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政策”下的联邦德国与中国
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冷战的出现与加剧，德国出现了再次分裂的危险，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國而治，东西德出现对峙局面。面对分裂的局势，联邦德国前任总理阿登纳推行“哈尔斯坦主义”，断绝与中国的政治往来，与东方阵营划清界限以求统一，但这一举措反而孤立了西德，使之离统一的目标越来越远。60年代末新上任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改变策略，推行以接近促改变的“新东方政策”，摆脱了外交孤立的局面，开创了德国外交的新局面。本文着重分析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以及在此背景下探究联邦德国与中国的关系，由此进一步阐释新东方政策对中德关系正常化以及德国统一的影响与作用。
关键词：新东方政策；冷战；关系正常化；维利·勃兰特
1 学术前史
国内外有关“新东方政策”的研究资料较为丰富。有讲述德国战后外交的演变，也有维利·勃兰特本人的传记，分析冷战中大国关系等的书目都对“新东方政策”有所涉及。国内的主要著作有：潘琪昌的《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吴友法的《冒险，失败与崛起——20世纪德意志史》和《德国统一进程》，丁建弘主编的《战后德国的分裂与统一》，萧汉森、黄正柏主编的《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连玉如著的《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等，这些书籍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新东方政策”的背景、影响以及政策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等。论文方面主要有：陈安的《论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及其影响》[1]，从政策本身出发进行了论述和分析；张才圣、吴友法的《德国“新东方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研究》[2]，主要从英法等欧共体成员国分析“新东方政策”在处理与西方盟友间的关系以及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李绘新的《试论当代德国外交的不确定性——以角色分析理论为视角》[3]对德国外交政策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外文资料方面，关于“新东方政策”的著述也有很多，如：A.J.Ryder的Twentieth Century Germany ：From Bismark to Brandt[4]，阐释了德国外交史的演变，分析了多位德国外交家的决策依据。Willy Brandt的People and Politics： the Years1960-1975[5]更是详细分析了“新东方政策”提出的原委以及相关历史事件的详细过程。但是关于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时期联邦德国对华政策的论文及资料较之德美、德欧关系的内容较少，只是穿插于德国这一时期对苏联与及东欧国家的关系中，并未形成系统。
2 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
（一）“新东方政策”的背景
19世纪60年代，欧洲国家试图摆脱美苏两国的控制，以自主掌握本国的发展。英、法等西欧国家不同程度地冲破美国控制，先后与苏联、东欧、中国各国发展政治、经济关系。同时，东欧出现了 “布拉格之春”。东西欧壁垒内部出现了分化和重组的趋势，“整个欧洲在60年代中期普遍准备采取灵活策略”[6]。50年代末期苏联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不敢轻易与苏联进行直接冲突，对苏战略转向平和灵活。
从联邦德国本国的实力来看，经过50-60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其经济实力发展到仅次于美国的地位，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此时，扩大海外市场，保证原料来源对联邦德国十分重要，因而需要采取主动外交，扩大对外经济联系。此外，国内关于加强与苏联及东欧国家联系的言论也此起彼伏。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国家发展的需要，联邦德国必须改变阿登纳奉行的外交政策，历史将由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袂组成的勃兰特政府推到前台。
（二）“新东方政策”产生的过程
1963年7月15日，埃贡·巴尔首次提出 “以接近求转变”的新的东方政策纲领性方案。巴尔根据美国在欧洲推行缓和计划的精神，认为必须首先承认现状。他还坚信通过在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建立和睦关系来逐步实现变化，建议承认民主德国并发展与之的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和经济合作。 “巴尔方案”具体体现在勃兰特所提出的“小步子政策”纲领中，即通过相互接触、交流、对话、谈判、增进了解，使东西方关系和两个德国紧张的关系一步步得到缓和，并最终实现统一。1968年6月，埃贡·巴尔再次提出解决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的“四阶段计划”，包括承认东德为政治实体，与所有东欧国家建交、签署非战公约并承认东欧现有国界，要求美苏裁剪在德军事力量的三分之二或一半，申请西欧所有国家效仿1925年“洛迦诺公约”，签约建立泛欧安全体系，“北约”和“华沙”自行解散，美苏从欧撤军。巴尔的这一设计成为勃兰特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础。
（三）“新东方政策”的影响
“新东方政策”的推行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它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冷战时期，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是东西方对抗的矛盾焦点，新东方政策的推行是在全欧范围内实现的东西方关系第一次正常化。第二，新东方政策促成了1975年欧洲安全和合作首脑会议的召开；第三，新东方政策是走向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重大步骤，各国开始秉着缓和、谅解与合作的精神实现相互关系的正常化，在国际范围内改善了社会党同共产党的关系。
此外，新东方政策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新东方政策内容的两重性和实施的不彻底性决定了它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不足。勃兰特政府多次重申要与苏联、东欧改善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未彻底解决两个德国问题；其次，新东方政策也是脆弱的，多受制于苏联、美国等大国，它建立在美苏领导人的支持之上，而两个大国时而缓和、时而对抗的关系又在不停地动摇该政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东方政策的失败。
3 新东方政策下的联邦德国与中国
1969年10月，社民党主席勃兰特出任联邦总理，联邦德国摆脱了联盟党自阿登纳以来推行的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路线，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蕴蓄并在60年代后半期已有所露头的新东方政策得以放手全面贯彻。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摆脱联邦德国迄今为止在外交舞台上的被动地位，即一面在东方面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另一面在西方又得不到真心诚意的支持。为此，联邦德国彻底抛弃哈尔斯坦主义，广泛与其他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勃兰特宣称，联邦德国“原则上准备同所有与我们一样有着和平合作愿望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7]，这也意味着勃兰特政府准备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建交。尽管勃兰特政府新东方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与联邦德国相邻的有着最直接切身利益关系的苏联和东欧诸社会主义国家，但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1972年联邦德国也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勃兰特政府之前的一系列言行中不难看出中国在其“新东方政策”中只占着一个次要的地位。勃兰特认为中国是联邦德国需要与之改善关系的重要国家。在1964年伯尔尼会谈进行期间，在野的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勃兰特曾力主对中国推行积极政策。他早在1967年担任外交部长时就认为“在今后10年至20年内，中国会作为第三大力量登上世界政治舞台”[8]。但在苏联与中国中，他明确将同苏联改善关系置于首位。他认为，在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时，联邦德国不能因同中国关系缓和而引起苏联的不满和怀疑，以致打乱新东方政策的大局。1968年3月，他在汉堡东亚协会发表讲话说：在同中国的政治关系上要克制，即使贸易关系正常化也不行，我们若是因此而同时得罪了两个世界大国，并且还引起日本的不信任，这是极度愚蠢的。[9]勃兰特此番讲话并不是排除了与中国交好的可能，只是迫于形势压力，暂放与中国建交事宜，对于台湾问题联邦德国也异于苏联和美国，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勃兰特在1971年春的一次讲话中再次明确了他的政府的对华立场：顾忌到苏联的态度，联邦德国目前不想与中国关系正常化。[10]毕竟联邦的政治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无法像美国一样在自己的外交中打中国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对华政策是受美国的制约，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甚至是与中国建交之后，中苏关系的紧张也给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增加了不少困难，从地理、历史和现实等多重客观原因来看，苏联都是联邦德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从中国方面看，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中国在政治上同联邦德国没有任何接触，而随着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的推行以及中苏关系的日益恶化，中国的新闻媒体凡提及联邦德国，多是谴责其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本性的。中国对联邦德国的谴责在对“莫斯科条约”事件中到达顶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尾声，中国在国际上也开始从自我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中国与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建交，并于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美国为了扭转冷战中的不利地位并从越南战争中脱身，与中国加强联系，中美关系缓和。这一国际形势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和联邦德国的相互接近。从中国方面看，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是与西方阵营之首美国改善关系大局中的重要一步，与联邦德国关系正常化也有助于减少苏联在西欧的影响力。无论是从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正常化都是有利于双方利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1972年2月，在尼克松访华前，勃兰特与尼克松就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展开了一次会谈，表示德国正在等待时机。1972年10月两国政府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联邦德国推行新东方政策时期，两国关系是受多边政治外交关系影响的，尽管建交过程困难重重，但双方都看到了各自的价值和作用，60年代初中德间的经济来往也加速了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4 总结
阿登纳时期，联邦德国在1955年提出的“哈尔斯坦主义”指导下对中国采取了一般性的敌视政策并对于中国事务抱着观望态度。[11]联邦德国的首届总理阿登纳在东方推行的“哈尔斯坦主义”，本质其实是一种实力外交，即借助西方盟国的力量来恢复本国力量，通过重大的行动或者时间迫使苏联和民主德国做出让步，进而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12]在这种实力外交下，联邦德国赢得了西方盟友的支持，在西方阵营站稳了脚跟，但在敌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同时，德苏关系、东西德关系一直处于冰点。“哈尔斯坦主义”缩小了联邦德国的外交空间，将联邦德国置于被动的局面中，两德统一的实现还面临很多问题。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标志着德国从形式到实质上的分裂，也标志着“哈尔斯坦主义”的失败。60年代后期，美苏两国两大阵营的冷战进入了暂时缓和期，“哈尔斯坦主义”无法适应这一时期的需求。1969年社会民主党党魁维利·勃兰特上台后，开始推行“新东方政策”，主张“以接近求改变”，其实质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次伪装的渗透，是一次和平演变。[13]通过加强与东方国家之间的政治沟通和经济往来推动东西方的缓和，加强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认同感，最终为德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总之，“新东方政策”在联邦德国乃至世界当代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推动了冷战缓和进程，促进了世界政治经济向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安，论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3年第10期。
[2]张才圣、吴友法，德国“新东方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研究，《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3]李绘新，试论当代德国外交的不确定性——以角色分析理论为视角，《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1期。
[4]A.J.Ryder：Twentieth Century Germany ：From Bismark to Brand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5]Willy Brandt：People and Politics： the Years 1960-1975，Collins Press，1978.
[6]施密特：《均势战略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7]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8]勃兰特1967年10月6日在柏林自由大学的演讲。转引自：杨闯、周启朋主编，《百年中德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9]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國问题”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3页。
[10]勃兰特1971年5月27日接受德意志电视二台采访时的讲话。
[11]杨闯、周启朋主编，《百年中德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187页。
[12]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9-460页。
[13]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8页。
作者简介
李丽芳（1992-），女，汉族，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整体发展与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新东方政策；冷战；关系正常化；维利·勃兰特
1 学术前史
国内外有关“新东方政策”的研究资料较为丰富。有讲述德国战后外交的演变，也有维利·勃兰特本人的传记，分析冷战中大国关系等的书目都对“新东方政策”有所涉及。国内的主要著作有：潘琪昌的《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吴友法的《冒险，失败与崛起——20世纪德意志史》和《德国统一进程》，丁建弘主编的《战后德国的分裂与统一》，萧汉森、黄正柏主编的《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连玉如著的《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等，这些书籍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新东方政策”的背景、影响以及政策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等。论文方面主要有：陈安的《论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及其影响》[1]，从政策本身出发进行了论述和分析；张才圣、吴友法的《德国“新东方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研究》[2]，主要从英法等欧共体成员国分析“新东方政策”在处理与西方盟友间的关系以及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李绘新的《试论当代德国外交的不确定性——以角色分析理论为视角》[3]对德国外交政策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外文资料方面，关于“新东方政策”的著述也有很多，如：A.J.Ryder的Twentieth Century Germany ：From Bismark to Brandt[4]，阐释了德国外交史的演变，分析了多位德国外交家的决策依据。Willy Brandt的People and Politics： the Years1960-1975[5]更是详细分析了“新东方政策”提出的原委以及相关历史事件的详细过程。但是关于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时期联邦德国对华政策的论文及资料较之德美、德欧关系的内容较少，只是穿插于德国这一时期对苏联与及东欧国家的关系中，并未形成系统。
2 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
（一）“新东方政策”的背景
19世纪60年代，欧洲国家试图摆脱美苏两国的控制，以自主掌握本国的发展。英、法等西欧国家不同程度地冲破美国控制，先后与苏联、东欧、中国各国发展政治、经济关系。同时，东欧出现了 “布拉格之春”。东西欧壁垒内部出现了分化和重组的趋势，“整个欧洲在60年代中期普遍准备采取灵活策略”[6]。50年代末期苏联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不敢轻易与苏联进行直接冲突，对苏战略转向平和灵活。
从联邦德国本国的实力来看，经过50-60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其经济实力发展到仅次于美国的地位，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此时，扩大海外市场，保证原料来源对联邦德国十分重要，因而需要采取主动外交，扩大对外经济联系。此外，国内关于加强与苏联及东欧国家联系的言论也此起彼伏。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国家发展的需要，联邦德国必须改变阿登纳奉行的外交政策，历史将由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袂组成的勃兰特政府推到前台。
（二）“新东方政策”产生的过程
1963年7月15日，埃贡·巴尔首次提出 “以接近求转变”的新的东方政策纲领性方案。巴尔根据美国在欧洲推行缓和计划的精神，认为必须首先承认现状。他还坚信通过在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建立和睦关系来逐步实现变化，建议承认民主德国并发展与之的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和经济合作。 “巴尔方案”具体体现在勃兰特所提出的“小步子政策”纲领中，即通过相互接触、交流、对话、谈判、增进了解，使东西方关系和两个德国紧张的关系一步步得到缓和，并最终实现统一。1968年6月，埃贡·巴尔再次提出解决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的“四阶段计划”，包括承认东德为政治实体，与所有东欧国家建交、签署非战公约并承认东欧现有国界，要求美苏裁剪在德军事力量的三分之二或一半，申请西欧所有国家效仿1925年“洛迦诺公约”，签约建立泛欧安全体系，“北约”和“华沙”自行解散，美苏从欧撤军。巴尔的这一设计成为勃兰特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础。
（三）“新东方政策”的影响
“新东方政策”的推行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它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冷战时期，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是东西方对抗的矛盾焦点，新东方政策的推行是在全欧范围内实现的东西方关系第一次正常化。第二，新东方政策促成了1975年欧洲安全和合作首脑会议的召开；第三，新东方政策是走向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重大步骤，各国开始秉着缓和、谅解与合作的精神实现相互关系的正常化，在国际范围内改善了社会党同共产党的关系。
此外，新东方政策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新东方政策内容的两重性和实施的不彻底性决定了它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不足。勃兰特政府多次重申要与苏联、东欧改善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未彻底解决两个德国问题；其次，新东方政策也是脆弱的，多受制于苏联、美国等大国，它建立在美苏领导人的支持之上，而两个大国时而缓和、时而对抗的关系又在不停地动摇该政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东方政策的失败。
3 新东方政策下的联邦德国与中国
1969年10月，社民党主席勃兰特出任联邦总理，联邦德国摆脱了联盟党自阿登纳以来推行的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路线，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蕴蓄并在60年代后半期已有所露头的新东方政策得以放手全面贯彻。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摆脱联邦德国迄今为止在外交舞台上的被动地位，即一面在东方面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另一面在西方又得不到真心诚意的支持。为此，联邦德国彻底抛弃哈尔斯坦主义，广泛与其他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勃兰特宣称，联邦德国“原则上准备同所有与我们一样有着和平合作愿望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7]，这也意味着勃兰特政府准备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建交。尽管勃兰特政府新东方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与联邦德国相邻的有着最直接切身利益关系的苏联和东欧诸社会主义国家，但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1972年联邦德国也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勃兰特政府之前的一系列言行中不难看出中国在其“新东方政策”中只占着一个次要的地位。勃兰特认为中国是联邦德国需要与之改善关系的重要国家。在1964年伯尔尼会谈进行期间，在野的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勃兰特曾力主对中国推行积极政策。他早在1967年担任外交部长时就认为“在今后10年至20年内，中国会作为第三大力量登上世界政治舞台”[8]。但在苏联与中国中，他明确将同苏联改善关系置于首位。他认为，在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时，联邦德国不能因同中国关系缓和而引起苏联的不满和怀疑，以致打乱新东方政策的大局。1968年3月，他在汉堡东亚协会发表讲话说：在同中国的政治关系上要克制，即使贸易关系正常化也不行，我们若是因此而同时得罪了两个世界大国，并且还引起日本的不信任，这是极度愚蠢的。[9]勃兰特此番讲话并不是排除了与中国交好的可能，只是迫于形势压力，暂放与中国建交事宜，对于台湾问题联邦德国也异于苏联和美国，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勃兰特在1971年春的一次讲话中再次明确了他的政府的对华立场：顾忌到苏联的态度，联邦德国目前不想与中国关系正常化。[10]毕竟联邦的政治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无法像美国一样在自己的外交中打中国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对华政策是受美国的制约，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甚至是与中国建交之后，中苏关系的紧张也给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增加了不少困难，从地理、历史和现实等多重客观原因来看，苏联都是联邦德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从中国方面看，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中国在政治上同联邦德国没有任何接触，而随着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的推行以及中苏关系的日益恶化，中国的新闻媒体凡提及联邦德国，多是谴责其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本性的。中国对联邦德国的谴责在对“莫斯科条约”事件中到达顶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尾声，中国在国际上也开始从自我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中国与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建交，并于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美国为了扭转冷战中的不利地位并从越南战争中脱身，与中国加强联系，中美关系缓和。这一国际形势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和联邦德国的相互接近。从中国方面看，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是与西方阵营之首美国改善关系大局中的重要一步，与联邦德国关系正常化也有助于减少苏联在西欧的影响力。无论是从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正常化都是有利于双方利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1972年2月，在尼克松访华前，勃兰特与尼克松就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展开了一次会谈，表示德国正在等待时机。1972年10月两国政府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联邦德国推行新东方政策时期，两国关系是受多边政治外交关系影响的，尽管建交过程困难重重，但双方都看到了各自的价值和作用，60年代初中德间的经济来往也加速了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4 总结
阿登纳时期，联邦德国在1955年提出的“哈尔斯坦主义”指导下对中国采取了一般性的敌视政策并对于中国事务抱着观望态度。[11]联邦德国的首届总理阿登纳在东方推行的“哈尔斯坦主义”，本质其实是一种实力外交，即借助西方盟国的力量来恢复本国力量，通过重大的行动或者时间迫使苏联和民主德国做出让步，进而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12]在这种实力外交下，联邦德国赢得了西方盟友的支持，在西方阵营站稳了脚跟，但在敌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同时，德苏关系、东西德关系一直处于冰点。“哈尔斯坦主义”缩小了联邦德国的外交空间，将联邦德国置于被动的局面中，两德统一的实现还面临很多问题。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标志着德国从形式到实质上的分裂，也标志着“哈尔斯坦主义”的失败。60年代后期，美苏两国两大阵营的冷战进入了暂时缓和期，“哈尔斯坦主义”无法适应这一时期的需求。1969年社会民主党党魁维利·勃兰特上台后，开始推行“新东方政策”，主张“以接近求改变”，其实质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次伪装的渗透，是一次和平演变。[13]通过加强与东方国家之间的政治沟通和经济往来推动东西方的缓和，加强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认同感，最终为德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总之，“新东方政策”在联邦德国乃至世界当代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推动了冷战缓和进程，促进了世界政治经济向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安，论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3年第10期。
[2]张才圣、吴友法，德国“新东方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研究，《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3]李绘新，试论当代德国外交的不确定性——以角色分析理论为视角，《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1期。
[4]A.J.Ryder：Twentieth Century Germany ：From Bismark to Brand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5]Willy Brandt：People and Politics： the Years 1960-1975，Collins Press，1978.
[6]施密特：《均势战略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7]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8]勃兰特1967年10月6日在柏林自由大学的演讲。转引自：杨闯、周启朋主编，《百年中德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9]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國问题”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3页。
[10]勃兰特1971年5月27日接受德意志电视二台采访时的讲话。
[11]杨闯、周启朋主编，《百年中德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187页。
[12]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9-460页。
[13]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8页。
作者简介
李丽芳（1992-），女，汉族，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整体发展与现代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