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江南音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摘 要： 江南音乐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不仅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有独特的理论体系。本文取音乐史的研究视角，以江南音乐文化为对象，在广泛搜集分析文献史料和深入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立论，试图对江南音乐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成因作宏观有机的整体把握，为深入相关研究提供参照。
关键词： 江南音乐文化；弹词；江南丝竹
中图分类号： J6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18）01 - 0059 - 06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8.01.008
江南，既是一个区域地理称谓，又是一个区域文化概念，是一个聚合了自然地理和人文生态的价值体系。作为一个地理称谓，江南一词较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1]483《左传·昭公四年》曰：“四年春王正月，许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郑伯，复田江南，许男与焉。”[1]484 这里的江南主要指长江以南的区域。[2]其后，历代典籍中的江南概念变化多样、模糊不定。如《晋书·地理志》记有：“江南所得但有扬、荆、湘、江、梁、益、交、广，其徐州则有过半，豫州惟得谯城而已。”[3]当时江南的范围涵盖淮河以南的长江中下游地域；而两宋以来，江南地域范围被划为包括江苏、浙江、上海为一体的长三角地区。[4]明清时期，江南则指以环太湖为核心的周边区域。但不论如何变化，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江南都是一个在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民风民俗和信仰观念诸方面均有特色的区域文化的统称，从而形成以地域为基础衍化出来的江南文化概念。作为江南文化的一部分，江南音乐是在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江南这块土地上孕育发展起来的艺术种类，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民俗语言、经济方式等，促成了特有的‘轻细、婉转的特色，立足于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之林，有着广泛的影响”[5]。她以灵动多样的形式、内涵丰富的内容，体现着江南人民的精神诉求和审美取向；她以含蓄优美的风格、清雅秀丽的气度，彰显着江南文化的艺术风貌和美学特质。围绕江南音乐的历史变迁展开专题研究，对于深入探索江南音乐发展规律、揭示江南音乐艺术精神和继承江南音乐文化遗产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和深广的应用价值。
一、远古至先秦：江南音乐的创生足迹
江南音乐与其它文化一样，都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也是不断延续的价值体系。如钱穆所言：“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穿过历史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据考古证明，早在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已有先民（今浙江建德人）在江南区域生产劳作、繁衍生息。截至目前，虽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建德人的音乐生活状况，但基于原始先民的生产劳作活动中必然相伴有一定的声音成分这一理念，可推论这些声音成分或许就是江南音乐的最初状态。值得庆幸的是，江南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相继发掘，如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浙江良渚文化遗址、浙江马家浜文化遗址、江西山背文化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江西贵溪市鱼塘乡泸溪河仙水岩春秋战国崖墓等，为揭开江南文化发展的历史真相提供了物质考证。
其中，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表明，7000多年前的江南区域已经有了江南音乐文化的确证，即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骨笛、陶埙和木筒等。这些物质载体不仅是先民狩猎的工具，而且从测音数据来看，它们已能吹奏简单的旋律，具备了乐器的性能。这些出土器物造型独特、形制优美、制作精致，其精细程度体现了当时乐器制造的较高水平，具有了一定的审美属性。上述器物不仅呈现出原始乐器特有的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兼具的双重文化品格，更难能可贵的是，出土的骨哨、骨笛都开有音孔，多则7个，少则3～4个，“河姆渡有件骨哨，出土时内腔中还保存着一根充作拉杆，以变换音阶的鸟禽肢骨，成为我们揭示骨哨使用方法的重要依据”[6]。这说明河姆渡人已经掌握骨哨、骨笛音孔开孔位置、数量与所发音的高低关系规律，体现了他们音阶观念。“这些骨哨是助猎工具，也是后世箫笛类吹乐器的远祖。它们的发现证明，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不仅在黄河流域，而且也在长江流域乃至更广阔的地区，同时创造了原始音乐文化。”[7]
到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吴国和越国的建立，江南音乐文化进入吴越时期。在《吴越春秋》 《说苑》等文献中都有对江南民歌的记载，《弹歌》 《越王夫人之歌》 《越人歌》等便是代表，这些民歌大多为五言、七言，反映了先秦时期吴越人劳动生产、男女爱情、战争情况等内容。而此时的器乐也获得较大发展，浙江余姚徐家畈出土的单音乐器无旋镛、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的涡纹兽面纹镈、浙江萧山杜家村出土的甬钟、江西新干千兽面纹大铙，以及浙江省余杭石濑发现的商周时期铜铙等，这些青铜乐器制作工艺精美、纹饰华丽。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原始乐舞是远古时期音乐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内容与生产生活、宗教巫术相关，音乐构成较为简单，节奏占重要地位。原始先民在这一时期发明了各种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也创造了灿烂的河姆渡文明。从骨哨、骨笛到青铜乐器的制造，从河姆渡人的音乐生活到吴越音乐文化，标志着江南音乐的初步萌生，拉开了江南音乐发展的序幕。
二、秦漢至魏晋：江南音乐的多元并存
秦统一六国后，实现了天下“大一统”。统治者推行郡县制，全国通行以郡统县，江南地区设鄣郡（治故鄣县，今浙江安吉西北鄣吴镇）、会稽郡（郡治在吴县，今江苏苏州）。从此，江南成为国家的一个地区。中原移民来到江南，带来了中原的风俗和音乐。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南方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北方大量的文人士子及各类人才迁入南方，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楚文化进一步合流，成为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占据着重要地位。
秦朝设立了专门负责采集民歌的机构——乐府，开始广泛搜集民歌以察民情。秦代的民歌多为三言诗和五言诗，内容多反映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也有表达对统治阶级暴政的不满。汉承秦制，汉代的乐府开始有了专职的歌辞作者，也有不同地区的音乐人员收集民间音乐、创作和填写歌辞、改编曲调、编配乐器，进行演唱演奏，开创了江南音乐发展的新纪元。汉代江南民歌有歌舞伴唱，也有一人主唱多人伴唱的相和歌形式，且多用乐器伴奏，丰富了汉代歌舞演唱体裁，汉末诞生的《孔雀东南飞》就是一部带有说唱性的叙事长歌。汉以后相和诸曲流入南方，与江南吴歌、西曲相结合发展而成一种俗乐形式，简称“清商乐”。汉代末年曹操参与清商乐的创作，史载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8]如平调《短歌行·周西》、清调《苦寒行·北上》、瑟调《善哉行·古》等，就是他按照清商乐的曲调写成的代表作品。而后，曹操的儿子曹丕设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清商署”用于清商乐的搜集与改编，推动了江南清商乐的发展。
秦汉时期，乐舞无论在宫廷还是人们生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秦汉时期建立的乐府不仅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也促进了乐舞、百戏的发展。乐府搜集全国各地的民间歌舞加以编制和演奏，主要为宫廷娱乐服务。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七国乐舞汇集京都，汉朝乐舞继承秦代，加上汉代经济较繁盛，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频繁交往也推进了乐舞、百戏的发展。淮南舞、长袖舞、盘鼓舞、拂舞、白纻舞等乐舞和水嬉、杂技、傀儡戏等百戏在江南地域应运而生。自汉武帝扩充了疆域以后，很多少数民族和外来音乐纷纷传入中原，不同乐种相互交融吸收，江南器乐也出现了新风貌。
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失败后，经过了三国割据战争，晋的暂时统一，北方混战局面引起的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促进了南北各族经济文化的不斷融合。中原文化的大量南迁给江南地区思想文化造成深刻影响，南方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及巴蜀文化的古老传统拥有顽强的生命力，江南音乐文化传统依旧在延续和发展。总体来说，南北方音乐文化的交流比较均衡。北魏孝文帝攻讨淮、汉，宣武帝定寿春，均俘获南朝声伎，不仅得到江左所传中原旧曲如《明君》 《圣主》《公莫》 《白鸠》等，还有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称“清商乐”，“殿廷宴飨，则兼奏之”。十六国混战后北方的音乐、舞蹈、乐器等等也逐渐传入南方，如南朝时期传承的“鼓吹乐”，军中备有女乐及“羌胡之声”，可见北方音乐影响之广泛。
秦汉三国时期江南的政治文化与中原地区相比没有多少突出特点，值得一提的是曹魏时期，嵇康音乐美学思想和他的《声无哀乐论》，对音乐艺术的特殊性予以深入探讨，反对儒家的庸俗礼乐思想，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三、隋唐五代：江南音乐的歌舞兼容
隋唐五代时期的江南音乐是在汉魏时期音乐的基础上，汲取东西方文化精华融合创新而形成的，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其意识形态、社会体制、宗教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成绩。唐亡后，藩镇割据，北方战争频繁，文学毫无成就；南方十国之间，虽有战争，但局势相对稳定。南唐、后蜀两国国势较强，历史较久，经济文化有所发展。
隋唐时期，歌舞伎乐兴盛，尤其是唐朝，宫廷燕乐极盛。民间音乐有了质的提高，出现了艺术歌曲——曲子，民间说唱、佛教变文以及民间歌舞等也发展迅速。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凿疏通了南北交通要道，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唐设立江南东道与江南西道，江南城市发展逐步壮大。有“东南名郡”之称的杭州以及台州、婺州、温州、越州、苏州、歙州等城市的发展推动了音乐的发展，江南丰富的诗歌艺术、城市曲子、佛教音乐都是音乐潮流中的代表群体。隋唐是中国乐器大发展的时期，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箜篌等乐器随着战争、通商以及佛教的传入流入中原，与汉族音乐相融合，催生出新的乐种，如西凉乐等。隋唐时期也是中国佛教音乐发展的顶峰，从宫廷到民间，一大批佛教信奉者出现，促进了佛教音乐的发展，也使佛教的影响从寺院扩大到民间和宫廷。
五代十国战乱频繁，军阀割据，朝代更替不迭，社会经济遭到重创；唯独两浙政治制度稳定，社会文化财富不断积累，市民音乐和佛教音乐获得较大发展。随着江南城市建设的拓展，市民音乐也得到积极发展，江南丰富的诗歌艺术、城市曲子、佛教音乐都是音乐潮流中的代表群体；五代时的器乐合奏有多种形式，通过五代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中第二段管乐合奏可以得知，管乐合奏是由六名女伎演奏，两人吹横笛，三人吹筚篥，另一人击拍板组成；另一种器乐合奏形式由琵琶、竖琵琶、筝、方响、笙、细腰鼓、横笛、筚篥、拍板组成。唐末五代时期，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佛教在南方广泛传播。禅宗五家中除临济宗创立于北方外，其余四家都在南方，而临济宗的后继者不久也渡江南下，标志着佛教中心也在往南迁徙。
隋唐五代，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曲子、说唱、佛教音乐、房中乐等多种音乐形式。京杭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南北交通，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带动了江南音乐文化的繁盛，为宋元时期江南音乐文化的深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宋元时期：江南音乐的词调曲律
在宋代，伴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都市的兴盛，城镇市民这一新的社会阶层日益壮大。在这种背景下，反映城市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得到了大发展。它的活动中心是以娱乐为主要内容的商业集中点——瓦子勾栏——这种固定性的专业演出场所的活动，还有与民间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茶楼、酒肆及寺庙中的音乐活动，也对这一时期城市俗乐的繁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宋灭亡后，宋皇帝被迫南迁临安，重建政权，南宋初期音乐呈现凋零状况。宋高宗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与金国订立了屈辱和约以后不久，自以为有了喘息的机会，逐步恢复宫廷音乐机构，如大乐署、鼓吹署、云韶部、钧容直、东西班、大晟府、教坊乐等。
南宋宫廷音乐具有俗乐化倾向的特点，在临安政权的初期，南宋宫廷音乐机构及乐官设置“以‘减省与‘临时性为其总体特征”，其中教坊及教乐所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南宋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沟通的桥梁。音乐发展到宋代，与唐代相比，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音乐文化由上层的宫廷转向民间，曾经光彩夺目的宫廷歌舞大曲被新兴的曲子词、戏曲、曲艺等世俗综合艺术所代替。伴随着音乐艺术的转型，各种音乐形式蓬勃发展，乐器作为人们从事音乐活动的物质载体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宋代是外来乐器民族化、中国传统乐器定型、以吹管乐器和拉弦乐器为主的历史时期。新乐器的不断出现和音乐表演形式的丰富多样化，使中国器乐艺术在宋代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古琴艺术得到重大发展，无论是演奏手法还是琴曲创作都有很大突破，最突出的是琴乐流派开始形成，当时最为典型的是京师（汴梁）琴派、江西琴派和两浙琴派。
元代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朝代，这一时期音乐艺术中的戏曲音乐（杂剧和南戏）得以高度发展。以杂剧和南戏为代表的戏曲艺术脱颖而出，并迅速替代了繁盛一时的歌舞艺术，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古琴音乐延续宋代的繁荣，获得高度发展，琴人、琴曲以及琴学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宋元时期，市民音乐的繁荣使中国古代江南音乐出现了巨大转折。音乐活动已由宫廷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和劳动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从音乐的形式来说，最具代表性的是由歌舞转向戏曲。戏曲艺术的确立与发展标志着我国江南传统音乐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宋元音乐文化在江南已向普及面更广、综合性更强的艺术形式发展，成为我国音乐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明清音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为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歌、说唱、戏曲、歌舞和器乐的民族音乐传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明清时期：江南音乐的繁荣兴盛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虽然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的萌芽已在一些城市出现，尤其是沿海城市。明清时期的音乐活动与宋元时期的历史有着承因关系。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市民阶层的壮大，通俗文学与民间艺术日益兴盛，城市音乐日趋发展，如在当时的北京、扬州、广州等地，音乐活动较为活跃。
明清时期是江南戏曲、说唱、民间歌舞、民歌小曲和民族器乐发展的繁荣时期，沿海地区也是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江南一带经济发达，经过长期创造而积累的繁荣的音乐艺术与各地的风土人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戏曲和说唱艺术，如弹词、乱弹、道情等。在南北合流的过程中，涌现了不少地方剧种，如杭剧、甬剧、黄梅戏、淮剧等；其中，苏州弹词是这一时期江南音乐里的一朵奇葩，其以说、噱、弹、唱为主要艺术手段，历久不衰。
明清时期，民间器乐音乐有了较大发展。江南一带，尤其是上海的经济和文化快速发展，促使上海地区的民族民间器乐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某些传统音乐品种的日趋衰落而琵琶音乐和江南丝竹的日渐兴盛，特别是改良国乐的兴起使民族器乐的发展进入新时期。民间器乐主要有琵琶音乐、江南丝竹、吹打乐、十番锣鼓以及宗教音乐等；民间歌舞就有500余种，他们大多与舞蹈动作、民间风俗仪式结合紧密，有的边歌边舞，音乐富于节奏性和跳跃性；有的歌、舞、乐相间表演，交相辉映，有的载歌载舞扮演各种历史故事角色。
古琴与琵琶艺术的发展也呈繁荣之势，涌现了一批古琴与琵琶理论家、作曲家及表演艺术家。江南著名的音乐家有琴家李水南（明浙江杭州人）、胡文焕（明浙江杭州人）、徐和仲（明浙江四明人）、徐常遇（清江苏扬州人），琵琶家杨廷果（明江苏无锡人）、华秋萍（清江苏无锡人）、李芳园（清浙江平湖人），戏曲理论家李渔（清浙江兰溪人）、毛奇龄（清浙江萧山人）等。明清时期的中西音乐交流也日益频繁，上海、宁波等沿海城市更是中西交流的主要阵地。明清音乐艺术在人民群众的创造中，不断变迁与发展。有些音乐品种随着历史而消逝，有些音乐样式则欣欣向荣，长盛不衰。
六、近代时期：江南音乐的古今转型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朝闭关自守的国门，同时也把西方工业文明输入中国。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城市商品经济逐步发展。茶楼、剧院等经营日益兴盛，为民间音乐展示提供了良好的场所，民间音乐艺术发展迅速。江南的许多地方小戏，如江浙各种“滩簧”经过前段时期的改良、完善，发展成为全国较有影响力的戏曲剧种之一。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是浙江越剧，它从农村走向城市，以其艺术特性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喜爱和认可。而流传于江苏无锡、常州地区的锡剧以及苏剧也开创了新的局面；上海地区的沪剧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曲调和独特的风格；江南的茶楼文化也滋养着另一种传统音乐——曲艺艺术。弹词（四明南词、苏州弹词、扬州弹词）、鼓词（温州鼓词、浙东渔鼓等）、道情（金华道情、江西道情等）、苏州评话、浦江乱弹、扬州清音、江西清音等都得以在江南生根发芽。
近代江南器乐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丝竹乐（江南丝竹）、吹打乐（苏南吹打、浙东锣鼓、舟山锣鼓）、锣鼓乐（纯用锣、鼓、钹等打击乐器演奏的乐曲）等方面。江南丝竹约在清朝末年开始流行于苏南、浙北及上海等地，用于婚丧喜庆、节日灯会诸民俗活动；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地区得到较大的发展。近代以来江南地区产生了许多新民歌，而新型民乐、戏曲社团的建立也促进了江南传统音乐的发展。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音乐教育首先在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中进行，揭开了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序幕。随后“学堂乐歌”兴起，一批先觉音乐家编写教材、创作音乐、实施教育，标志着我国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制度初步建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全面实施美育，专业音乐教育也得以萌芽。1927年上海国立音乐院的创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正式開启。与此同时，沪江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等都设有音乐系科。学堂乐歌的兴起和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为培养中国近现代音乐艺术教育师资做出了巨大贡献，涌现出一批音乐家、作曲家，如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钱君陶、邱望湘、沈秉廉、萧友梅、黄自、贺绿汀、陈田鹤等。他们投身教育实践，致力于音乐创作和教材编撰，为中国新音乐的兴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综上，在区域与文化之间衍生的江南音乐是江南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声音”，在以上浮光掠影般穿梭于各个时代所见的“音乐”面孔中，我们也能通过现代学者对江南地理、文化的研究来诠释江南音乐文化的丰厚，得以略见江南音乐的历时状态和知识体系。
本篇责任编辑 钱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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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艳红.中国文学简史[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50.
收稿日期：2017-10-11
基金项目：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江南民歌发展轨迹新探及数据库构建路径研究”（17YJA
760040）。
作者简介：倪淑萍（1975— ），女，硕士，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浙江金华 321004）。
关键词： 江南音乐文化；弹词；江南丝竹
中图分类号： J6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18）01 - 0059 - 06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8.01.008
江南，既是一个区域地理称谓，又是一个区域文化概念，是一个聚合了自然地理和人文生态的价值体系。作为一个地理称谓，江南一词较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1]483《左传·昭公四年》曰：“四年春王正月，许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郑伯，复田江南，许男与焉。”[1]484 这里的江南主要指长江以南的区域。[2]其后，历代典籍中的江南概念变化多样、模糊不定。如《晋书·地理志》记有：“江南所得但有扬、荆、湘、江、梁、益、交、广，其徐州则有过半，豫州惟得谯城而已。”[3]当时江南的范围涵盖淮河以南的长江中下游地域；而两宋以来，江南地域范围被划为包括江苏、浙江、上海为一体的长三角地区。[4]明清时期，江南则指以环太湖为核心的周边区域。但不论如何变化，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江南都是一个在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民风民俗和信仰观念诸方面均有特色的区域文化的统称，从而形成以地域为基础衍化出来的江南文化概念。作为江南文化的一部分，江南音乐是在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江南这块土地上孕育发展起来的艺术种类，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民俗语言、经济方式等，促成了特有的‘轻细、婉转的特色，立足于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之林，有着广泛的影响”[5]。她以灵动多样的形式、内涵丰富的内容，体现着江南人民的精神诉求和审美取向；她以含蓄优美的风格、清雅秀丽的气度，彰显着江南文化的艺术风貌和美学特质。围绕江南音乐的历史变迁展开专题研究，对于深入探索江南音乐发展规律、揭示江南音乐艺术精神和继承江南音乐文化遗产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和深广的应用价值。
一、远古至先秦：江南音乐的创生足迹
江南音乐与其它文化一样，都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也是不断延续的价值体系。如钱穆所言：“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穿过历史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据考古证明，早在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已有先民（今浙江建德人）在江南区域生产劳作、繁衍生息。截至目前，虽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建德人的音乐生活状况，但基于原始先民的生产劳作活动中必然相伴有一定的声音成分这一理念，可推论这些声音成分或许就是江南音乐的最初状态。值得庆幸的是，江南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相继发掘，如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浙江良渚文化遗址、浙江马家浜文化遗址、江西山背文化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江西贵溪市鱼塘乡泸溪河仙水岩春秋战国崖墓等，为揭开江南文化发展的历史真相提供了物质考证。
其中，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表明，7000多年前的江南区域已经有了江南音乐文化的确证，即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骨笛、陶埙和木筒等。这些物质载体不仅是先民狩猎的工具，而且从测音数据来看，它们已能吹奏简单的旋律，具备了乐器的性能。这些出土器物造型独特、形制优美、制作精致，其精细程度体现了当时乐器制造的较高水平，具有了一定的审美属性。上述器物不仅呈现出原始乐器特有的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兼具的双重文化品格，更难能可贵的是，出土的骨哨、骨笛都开有音孔，多则7个，少则3～4个，“河姆渡有件骨哨，出土时内腔中还保存着一根充作拉杆，以变换音阶的鸟禽肢骨，成为我们揭示骨哨使用方法的重要依据”[6]。这说明河姆渡人已经掌握骨哨、骨笛音孔开孔位置、数量与所发音的高低关系规律，体现了他们音阶观念。“这些骨哨是助猎工具，也是后世箫笛类吹乐器的远祖。它们的发现证明，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不仅在黄河流域，而且也在长江流域乃至更广阔的地区，同时创造了原始音乐文化。”[7]
到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吴国和越国的建立，江南音乐文化进入吴越时期。在《吴越春秋》 《说苑》等文献中都有对江南民歌的记载，《弹歌》 《越王夫人之歌》 《越人歌》等便是代表，这些民歌大多为五言、七言，反映了先秦时期吴越人劳动生产、男女爱情、战争情况等内容。而此时的器乐也获得较大发展，浙江余姚徐家畈出土的单音乐器无旋镛、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的涡纹兽面纹镈、浙江萧山杜家村出土的甬钟、江西新干千兽面纹大铙，以及浙江省余杭石濑发现的商周时期铜铙等，这些青铜乐器制作工艺精美、纹饰华丽。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原始乐舞是远古时期音乐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内容与生产生活、宗教巫术相关，音乐构成较为简单，节奏占重要地位。原始先民在这一时期发明了各种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也创造了灿烂的河姆渡文明。从骨哨、骨笛到青铜乐器的制造，从河姆渡人的音乐生活到吴越音乐文化，标志着江南音乐的初步萌生，拉开了江南音乐发展的序幕。
二、秦漢至魏晋：江南音乐的多元并存
秦统一六国后，实现了天下“大一统”。统治者推行郡县制，全国通行以郡统县，江南地区设鄣郡（治故鄣县，今浙江安吉西北鄣吴镇）、会稽郡（郡治在吴县，今江苏苏州）。从此，江南成为国家的一个地区。中原移民来到江南，带来了中原的风俗和音乐。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南方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北方大量的文人士子及各类人才迁入南方，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楚文化进一步合流，成为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占据着重要地位。
秦朝设立了专门负责采集民歌的机构——乐府，开始广泛搜集民歌以察民情。秦代的民歌多为三言诗和五言诗，内容多反映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也有表达对统治阶级暴政的不满。汉承秦制，汉代的乐府开始有了专职的歌辞作者，也有不同地区的音乐人员收集民间音乐、创作和填写歌辞、改编曲调、编配乐器，进行演唱演奏，开创了江南音乐发展的新纪元。汉代江南民歌有歌舞伴唱，也有一人主唱多人伴唱的相和歌形式，且多用乐器伴奏，丰富了汉代歌舞演唱体裁，汉末诞生的《孔雀东南飞》就是一部带有说唱性的叙事长歌。汉以后相和诸曲流入南方，与江南吴歌、西曲相结合发展而成一种俗乐形式，简称“清商乐”。汉代末年曹操参与清商乐的创作，史载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8]如平调《短歌行·周西》、清调《苦寒行·北上》、瑟调《善哉行·古》等，就是他按照清商乐的曲调写成的代表作品。而后，曹操的儿子曹丕设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清商署”用于清商乐的搜集与改编，推动了江南清商乐的发展。
秦汉时期，乐舞无论在宫廷还是人们生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秦汉时期建立的乐府不仅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也促进了乐舞、百戏的发展。乐府搜集全国各地的民间歌舞加以编制和演奏，主要为宫廷娱乐服务。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七国乐舞汇集京都，汉朝乐舞继承秦代，加上汉代经济较繁盛，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频繁交往也推进了乐舞、百戏的发展。淮南舞、长袖舞、盘鼓舞、拂舞、白纻舞等乐舞和水嬉、杂技、傀儡戏等百戏在江南地域应运而生。自汉武帝扩充了疆域以后，很多少数民族和外来音乐纷纷传入中原，不同乐种相互交融吸收，江南器乐也出现了新风貌。
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失败后，经过了三国割据战争，晋的暂时统一，北方混战局面引起的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促进了南北各族经济文化的不斷融合。中原文化的大量南迁给江南地区思想文化造成深刻影响，南方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及巴蜀文化的古老传统拥有顽强的生命力，江南音乐文化传统依旧在延续和发展。总体来说，南北方音乐文化的交流比较均衡。北魏孝文帝攻讨淮、汉，宣武帝定寿春，均俘获南朝声伎，不仅得到江左所传中原旧曲如《明君》 《圣主》《公莫》 《白鸠》等，还有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称“清商乐”，“殿廷宴飨，则兼奏之”。十六国混战后北方的音乐、舞蹈、乐器等等也逐渐传入南方，如南朝时期传承的“鼓吹乐”，军中备有女乐及“羌胡之声”，可见北方音乐影响之广泛。
秦汉三国时期江南的政治文化与中原地区相比没有多少突出特点，值得一提的是曹魏时期，嵇康音乐美学思想和他的《声无哀乐论》，对音乐艺术的特殊性予以深入探讨，反对儒家的庸俗礼乐思想，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三、隋唐五代：江南音乐的歌舞兼容
隋唐五代时期的江南音乐是在汉魏时期音乐的基础上，汲取东西方文化精华融合创新而形成的，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其意识形态、社会体制、宗教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成绩。唐亡后，藩镇割据，北方战争频繁，文学毫无成就；南方十国之间，虽有战争，但局势相对稳定。南唐、后蜀两国国势较强，历史较久，经济文化有所发展。
隋唐时期，歌舞伎乐兴盛，尤其是唐朝，宫廷燕乐极盛。民间音乐有了质的提高，出现了艺术歌曲——曲子，民间说唱、佛教变文以及民间歌舞等也发展迅速。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凿疏通了南北交通要道，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唐设立江南东道与江南西道，江南城市发展逐步壮大。有“东南名郡”之称的杭州以及台州、婺州、温州、越州、苏州、歙州等城市的发展推动了音乐的发展，江南丰富的诗歌艺术、城市曲子、佛教音乐都是音乐潮流中的代表群体。隋唐是中国乐器大发展的时期，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箜篌等乐器随着战争、通商以及佛教的传入流入中原，与汉族音乐相融合，催生出新的乐种，如西凉乐等。隋唐时期也是中国佛教音乐发展的顶峰，从宫廷到民间，一大批佛教信奉者出现，促进了佛教音乐的发展，也使佛教的影响从寺院扩大到民间和宫廷。
五代十国战乱频繁，军阀割据，朝代更替不迭，社会经济遭到重创；唯独两浙政治制度稳定，社会文化财富不断积累，市民音乐和佛教音乐获得较大发展。随着江南城市建设的拓展，市民音乐也得到积极发展，江南丰富的诗歌艺术、城市曲子、佛教音乐都是音乐潮流中的代表群体；五代时的器乐合奏有多种形式，通过五代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中第二段管乐合奏可以得知，管乐合奏是由六名女伎演奏，两人吹横笛，三人吹筚篥，另一人击拍板组成；另一种器乐合奏形式由琵琶、竖琵琶、筝、方响、笙、细腰鼓、横笛、筚篥、拍板组成。唐末五代时期，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佛教在南方广泛传播。禅宗五家中除临济宗创立于北方外，其余四家都在南方，而临济宗的后继者不久也渡江南下，标志着佛教中心也在往南迁徙。
隋唐五代，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曲子、说唱、佛教音乐、房中乐等多种音乐形式。京杭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南北交通，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带动了江南音乐文化的繁盛，为宋元时期江南音乐文化的深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宋元时期：江南音乐的词调曲律
在宋代，伴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都市的兴盛，城镇市民这一新的社会阶层日益壮大。在这种背景下，反映城市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得到了大发展。它的活动中心是以娱乐为主要内容的商业集中点——瓦子勾栏——这种固定性的专业演出场所的活动，还有与民间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茶楼、酒肆及寺庙中的音乐活动，也对这一时期城市俗乐的繁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宋灭亡后，宋皇帝被迫南迁临安，重建政权，南宋初期音乐呈现凋零状况。宋高宗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与金国订立了屈辱和约以后不久，自以为有了喘息的机会，逐步恢复宫廷音乐机构，如大乐署、鼓吹署、云韶部、钧容直、东西班、大晟府、教坊乐等。
南宋宫廷音乐具有俗乐化倾向的特点，在临安政权的初期，南宋宫廷音乐机构及乐官设置“以‘减省与‘临时性为其总体特征”，其中教坊及教乐所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南宋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沟通的桥梁。音乐发展到宋代，与唐代相比，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音乐文化由上层的宫廷转向民间，曾经光彩夺目的宫廷歌舞大曲被新兴的曲子词、戏曲、曲艺等世俗综合艺术所代替。伴随着音乐艺术的转型，各种音乐形式蓬勃发展，乐器作为人们从事音乐活动的物质载体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宋代是外来乐器民族化、中国传统乐器定型、以吹管乐器和拉弦乐器为主的历史时期。新乐器的不断出现和音乐表演形式的丰富多样化，使中国器乐艺术在宋代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古琴艺术得到重大发展，无论是演奏手法还是琴曲创作都有很大突破，最突出的是琴乐流派开始形成，当时最为典型的是京师（汴梁）琴派、江西琴派和两浙琴派。
元代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朝代，这一时期音乐艺术中的戏曲音乐（杂剧和南戏）得以高度发展。以杂剧和南戏为代表的戏曲艺术脱颖而出，并迅速替代了繁盛一时的歌舞艺术，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古琴音乐延续宋代的繁荣，获得高度发展，琴人、琴曲以及琴学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宋元时期，市民音乐的繁荣使中国古代江南音乐出现了巨大转折。音乐活动已由宫廷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和劳动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从音乐的形式来说，最具代表性的是由歌舞转向戏曲。戏曲艺术的确立与发展标志着我国江南传统音乐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宋元音乐文化在江南已向普及面更广、综合性更强的艺术形式发展，成为我国音乐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明清音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为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歌、说唱、戏曲、歌舞和器乐的民族音乐传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明清时期：江南音乐的繁荣兴盛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虽然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的萌芽已在一些城市出现，尤其是沿海城市。明清时期的音乐活动与宋元时期的历史有着承因关系。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市民阶层的壮大，通俗文学与民间艺术日益兴盛，城市音乐日趋发展，如在当时的北京、扬州、广州等地，音乐活动较为活跃。
明清时期是江南戏曲、说唱、民间歌舞、民歌小曲和民族器乐发展的繁荣时期，沿海地区也是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江南一带经济发达，经过长期创造而积累的繁荣的音乐艺术与各地的风土人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戏曲和说唱艺术，如弹词、乱弹、道情等。在南北合流的过程中，涌现了不少地方剧种，如杭剧、甬剧、黄梅戏、淮剧等；其中，苏州弹词是这一时期江南音乐里的一朵奇葩，其以说、噱、弹、唱为主要艺术手段，历久不衰。
明清时期，民间器乐音乐有了较大发展。江南一带，尤其是上海的经济和文化快速发展，促使上海地区的民族民间器乐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某些传统音乐品种的日趋衰落而琵琶音乐和江南丝竹的日渐兴盛，特别是改良国乐的兴起使民族器乐的发展进入新时期。民间器乐主要有琵琶音乐、江南丝竹、吹打乐、十番锣鼓以及宗教音乐等；民间歌舞就有500余种，他们大多与舞蹈动作、民间风俗仪式结合紧密，有的边歌边舞，音乐富于节奏性和跳跃性；有的歌、舞、乐相间表演，交相辉映，有的载歌载舞扮演各种历史故事角色。
古琴与琵琶艺术的发展也呈繁荣之势，涌现了一批古琴与琵琶理论家、作曲家及表演艺术家。江南著名的音乐家有琴家李水南（明浙江杭州人）、胡文焕（明浙江杭州人）、徐和仲（明浙江四明人）、徐常遇（清江苏扬州人），琵琶家杨廷果（明江苏无锡人）、华秋萍（清江苏无锡人）、李芳园（清浙江平湖人），戏曲理论家李渔（清浙江兰溪人）、毛奇龄（清浙江萧山人）等。明清时期的中西音乐交流也日益频繁，上海、宁波等沿海城市更是中西交流的主要阵地。明清音乐艺术在人民群众的创造中，不断变迁与发展。有些音乐品种随着历史而消逝，有些音乐样式则欣欣向荣，长盛不衰。
六、近代时期：江南音乐的古今转型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朝闭关自守的国门，同时也把西方工业文明输入中国。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城市商品经济逐步发展。茶楼、剧院等经营日益兴盛，为民间音乐展示提供了良好的场所，民间音乐艺术发展迅速。江南的许多地方小戏，如江浙各种“滩簧”经过前段时期的改良、完善，发展成为全国较有影响力的戏曲剧种之一。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是浙江越剧，它从农村走向城市，以其艺术特性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喜爱和认可。而流传于江苏无锡、常州地区的锡剧以及苏剧也开创了新的局面；上海地区的沪剧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曲调和独特的风格；江南的茶楼文化也滋养着另一种传统音乐——曲艺艺术。弹词（四明南词、苏州弹词、扬州弹词）、鼓词（温州鼓词、浙东渔鼓等）、道情（金华道情、江西道情等）、苏州评话、浦江乱弹、扬州清音、江西清音等都得以在江南生根发芽。
近代江南器乐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丝竹乐（江南丝竹）、吹打乐（苏南吹打、浙东锣鼓、舟山锣鼓）、锣鼓乐（纯用锣、鼓、钹等打击乐器演奏的乐曲）等方面。江南丝竹约在清朝末年开始流行于苏南、浙北及上海等地，用于婚丧喜庆、节日灯会诸民俗活动；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地区得到较大的发展。近代以来江南地区产生了许多新民歌，而新型民乐、戏曲社团的建立也促进了江南传统音乐的发展。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音乐教育首先在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中进行，揭开了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序幕。随后“学堂乐歌”兴起，一批先觉音乐家编写教材、创作音乐、实施教育，标志着我国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制度初步建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全面实施美育，专业音乐教育也得以萌芽。1927年上海国立音乐院的创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正式開启。与此同时，沪江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等都设有音乐系科。学堂乐歌的兴起和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为培养中国近现代音乐艺术教育师资做出了巨大贡献，涌现出一批音乐家、作曲家，如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钱君陶、邱望湘、沈秉廉、萧友梅、黄自、贺绿汀、陈田鹤等。他们投身教育实践，致力于音乐创作和教材编撰，为中国新音乐的兴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综上，在区域与文化之间衍生的江南音乐是江南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声音”，在以上浮光掠影般穿梭于各个时代所见的“音乐”面孔中，我们也能通过现代学者对江南地理、文化的研究来诠释江南音乐文化的丰厚，得以略见江南音乐的历时状态和知识体系。
本篇责任编辑 钱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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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10-11
基金项目：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江南民歌发展轨迹新探及数据库构建路径研究”（17YJA
760040）。
作者简介：倪淑萍（1975— ），女，硕士，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浙江金华 32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