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走出去”需要更多优秀的版权经理人

    【摘要】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和资金支持下，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随着版权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对优秀的版权经理人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我国必须加强对版贸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版权经理人的纽带与桥梁作用。

    【关键词】中国图书“走出去”；版权经理人；版贸人才培养

    【作者单位】高建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长期以来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我国在版权贸易上一直处于逆差地位，就是这一现实的反映。为了改变这一局面，21世纪初国家提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步伐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不断加快。

    一、 中国图书“走出去”成绩与问题并存

    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原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从而拉开了中国图书 “走出去”的序幕。该项目以资助出版的形式鼓励境内外出版机构出版“反映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变化，有助于国外读者了解中国、传播中华文化的作品；反映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成果的著作；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文学、艺术等具有文化积累价值的作品”，其宗旨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完整、更真实地了解中国”。2009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加强版“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推出。该工程侧重普及类读物，注重资助翻译费，项目多，资助面广，以调动国外出版机构购买版权、出版中国图书的积极性。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的资助和支持下，中国出版机构与世界70多个国家的500多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工作关系，设立国外各类分支机构400多家，版权输出总量从2007年的1132项增长到2015年的4375项，增长近4倍。

    为了有效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2009年原新闻出版总署还启动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该工程“重点资助介绍当代中国发展变化、反映当代中国精神风貌、传播优秀中华文化的精品出版物的翻译、出版、营销和推广，提升中国出版物的国际影响力”。从2009年至2015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共资助项目890个，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42个国家以当地语言出版发行中国出版物，涉及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德语、俄语、法语等22个语种。

    2010年，国家社科规划办推出“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该项目“主要用于资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增进国外对当代中国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至今已经资助了400多项中华学术科研成果的对外翻译和出版。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合称“一带一路”战略。2014年12月，“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作为中国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项目，获得中宣部批准立项。该项目规划设计到2020年，包括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丝路国家图书互译项目、汉语教材推广项目、境外参展项目、出版物数据库推广项目等。通过该项目获得资助的图书品种在2015年为304个，2016年为439个。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和资金扶持下，中国图书的引进输出比逐渐缩小， 如2005年为7.2∶1 ，2010年为3：1， 2015年为1.6∶1。在2016年8月28日闭幕的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经组委会初步统计，达成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3075项，同比增长6.5%，达成引进协议1943项，同比增长5.9%，输出引进比为1.58∶1。

    以上数字无疑非常喜人，却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我国图书“走出去”的状况。许多版权输出项目的后续跟进及完成情况究竟如何往往鲜有报道，与外方的图书出版合作项目最后是否烂尾似乎也没人关心。译林出版社前社长李景端就说：“常见某个国际书展，我们对外成交增长了多少；又有某国书展，我们作为主宾国如何受重视；这里请进来、那里‘走出去，又与外国书商签了多少合作协议；等等。这些报道自然令人鼓舞，但其中有些恐怕宣传效应大过商业实绩，还有些只是意向协议，事后因多种原因并未成交落实。”笔者曾参加过2014年的巴黎图书沙龙，当年上海是主宾城市，有多家出版单位在书展期间举办了新书首发或版权合同签署仪式。据笔者观察和了解，李景端所说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的。

    从整体来看，目前我国图书“走出去”仍存在许多问题。首先，过于注重版权输出的数量，对内容重视不够。其次，从版权输出国家和地区来看，以东亚和东南亚为主，其中台湾地区所占比例最大，版权输出到西方国家的情况并不是很令人满意。再次，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版权输出过多依赖政府的支持，大部分图书难以进入国外主流市场，既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非常有限，即便是国内非常优秀的作家作品也不例外。比如，获得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著名儿童作家曹文轩，他的代表作《草房子》早在2006年就出过两版英译本，一是在长河出版社，一是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前者是2002年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收购美国的中国书刊社后成立的，是中国在美国本土注册的首家出版机构；后者仅是一家致力于促进和传播亚太地区文化的美国出版社。从这两家出版社的性质和特点来看，其发行渠道和营销能力非常有限。

    不过，近年来这种情况在逐渐改变。比如，2008年英国著名的麦克米伦公司以10万英镑买下《于丹〈论语〉心得》一书全球英文版权，创下中国出版业中文单本版权输出交易额最高纪录，截至2014年，《于丹〈论语〉心得》已经签约海外32个国家和地区，共译有28个语种34个版本，海外发行60多万册。同样是曹文轩的作品，到了2015年，《青铜葵花》英文版由国际知名的独立童书出版机构沃克公司引进，并纳入其“世界的声音——全球最美小说系列”，这表明曹文轩的作品逐渐进入西方主流市场。

    虽然从统计数字来看，我国出版“走出去”成绩斐然，并且媒体报道中也不乏一些可圈可点的成功案例，但“走出去”的图书在国外市场化程度不高这类问题依然非常突出。

    二、加强版贸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更多优秀的版权经理人

    如果说国家政策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重要推手，那么版权经理人就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图书版权最终能否输出国外，虽然与图书的内容以及是否能够找到合适的译者有很大关系，但在一定程度上与版权经理人的人脉、个人业务水平和执行能力分不开。

    版权经理人作为一种职业，于1875年诞生于英国。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国外的版权经理人现在已经发展到非常专业的程度。我国1992年才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版权贸易活动起步较晚，因而版权经理人这个职业相对年轻。目前在我国现有的500多家出版社中，不少出版社尚未成立专门的版权部，联系版权等事宜通常由编辑本人操作或者由总编办代为处理。

    一般来说，版权经理人可分为出版机构（国有出版社和民营出版公司）的版权工作人员、版权代理公司的版权经理人和个人直接操作项目的版权经理人，本文所论及的版权经理人主要指第一类。从职责来看，以往出版机构的版权经理人主要工作是参加国际书展、向编辑提供国外出版社的图书信息、根据编辑的要求联系国外版权、洽谈版权条件、对版权贸易合同进行登记备案、支付和结算版税等。随着国家提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战略目标，版权经理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于许多版权经理人来说，除了继续引进版权，当前和未来要面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努力开拓海外市场，设法促成版权输出以及与国外出版社的合作出版。这无疑对版权经理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认为，一个优秀的版权经理人应该具备以下素质。

    第一，了解国际出版市场，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前瞻性的眼光，能够及时把握国外出版市场的最新动向，并具有主动出击的市场意识。我们知道，海外市场是分众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图书内容的需求不同。据统计，在2004—2013年，中国实施的对外图书推广计划中，就资助图书的种类而言，德国和英国以科学和技术类图书为主，文学类和少儿类图书在美国比较受欢迎，法国市场则偏爱中国艺术、文化类图书。因此，一个优秀的版权经理人应该充分利用参加国际书展、与国外出版商和版权代理人直接接触的机会，通过观察与交流了解海外市场需求，对各国主要出版社的业务特色和经营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如此才能有的放矢地向国外出版商推荐自己的图书。

    第二，熟悉本社图书的内容，不仅知道自己所在的出版社过去出了哪些书，对今后的重点出书方向也有所了解，否则，版权输出就无从谈起。笔者在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时，曾接触一些国外的版权经理人。他们对自己社出版的图书如数家珍，当笔者告知对方自己对哪类书感兴趣时，他们总是能快速地在展台或者目录中找到相关图书推荐给笔者，并在书展结束后把样书寄给笔者。

    第三，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善于与人沟通和交流。良好的外语沟通能力是一个版权经理人应具备的基本技能，如果外语不好，就难以顺畅地与国外的版权经理人交流。虽然英语是全球通用的语言，但如果版权经理人还能掌握其他语种，工作就会更加得心应手。笔者有一位同事专门负责英语、法语和德语著作的版权引进工作。她的工作语言是英语，但不时会遇到法国出版社的版权经理人用法语回复她的英文邮件，甚至有时候寄来的版权合同是法文的。遇到这种情况，她只好向懂法语的笔者求助。如果她懂一点法语的话，或许与对方的沟通会更加容易。

    第四，工作细致而又富有耐心。从联系版权、初步确定意向到签订版权合同再到支付预付金，整个过程持续的时间通常很长，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这就要求版权经理人在工作上必须非常细致和耐心。联系版权的过程中，可能很长时间都得不到对方的答复，这个时候版权经理人不能心急或者轻言放弃，而是要耐心等待或者隔一段时间写信询问。

    第五，诚实守信，熟悉版权贸易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版权贸易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在具体的操作上，必须遵循一些国际通行的惯例。此外，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一定要讲信誉，要督促编辑及时出书、按时结算版税等。

    第六，强化专业背景，积极参与选题策划。版权经理人最好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这样才能在与合作方、作者、译者和编辑交流的时候更有发言权。特别是一些从事专业图书版权引进和输出的版权经理人，只有具有较强的专业背景，才能熟悉相关领域的需求，敏锐地捕捉到最前沿的技术信息和最先进的理念。

    随着版权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对版权经理人的需求不断增加，版贸人才匮乏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与此同时，已有的版权经理人却在不断流失。由于版权工作十分烦琐，版权经理人在职称评定以及晋级方面又缺少上升通道，个人事业发展很容易陷入瓶颈。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版权经理人或离职或转向编辑岗位。笔者所供职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版权部就先后有三名员工因为各种原因转向编辑岗位，出版社不得不重新招聘版权工作人员。因此，出版社要设法稳定现有的版贸人才队伍，在考评和管理制度上灵活变通，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各种进修机会和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

    三、 充分发挥版权经理人的作用，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

    国外的版权代理公司非常发达，国内的版权代理机构近年来也在不断发展，但目前无论是国内的版权代理公司还是国外的版权代理公司，出于经济利益考量，对输出中文版图书都不是很积极，他们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将版权引进中国这一方面。因此，出版社要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仍需要依靠自己的版权经理人。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版权经理人在国内属于新兴的职业，拥有丰富从业经验的优秀版权经理人并不是很多，而新一代版权经理人成长起来也需要时间，因此出版机构要招到合适的版权经理人并不容易。笔者认为，从在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中招聘版权经理人或可尝试。新经典文化公司负责版权工作的副总经理猿渡静子是日本人。2001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她在陈明俊的力邀之下，加入初创的新经典工作室。在当了三年编辑之后，她开始做版权，先后成功地拿到了村上春树、马尔克斯等著名作家作品的版权。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认为新经典能拿下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版权是因为肯砸钱，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国外出版社和版权代理公司有时候并不是谁出钱多就把版权卖给谁，他们往往会综合考量中国出版社在各个方面的表现。据猿渡静子介绍，她是在2005年7月第一次写信联系《百年孤独》版权代理公司的，当时为了表达诚意，她特意请人把这第一封信翻译成了西班牙文，以后每隔3-6个月就会写一封信。最终，新经典从多家出版社中脱颖而出，于2010年获得马尔克斯作品的授权。

    另外，出版机构可以直接从国外聘请专业的版权经理人。比如在2010年，有10年版权工作经验的西班牙人Gloria来到中国，进入上海99读书人文化实业公司，专门负责版权引进。此外，99读书人还聘请在国内出版界颇具知名度的版权代理人陈丰担任副总编。陈丰是著名学者陈乐民和资中筠的女儿，曾长期在法国生活，国内大量优秀的法语文学作品和社科类书籍就是通过她介绍引进中国的。同时，作为法国毕基耶出版社（ 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中国文学丛书主编，陈丰还策划出版了陆文夫、韩少功、苏童、王安忆、毕飞宇、阎连科、迟子建等中国作家作品的法语版。有此得天独厚的条件，陈丰在加盟99读书人后策划了“我们小时候”丛书，邀请王安忆、迟子建、苏童、毕飞宇等著名作家专门就该主题进行创作，获得极大成功。其中，毕飞宇创作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在2013年9月出版后不久，就在2014年第34届巴黎图书沙龙上与陈丰曾经供职的毕基耶出版社签订了法文版权输出合同。可以说，没有陈丰，就没有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同样，没有陈丰，《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版权也不会这么快就输出到法国。

    由于99读书人与全球各大出版机构和版权代理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拥有像Gloria和陈丰这样具备国际背景、人脉资源丰富的资深版权经理人，国内许多著名作家，如王安忆、阎连科、毕飞宇、迟子建、张炜、小白、薛忆沩等都与99读书人签下了海外版权的代理权，甚至连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委托99读书人代理金宇澄的《繁花》和陈丹燕的《和平饭店》的海外版权。《繁花》一书的法文版权最后就是通过陈丰卖给毕基耶出版社的。

    除了版权输出，合作出版作为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也受到越来越多出版社的青睐，而这同样离不开版权经理人的桥梁作用。首开全国“合作出版”模式之先河的就是曾获得“全国优秀版权经理人”“年度推动版权输出引进典型人物”等荣誉的谢山青，她在南京译林出版社版权输出工作中积极探索中国图书“走出去”新模式，其所负责的“祈愿和平”中日韩和平绘本系列，在选题、约稿以及全球营销方案等各个环节与日本的童心出版社和韩国的四季出版社展开了紧密而深入的合作。该书成为中国首例“合作出版”项目，荣获“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颁发的“国际合作出版特别奖”。此后，国内不少出版社加入到合作出版的行列之中。为了将中国作家的作品更好地推介到国际市场，2016年4月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宣布战略投资法国的毕基耶出版社，而这家以出版中国作家作品闻名的出版社正是新经典文化现任副总编辑、著名版权经理人陈丰的老东家。

    版权经理人要在版权输出和国际合作出版方面有所作为，不仅要靠自身过硬的业务水平，还需要出版社领导从战略层面上予以支持。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例，该社的版权输出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版权贸易主要合作对象是台湾地区。从2006年开始，在“走出去”政策的指引下，该社设立专门的版权经理负责版权洽谈和出版工作，工作目标也从定性考核向定量考核转变。为了提高部门版权输出的积极性，增加版权输出的数量，出版社连续三年为国际合作室制订了版权输出的任务指标，引入绩效考核机制。

    虽然现在世界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中国政府也出台种种政策鼓励中国图书“走出去”，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虽然可称得上是一个出版大国，但还远非出版强国，中国图书要真正“走出去”仍需时日。因此，我们在鼓励版权经理人向国外大力推荐中国图书和促成版权输出的同时，也要戒骄戒躁，不要单纯为了输出而输出，而是力争与国外著名的出版公司和代理机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图书进入国外主流市场，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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