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修养的政治生态学分析

    车辚

    〔摘要〕从生态论、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分析党性修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党员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都具有非平衡态和非线性特征，只是表现形式和存在方式有差异，而做好学习、检查、斗争、约束四个环节，才是提升党员党性修养的政治生态路径。

    〔关键词〕党性修养；政治生态；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8）05-0062-08

    所谓修养，指一个人在理论、知识、艺术、思想等方面具有的一定水平，也可以指一个人养成的正确的待人处事的态度。共产党员的修养具有很强的阶级性、革命性、实践性、先进性、纯洁性。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是统一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共产党员在思想意识上进行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纯洁的、进步的模范党员和干部。强调党性修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优点和特点，因为党员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上带着各阶层的思想烙印和文化基因，不同的思想意识在党内相互碰撞交流的过程就是思想斗争。党性修养低的党员就会在错误思想的侵蚀和渗透下败下阵来，甚至蜕化变质演化成政治系统内的限制因子，降低系统的生态阈值。从生态论、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看，要想提升生态因子的内在质量，需要从个人和组织两方面入手，个人的自我修养、党性修养、自主学习、党性锻炼是基础和内在的前提条件，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组织生活提供了内环境的约束机制、反馈机制、调节机制，是进行说服、教育、学习、交流、融合，以及开展思想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平台。

    一、党性修养的政治生态环境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生态环境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党的组织成分主要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革命的锻炼和修养的过程，一个长期改造的过程”。〔1〕因为这时的党员是生长在一个非平衡态和非线性作用主导的政治生态环境中。

    首先，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的非平衡态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加入我们党的人，不只是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各不相同，而且是带着各种各色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而来的。第二，在某些党员中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第三，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等，在党内不少同志的思想意识中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第四，少数同志有浓厚的剥削阶级的意识。他们常常不择手段地对付党内的同志，处理党内的问题，完全沒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伟大而忠诚的互助精神和团结精神。第五，在党内某些同志中还存在着“小气”，计较小事，不识大体等毛病。第六，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动摇性，流氓无产者和某些破产农民的破坏性等，也常常反映到党内一些同志的意识中来。这样的非平衡态主导的政治生态环境塑造出的党员，一是“从旧社会中生长教养出来的，他总带有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包括成见、旧习惯、旧传统）的残余”；二是“没有经过长期的革命的实践”。因此，“他还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敌人，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性。要改变这种情形，他除开要学习历史上的革命经验（前人的实践）而外，还必须亲自参加到当时的革命的实践中去，在革命的实践中，在同各种反革命进行斗争中，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加紧学习和修养”。〔2〕换言之，学习、实践、斗争是党员对抗环境的负面影响，提升自己的政治素养和理论修养的基本途径。

    其次，这些错误的思想意识是以非线性作用的方式渗透、浸入到系统的内部和党的组织肌体，具有一定的潜伏期、隐蔽性、模糊性、随机性、离散性，有的时候深藏不露，只是在一些个别的日常的小问题上暴露出来；有的时候遇到合适的土壤和时机就发展甚至爆发出来，系统地暴露在党内各种原则问题上、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和党内斗争问题上。党的组织的个别部分、个别环节，个别子系统和分系统，也可能暂时会被这些错误的思想所统治、所腐蚀，在发展到最高程度的时候，如在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当权的时候，甚至支配了党的重要领导环节和核心系统。但是，在大多数时候，错误的思想意识是被正确的思想意识压服着、控制着，两种对立的思想意识在人的思想和头脑里展开非线性的斗争。党员的学习、实践、斗争，就能不断积累正能量，有效抵制系统的负能量。刘少奇指出：“我们党员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就是要自觉地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克服和肃清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3〕这个克服和肃清错误思想的过程同样是一个非线性过程。

    （二）革命胜利后的政治生态环境

    革命胜利后，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全党要掌握执政的规律、建设的规律、发展的规律，一样要在实践中改造和提升自己的理论和修养。这时党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同样具有非平衡态和非线性特征，只是表现形式和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

    首先，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流毒不是短时期内能肃清的。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出了思想修养、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首先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而“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思想体系，即非马列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要批评，但不能肃清，也肃不清”。“因为今天我们在政策上还允许资产阶级的经济存在，允许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经济存在，不仅允许它们存在，而且还要使它们得到发展。既然承认它们的经济存在，就必须承认它们思想的存在与合法。”〔4〕承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等于任由他们的思想泛滥。“如果我们让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人民中间占了上风，接着资产阶级就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占上风，那末，中国革命就要失败。”〔5〕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思想与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主流价值观是不相容的，这种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非平衡态，而相互作用和交锋的方式又是非线性特征主导的。

    其次，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内存在着重具体工作、轻思想修养的现象。实际工作中战争不是第一位的，更多的是建设、管理、研究、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这就可能出现埋头具体工作、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忽视党性修养的事务主义倾向，这也是一种非平衡态的体现。党的八大要求党员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带头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自己在复杂情况中判断方向、辨明是非的能力，并且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去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工作经验，在经验中找出具体事物发展的规律性”。〔6〕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刻苦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党这个大熔炉、大学校里不断学习提高是保持党员和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性修养和理论水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个人能力和整体能力）的最基础环节。通过理论学习、思想修养的提升促进实际工作能力的提高，全党如果都这样做，小的微涨落通过非线性作用就会聚合成改变非平衡态的巨涨落，让系统在临界点和分支点由旧的非平衡态进入新的非平衡态。

    再次，改革开放后，党情、国情、世情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主导”和“利益主导”两条轨道上的非平衡态特征异常明显。一段时期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被削弱了，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甚至在市场经济和个人利益的冲击下逐渐被边缘化、丑化甚至妖魔化。西方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因为中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建设上。郑永年就认为：“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兴起也导致了意识形态不可避免的衰落。在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中，官方意识形态越来越不能发挥管制党政官员日常生活的主要作用，更不用说对社会成员了。事实上，为了推动经济快速发展，领导人降低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官方意识形态从进攻性姿态转向防御性姿态，也即从作为控制党政干部、指导决策的手段，转变为给党和政府的政策提供正当性证明的手段。”〔7〕郑永年甚至武断地认为：“国家现在不可能再回归到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一旦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成为政权存活的手段，领导人再也无力扭转这个趋势。领导人能够做的只是重建政治制度以适应变化了的和正在变化的现实。”〔8〕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应该致力于构建“利益主导”和“意识形态主导”平衡双驱型的社会生态系统，两条铁轨控制的火车才能跑得更快更好。

    最后，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西强我弱”的局面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非平衡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入侵和渗透提供了便利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所以一度甚嚣尘上，甚至引发大规模学潮，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没有守住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弱化了自身的党性修养，在西方的意识形态、道路、文化、制度的冲击影响下一味无原则、无底线退让的结果。正如邓小平所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9〕

    二、党性修养的政治生态路径

    刘少奇认为党员的修养应该做到四项要求：“（一）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来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建立自己的党和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二）根据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根据党和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去检查自己一切的思想行动，纠正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同时，以此去观察问题、观察其他同志。（三）经常采用正确的态度、适当的方式，去和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特别是对于影响到当时革命斗争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进行斗争。（四）在思想、言论、行动上严格地约束自己，特别是对于同当时革命斗争有关的政治思想、言论和行动，要用严格的立场和正确的原则来约束自己，除此以外，最好连许多‘小节（个人生活和态度等）也注意到。但是，对其他同志的要求，除开原则问题和重大的政治问题以外，就不要过分严格，不要在‘小节上去‘吹毛求疵”。〔10〕归纳起来，就是学习、检查、斗争、约束四个环节，做好这四个环节，党员的修养才能做到不缺位、不越位、精准到位。刘少奇同志关于党员修养的一系列论述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学习、检查、斗争、约束四个环节仍然是党员修养必须具备的。

    （一）学习

    在生態论、系统论中，学习是一个主动适应过程，它通过适当地改变内源主动模式而对环境的挑战作出创造性的反应。学习的结果一方面是适应，即在外部因素影响下对有机体或系统结构的一种暂时的或持续的改变；另一方面是同化，把外部因素综合到有机体或系统的结构中去，甚至改变和组织外部环境去适应自己的内部结构。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不仅是一个自适应系统，更是一个学习系统，因为主宰生命系统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学习，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才能使领导和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学哲学，学历史，学法律，还要结合工作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不断提高知识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现在，党员、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出身背景、成长环境、工作条件与以往各个时期的党员干部有明显不同，大部分领导干部、基层干部都有一定的学历背景，硕士、博士学历的领导干部在金融、贸易、能源、卫生、教育、高新技术等行业比比皆是，学习从方法、方式上已不是一个主要问题，更多的是体现为党性修养、党性锻炼、党性教育上的问题。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做到真学、常学、深学，勤于思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广大党员干部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有了学习的浓厚兴趣，就可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变“学一阵”为“学一生”。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你脑子里装着问题了，想解决问题了，想把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去学习，就会自觉去学习。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11〕他还指出：“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僵化、庸俗化。学习需要沉下心来，贵在持之以恒，重在学懂弄通，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不求甚解。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如饥似渴地学习，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12〕他还引用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话，提出理论学习、知识素养要有三种境界：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13〕理论学习要志存高远、耐得住寂寞，还要勤奋努力、百折不挠，最终才会学有所悟、用有所得。如果我们有一大批学习型领导干部和基层党员，养成乐于学习、善于学习、勤于学习的良好党风、政风、学风的党内政治生态，就说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在“学习”这个基础环节上起到了“立根固本”“定海神针”的作用。

    （二）检查

    无论是自我检查、别人检查、组织检查，从系统论的角度看，都是一种反馈过程，自我检查属于内反馈，外部检查属于外反馈，而且二者都是负反馈，都能起到纠错和纠偏的校正作用，使系统的输出（行为、态度）回到与最初的变化相反的方向为止。负反馈控制回路对于系统的稳定不可或缺，经常的检查对于党员的思想稳定也不可或缺，因为反馈是“能够根据过去的执行来调节未来行动的属性”。〔14〕 “没有反馈，各种输出将完全相互独立；而有了反馈，输出就可能是高度相互关联的、累积性的和前后一贯的。” 〔15〕

    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关于发展党员的条例等制度性的规定，以及一些整党整风运动都要求党员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自查、他查，认真查摆问题整改，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党内出现一系列“左”倾错误，党员思想比较混乱，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本位主义一度滋长，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刘少奇指出：“党的一切领导干部，不但要造成条件，使党员群众敢于进行批评，而且还要做出榜样，对于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诚恳地而不是敷衍地进行自我批评。”〔16〕经常的、定期的思想检查和问题查摆就好比是“政治体检”“思想体检”，可以及时发现党的肌体上的病毒和有害细菌，及时对症治疗。刘少奇指出：“如果把我们的党比做一个人的肌体，那末，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肌体，它完全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消除那些局部地、暂时地沾染到的病毒，而且在消除病毒之后，更会增加身体的免疫力。”〔17〕1980年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和全党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的一份重要的制度性规定，对于党性修养、党性教育、党内监督、党内民主等都有要求，都涉及到党员自我检查、别人检查、组织检查。邓小平指出：“每个党员、每个党员干部、每个党组织，都要对照党章进行检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作出达到和坚持党章规定的合格标准的努力计划，并保证其实现。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18〕以后的历次思想教育、政治教育运动，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实践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专题教育等都有自我剖析、查摆问题一项内容。2015年9月11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主要抓四个方面的工作，前三项都与学习教育有关，集中学习、专题党课、专题研讨，最后一项就是查摆整改，没有自查自纠前面的学习教育就要落空。“专题教育一开始，就要求聚焦不严不实，认真查、仔细找，梳理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不等不拖、立行立改。把整改落实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在解决为官不为、执行不力等问题上采取有效措施。”〔19〕一般而言，自我剖析、查摆问题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目的是提高思想理论素养，增强正确认识、判断形势和鉴别重大政治原则是非的能力；二是否存在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目的是增强自觉性和坚定性，善于从当地实际出发开展工作，防止和克服主观随意性、片面性和绝对化；三是否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目的是增强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四是否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规定，目的是维护领导班子和党的团结统一，反对自由主义、拉帮结伙等不良倾向；五是否严格遵守和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目的是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三）斗争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斗争有三个含义：一是，矛盾的双方互相冲突，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二是，群众用说理、揭发、控诉等方式打击敌对分子或坏分子；三是，努力奋斗。在党员修养、思想修養领域的斗争主要是指思想斗争，即党内斗争，上述三种含义都包括在内，既要用正确的思想战胜错误的思想，又要适当采用群众揭发的方法，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社会参与的作用，而且要为之付出艰苦奋斗。当然，在党内进行思想斗争并不是盲目提倡阶级斗争，但也不是完全不提阶级斗争。少数党员头脑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极端个人野心、分裂党和国家的“独立王国”思想就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

    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是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武器。1919年5月，《新青年》出了一期由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专号》，李大钊在这个专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20〕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21〕他还进一步指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22〕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进步的思想和落后的思想通过思想斗争实现“新陈代谢”，是由思想环境的非平衡态和矛盾的不平衡性决定的。毛泽东指出：“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23〕不讲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甚至不敢讲“斗争”，对立的思想和矛盾就没有办法实现新旧转化，正确的和进步的思想就无法在党内确立主导地位。诚然，我们党曾经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武器就不能再使用，况且对立的思想和矛盾有可能升级为对抗的思想和矛盾。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24〕

    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应勇敢地拿起“党内斗争”这个武器，正确地使用它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服务。刘少奇同志已经很好地归纳和总结了“怎样进行党内斗争”的原则、态度和方法，关键是把握党内斗争的核心是思想斗争，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党内斗争中团结党，提高党的纪律和威信。刘少奇指出：“具体地、适当地去进行党内在各个时期各种原则问题上所必要的思想斗争，而不是主观地、机械地、捕风捉影地在党内乱斗一阵，也不是有‘斗争的嗜好。”〔25〕江泽民指出：“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26〕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某些时候就是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比如支持和赞成“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思想，搞“独立王国”“小山头”分裂党的思想，利用宗教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思想，野心膨胀试图篡党夺权的思想等等。不敢讲斗争、不敢讲思想斗争、不敢讲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都是错误的，这就等于不敢讲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我国曾经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27〕在党员修养、思想修养领域的思想斗争就是讲政治最直接、最生动、最猛烈的体现。

    （四）约束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约束就是“限制使不越出范围”。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性就是政治的动物”。〔28〕每一个人都有着衣食住行的家庭生活欲望，都有着个人的利益，共产党承认个人利益，并不抹煞党员的个性。刘少奇指出：“党员总还有一部分私人的问题需要自己来处理，并且也还要根据他的个性和特长来发展他自己。因此，党允许党员在不违背党的利益的范围内，去建立他个人的以至家庭的生活，去发展他个人的个性和特长。同时，党在一切可能条件下还要帮助党员根据党的利益的要求，去发展他的个性和特长，给他以适当的工作和条件，以至加以奖励等。” 〔29〕但是，党员的个人欲望和个人利益的发展不是无限度的，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还要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因为，“我们的党员，不是什么普通的人，而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的自觉的代表者。因此，他的个人利益完全不应该在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突现出来。党的干部和党的领导人，更应该是党和无产阶级的一般利益的具体代表者，他们的个人利益，更应该完全溶化在党和无产阶级的一般利益和目的之中”。〔30〕党性修养要求党员在思想、言论、行动上严格地约束自己，特别是对于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文化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要用严格的立场和正确的原则来约束自己，包括约束自己和家人，领导干部还要约束身边工作人员的“大节”和 “小节”。

    老一辈革命家在约束自己、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大节”和 “小节”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给自己定下三条原则：念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给杨开智（杨开慧之兄）的信中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31〕1965年4月9日，朱德给儿子朱琦的信中说：“你过去的思想是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交叉的，总是想向上爬，越走越不通，屡说也不改。这是你混过了你的宝贵时间。现在去蹲点，同群众看齐同吃同卧同劳动，深入了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就会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推向前进。”〔32〕党员都有自己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高级干部也不例外，甚至有些党员干部家庭困难，负担沉重，需要关照的亲属很多，如果利用特权给家人、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开天窗”“留后门”“走暗道”，就是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在思想、言论、行动上就越过了党性修养甚至党规党纪的范围和边界。毛泽东、朱德对家人和亲属的约束是严厉的，不允许他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共产党的词典里没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位置。其他的很多革命家如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任弼时等都是这样约束自己的。

    共产党员的修养与自我约束和中国古代士大夫提倡的修养还有很大不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为了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慎独”“吾日三省吾身”等“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變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的。我们不能这样去修养。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33〕所以，党员干部不只是约束自己，还要约束家人、亲属、身边工作人员，还要与错误思想作坚决的斗争。江泽民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品格，也是党和人民对他们的起码要求。”〔34〕习近平对政治局的同志们讲：“要操这点心，家里那点事有时不经意可能就溜过去了，要留留神，防微杜渐，不要护犊子。”〔35〕大量事实表明，学习、检查、斗争、约束四个环节中，约束就是衡量党性修养的最重要标志。“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36〕既不能约束自己也不能约束他人，放任错误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扩散，就说明前面的学习、检查、斗争这些环节是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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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