较量，试图揭示国家权力在民众身上的施行会导致民众抵抗性的迸发。无疑前两个案例确实损害到居民和商人的利益，遭到了反抗，但由于国家拥有绝对的信息掌控权，最终成为较量中的胜出者。而对于胡同的命名上，如果将居民没有使用新名字视为一种无声的反抗， 这场博弈认为是“以政府与民众双方的妥协告终。”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是否可以认为国家建设新的现代性设施或空间，没有使用的那些民众就是在同国家权力进行抗争。很显然不是，借用布迪厄的理论，对于北京的居民来说，使用旧胡同名只是一种惯习，一种长期以往偏爱旧名的逻辑意识。
王笛对成都的研究同样展现了民初城市转型过程中，国家、地方精英与下层民众三者之间在街头展开对空间的角逐。不同的是，王笛认为国家、地方精英和民众三者之间都存在利益冲突，而董玥聚焦于城市空间的重建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认为是国家、地方精英、大众媒体合谋下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但二者眼光一致向下捕捉民众真实的生活状态，对于国家以牺牲“相对稳定的传统和生活方式为代价” 给予深深的同情。即便是诸如公园、纪念碑这样的新公共空间的出现，也并不能实现现代化对居民原有生活空间的织补，看似拥有了相对悠闲的公共空间，实则落入到国家的监控系统内，警察时刻规训着城市空间的秩序，最终城市居民丢掉的是“自由”空间。
著者将1928年视为城市转型的拐点，北京失去了作为帝都的光环后，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生存模式。如果说此前城市空间的改造是为新民国培养新市民，那么之后的城市规划理想旨在展现新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著者强调规划者对帝国遗迹的修建并不是像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特伦斯·兰格所提出的“传统的创造”，北京古迹的修建不是为了恢复其效用，而意在创造一种新的价值——宣扬民族文化。无独有偶，柯必德对近代苏州的研究中同样提到古迹和过去的用途，认为古迹在现代化的空间中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调适着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矛盾。 二者的研究结果同西方语境下实践的结论不同，也恰恰说明了西方和中国的规划者们对历史古迹持有不同的态度。
可以见得，规划者们基于不同的理念改造北京的城市空间，尽管改造目的不同，但总是朝着不断走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如著者所言，“现代化的进程与来自城市过去的韧性总是动态地交织在一起。” 过去的痕迹不会轻易的被抹去，如薄雾般笼罩着北京城，现代化的空间将其冲破为零零碎碎的残片，散落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二、回收：北京城市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史是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热点。“日常”即为重复性出现的行为和现象，由于琐碎和司空见惯，很容易沦为历史的下脚料。相比于较多地关注宏大叙事和精英人物，日常生活史更加着眼于微不足道的普通人的生活状态。
著者考察了民国北京被整合卷进全球经济体系之后的日常经济生活状况。生产方面，出现了一个由现代工业体系、前工业化的手工业体系和回收业等相联结的复杂网络；消费方面，新的经济体系带动了新的消费空间，打着时尚标签的專卖店、百货公司，繁荣了王府井和西单的同时，也见证了按时令所举行的庙市的衰落。新的市场秩序加剧了都市的社会分层，夸张地讲，“消费既可以毁掉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可以确认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而天桥作为一个生产经济体系与消费体系并存开放性空间，孕育了一种新的市场秩序。这个空间掩盖了社会阶层的存在，穷人、富人、三教九流、各种职业的人都可以在天桥上进行交易。“逛天桥”是北京居民远离乏味平淡生活的消遣方式，购物中充满了冒险与挑战，完全体现了新空间规章制度和有序的市场秩序之外的杂乱与无序。天桥是窥见民国北京城日常生活的一面镜子，但城市文化并不是单一的，王府井和天桥作为两种不同的城市景观，并没有互相排斥而是一种非竞争性的存在， 这也彰显了现代城市的包容性和多元性。
著者提出“传统的回收”这一概念，可以说是颇有创见。吸取人类学家萧凤霞和阎云翔对“回收”概念的认识，指出二者研究中所回收的“传统”可能本身就是被回收再利用的，因而传统的回收并不是“传统”效用的复兴，而是赋予新的效用，也并不止于回收，可能会经历再次“回收”。天桥是一个巨大的旧物回收市场，“那些创造新秩序时被丢弃到这里的东西重获生命，” 成为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一道不可忽视的风景，“传统”的回收又何尝不是划破了现代化空间。著者没有执着于这一“突发的变化”，而是探索新与旧之间的动态关系。其实，如果将回收的“传统”定义为日常生活中的旧物，未免太过狭隘。天桥上的民间表演落子、曲艺、大鼓、评书，如果不是以天桥这一平台来展示其生命力，很可能在城市空间转型中被彻底的遗弃。回收的内容十分广泛，“传统”的回收也并不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回收”，可以是传统的精神文化，也可以是传统的经验、观念或是思想。近代企业史研究虽然没有运用“回收”这一概念，但也强调传统经验在现代实践中的再应用，照此，回收的平台也不会只限定于天桥，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其他场域同样存在着“传统”的回收与再利用。
日常生活史为研究路径自产生之初一直遭受着碎片化的质疑，同时又很容易陷入庸俗乏味内容的反复咀嚼。董玥在零碎的生活细节中梳理出有意义的历史脉络，对天桥日常生活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描写，背后是对中国近代城市史中传统与现代问题的关照，实现了宏大叙事与微观视野的有机结合。天桥也确实将我们带回到历史现场，能够在内地成都的街头和茶馆、上海的舞厅、棚户区与闸北、以及其他场域之外找到又一个观察近代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窗口。
三、怀旧：城市形象的记忆
城市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自产生之初便拥有一套记忆系统，以文字的形式永久性地记写着过去的历史。“城市和关于城市的文学有着相同的文本性，阅读文本已经成为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 董玥利用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文学作品、回忆文章等构建北京城市的形象，呈现出民国北京从历史中缓慢地走向现代化过程的图景。
著者从社会学家和新旧知识分子的笔下找寻北京的过去，社会学家认为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弥漫着贫穷、犯罪和卖淫等问题，而贫穷是其他社会问题的根源。社会学家的分析将贫穷归结于个人道德品质的弱点，却并没有呼吁个人素质的提高，而是转向对穷人的同情，将道德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这样一来，社会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同国家从事的社会控制联系起来，二者一致认为城市环境是滋生犯罪和卖淫的场所。然而，社会学家期许通过国家控制和改革解决社会问题，最终也因二者间所在意的利益不同而失败。与社会学家所描绘的北京的消极画像不同，历史家和文学家则秉持着另一种声音。“书写一个城市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构建空间的过程，” 民国北京的书写囊括了新旧互动的过程。
著者强调文字记录不只是作为重构城市空间的史料来源，而是反思为什么有选择的记述，以及城市的描述性记录是被如何构建的。确然，按照文字记录还原历史真相，终归只会陷入盲人摸象的歧途，反观，文献是在何种语境下形成，旨在发挥达到何种目的，更值得史学家去琢磨。城市与其书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城市空间的变迁是书写城市的素材。每个记写者都有自己选择的对象，当然依据众多文献的记载，即便“管中”不能窥得“全豹”，通过不同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想象出城市的面貌。学者们执着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传统文化，營造出历史的完整感，试图将历史中传统积蓄起来保存在未来。他们的描述与书写和读者想象构筑了城市意象与记忆。新派知识分子沉浸于皇家园林和公园游乐中，将北京视为政治和国家的象征，只有当北京遭到外敌威胁时，体内对北京传统文化的怀旧感才会被激发出来。而旧京学者对北京空间与城市记忆的片断，每一帧都流露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怀旧”之风。
“怀旧”是民国北京奏响现代乐章中执拗的旋律，谱写着这座城市的过去与未来。旧京学者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残片“回收”，记写在自己的作品中，每个读者的阅览实现了对北京过去风俗、价值观念、认知的 “再利用”。著者认为在民国北京所见的怀旧并不是像大卫·罗温索所形容的——一种贪恋找不回的过去的精神怀旧。书中通过和巴黎的比较诠释怀旧的含义，巴黎将旧的建筑彻底消灭，因而，对“老巴黎”的怀念便只是巴黎无法复原的过去的怀旧。而在民国北京，生活中的琐碎细节被旧京学者纳入到自己对北京的回忆当中，对于这些文字记录，著者并没有只停留在纯粹的构建北京形象，而是聚焦于旧京学者对民国北京未来的感受与体验，思考学者书写文字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
一座城市，一段记忆。如果只是流于史料的简单梳理，城市的过去在未来现代化的蓝图中很容易被忘却。著者通过考察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对民国北京的记述，想象学者们对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