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拉美政治传统变迁透视洪都拉斯“６·２８政变”

    袁东振

    2009年6月28日,洪都拉斯发生政变,民选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被军方扣押,并被强行转移到邻国哥斯达黎加。随后塞拉亚被最高法院罢免,国民议会议长罗伯托?米切莱蒂出任临时总统。洪都拉斯“6?28”事件引起拉美乃至世界范围的关注。这是该国自1981年实现民主化以来的首次政变,也是冷战结束后中美洲地区的首次政变;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政变会对拉美政治进程和民主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唤起了人们对拉美军人干政传统、传统政治文化、政党体制等问题的重新思考。

    拉美军人干政和政变的传统

    在拉美历史上,素有军人干政的传统,军事政变频繁发生。但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转型的实现,军人政变的传统日行渐远,军人日益淡出拉美政坛,拉美的民主政治已具有更深厚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但是,军人干政和政变传统的影响远未彻底消除,洪都拉斯“6?28政变”就是这一传统影响的再现。

    一、军人干政是拉美传统的政治现象

    拉美国家军队初创于19世纪初独立战争期间,从一开始就介入了政治,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和充当了仲裁者和调节者的角色。独立后,军队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首要和十分活跃的政治势力,有时是某些“考迪罗”个人的工具,有时又是政党的一部分,成为各政党争权夺利的主要工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日益成为具有仲裁作用的力量。军队虽不反对文人统治,但当文人统治出现危机,不能有效行使权力时,就会接管政权。

    军人干政现象在拉美虽较普遍,但各国军队对政治的干预程度差异很大。二战以后,少数国家的军人已经基本不干预政治,如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有些国家军人曾对政治实行有限干预,如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多米尼加、海地、厄瓜多尔等;除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两国在经历军人专制后建立了较稳固的文人统治外,其他国家军人和文人交替执政,但文人政府执政时间较长。许多国家的军人积极干政并参与权力角逐,如巴西、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乌拉圭、智利、洪都拉斯、巴拉圭、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巴拿马等;战后这些国家军人执政时间均超过10年。

    值得指出的是,拉美国家军队干政通常在合法外衣下进行。拉美国家宪法赋予军队极大的政治权力,把保卫国家、维护国内秩序、防止内部动乱等至高无上的权力交给军队;军队堪称继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之后的第四个国家机构。在拉美,军队对国家政治的干预并不一定被谴责为违宪行为。军队干政时,通常把自己说成宪法的保护者,而不是权力的掠夺者,因为军队对政治的干预可以在宪法上找到合法依据。在许多情况下,军人干政并不一定采用建立军政权的方式,而是通过与文人政府达成默契或联合的形式保持对政府决策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6?28”政变发生后,洪都拉斯国内军队以及许多人认为,军方是依照最高法院保卫宪法的指令采取行动,政变“是一场民主运动”,不会对宪法秩序造成破坏,只是把一个“破坏法律并侵犯宪法的总统”赶下台。

    二、軍人政变是拉美国家的政治传统

    早在19世纪上半叶,许多拉美国家独立后虽制定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特点的宪法,但也培育出军人政变和军人干政的传统,政府时常被军人政变所推翻。政变在拉美国家政治进程中周期性地出现,在经济波动和危机期间频率更高。据统计,从独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拉美共发生115次成功的军事政变,未遂政变不计其数。自1925年独立到20世纪80年代,玻利维亚共出现政变180多次;洪都拉斯在1821—1978年的157年中,共有139次。

    军人政变不仅成为拉美政治进程的“正常”和“常规”组成部分,而且成为拉美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战后以来,除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外,其他国家的军队都程度不同地干预政治,甚至还积极干预国家政治生活,参与权力的角逐。

    二战结束之初,许多拉美国家建立了民主形式的政府,但好景不长,不少国家的军人借“冷战”形势,通过政变夺取政权。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当时20个拉美国家中,14个由军人统治。到50年代末,在民主化潮流推动下,专制统治纷纷垮台,民主政府相继建立,全地区只剩下4个独裁政权。当时,不少观察家乐观地认为,专制统治在拉美行将结束。但历史并没有按照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以1964年巴西政变为开端,拉美又掀起新一轮军人政变和干政高潮。到70年代中期,拉美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军人统治,只有4个国家保持着资产阶级文人政权。仅在20世纪70年代,洪都拉斯就于1972、1975和1978年连续发生政变,建立了3届军政府。

    三、军队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但军人干政的影响仍未根除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迫于不利的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拉美军政府开始“还政于民”。到90年代初,这一进程基本完成,军队逐渐淡出政治舞台;此后,几乎所有国家都由民选的文人政府掌权。拉美民主政治已经具有更为深厚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军事独裁和军人干政的环境和条件已不复存在,军人干政和政变的传统难以回归。

    但是,军人干政这一传统的影响远未消除,“6?28政变”就是这种历史传统影响的再现。事实上,在洪都拉斯政变之前的数年间,海地、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国家也曾发生过政变。尽管这些国家出现的政变企图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地区政治民主的版图和主流趋势,但对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是消极的,充分暴露了拉美民主体制的脆弱性和不成熟性。在军人干政传统较深远、军事政变曾频繁出现的拉美地区,民主体制的稳固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体制的缺陷不仅存在,而且会进一步暴露,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各利益集团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碰撞和摩擦,军人干政的现象仍有可能在一些国家出现。

    拉美政变的“模仿效应”和“传染效应”

    一、拉美曾流行政变的“模仿效应”和“传染效应”

    在拉美政治发展进程中,模仿行为曾经十分流行,政变也成为一种模仿行为。当一个国家发生政变后,政变的效应会传导或“传染”到其他国家,这些国家通常也会紧接着发生政变。例如继多米尼加1902—1916年政变和军人干政后,巴拉圭(1908—1912)、海地(1908—1915)、智利(1924—1932)随后都出现政变和军人统治。20世纪50年代末,军人政变和军事独裁的“模仿”和“传染”效应扩展到多数拉美国家,当时只有6个国家免受军人的统治。20世纪六七十年代,“模仿”和“传染”效应更加强烈。1964年巴西政变后,“传染效应”扩展到除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拉美进入长期的民主统治时期”,军事政变频仍、军人和文人交替统治的历史周期被打破,政治民主化的基础更加坚实。经过数十年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拉美国家生产力有较大提高,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工会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力量获得增长,中间阶层壮大,利益集团日益多样化,促使人们进一步要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要求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国际和地区环境也日益有利于抑制军事政变的发生。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积极在拉美推销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念;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2001年签署《美洲民主宪章》,主张对军事政变等违反民主的行为采取集体行动;这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拉美政治民主的巩固。

    二、洪都拉斯“6?28政变”的“模仿效应”和“传染效应”

    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拉美国家军人政变的“模仿”和“传染”效应基本消退。然而,洪都拉斯“6?28政变”的发生,重新唤起人们对历史上盛行的军人政变“传染”和“模仿”效应的担忧。政变发生后,古巴共产党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7月10日撰文指出,如果被推翻的洪都拉斯总统塞拉亚无法恢复权力,类似的政变或许会在拉美国家引起“模仿效应”;一些国家的右翼势力或许会参照洪都拉斯的方式,策划推翻政府的军事行动,通过政变方式解决政治分歧,届时“一股政变浪潮将席卷许多拉美国家”。与此同时,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也预言,中美洲涌动着政变的潮流。查韦斯在7月11日表示,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有和洪都拉斯相同和类似的政变企图和计划。莫拉莱斯甚至向危地马拉总统发去专门信息,表示支持他粉碎政变的企图。即使卡斯特罗等人所预言的政变“模仿效应”不会在拉美重演,但此次政变对拉美民主化进程、对美洲国家组织所倡导的维护民主的集体机制,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其后果值得关注和思考。

    拉美多党体制下“左”“右”政党的轮替

    一、左翼和右翼政党的争斗为军人干政提供了机会

    拉美是最早产生政党的发展中地区,比亚洲、非洲至少早半个世纪。19世纪初拉美国家独立后不久,各国统治集团内部逐步形成了保守与改良两大政治势力,并先后建立了保守党和自由党(有的用其他名称),出现了政党组织。起初政党只是寡头集团政治斗争的工具,群众基础薄弱。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以后,拉美政党发展逐渐多样化,出现了大量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仅20世纪四五十年代,拉美新成立的政党约40个,相当于独立后一百多年所建政党数量的总和。20世纪末、21世纪初,拉美共有较大的政党300多个,小党数目难以统计。

    在传统上,拉美国家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之间的分野较明显。拉美地区政党的政治取向复杂,囊括了世界上所有政党的类型,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一应俱全,左翼、右翼和中间立场的政党各领风骚。在拉美历史上,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浓烈,不同类型政党的理论主张、政治倾向、政策策略、执政理念和手段等差异较大,政党之间的斗争较激烈,有时甚至有意借助军人的力量。这无疑是对军人干政的刺激和鼓励,在很多情况下增加了军人干政的机会,加大了军事政变发生的几率。

    二、拉美政党的新变化有助于化解军人干政的风险

    随着政党体制的不断成熟,拉美国家的政党发展近些年出现一些新变化,降低或化解了军人政变和军人干政的风险。

    首先,各类政党的政策主张出现趋同倾向。各類政党都对自己的传统政策主张做了重大调整,相互之间的分歧缩小,共同点越来越多。左翼政党极力淡化左派的主张和意识形态色彩,有意识地向中间的政治立场靠近,以争取更广泛社会阶层的支持;左翼政党基本放弃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传统理念和立场,试图在既有的资产阶级政权框架内,通过选举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进程;一些左翼政党执政后,没有选择打破现有体制,而是试图在这些体制的框架内推进改革。多数右翼政党也不再坚持极端立场,对传统执政理念和执政方针不断进行调整和修补,对社会公平、中下层民众利益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切,基本政治理念也日益接近中间立场。

    其次,各种类型的政党出现联合的趋势。这种联合不仅出现在意识形态接近的政党之间,也出现在意识形态相左的政党之间。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政党在民主体制框架下积极参加大选,寻求执政;政党联盟现象比较普遍,左右翼政党联合竞选,获胜后联合执政的现象也很常见。

    显而易见,无论是各类政党政策的趋同,还是不同类型政党之间的联合,都有助于消除军人干政的风险,可以避免通过政变手段争夺权力的现象再现。

    三、“左”“右”纷争和交替的风险依然存在

    拉美国家政党制度的固有缺陷还没有完全消除,“左”和“右”的分野依然存在,左右翼纷争、左右交替、政策多变的现象在一定时期内仍会频繁出现。

    拉美国家的左翼和右翼仍有不同的理念和政策取向:右翼偏好“精英主义”,左翼则倾向“民众主义”;左翼赞成实行社会变革,右翼则主张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尽量避免社会变革,或把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左翼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右翼则赞成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左翼主张社会公平优先的社会政策取向,右翼则倾向于增长优于公平;左翼主张或接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右翼则不接受甚至反对。可以想象,在一些国家的一定阶段,出现“左”“右”纷争甚至是激烈斗争,进而导致军人干政的可能性还不能完全排除,洪都拉斯事件就是最好的明证。

    洪都拉斯总统塞拉亚2006年1月执政后,在国内进行温和改革,在对外政策上逐渐靠近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左翼执政的国家,并于2008年8月加入这些国家倡导的“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以及查韦斯倡导的“加勒比石油计划”。塞拉亚的政策在国内缺乏共识,虽得到中下层民众的支持,却受到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此次政变的发生,从本质上说是右翼势力对塞拉亚政策不满的总爆发,与2002年4月委内瑞拉发生的反对查韦斯未遂政变惊人地相似。

    总之,洪都拉斯政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拉美政治传统的影响依然存在。透过“6?28政变”,人们有可能对拉美国家政变传统、拉美国家政党制度、左右翼政党的纷争、拉美政治民主化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思索,也有助于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认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室主任)

    (责任编辑:李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