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播音风格的时代特征
王晓航+古江柳
【摘要】播音风格是播音员在播音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个性特征。播音风格的形成不仅受播音员自身条件如经历、性格、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更受到外在环境如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媒体平台、节目特色的影响。从播音风格上看，文革时期的播音风格与文革前后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本文从文革时期的播音史料着手，对该时期有代表性的播音员及播音稿的风格进行分析，进而总结该时期特有的播音风格及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文革时期播音播音风格
一个时期的播音风格是播音员在该时期特定环境、特定节目类型中根据播音工作的需要和环境的改变逐步形成的。播音风格不仅体现着播音员自身的条件和素质，也是一个时代独有的特色，是时代特征的重要表现。在革命战争年代，话筒与广播就是播音员的武器，揭露敌人时义正词严，讲到胜利时欢欣鼓舞，播音风格爱憎分明、坚定有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奋斗的热情激励着该时期的播音员，他们的播音中充满豪情，斗志昂扬，形成了激情、豪迈的播音风格。而在文革时期，播音工作由于受到政治上极左思潮的影响，播音创作充满空洞的空话、套话，播音员受到政治方面的限制和压力，导致播音充斥着高调、绝对、乃至有些盛气凌人的风格。
一个播音员播音风格的形成更多的是受到自身条件的影响，而一个时期播音风格的特色及形成，则更多的受到该时代背景的影响，文革时期的播音风格受该时代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更甚。
一、播音风格的形成及影响因素
播音风格，即播音员在播音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个性特征。一名播音员或一个时期独特的播音风格的形成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这种风格不可重复的独特性，二是这种风格必须是对客观现实的深刻体现。因此，播音风格的独特性往往是播音员和时代自身特点的具体体现，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社会主题和矛盾，播音风格对客观现实的深刻揭示往往是该时期深层次问题或矛盾的外在表现。一名播音员播音风格的形成往往需要很多年，而一个时代的播音风格不仅需要一个相对长时期的酝酿过程，更受其特定社会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的影响。
综合来讲，一名播音员特有播音风格的形成主要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即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其中，内在因素主要包括主持人的个人经历、性格特征、审美追求、知识积累与专业能力等因素，外在因素主要包括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媒体特征、节目定位等因素。如我国著名央视主持人赵忠祥的播音风格就具有很强的个性和特色，其突出特点就是庄重正式、儒雅大气、自然洒脱、博学多才，这一方面得益于他自身较丰富的文化知识、较高的个人素养、全面的专业能力和较强的学习能力，同时也得益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他作为中国最早的播音界元老，历经中国各个时期的播音发展过程，不同时代环境的经历也给了赵忠祥丰富的专业经历和积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形成他特有的播音风格。
二、文革对播音事业的影响
文革是一场民族和社会的浩劫，虽然它的出现有其政治、文化、社会和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它带给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更多的是伤害和痛苦，它几乎影响了我国各方面事业的正常发展。播音作为那个时期具有较强政治职能的工作，自然难以避免受它的影响。
文革期间，我国刚起步不久的广播事业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根据文革发展的非正常需要，广播、电视的各类节目都出现了大幅调整，“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正当愿望，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及特殊的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客观科学的播音创作，文革时期的新闻稿件毫无事实可言，本应播报客观实情的广播，大都变成了大报抄小报。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我国广播事业早期刚建立起来的播音员队伍也受到文革的冲击，许多优秀的播音员，都被扣上“反动权威”、“黑五类”、“修正主义”的帽子并受到批判、批斗，调离播音岗位，甚至被下放到偏远地区劳动改造。政治因素主导一切，客观真实的原则被彻底抛弃，播音风格极度扭曲。文革时期，播音风格集中表现为高、平、空的喊叫，说教式的播音迫使群众成为被动的接受者。“假、大、空”的文风也严重地误导了播音创作，导致播音员思想混乱、认识错位，播音语势节奏单一、内容空洞，使得播音员失去了亲切与热情，毫无感情色彩，更无真情实感可言。
文革开始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决定地方台实行军事管制，全天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新闻舆论工具变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其他诸如信息功能、服务功能、娱乐功能、教育功能几乎都被抹杀。新闻完全政治化，报道评论一切为政治服务，“千报一面”、“千台同声”。在这一时期，我国播音事业的优良传统被无情的践踏，失信于民，失信于社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期以来形成的庄重朴实的播音风格在文革期间被破坏怠尽，语言高调、绝对化、盛气凌人、广播节目充斥着大喊大叫，形成了高调门儿，平淡、空洞的“播音八股”，一些播音员也在“文革”期间因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在节目中充当假话、空话、套话的传声筒，也不得不采用“高、平、空”、“冷、僵、远”的播音样式来迎合所谓的政治宣传、阶级斗争的需要。播音员良好的声音驾驭能力和扎实的专业基本功没有用来制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却用来传播虚假、浮夸的内容。
纵观整个文革时期，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成为整个社会的主题，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作为与之紧密相联的广播事业原本客观、真实、庄重、朴实的播音风格，受到了冲击。
三、文革时期的播音风格
播音风格是播音员在长期的播音实践中形成的自有的独特特征，一名播音员的播音风格主要表现在独特的感受、独特的表达和整体美等方面。从本质上看，所谓播音风格的最大特征就是独特性，即它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当然，单个播音员播音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各种客观条件，他们的播音风格也不可避免的烙下时代的特色，在一些特殊的时期，播音员的播音风格往往具有极强的相似性，比如我国文革时期的播音员播音风格具有较强的一致性，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
从个人播音的风格来看，播音风格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基本条件如经历、性格、知识、能力等多个方面，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播音员对稿件和节目的感受，也直接决定着他的表达方式；独特的表达主要通过有声语言和副语言来表现，有声语言主要通过情景再现、内在语、对象感、停连、重音、节奏等语言表达技巧来实现，同时会受到语言表达方式的影响，如宣读式、报告式、评述式、交谈式、讲解式等，还受到语句组织的独特构思的影响，即语言表达时句句之间的处理，在现代媒体中还受到副语言的影响，如眼神、体态、服饰以及面部表情等；播音风格最终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整体美。整体美要求播音创作要处理好语句间的关系、篇章结构的完整统一，以及表达与感受理解、形象感受与逻辑感受、具体感受与整体感受、内部技巧与外部技巧、声音与形象、语言与副语言、配音与画面、思想感情与艺术表现、自身风格与原著风格、稿件处理与节目风格、传达手段与听视觉规律、创作实践与生活实践等多个方面的关系。
文革开始之前，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已经开始起步，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播音员，如齐越、夏青、葛兰、费寄平、潘婕、赵忠祥等，他们是我国广播事业的早期元老，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和卓越的专业能力，赵忠祥至今仍活跃于我国播音主持领域，堪称我国播音主持届的常青树。文革期间，他们大多也在从事播音创作工作，经历过那个特殊时期，他们当时的播音工作也不可避免的体现了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风格。夏青是我国播音史上的元老之一，他的宣讲式播音与齐越的朗诵式、林田的讲解式和费寄平的谈话式播音并称为我国播音史上的“四大高峰”。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宣读式播音成为文革时期最重要的播音方式，因此，夏青播报了不少文革时期的重要文件，如文革开始的重要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周恩来同志悼词、毛泽东逝世讣告——《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夏青宣读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它是文革早期的纲领性材料，在夏青的这篇播报中，我国文革时期特有的播音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文件的内容有失科学、客观，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人们实践活动的需要，但是夏青播报所体现出来的风格却具有较强的特色。整个播报过程，夏青的播音气势磅礴、庄重严谨、慷慨激昂、抑扬顿挫、坚定有力，充分展示了政治问题的严肃性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听夏青的宣读，能够从他的声音中体会到他对文件材料的深刻认识和感受，尤其是从播音角度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否则难以表达出相应的气氛和风格；他的宣读不仅充分体现了他政治知识的丰富沉淀与积累，也展现了他高超的对于播音文字、语句的处理技巧；从整体上看，全文播报连贯自然、衔接紧凑、充满气势，也充满着爆发力和鼓动精神，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夏青厚重的播音知识和经验，虽然受到文革的冲击和影响，但就播音风格来讲仍然体现了他一贯的风格，与夏青相似，很多播音员都用自己的风格来表述着文革的文件以迎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但是，再高超的风格也掩饰不了空洞且有违逻辑的播音内容，当然，这不是播音员自己所能决定的。
文革时期，我国广播所体现出来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有无线的、也有有线的，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官方的，也有乡镇、村组自发组织的，广播对于我国政治、社会各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无疑是极大的。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国广播事业才刚起步，多数播音员并无深厚专业能力，也严重缺乏相应的知识积累，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把文件资料背得滚瓜烂熟，对于备稿慎之又慎，但对于稿件的内容却不甚了了，为了能够表达出有激情、有革命精神的效果和气势，他们就只能在声调、语气和节奏方面下功夫，尽可能把声调喊得高高的、把节奏赶得紧紧的，以此来展现他们对于革命和意识形态斗争是充满激情与斗志的，也以此来营造紧张的气氛，使整个社会和群众都处于亢奋之中。
四、文革时期播音风格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革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特殊的时期具有特殊的特征，往往也会产生特别且重要的影响，因此，特殊时期的播音风格受到特殊因素和敏感因素的影响也远比平常时期要大得多。在文革时期，我国播音员早期所形成的严谨生动、亲切朴实的播音风格被严肃死板、虚假空洞的呐喊所代替，虽然播音中仍然体现着他们纯熟的播音技巧，但播音内容却是极其空洞和无力的。当然，这不是由播音员主观造成的，而是迫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文革时期的特殊风格是那个特殊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具有代表性的体现，是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文化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民族和文化中负面因素在某一时期的集中爆发，有其极深刻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掀开了新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新中国终于从建国前期的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头三十年的不稳定时期走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时期、新环境的需要给了播音工作提供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播音工作者一方面继承了早期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与创新，从理论观念、角度定位、思想意识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反思和总结。经过二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播音工作重新焕发出新的风貌，播音风格也重新结合宣传舆论的需要形成了庄重大方真诚朴实的风格。
社会是向前发展的，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曲折中完成的。从我国文革时期播音风格的转变可以看出，我国播音事业的发展历程也是曲折的，但是发展的方向始终没有改变，诚然，十年文革对我国播音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但是它并不能阻止我国播音事业向好的方向发展，即使是在文革中，我国播音工作者对于播音技巧的继承与发展也从未中断，这为文革后我国播音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①李铮，《试论播音风格的创造》[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9（1）
②徐桂玲，《浅谈播音员播音风格的形成及表现》[J].《当代电视》，2011（10）
③党晔、张全盛，《浅论播音风格的形成因素》[J].《黑河学刊》，2006（4）
④姜玲，《突出播音的风格》[J].《新闻爱好者》，1994（9）
⑤李芳乾，《浅论播音风格》[J].《新闻爱好者》，2007（8）
⑥张颂：《中国播音学发展论》[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⑦姚喜双：《播音学概论》[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
（作者：王晓航，深圳大学艺术系播音主持专业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古江柳，深圳大学艺术系播音主持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
【摘要】播音风格是播音员在播音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个性特征。播音风格的形成不仅受播音员自身条件如经历、性格、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更受到外在环境如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媒体平台、节目特色的影响。从播音风格上看，文革时期的播音风格与文革前后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本文从文革时期的播音史料着手，对该时期有代表性的播音员及播音稿的风格进行分析，进而总结该时期特有的播音风格及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文革时期播音播音风格
一个时期的播音风格是播音员在该时期特定环境、特定节目类型中根据播音工作的需要和环境的改变逐步形成的。播音风格不仅体现着播音员自身的条件和素质，也是一个时代独有的特色，是时代特征的重要表现。在革命战争年代，话筒与广播就是播音员的武器，揭露敌人时义正词严，讲到胜利时欢欣鼓舞，播音风格爱憎分明、坚定有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奋斗的热情激励着该时期的播音员，他们的播音中充满豪情，斗志昂扬，形成了激情、豪迈的播音风格。而在文革时期，播音工作由于受到政治上极左思潮的影响，播音创作充满空洞的空话、套话，播音员受到政治方面的限制和压力，导致播音充斥着高调、绝对、乃至有些盛气凌人的风格。
一个播音员播音风格的形成更多的是受到自身条件的影响，而一个时期播音风格的特色及形成，则更多的受到该时代背景的影响，文革时期的播音风格受该时代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更甚。
一、播音风格的形成及影响因素
播音风格，即播音员在播音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个性特征。一名播音员或一个时期独特的播音风格的形成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这种风格不可重复的独特性，二是这种风格必须是对客观现实的深刻体现。因此，播音风格的独特性往往是播音员和时代自身特点的具体体现，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社会主题和矛盾，播音风格对客观现实的深刻揭示往往是该时期深层次问题或矛盾的外在表现。一名播音员播音风格的形成往往需要很多年，而一个时代的播音风格不仅需要一个相对长时期的酝酿过程，更受其特定社会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的影响。
综合来讲，一名播音员特有播音风格的形成主要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即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其中，内在因素主要包括主持人的个人经历、性格特征、审美追求、知识积累与专业能力等因素，外在因素主要包括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媒体特征、节目定位等因素。如我国著名央视主持人赵忠祥的播音风格就具有很强的个性和特色，其突出特点就是庄重正式、儒雅大气、自然洒脱、博学多才，这一方面得益于他自身较丰富的文化知识、较高的个人素养、全面的专业能力和较强的学习能力，同时也得益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他作为中国最早的播音界元老，历经中国各个时期的播音发展过程，不同时代环境的经历也给了赵忠祥丰富的专业经历和积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形成他特有的播音风格。
二、文革对播音事业的影响
文革是一场民族和社会的浩劫，虽然它的出现有其政治、文化、社会和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它带给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更多的是伤害和痛苦，它几乎影响了我国各方面事业的正常发展。播音作为那个时期具有较强政治职能的工作，自然难以避免受它的影响。
文革期间，我国刚起步不久的广播事业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根据文革发展的非正常需要，广播、电视的各类节目都出现了大幅调整，“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正当愿望，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及特殊的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客观科学的播音创作，文革时期的新闻稿件毫无事实可言，本应播报客观实情的广播，大都变成了大报抄小报。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我国广播事业早期刚建立起来的播音员队伍也受到文革的冲击，许多优秀的播音员，都被扣上“反动权威”、“黑五类”、“修正主义”的帽子并受到批判、批斗，调离播音岗位，甚至被下放到偏远地区劳动改造。政治因素主导一切，客观真实的原则被彻底抛弃，播音风格极度扭曲。文革时期，播音风格集中表现为高、平、空的喊叫，说教式的播音迫使群众成为被动的接受者。“假、大、空”的文风也严重地误导了播音创作，导致播音员思想混乱、认识错位，播音语势节奏单一、内容空洞，使得播音员失去了亲切与热情，毫无感情色彩，更无真情实感可言。
文革开始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决定地方台实行军事管制，全天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新闻舆论工具变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其他诸如信息功能、服务功能、娱乐功能、教育功能几乎都被抹杀。新闻完全政治化，报道评论一切为政治服务，“千报一面”、“千台同声”。在这一时期，我国播音事业的优良传统被无情的践踏，失信于民，失信于社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期以来形成的庄重朴实的播音风格在文革期间被破坏怠尽，语言高调、绝对化、盛气凌人、广播节目充斥着大喊大叫，形成了高调门儿，平淡、空洞的“播音八股”，一些播音员也在“文革”期间因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在节目中充当假话、空话、套话的传声筒，也不得不采用“高、平、空”、“冷、僵、远”的播音样式来迎合所谓的政治宣传、阶级斗争的需要。播音员良好的声音驾驭能力和扎实的专业基本功没有用来制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却用来传播虚假、浮夸的内容。
纵观整个文革时期，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成为整个社会的主题，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作为与之紧密相联的广播事业原本客观、真实、庄重、朴实的播音风格，受到了冲击。
三、文革时期的播音风格
播音风格是播音员在长期的播音实践中形成的自有的独特特征，一名播音员的播音风格主要表现在独特的感受、独特的表达和整体美等方面。从本质上看，所谓播音风格的最大特征就是独特性，即它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当然，单个播音员播音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各种客观条件，他们的播音风格也不可避免的烙下时代的特色，在一些特殊的时期，播音员的播音风格往往具有极强的相似性，比如我国文革时期的播音员播音风格具有较强的一致性，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
从个人播音的风格来看，播音风格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基本条件如经历、性格、知识、能力等多个方面，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播音员对稿件和节目的感受，也直接决定着他的表达方式；独特的表达主要通过有声语言和副语言来表现，有声语言主要通过情景再现、内在语、对象感、停连、重音、节奏等语言表达技巧来实现，同时会受到语言表达方式的影响，如宣读式、报告式、评述式、交谈式、讲解式等，还受到语句组织的独特构思的影响，即语言表达时句句之间的处理，在现代媒体中还受到副语言的影响，如眼神、体态、服饰以及面部表情等；播音风格最终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整体美。整体美要求播音创作要处理好语句间的关系、篇章结构的完整统一，以及表达与感受理解、形象感受与逻辑感受、具体感受与整体感受、内部技巧与外部技巧、声音与形象、语言与副语言、配音与画面、思想感情与艺术表现、自身风格与原著风格、稿件处理与节目风格、传达手段与听视觉规律、创作实践与生活实践等多个方面的关系。
文革开始之前，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已经开始起步，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播音员，如齐越、夏青、葛兰、费寄平、潘婕、赵忠祥等，他们是我国广播事业的早期元老，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和卓越的专业能力，赵忠祥至今仍活跃于我国播音主持领域，堪称我国播音主持届的常青树。文革期间，他们大多也在从事播音创作工作，经历过那个特殊时期，他们当时的播音工作也不可避免的体现了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风格。夏青是我国播音史上的元老之一，他的宣讲式播音与齐越的朗诵式、林田的讲解式和费寄平的谈话式播音并称为我国播音史上的“四大高峰”。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宣读式播音成为文革时期最重要的播音方式，因此，夏青播报了不少文革时期的重要文件，如文革开始的重要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周恩来同志悼词、毛泽东逝世讣告——《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夏青宣读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它是文革早期的纲领性材料，在夏青的这篇播报中，我国文革时期特有的播音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文件的内容有失科学、客观，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人们实践活动的需要，但是夏青播报所体现出来的风格却具有较强的特色。整个播报过程，夏青的播音气势磅礴、庄重严谨、慷慨激昂、抑扬顿挫、坚定有力，充分展示了政治问题的严肃性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听夏青的宣读，能够从他的声音中体会到他对文件材料的深刻认识和感受，尤其是从播音角度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否则难以表达出相应的气氛和风格；他的宣读不仅充分体现了他政治知识的丰富沉淀与积累，也展现了他高超的对于播音文字、语句的处理技巧；从整体上看，全文播报连贯自然、衔接紧凑、充满气势，也充满着爆发力和鼓动精神，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夏青厚重的播音知识和经验，虽然受到文革的冲击和影响，但就播音风格来讲仍然体现了他一贯的风格，与夏青相似，很多播音员都用自己的风格来表述着文革的文件以迎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但是，再高超的风格也掩饰不了空洞且有违逻辑的播音内容，当然，这不是播音员自己所能决定的。
文革时期，我国广播所体现出来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有无线的、也有有线的，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官方的，也有乡镇、村组自发组织的，广播对于我国政治、社会各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无疑是极大的。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国广播事业才刚起步，多数播音员并无深厚专业能力，也严重缺乏相应的知识积累，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把文件资料背得滚瓜烂熟，对于备稿慎之又慎，但对于稿件的内容却不甚了了，为了能够表达出有激情、有革命精神的效果和气势，他们就只能在声调、语气和节奏方面下功夫，尽可能把声调喊得高高的、把节奏赶得紧紧的，以此来展现他们对于革命和意识形态斗争是充满激情与斗志的，也以此来营造紧张的气氛，使整个社会和群众都处于亢奋之中。
四、文革时期播音风格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革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特殊的时期具有特殊的特征，往往也会产生特别且重要的影响，因此，特殊时期的播音风格受到特殊因素和敏感因素的影响也远比平常时期要大得多。在文革时期，我国播音员早期所形成的严谨生动、亲切朴实的播音风格被严肃死板、虚假空洞的呐喊所代替，虽然播音中仍然体现着他们纯熟的播音技巧，但播音内容却是极其空洞和无力的。当然，这不是由播音员主观造成的，而是迫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文革时期的特殊风格是那个特殊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具有代表性的体现，是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文化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民族和文化中负面因素在某一时期的集中爆发，有其极深刻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掀开了新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新中国终于从建国前期的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头三十年的不稳定时期走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时期、新环境的需要给了播音工作提供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播音工作者一方面继承了早期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与创新，从理论观念、角度定位、思想意识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反思和总结。经过二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播音工作重新焕发出新的风貌，播音风格也重新结合宣传舆论的需要形成了庄重大方真诚朴实的风格。
社会是向前发展的，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曲折中完成的。从我国文革时期播音风格的转变可以看出，我国播音事业的发展历程也是曲折的，但是发展的方向始终没有改变，诚然，十年文革对我国播音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但是它并不能阻止我国播音事业向好的方向发展，即使是在文革中，我国播音工作者对于播音技巧的继承与发展也从未中断，这为文革后我国播音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①李铮，《试论播音风格的创造》[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9（1）
②徐桂玲，《浅谈播音员播音风格的形成及表现》[J].《当代电视》，2011（10）
③党晔、张全盛，《浅论播音风格的形成因素》[J].《黑河学刊》，2006（4）
④姜玲，《突出播音的风格》[J].《新闻爱好者》，1994（9）
⑤李芳乾，《浅论播音风格》[J].《新闻爱好者》，2007（8）
⑥张颂：《中国播音学发展论》[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⑦姚喜双：《播音学概论》[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
（作者：王晓航，深圳大学艺术系播音主持专业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古江柳，深圳大学艺术系播音主持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