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实现高等教育创新发展
杨楠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双一流”建设）是加快推进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方案颁布一周年之际，为更好落实“双一流”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2016年11月5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和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联合承办了第三届北京教育论坛“‘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分论坛。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黄侃、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长王永生、铭传大学副校长王金龙、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北京师范大学高教所常务副所长洪成文、合肥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处长余国江、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燕、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柳燕君等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作专题报告。
“协同发展，合作育人”是“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有效机制
协同合作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个体进行协调与合作，从而共同完成某一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从外延式发展转变为以质量提升为目标的内涵式发展。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本质，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升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能力，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双一流”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推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合作以及高等教育机构与科研机构、社会其他组织的协同发展，协同合作是“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有效机制。
高等教育的协同发展既体现在中外合作、区域合作、教育系统与其他系统合作，也体现在教育系统内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合作。黄侃在其报告《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若干问题思考》中指出，为了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功能定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支撑北京高精尖经济结构调整，北京高等教育以协同育人、合作科研和共同创业为核心，通过实施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计划、高质量的就业创业计划、创建高精尖创新中心等重要举措，大力推进市属高校与央属高校，高校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京津冀区域高校之间的协同发展。余国江在其报告《合肥学院建设新型大学的实践探索》中指出，自1985年安徽省政府与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签署联合共建合肥学院协议以来，合肥学院借鉴德国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联合设立多个教学、研究和交流中心，确立“地方性、应用型、国际化”的办学定位，全方位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率先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被李克强总理誉为“中德务实合作的成果典范”。除了高校间的协同合作，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还可以通过教育系统内不同办学层次主体的协同合作来实现。柳燕君在其报告《北京市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中介绍了北京建设具有国际视野、中国特色、首都特点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的新思路、新路径，通过贯通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应用技术型本科三个层次人才培养的路径，实现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立体衔接。
“科学定位，差异化发展”是“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生态需求
差异化战略原指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在全产业范围中具有独特性，从而获取优势的战略。正如王晓燕在其报告《从历史看未来—首都高等教育创新发展之路》中提到的：高等教育系统已经从单一结构转变为类型多样、层次丰富、结构复杂的系统。高等教育的类型、层次和结构的多元化，意味着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出现利益冲突的可能性越大。高校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需要清晰辨别自己在整个复杂系统中的位置，通过有效配置资源，实现错位发展，巩固优势、强化特色，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获取更多的资源。“双一流”建设是打造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举措，但资源是有限的，各个利益相关方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促进有限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利用。
完善共建机制，形成多元化投入、合力支持的格局
马陆亭在其报告《“双一流”建设利益相关方主体责任探讨》中指出，各级政府、各类高校、不同群体对“双一流”建设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容易导致责任缺失。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决策和长期任务，“双一流”建设存在多方责任，责任和而不同，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到中央高校、地方高校以及高校内部的院系、教师等，需要创造性地思考各自责任，敢于担当，各方努力，形成合力。差异化战略不仅体现在宏观视角下不同利益相关方在“双一流”建设的不同责任上，也体现在人才培养的政策规划和高校实践上。黄侃提出，构建现代化首都高等教育体系，需要对高校进行科学分类，建设一批支持北京“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地方高水平大学，服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藝术院校，助力产业技术进步升级的应用技术型院校，服务首都城市发展、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的城市服务型大学，实施分类指导、分类发展，形成具有体系模块化、内容分级化两大特点的开放教育体系，高校可以根据培养目标内容的差异对不同模块进行组合，根据培养目标层次的高低选取适合的内容级别。王永生在其报告《“双一流”背景下行业特色型大学的发展战略与思考》中指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围绕行业区域发展，形成关键科研领域，在一流学科建设中，根据信息学科的总定位，找准着力点，聚焦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智能管理，打通六个学院建设机器人特长班，连续三年获得四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突破定势，提高现代化治理能力”是“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关键
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亟待突破定势，实现重大变革和转型发展。“双一流”建设作为重要战略任务，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需要以建设为契机、以改革为动力、以创新求发展，通过资源配置模式、人事制度、财政制度、问责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提高大学治理能力，打破高等教育体制机制的定势，打破大学的定势，为高校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促进特色发展。所以，突破定势是“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核心任务。
洪成文在其报告《“双一流”建设路径及其有效性：流程再造的视角》中指出，“双一流”建设的症结所在是流程的缺失和治理的现代化问题，流程再造是一流学科的发展路径，一流学者的成长路径。促进治理的现代化，不仅需要突破人才培养和学科专业建设的定势，更需要突破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财政管理模式，改善资金供给结构，提供永续性资金。余国江介绍合肥学院突破学科定势，打造模块化课程，通过对行业企业的深度调研来确定专业核心能力，重构能力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在重构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中，合肥学院突破公共体育课的传统模式，采用“体育俱乐部”新模式，打造了二十个体育俱乐部，将以人为本作为教学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系统思维，顶层设计”是“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前提保障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将为国家强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久久为功，需要系统谋划、顶层设计、综合改革。“双一流”建设需要认识和把握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围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科研体制机制改革、资源募集机制等关键环节，系统思考目标任务的支撑度、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利益相关主体竞争的公平性、政策之间的冲突性等，将综合改革的总目标进行系统规划、逐级分解、分级支持。只有对高等教育系统内外部均有清晰认识，有效配置资源，创新驱动发展，才能达到综合改革的效益最大化。
王晓燕以首都高等教育为对象，阐释了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首都高等教育的发展，受社会需求、政治需求、城市功能定位、高等教育发展等内部和外部因素影响，在一次次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了开放、多元、融合的高等教育形态。在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转型的叠加时期，首都高等教育需要将自身发展诉求置于国家总体战略中，把握系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时代特征，主动变革，勇于创新，带动和引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马陆亭在阐释“双一流”建设利益相关方主体责任时也指出，有些利益相关方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要素（如中央及地方高校），有些则是外部环境（如政府、行业企业），对于主体责任的把握即是运用系统思维寻找各子目标最大程度支撑总目标的过程。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是“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时代命题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的源泉和人才的需求来自于市场，市场导向是“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时代命题。高等教育的创新与发展要从市场需求出发，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把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目标放在社会实际需求上，最大程度把教育潜力转化为人力资本和社会生产力，释放难以估量的高等教育红利。只有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积极推进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高等教育才能真正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大引擎和发动机。
黄侃在报告中指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已经从计划供给转变为行业需求，首都高等教育应当贴近北京“四个中心”定位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高校的专业建设应当由学科体系出发向应用需求导向转变。柳燕君指出，当前北京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从城市功能定位出发，未来北京对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本的层次和数量需求将以技术应用型本科层次为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项目本身就是积极探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人才培养新路径。余国江指出，合肥学院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構建人才培养方案，围绕学生知识应用能力、实践和创新能力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建立巢湖污染治理研究院、固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开展深度产学合作，目前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有80%的选题来源于真实的社会实践问题，体现了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紧密围绕社会需求，从而实现创新发展的成果。
“双一流”建设是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重要途径。“双一流”建设不仅是面向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建设，也是面向一流本科教育的建设。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哈瑞·刘易斯教授在其著作《失去灵魂的卓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一流本科的‘一流大学是失去了灵魂的卓越；没有一流本科的‘一流学科是忘记了目标的一流”。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于 洋]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双一流”建设）是加快推进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方案颁布一周年之际，为更好落实“双一流”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2016年11月5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和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联合承办了第三届北京教育论坛“‘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分论坛。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黄侃、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长王永生、铭传大学副校长王金龙、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北京师范大学高教所常务副所长洪成文、合肥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处长余国江、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燕、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柳燕君等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作专题报告。
“协同发展，合作育人”是“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有效机制
协同合作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个体进行协调与合作，从而共同完成某一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从外延式发展转变为以质量提升为目标的内涵式发展。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本质，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升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能力，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双一流”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推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合作以及高等教育机构与科研机构、社会其他组织的协同发展，协同合作是“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有效机制。
高等教育的协同发展既体现在中外合作、区域合作、教育系统与其他系统合作，也体现在教育系统内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合作。黄侃在其报告《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若干问题思考》中指出，为了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功能定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支撑北京高精尖经济结构调整，北京高等教育以协同育人、合作科研和共同创业为核心，通过实施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计划、高质量的就业创业计划、创建高精尖创新中心等重要举措，大力推进市属高校与央属高校，高校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京津冀区域高校之间的协同发展。余国江在其报告《合肥学院建设新型大学的实践探索》中指出，自1985年安徽省政府与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签署联合共建合肥学院协议以来，合肥学院借鉴德国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联合设立多个教学、研究和交流中心，确立“地方性、应用型、国际化”的办学定位，全方位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率先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被李克强总理誉为“中德务实合作的成果典范”。除了高校间的协同合作，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还可以通过教育系统内不同办学层次主体的协同合作来实现。柳燕君在其报告《北京市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中介绍了北京建设具有国际视野、中国特色、首都特点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的新思路、新路径，通过贯通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应用技术型本科三个层次人才培养的路径，实现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立体衔接。
“科学定位，差异化发展”是“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生态需求
差异化战略原指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在全产业范围中具有独特性，从而获取优势的战略。正如王晓燕在其报告《从历史看未来—首都高等教育创新发展之路》中提到的：高等教育系统已经从单一结构转变为类型多样、层次丰富、结构复杂的系统。高等教育的类型、层次和结构的多元化，意味着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出现利益冲突的可能性越大。高校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需要清晰辨别自己在整个复杂系统中的位置，通过有效配置资源，实现错位发展，巩固优势、强化特色，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获取更多的资源。“双一流”建设是打造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举措，但资源是有限的，各个利益相关方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促进有限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利用。
完善共建机制，形成多元化投入、合力支持的格局
马陆亭在其报告《“双一流”建设利益相关方主体责任探讨》中指出，各级政府、各类高校、不同群体对“双一流”建设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容易导致责任缺失。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决策和长期任务，“双一流”建设存在多方责任，责任和而不同，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到中央高校、地方高校以及高校内部的院系、教师等，需要创造性地思考各自责任，敢于担当，各方努力，形成合力。差异化战略不仅体现在宏观视角下不同利益相关方在“双一流”建设的不同责任上，也体现在人才培养的政策规划和高校实践上。黄侃提出，构建现代化首都高等教育体系，需要对高校进行科学分类，建设一批支持北京“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地方高水平大学，服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藝术院校，助力产业技术进步升级的应用技术型院校，服务首都城市发展、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的城市服务型大学，实施分类指导、分类发展，形成具有体系模块化、内容分级化两大特点的开放教育体系，高校可以根据培养目标内容的差异对不同模块进行组合，根据培养目标层次的高低选取适合的内容级别。王永生在其报告《“双一流”背景下行业特色型大学的发展战略与思考》中指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围绕行业区域发展，形成关键科研领域，在一流学科建设中，根据信息学科的总定位，找准着力点，聚焦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智能管理，打通六个学院建设机器人特长班，连续三年获得四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突破定势，提高现代化治理能力”是“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关键
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亟待突破定势，实现重大变革和转型发展。“双一流”建设作为重要战略任务，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需要以建设为契机、以改革为动力、以创新求发展，通过资源配置模式、人事制度、财政制度、问责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提高大学治理能力，打破高等教育体制机制的定势，打破大学的定势，为高校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促进特色发展。所以，突破定势是“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核心任务。
洪成文在其报告《“双一流”建设路径及其有效性：流程再造的视角》中指出，“双一流”建设的症结所在是流程的缺失和治理的现代化问题，流程再造是一流学科的发展路径，一流学者的成长路径。促进治理的现代化，不仅需要突破人才培养和学科专业建设的定势，更需要突破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财政管理模式，改善资金供给结构，提供永续性资金。余国江介绍合肥学院突破学科定势，打造模块化课程，通过对行业企业的深度调研来确定专业核心能力，重构能力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在重构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中，合肥学院突破公共体育课的传统模式，采用“体育俱乐部”新模式，打造了二十个体育俱乐部，将以人为本作为教学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系统思维，顶层设计”是“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前提保障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将为国家强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久久为功，需要系统谋划、顶层设计、综合改革。“双一流”建设需要认识和把握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围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科研体制机制改革、资源募集机制等关键环节，系统思考目标任务的支撑度、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利益相关主体竞争的公平性、政策之间的冲突性等，将综合改革的总目标进行系统规划、逐级分解、分级支持。只有对高等教育系统内外部均有清晰认识，有效配置资源，创新驱动发展，才能达到综合改革的效益最大化。
王晓燕以首都高等教育为对象，阐释了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首都高等教育的发展，受社会需求、政治需求、城市功能定位、高等教育发展等内部和外部因素影响，在一次次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了开放、多元、融合的高等教育形态。在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转型的叠加时期，首都高等教育需要将自身发展诉求置于国家总体战略中，把握系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时代特征，主动变革，勇于创新，带动和引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马陆亭在阐释“双一流”建设利益相关方主体责任时也指出，有些利益相关方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要素（如中央及地方高校），有些则是外部环境（如政府、行业企业），对于主体责任的把握即是运用系统思维寻找各子目标最大程度支撑总目标的过程。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是“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时代命题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的源泉和人才的需求来自于市场，市场导向是“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时代命题。高等教育的创新与发展要从市场需求出发，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把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目标放在社会实际需求上，最大程度把教育潜力转化为人力资本和社会生产力，释放难以估量的高等教育红利。只有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积极推进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高等教育才能真正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大引擎和发动机。
黄侃在报告中指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已经从计划供给转变为行业需求，首都高等教育应当贴近北京“四个中心”定位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高校的专业建设应当由学科体系出发向应用需求导向转变。柳燕君指出，当前北京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从城市功能定位出发，未来北京对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本的层次和数量需求将以技术应用型本科层次为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项目本身就是积极探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人才培养新路径。余国江指出，合肥学院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構建人才培养方案，围绕学生知识应用能力、实践和创新能力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建立巢湖污染治理研究院、固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开展深度产学合作，目前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有80%的选题来源于真实的社会实践问题，体现了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紧密围绕社会需求，从而实现创新发展的成果。
“双一流”建设是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重要途径。“双一流”建设不仅是面向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建设，也是面向一流本科教育的建设。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哈瑞·刘易斯教授在其著作《失去灵魂的卓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一流本科的‘一流大学是失去了灵魂的卓越；没有一流本科的‘一流学科是忘记了目标的一流”。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于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