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朝后期中朝民间贸易
摘 要：明后期，由于战乱频仍，明朝和朝鲜政府的控制能力都有所下降，边境民间走私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契机，边境两国居民贸易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在贸易政策上有所调整，开放边境互市，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生产、生活的需要，中江开市、东江贸易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关键词：明朝后期；中朝；民间贸易
1 中江互市贸易
中江贸易始于朝鲜壬辰卫国战争期间。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二月十二日朝鲜向明朝奏请：“自经兵祸，农桑并废，一应官军粮铜及本国经费，十分匾乏。平安一道霜雹为灾，禾谷不登，各处饥民贩救无策。而辽东地方米豆甚贱，合无于中江去处姑开场务通行买卖等因。”明朝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同意了朝鲜的请求，“朝鲜原属藩国，有无自当相通。即其城破民残，尚发兵征铜，以恤其患，岂可闭来厉禁，以重其危？彼此贸易，吾人亦有利焉”。显然，朝鲜为了解决战争所需要的军粮并缓解老百姓的饥荒，开市中江。当时朝鲜的大臣柳成龙就说：“时饥荒日甚，饿碑满野，公私蓄积荡然，贩救无策。余请移资辽东，开市中江，以通贸易。中原亦知我国饥甚，奏闻许之”。
然而，当壬辰楼乱结束，朝鲜希望中止中江互市。万历二十八年（1600），朝鲜备边司奏陈：“中江开市，虽出于我国之请，而行之累年，彼此之民，均蒙其利。但其间亦不无奸滥之徒，惹起事端之弊。所当咨请革罢。”这与朝鲜一贯禁止民间贸易的贸易政策是一致的。正如朝鲜自陈“开市之设，盖出于一时救急之权宜，原非久远遵行之成例也”，“盖贸迁有无，商民之小利；玩法惹衅，疆场之大患”。可见，朝鲜始终将政治利益置于经济利益之上。
此时正值明神宗派出大量矿监、税使，皆以太监充任，前往地方搜刮钱财，进奉宫廷内库，供其挥霍享用。派往辽东的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协同山海关事、督征福阳店税兼管矿务马市太监高淮。高淮身兼矿监税使于一身，對于朝鲜停罢中江关市的决定甚为不满，他对朝鲜大臣说：“尔国顷日危迫之时，求请开市，到今稍安，则反为禁止，极为未安云云矣。”朝鲜无奈，只能继续在中江开市。高淮移咨朝鲜：“既令开市，则不可不依前收税，以助国家经费。”实际上是为了讨得万历皇帝的欢心而进行的搜刮。万历三十一年（1603），高淮移咨朝鲜，要求中江关市使用银子，朝鲜大臣就议论“高之前后耿耿移碟于我者，只是魂迷于把参与银钱耳”。这是高淮被派往辽东的主要任务。同年十月，高淮就向皇帝的内库进献岁额银七千两。万历三十四（1606）年，高淮又进献人参一百三十五斤。
万历三十六年（1608），高淮因激起兵变被召还。朝鲜趁机再次奏请停罢中江关市，辽东都司移咨朝鲜，认为“立市通商，所以相济，非以相病。中江一镇，虽曰市税，亦寓讥察，其所抽税额，为佐军需计也。而高丽之国，未尝不利，彼其所豁参、貂、磁、铀等货，将博我国财解。而有货有税，内地犹且不免，而况外附之夷乎？”“华夷两利，行之永久可也，奚必轻议革罢哉？”。其实是负责中江关市的抽税官员“利其税不欲罢”。朝鲜备边司也明白指出：“中江通市委官，一年所抽税银，无虑累千两，而私自侵索，纳已之物，亦甚不资，一朝请为革罢，则大利之源见塞，而无所得矣，彼之力辨欲勿罢者，其势固然。”另一部分反对者则是辽东、镇江的大商人，最直接的证据即在中江关市停止四年后，“商民张彦顺等告称，乞要仍开中江市口”。虽然反对的声浪很高，但朝鲜坚持革罢。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明朝同意停止中江关市。
存在中朝边境二十年之久的中江互市宣告结束。它促进了中朝两国的官方与民间的贸易，使边境民间走私贸易得到了短时期的合法化，满足了两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利远远大于弊。它的存在仍然在中朝双方政府的严格监督之下，无法避免被扼杀的结局。
2 东江互市贸易
东江贸易主要是中朝商民之间以东江为中介的海上贸易。东江贸易的根本目的是“欲合汉丽之货物，以充军中日用之资”，“招致商贾，以接济粮储”。可见，明朝所发晌银、军粮不足以满足东江的巨大开销，因而除向前来贸易的中朝商人征收税金以外，还向商人借款。明朝户部议处决定：“商人不下五六百人，半在登州，半在海外，约借欠不下五六十万，子母俱失非招商接济之初意。在海外者宜听文龙给与，在登者自应就近取偿，但奸商冒支之弊不可不防，登莱抚臣须取有文龙商货实收，然后给发可也。”皮岛在毛文龙的经营下，“不数年，遂称雄镇”。市肆之间物货充裕，仓库储备也很丰富。崇祯元年（1628），朝鲜遭遇大早，移咨登州军门，要求“请多发米商，前来皮岛等处地方，平价案卖”，可见朝鲜也从东江贸易中获益匪浅。
崇祯二年（1629），袁崇焕督师蓟辽，为了节制毛文龙，“奏设东江铜司于宁远，令东江自觉华岛转铜，禁登莱商舶入海。自是岛中京铜，俱著关宁经略验过始解。朝鲜贡道往宁远，不许过皮岛”。这一举措不仅控制了毛文龙的粮铜供应渠道，而且切断了毛文龙海上贸易的命脉，无异于给毛文龙致命一击。登州禁海，商船畏法不敢前往，以致东江“商贾不通，岛军大饥，取野菜为粮”。后毛文龙为袁崇焕设计杀害，东江贸易如昙花一现，戛然而止。
东江贸易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它远处海外，明廷鞭长莫及，难于有效管理；虽地处朝鲜，但毛文龙为天将，朝鲜无权管理，这就使东江贸易可以自由发展，成为吸引中朝商人的国际海上贸易。它的存在为中朝贸易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渠道，可以说，它是中朝民间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
3 民间贸易的非法形式
明后期中朝之间经历了贡道的变迁，因而民间贸易的形式有了新的变化。
万历时，民间贸易仍以边境民间私贸为主要形式。朝鲜政府对此有严格的禁令，“唐人及我国人，亦不许冒禁往来，严其上下疆域”。但防犯愈严，违法者愈多。“自义州至于理山，隔江相望之地。唐人等筑室垦田，八九月黄参探取之节，则乘其月黑人断之时，互骑小船，潜相买卖于隐密之处，弊不可防。”
天启后，由于中朝贡路由登州，山东半岛成为了中朝之间的主要官方通道，两地民间商人借官方频繁的海运之机，积极拓展民间贸易。山东商人自登莱沿海购买丝绸、火药、粮食等物用来换取朝鲜的马匹、木材、人参、药材等物，这种民间贸易的规模和数量都相当大。崇祯十二年（1639），登莱海防厅奏报，登州卫官兵趁巡海之机，在庙岛、陀矶岛、皇城岛，与朝鲜商人徐南阳等联络，“送水护行”，“夹带货物”，并约定货卖后“三七分利”，“事犯海禁”。明后期女真诸部与朝鲜的边境互市贸易，主要体现为茄乙波知堡开市和茂山开市。
中朝民间贸易长期以非法的形式存在，但它以巨大的潜力推动着中朝两国人民的经济交往，促进了彼此的了解，是中朝贸易中最具活力和生命力的组成部分，它不以中朝封贡关系的兴亡而消亡，反而更加繁荣，并长期存在于中朝两国人民的交往之中。
参考文献
[1]杨昭全，何彤梅著.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2]姜龙范，刘子敏著.明代中朝关系史[M].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
[3]朴真墹著.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4]聂蒲生.中朝边境贸易的历史渊源[J].经济研究导刊，2009，30：151-152.
[5]李宁.中国与朝鲜半岛经济关系的历史特征——以民间贸易为视角[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2，05：13-16.
[6]高艳林.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J].南开学报，2005，05：75-83.
作者简介
田鸿杰（1983-），男，朝鲜族，吉林安图县人，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关键词：明朝后期；中朝；民间贸易
1 中江互市贸易
中江贸易始于朝鲜壬辰卫国战争期间。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二月十二日朝鲜向明朝奏请：“自经兵祸，农桑并废，一应官军粮铜及本国经费，十分匾乏。平安一道霜雹为灾，禾谷不登，各处饥民贩救无策。而辽东地方米豆甚贱，合无于中江去处姑开场务通行买卖等因。”明朝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同意了朝鲜的请求，“朝鲜原属藩国，有无自当相通。即其城破民残，尚发兵征铜，以恤其患，岂可闭来厉禁，以重其危？彼此贸易，吾人亦有利焉”。显然，朝鲜为了解决战争所需要的军粮并缓解老百姓的饥荒，开市中江。当时朝鲜的大臣柳成龙就说：“时饥荒日甚，饿碑满野，公私蓄积荡然，贩救无策。余请移资辽东，开市中江，以通贸易。中原亦知我国饥甚，奏闻许之”。
然而，当壬辰楼乱结束，朝鲜希望中止中江互市。万历二十八年（1600），朝鲜备边司奏陈：“中江开市，虽出于我国之请，而行之累年，彼此之民，均蒙其利。但其间亦不无奸滥之徒，惹起事端之弊。所当咨请革罢。”这与朝鲜一贯禁止民间贸易的贸易政策是一致的。正如朝鲜自陈“开市之设，盖出于一时救急之权宜，原非久远遵行之成例也”，“盖贸迁有无，商民之小利；玩法惹衅，疆场之大患”。可见，朝鲜始终将政治利益置于经济利益之上。
此时正值明神宗派出大量矿监、税使，皆以太监充任，前往地方搜刮钱财，进奉宫廷内库，供其挥霍享用。派往辽东的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协同山海关事、督征福阳店税兼管矿务马市太监高淮。高淮身兼矿监税使于一身，對于朝鲜停罢中江关市的决定甚为不满，他对朝鲜大臣说：“尔国顷日危迫之时，求请开市，到今稍安，则反为禁止，极为未安云云矣。”朝鲜无奈，只能继续在中江开市。高淮移咨朝鲜：“既令开市，则不可不依前收税，以助国家经费。”实际上是为了讨得万历皇帝的欢心而进行的搜刮。万历三十一年（1603），高淮移咨朝鲜，要求中江关市使用银子，朝鲜大臣就议论“高之前后耿耿移碟于我者，只是魂迷于把参与银钱耳”。这是高淮被派往辽东的主要任务。同年十月，高淮就向皇帝的内库进献岁额银七千两。万历三十四（1606）年，高淮又进献人参一百三十五斤。
万历三十六年（1608），高淮因激起兵变被召还。朝鲜趁机再次奏请停罢中江关市，辽东都司移咨朝鲜，认为“立市通商，所以相济，非以相病。中江一镇，虽曰市税，亦寓讥察，其所抽税额，为佐军需计也。而高丽之国，未尝不利，彼其所豁参、貂、磁、铀等货，将博我国财解。而有货有税，内地犹且不免，而况外附之夷乎？”“华夷两利，行之永久可也，奚必轻议革罢哉？”。其实是负责中江关市的抽税官员“利其税不欲罢”。朝鲜备边司也明白指出：“中江通市委官，一年所抽税银，无虑累千两，而私自侵索，纳已之物，亦甚不资，一朝请为革罢，则大利之源见塞，而无所得矣，彼之力辨欲勿罢者，其势固然。”另一部分反对者则是辽东、镇江的大商人，最直接的证据即在中江关市停止四年后，“商民张彦顺等告称，乞要仍开中江市口”。虽然反对的声浪很高，但朝鲜坚持革罢。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明朝同意停止中江关市。
存在中朝边境二十年之久的中江互市宣告结束。它促进了中朝两国的官方与民间的贸易，使边境民间走私贸易得到了短时期的合法化，满足了两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利远远大于弊。它的存在仍然在中朝双方政府的严格监督之下，无法避免被扼杀的结局。
2 东江互市贸易
东江贸易主要是中朝商民之间以东江为中介的海上贸易。东江贸易的根本目的是“欲合汉丽之货物，以充军中日用之资”，“招致商贾，以接济粮储”。可见，明朝所发晌银、军粮不足以满足东江的巨大开销，因而除向前来贸易的中朝商人征收税金以外，还向商人借款。明朝户部议处决定：“商人不下五六百人，半在登州，半在海外，约借欠不下五六十万，子母俱失非招商接济之初意。在海外者宜听文龙给与，在登者自应就近取偿，但奸商冒支之弊不可不防，登莱抚臣须取有文龙商货实收，然后给发可也。”皮岛在毛文龙的经营下，“不数年，遂称雄镇”。市肆之间物货充裕，仓库储备也很丰富。崇祯元年（1628），朝鲜遭遇大早，移咨登州军门，要求“请多发米商，前来皮岛等处地方，平价案卖”，可见朝鲜也从东江贸易中获益匪浅。
崇祯二年（1629），袁崇焕督师蓟辽，为了节制毛文龙，“奏设东江铜司于宁远，令东江自觉华岛转铜，禁登莱商舶入海。自是岛中京铜，俱著关宁经略验过始解。朝鲜贡道往宁远，不许过皮岛”。这一举措不仅控制了毛文龙的粮铜供应渠道，而且切断了毛文龙海上贸易的命脉，无异于给毛文龙致命一击。登州禁海，商船畏法不敢前往，以致东江“商贾不通，岛军大饥，取野菜为粮”。后毛文龙为袁崇焕设计杀害，东江贸易如昙花一现，戛然而止。
东江贸易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它远处海外，明廷鞭长莫及，难于有效管理；虽地处朝鲜，但毛文龙为天将，朝鲜无权管理，这就使东江贸易可以自由发展，成为吸引中朝商人的国际海上贸易。它的存在为中朝贸易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渠道，可以说，它是中朝民间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
3 民间贸易的非法形式
明后期中朝之间经历了贡道的变迁，因而民间贸易的形式有了新的变化。
万历时，民间贸易仍以边境民间私贸为主要形式。朝鲜政府对此有严格的禁令，“唐人及我国人，亦不许冒禁往来，严其上下疆域”。但防犯愈严，违法者愈多。“自义州至于理山，隔江相望之地。唐人等筑室垦田，八九月黄参探取之节，则乘其月黑人断之时，互骑小船，潜相买卖于隐密之处，弊不可防。”
天启后，由于中朝贡路由登州，山东半岛成为了中朝之间的主要官方通道，两地民间商人借官方频繁的海运之机，积极拓展民间贸易。山东商人自登莱沿海购买丝绸、火药、粮食等物用来换取朝鲜的马匹、木材、人参、药材等物，这种民间贸易的规模和数量都相当大。崇祯十二年（1639），登莱海防厅奏报，登州卫官兵趁巡海之机，在庙岛、陀矶岛、皇城岛，与朝鲜商人徐南阳等联络，“送水护行”，“夹带货物”，并约定货卖后“三七分利”，“事犯海禁”。明后期女真诸部与朝鲜的边境互市贸易，主要体现为茄乙波知堡开市和茂山开市。
中朝民间贸易长期以非法的形式存在，但它以巨大的潜力推动着中朝两国人民的经济交往，促进了彼此的了解，是中朝贸易中最具活力和生命力的组成部分，它不以中朝封贡关系的兴亡而消亡，反而更加繁荣，并长期存在于中朝两国人民的交往之中。
参考文献
[1]杨昭全，何彤梅著.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2]姜龙范，刘子敏著.明代中朝关系史[M].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
[3]朴真墹著.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4]聂蒲生.中朝边境贸易的历史渊源[J].经济研究导刊，2009，30：151-152.
[5]李宁.中国与朝鲜半岛经济关系的历史特征——以民间贸易为视角[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2，05：13-16.
[6]高艳林.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J].南开学报，2005，05：75-83.
作者简介
田鸿杰（1983-），男，朝鲜族，吉林安图县人，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