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场：孔庙的传播特征及其纪念碑性
王闯
【摘要】孔庙是综合了祭祀、教育、传播、交流等多重属性和功能的建筑群，从传播空间论来看，孔庙是人之延伸、礼之媒介、教之场域，承担着教化天下和传承文明的重任。从孔庙的媒介表象深入其内里，会发现孔庙是一个记忆得以储存、共享和再生的记忆之场，同时还是一个集合性的“纪念碑”：孔庙不仅仅是对孔子的纪念、对孔子历史地位的肯定，还是道统（儒家传道系统的一种说法）的象征，甚至成为拥有道统的先决条件。孔庙的纪念碑性在当代应当被重新认识和重视，这对唤醒文化记忆、实现国家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孔庙；记忆之场；纪念碑性；文化记忆
“传播”在14世纪产生时是指“聚会的方式”，到16世纪，却变成了“被传递的信息”。在这种转变下，传播的重点从肉身在实体空间的“在场”或“相遇”，转向了跨越实体空间的虚拟信息的“传递”。[1]此后，主流的传播学研究更是侧重于大众媒介，将实体空间排除在外，这种情形甚至在网络媒介构建出的虚拟空间中达到了顶峰，实体空间成为“隐没的维度”，它的媒介属性也因此被忽略。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有言：媒介即讯息。理解媒介，就是要去探寻它如何塑造现实和影响社会。[2]纵观传播的历史，实体空间作为媒介并不少见。“石雕传播古代诸神的庄严伟大，建筑物和纪念碑传达了王国或统治者的丰功伟绩，泰姬陵和金字塔等名胜古迹、教堂的非凡构想不仅召唤人群、传播生活方式，还传递民族的历史、讲述其对未来的希望。”[3]本文以孔庙为研究对象，从记忆之场的视角出发，回归传播空间论，分析孔庙的传播特征及其纪念碑性。
一、孔庙的起源与发展
孔庙又称文庙、孔子庙、夫子庙、先师庙，是奉祀孔子庙宇的通称，也是列入国家祀典的礼制庙宇，还是古代传承儒道的教育机构。
孔庙发端于公元前420年，由孔子旧居改作奉祀庙宇，属家庙性质，是孔氏内部的祭祀场所。公元前153年，东汉桓帝下诏修缮曲阜孔庙，由国家管理曲阜孔庙，并任命孔和为行政官，这可视作孔庙由家庙向国庙转变的开始。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孝武帝采纳尚书谢石的建议，“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见《宋书·礼志一》），这成为在国家最高学府中建造孔庙的开端，这也是第一座建于京师的孔庙，标志着孔庙走出了曲阜。
北齐朝是中国孔庙第一个大发展时期，“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见《隋书·礼仪志》），这是在地方学校中建立孔庙的开始。到了唐贞观四年（630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见《新唐书·礼乐志第五》），首次将孔庙推向全国。孔庙经历了从家庙到国庙、从曲阜到各地和庙学合一等诸多变迁，在这一过程中，辽、金、元时期的战乱使孔庙遭到损毁，但也带来了孔庙向边远地区的传播。
明代大兴教育，广建学校，又提高祭孔级别，增加从祀人员，兴学即兴庙，孔庙再次进入大发展时期。清代时，国家尊孔崇儒的风气格外兴盛，孔庙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到清末，孔庙遍布全国，有1740多所。然而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新的共和政权反对祭天祭孔，各地的孔庙无人管理，纷纷被废弃。[4]现在各地的孔廟基本上都是后来修缮过的，已经成为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
孔庙从曲阜阙里走向全国各地，数量增多的同时，它的性质和类别也产生了分化。目前，孔庙至少存在三种分类法：一是将其分为家庙和官庙，家庙包括曲阜孔庙和衢州孔庙等，官庙包括京师孔庙和地方孔庙；二是将其分为本庙、家庙和学庙，本庙即曲阜孔庙，家庙为衢州孔庙，学庙则是京都及地方各级孔庙；三是将其分为家庙、国庙和学庙，家庙包括曲阜孔庙和衢州孔庙等，国庙包括曲阜本庙和京师孔庙，学庙则是除前两者外，地方学校的孔庙，还包括书院孔庙。无论哪种分类，孔庙都普遍具有祭祀和教育两种功能。[5]
从古至今，孔庙的历史已逾2000年。在古代，孔庙是综合了祭祀、教育、传播、交流等多重属性和功能的建筑群。在当代，孔庙不再作为教育机构，而成为专祀孔儒的仪式场所。在下文中，笔者将依循传播空间论，诠释孔庙作为实体空间的传播特征。
二、孔庙的传播特征
（一）人之延伸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建筑作为持久的实体空间，是一种古老的媒介，传播和传承着人类的思想和文明。孔庙正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实体空间和建筑媒介，它具有复杂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是人的延伸，不仅延伸了孔子记忆，延伸了孔子思想，还延伸了礼文化。
延伸即为传播。孔庙是祭奠孔子的庙宇，孔子生前的经历经由后人的记录，以及祭孔仪式的重复性和周期性而延伸，孔子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也得以传播。孔子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等儒家典籍中，孔庙虽无直接体现，但其中的各式牌匾或楹联都延伸了孔子的学说，强化了孔子思想的地位，如“循礼循道一部论语教化天地，至圣至尊万世师表辉映古今”（郑州孔庙），“觉世牖民诗书易象春秋永垂道法，出类拔萃河海泰山麟凤莫喻圣人”（上海孔庙）。
孔庙还传播着礼文化。孔庙是礼制庙宇，其建筑依府、州、县三级，在规模和标准上有所不同。孔庙的择址、朝向和布局都讲究阴阳或风水，深受儒家中庸思想影响，讲求中立不倚、从容中道，给人以规整、和谐、严肃之感。孔庙建筑延伸了礼文化，例如万仞宫墙比喻孔子之道，泮池之水意指孔泽长流，大成殿象征孔子思想之集大成。
孔庙经过历代兴衰增减，延续至今，不仅赋予了孔子绝无仅有的文化地位，还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主流的官方思想，孔庙“毫无疑问是儒教的一个圣域，即神圣的空间”[6]。
（二）礼之媒介
“礼”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上可至国家礼典，下可达日常礼节，对规范秩序、稳定社会、指导行为有着重要作用。学者杨志刚认为“礼”是以礼治为核心，由礼仪、礼制、礼乐、礼教、礼学等方面的内容融会而成的文化丛体。[7]从媒介角度来看，礼文化往往“日用而不知”，礼文化的传播是在个体交流和身体践行中进行的，而礼文化的传承则需借助象征性的媒介来完成，例如仪式礼器、三礼典籍、礼制建筑等，孔庙便是这样的“礼之媒介”。
《礼记·祭统》有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孔庙是祭孔的礼仪场所，每年春秋都要举行祭孔仪式，祭祀的对象不仅包括孔子，还包括四配十二哲等先贤先儒。与佛寺、道观、教堂等建筑内供奉的神明相比，孔庙祭祀的孔儒本身都是凡人，乃因其传道有功，方进入从祀之列，这就表明孔庙所倡导的仁礼追求是可达到的。“孔庙素为‘道统制度化的表征，身后从祀孔庙本为儒生向往的至高荣誉”[8]，从中不仅可见儒家所追求的入世精神，更可见不同宗教背后的文化差异。
孔庙是一个礼之媒介，传播着中国礼文化。孔庙连接着礼的文与质、名与实，将无形的礼空间化和实体化，在实用功能之外，还体现出丰富的精神内涵。孔庙也连接着过去与未来，将礼文化时间化，历代的修葺扩建突出了孔庙的延续性，重复地提示着人们礼的重要性，以及礼文化的主流地位。
（三）教之场域
曲阜孔庙是中国现存的三大古建筑群之一，还是各级地方孔庙的本源。各级地方孔廟建筑都依照曲阜孔庙，采取“庙学合一”的布局，规制统一但形式多样。“庙”的部分一般包括万仞宫墙、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东西两庑、启圣祠、名宦祠、先贤祠等建筑，“学”的部分一般包括明伦堂、学斋、尊经阁等建筑，另有魁星亭、文昌阁之类的祈祝文运建筑。
孔庙在古代承担着祭祀和教育两种功能，它不仅是祭孔的仪式空间，还是传道授业的教育机构。孔庙“作为官方信仰权威的纯粹性始终保持，并统领着其他如文峰塔、魁星阁之类祈祝文运的建筑或景观，共同编织了覆盖于城市肌体的教化之网”[9]。孔庙“为统治者提供了可供利用的文化工具，为儒家学子们提供了心灵重心的落脚点，也为普通的民众提供了一个对于儒家文化想象与膜拜的人文场域”[10]。因此，孔庙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不仅成为官方设立的教之场域，更成为尊孔崇儒的文化中心，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伴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孔庙不仅从曲阜走向了中国各地，还走向了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国家，东亚各国都开始修建孔庙，并推行尊孔崇儒的政策，祭祀孔子，大兴教化，还出现了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同根同源，都以“礼”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共同价值观，这充分体现出孔庙的传播教化特征。孔庙的教化不同于儒学典籍的文字性传播，而是依从传播的仪式观，用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的话来说，这种“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1]。
孔庙是人之延伸，传播着孔子及其思想；是礼之媒介，传承着中国礼文化；还是教之场域，承担着教化天下的重任。下面，笔者将从孔庙的媒介表象深入其里，探究作为记忆之场的孔庙的纪念碑性。
三、孔庙的纪念碑性
（一）作为记忆之场的孔庙
记忆之场即记忆的场所或场域，它包括博物馆、收藏品、节日、古迹、庙宇等。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12]。以此观之，孔庙可被看作是一个记忆之场。孔庙具有实在性，它是大型的实体建筑群；孔庙具有象征性，它代表着儒家道统的传承和古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孔庙还具有功能性，兼具祭祀孔儒和教化儒生的双重功能。
那么，孔庙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具体是什么呢？德国文化记忆理论奠基人阿莱达·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的人类学的内核是死者记忆。意思是说家属有义务在记忆中保留死者的名字，并尽量使其流传后世”。这种死者记忆可被分为回溯性的和前瞻性的，前者偏向宗教，后者偏向世俗，阿莱达·阿斯曼称它们为“尽孝”和“声望”[13]。从孔家后人的表现来看，家祭本身就是尽孝，就是对孔子本人的记忆活动。此后对孔子的祭祀从家祭到国祭，孔庙蓬勃发展，遍布全国各地，甚至传至东南亚等国家，也正是孔子声望远扬的过程。
孔庙的存在成为孔子思想的载体和孔子记忆的媒介。不过，孔子记忆只能算作以孔庙为媒介的整个文化记忆的中心，围绕着孔子记忆，我们一层一层地向外看去，有四配十二哲，有先贤先儒，有儒家典籍，有儒家思想，还有中华民族的礼文化，它们依靠孔庙建筑，跨越时间的局限，不断传承，最终形成文化记忆。孔庙承载的文化记忆极为复杂，从礼器到儒学，从儒生到仪式，从典籍到建筑，这份记忆不断延伸也不断丰富。
“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14]，孔庙则是一个“记忆”得以储存、共享和再生的记忆之场。首先，孔庙建筑是一种实体空间，根据加拿大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孔庙建筑具有时间偏向，它承载的信息和意义在时间维度上更为持久。历朝历代对孔庙的修葺和扩建都对保存礼文化有着积极影响，这也有利于记忆的储存和维护。其次，固定不动的记忆势必会有遗忘的风险，孔庙具有祭祀和教育的职能，通过祭孔仪式、儒学教育和典籍编修等活动，礼文化得以传播，记忆也被共享，从而成为社会记忆，成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规范。再次，孔庙还使记忆得以再生和更新。
记忆之场的存在是为了“让时间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将意义的最大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中”[15]。孔庙让孔子成为不朽的圣人，让礼文化的传播空间化和时间化。孔庙兴衰增减，现今的孔庙成为历史文物或旅游景点，教育功能不断衰微，当下的祭孔仪式也成为政治性的祭孔大典。孔庙的变化是对记忆的书写和延续，也是对记忆之场的再造与更新。
（二）作为纪念碑的孔庙
“真正使一个物体成为一个纪念碑的是其内在的纪念性和礼仪功能”[16]。孔庙是记忆之场，同时还是一座纪念碑：它是列入国家祀典的礼制庙宇，祭孔仪式属于五礼之中的吉礼（祭祀之礼），孔庙还具有纪念碑性，这一纪念碑性是人为设置、有意而为之的，体现在祭祀、传承、政治和文化等不同方面。
孔庙作为一座集合性的纪念碑，其主要功能是祭奠和纪念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先师”——孔子。孔子是中华文明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17]。但另一方面，孔庙不仅仅是对孔子的纪念，同时也是对孔子历史影响的肯定、巩固和延续。这体现在历朝历代都对孔庙进行修葺、保护和扩建，异族王朝统治时期更是对孔庙重视有加，留下大量碑亭，极力推崇孔儒思想。
孔庙的第二层纪念碑性表现为：孔庙不仅仅是对孔子的纪念，对孔子历史地位的肯定，它还是道统的象征。历代帝王都试图扮演“治教合一”“君师不分”的角色，继承治统和道统，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拥有领导权。孔庙就体现着政治与文化的博弈，孔庙的兴衰，祭孔仪式的存废、从祀人员的增减，都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反过来看，孔庙的历史沿革既能展现出儒家的发展，还能反映出治统和道统的传承。
孔庙逐渐扩大的纪念碑性最终引申出第三层含义：孔庙不再是传承道统的结果，而成为拥有道统的先决条件。孔庙“庙学合一”的布局，实现了祭祀和教育的双重功能，从而推动着儒生“志于道”，实现了对道统的传承和弘扬。此外，历代帝王都通过修建孔庙来体现其尊孔崇儒的政策，在这一意义上，本身是道统象征的孔庙，反过来成了帝王获取道统的工具，拥有孔庙就意味着拥有了道统，道统和治统的博弈也成了一个互相建构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纪念碑的孔庙并非绝对固定，而是具有强烈的流动性。孔庙的流动性体现在孔庙的分布上，从曲阜阙里走向全国各地，从中国走向东南亚各国，同时，还体现在对儒生的教育上。儒生是纪念的主体，他们是孔庙纪念碑性的传播者。凭借这一流动性，孔庙的纪念碑性得以保持和延续。
四、结语
“一座有功能的纪念碑，不管它的形状和质地如何，总要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个事件或某个制度不朽，总要成为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纽带，总要成为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礼制行为的中心，总要实现生者与死者的交流，或是现在和未来的维系。”[18]然而，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里，孔庙早已被边缘化，除每年的祭孔仪式外，孔庙很难进入人们的日常议程。孔庙也不再是社会的政教核心，曾经流动的纪念碑性也随着从祀制度的停滞而固定，它的纪念性大于功能性，祭奠多于教化，成了名副其实的记忆之所。这也提醒我们，孔庙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记忆之场，它的纪念碑性应当被重新认识和重视，在孔庙中，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连接的共同记忆有待被唤醒，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关的文化资源也有待被深入挖掘。
[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6BXW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克琳娜·库蕾.古希腊的交流[M].邓丽丹，译.广州：广州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2]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
[3]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35.
[4]李申.孔庙祭祀的历史沿革[C].上海文庙儒学研讨会，2004.
[5]沈旸.东方儒光：中国古代城市孔庙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9.
[6]黄进兴.皇帝，儒生与孔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0.
[7]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1.
[8]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M].北京：中华书局，2010：95.
[9]沈旸.垂教于世：中国古代地方城市的孔庙[J].书摘，2015（2）.
[10]吉峰.孔庙传播与儒家文化符号的关联度[J].重庆社会科学，2016（12）.
[11]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
[12]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20.
[13]阿萊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6.
[14]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2.
[15]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21.
[16]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
[17]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76.
[18]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级传播学硕士生）
编校：王志昭
【摘要】孔庙是综合了祭祀、教育、传播、交流等多重属性和功能的建筑群，从传播空间论来看，孔庙是人之延伸、礼之媒介、教之场域，承担着教化天下和传承文明的重任。从孔庙的媒介表象深入其内里，会发现孔庙是一个记忆得以储存、共享和再生的记忆之场，同时还是一个集合性的“纪念碑”：孔庙不仅仅是对孔子的纪念、对孔子历史地位的肯定，还是道统（儒家传道系统的一种说法）的象征，甚至成为拥有道统的先决条件。孔庙的纪念碑性在当代应当被重新认识和重视，这对唤醒文化记忆、实现国家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孔庙；记忆之场；纪念碑性；文化记忆
“传播”在14世纪产生时是指“聚会的方式”，到16世纪，却变成了“被传递的信息”。在这种转变下，传播的重点从肉身在实体空间的“在场”或“相遇”，转向了跨越实体空间的虚拟信息的“传递”。[1]此后，主流的传播学研究更是侧重于大众媒介，将实体空间排除在外，这种情形甚至在网络媒介构建出的虚拟空间中达到了顶峰，实体空间成为“隐没的维度”，它的媒介属性也因此被忽略。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有言：媒介即讯息。理解媒介，就是要去探寻它如何塑造现实和影响社会。[2]纵观传播的历史，实体空间作为媒介并不少见。“石雕传播古代诸神的庄严伟大，建筑物和纪念碑传达了王国或统治者的丰功伟绩，泰姬陵和金字塔等名胜古迹、教堂的非凡构想不仅召唤人群、传播生活方式，还传递民族的历史、讲述其对未来的希望。”[3]本文以孔庙为研究对象，从记忆之场的视角出发，回归传播空间论，分析孔庙的传播特征及其纪念碑性。
一、孔庙的起源与发展
孔庙又称文庙、孔子庙、夫子庙、先师庙，是奉祀孔子庙宇的通称，也是列入国家祀典的礼制庙宇，还是古代传承儒道的教育机构。
孔庙发端于公元前420年，由孔子旧居改作奉祀庙宇，属家庙性质，是孔氏内部的祭祀场所。公元前153年，东汉桓帝下诏修缮曲阜孔庙，由国家管理曲阜孔庙，并任命孔和为行政官，这可视作孔庙由家庙向国庙转变的开始。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孝武帝采纳尚书谢石的建议，“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见《宋书·礼志一》），这成为在国家最高学府中建造孔庙的开端，这也是第一座建于京师的孔庙，标志着孔庙走出了曲阜。
北齐朝是中国孔庙第一个大发展时期，“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见《隋书·礼仪志》），这是在地方学校中建立孔庙的开始。到了唐贞观四年（630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见《新唐书·礼乐志第五》），首次将孔庙推向全国。孔庙经历了从家庙到国庙、从曲阜到各地和庙学合一等诸多变迁，在这一过程中，辽、金、元时期的战乱使孔庙遭到损毁，但也带来了孔庙向边远地区的传播。
明代大兴教育，广建学校，又提高祭孔级别，增加从祀人员，兴学即兴庙，孔庙再次进入大发展时期。清代时，国家尊孔崇儒的风气格外兴盛，孔庙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到清末，孔庙遍布全国，有1740多所。然而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新的共和政权反对祭天祭孔，各地的孔庙无人管理，纷纷被废弃。[4]现在各地的孔廟基本上都是后来修缮过的，已经成为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
孔庙从曲阜阙里走向全国各地，数量增多的同时，它的性质和类别也产生了分化。目前，孔庙至少存在三种分类法：一是将其分为家庙和官庙，家庙包括曲阜孔庙和衢州孔庙等，官庙包括京师孔庙和地方孔庙；二是将其分为本庙、家庙和学庙，本庙即曲阜孔庙，家庙为衢州孔庙，学庙则是京都及地方各级孔庙；三是将其分为家庙、国庙和学庙，家庙包括曲阜孔庙和衢州孔庙等，国庙包括曲阜本庙和京师孔庙，学庙则是除前两者外，地方学校的孔庙，还包括书院孔庙。无论哪种分类，孔庙都普遍具有祭祀和教育两种功能。[5]
从古至今，孔庙的历史已逾2000年。在古代，孔庙是综合了祭祀、教育、传播、交流等多重属性和功能的建筑群。在当代，孔庙不再作为教育机构，而成为专祀孔儒的仪式场所。在下文中，笔者将依循传播空间论，诠释孔庙作为实体空间的传播特征。
二、孔庙的传播特征
（一）人之延伸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建筑作为持久的实体空间，是一种古老的媒介，传播和传承着人类的思想和文明。孔庙正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实体空间和建筑媒介，它具有复杂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是人的延伸，不仅延伸了孔子记忆，延伸了孔子思想，还延伸了礼文化。
延伸即为传播。孔庙是祭奠孔子的庙宇，孔子生前的经历经由后人的记录，以及祭孔仪式的重复性和周期性而延伸，孔子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也得以传播。孔子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等儒家典籍中，孔庙虽无直接体现，但其中的各式牌匾或楹联都延伸了孔子的学说，强化了孔子思想的地位，如“循礼循道一部论语教化天地，至圣至尊万世师表辉映古今”（郑州孔庙），“觉世牖民诗书易象春秋永垂道法，出类拔萃河海泰山麟凤莫喻圣人”（上海孔庙）。
孔庙还传播着礼文化。孔庙是礼制庙宇，其建筑依府、州、县三级，在规模和标准上有所不同。孔庙的择址、朝向和布局都讲究阴阳或风水，深受儒家中庸思想影响，讲求中立不倚、从容中道，给人以规整、和谐、严肃之感。孔庙建筑延伸了礼文化，例如万仞宫墙比喻孔子之道，泮池之水意指孔泽长流，大成殿象征孔子思想之集大成。
孔庙经过历代兴衰增减，延续至今，不仅赋予了孔子绝无仅有的文化地位，还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主流的官方思想，孔庙“毫无疑问是儒教的一个圣域，即神圣的空间”[6]。
（二）礼之媒介
“礼”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上可至国家礼典，下可达日常礼节，对规范秩序、稳定社会、指导行为有着重要作用。学者杨志刚认为“礼”是以礼治为核心，由礼仪、礼制、礼乐、礼教、礼学等方面的内容融会而成的文化丛体。[7]从媒介角度来看，礼文化往往“日用而不知”，礼文化的传播是在个体交流和身体践行中进行的，而礼文化的传承则需借助象征性的媒介来完成，例如仪式礼器、三礼典籍、礼制建筑等，孔庙便是这样的“礼之媒介”。
《礼记·祭统》有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孔庙是祭孔的礼仪场所，每年春秋都要举行祭孔仪式，祭祀的对象不仅包括孔子，还包括四配十二哲等先贤先儒。与佛寺、道观、教堂等建筑内供奉的神明相比，孔庙祭祀的孔儒本身都是凡人，乃因其传道有功，方进入从祀之列，这就表明孔庙所倡导的仁礼追求是可达到的。“孔庙素为‘道统制度化的表征，身后从祀孔庙本为儒生向往的至高荣誉”[8]，从中不仅可见儒家所追求的入世精神，更可见不同宗教背后的文化差异。
孔庙是一个礼之媒介，传播着中国礼文化。孔庙连接着礼的文与质、名与实，将无形的礼空间化和实体化，在实用功能之外，还体现出丰富的精神内涵。孔庙也连接着过去与未来，将礼文化时间化，历代的修葺扩建突出了孔庙的延续性，重复地提示着人们礼的重要性，以及礼文化的主流地位。
（三）教之场域
曲阜孔庙是中国现存的三大古建筑群之一，还是各级地方孔庙的本源。各级地方孔廟建筑都依照曲阜孔庙，采取“庙学合一”的布局，规制统一但形式多样。“庙”的部分一般包括万仞宫墙、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东西两庑、启圣祠、名宦祠、先贤祠等建筑，“学”的部分一般包括明伦堂、学斋、尊经阁等建筑，另有魁星亭、文昌阁之类的祈祝文运建筑。
孔庙在古代承担着祭祀和教育两种功能，它不仅是祭孔的仪式空间，还是传道授业的教育机构。孔庙“作为官方信仰权威的纯粹性始终保持，并统领着其他如文峰塔、魁星阁之类祈祝文运的建筑或景观，共同编织了覆盖于城市肌体的教化之网”[9]。孔庙“为统治者提供了可供利用的文化工具，为儒家学子们提供了心灵重心的落脚点，也为普通的民众提供了一个对于儒家文化想象与膜拜的人文场域”[10]。因此，孔庙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不仅成为官方设立的教之场域，更成为尊孔崇儒的文化中心，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伴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孔庙不仅从曲阜走向了中国各地，还走向了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国家，东亚各国都开始修建孔庙，并推行尊孔崇儒的政策，祭祀孔子，大兴教化，还出现了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同根同源，都以“礼”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共同价值观，这充分体现出孔庙的传播教化特征。孔庙的教化不同于儒学典籍的文字性传播，而是依从传播的仪式观，用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的话来说，这种“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1]。
孔庙是人之延伸，传播着孔子及其思想；是礼之媒介，传承着中国礼文化；还是教之场域，承担着教化天下的重任。下面，笔者将从孔庙的媒介表象深入其里，探究作为记忆之场的孔庙的纪念碑性。
三、孔庙的纪念碑性
（一）作为记忆之场的孔庙
记忆之场即记忆的场所或场域，它包括博物馆、收藏品、节日、古迹、庙宇等。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12]。以此观之，孔庙可被看作是一个记忆之场。孔庙具有实在性，它是大型的实体建筑群；孔庙具有象征性，它代表着儒家道统的传承和古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孔庙还具有功能性，兼具祭祀孔儒和教化儒生的双重功能。
那么，孔庙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具体是什么呢？德国文化记忆理论奠基人阿莱达·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的人类学的内核是死者记忆。意思是说家属有义务在记忆中保留死者的名字，并尽量使其流传后世”。这种死者记忆可被分为回溯性的和前瞻性的，前者偏向宗教，后者偏向世俗，阿莱达·阿斯曼称它们为“尽孝”和“声望”[13]。从孔家后人的表现来看，家祭本身就是尽孝，就是对孔子本人的记忆活动。此后对孔子的祭祀从家祭到国祭，孔庙蓬勃发展，遍布全国各地，甚至传至东南亚等国家，也正是孔子声望远扬的过程。
孔庙的存在成为孔子思想的载体和孔子记忆的媒介。不过，孔子记忆只能算作以孔庙为媒介的整个文化记忆的中心，围绕着孔子记忆，我们一层一层地向外看去，有四配十二哲，有先贤先儒，有儒家典籍，有儒家思想，还有中华民族的礼文化，它们依靠孔庙建筑，跨越时间的局限，不断传承，最终形成文化记忆。孔庙承载的文化记忆极为复杂，从礼器到儒学，从儒生到仪式，从典籍到建筑，这份记忆不断延伸也不断丰富。
“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14]，孔庙则是一个“记忆”得以储存、共享和再生的记忆之场。首先，孔庙建筑是一种实体空间，根据加拿大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孔庙建筑具有时间偏向，它承载的信息和意义在时间维度上更为持久。历朝历代对孔庙的修葺和扩建都对保存礼文化有着积极影响，这也有利于记忆的储存和维护。其次，固定不动的记忆势必会有遗忘的风险，孔庙具有祭祀和教育的职能，通过祭孔仪式、儒学教育和典籍编修等活动，礼文化得以传播，记忆也被共享，从而成为社会记忆，成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规范。再次，孔庙还使记忆得以再生和更新。
记忆之场的存在是为了“让时间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将意义的最大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中”[15]。孔庙让孔子成为不朽的圣人，让礼文化的传播空间化和时间化。孔庙兴衰增减，现今的孔庙成为历史文物或旅游景点，教育功能不断衰微，当下的祭孔仪式也成为政治性的祭孔大典。孔庙的变化是对记忆的书写和延续，也是对记忆之场的再造与更新。
（二）作为纪念碑的孔庙
“真正使一个物体成为一个纪念碑的是其内在的纪念性和礼仪功能”[16]。孔庙是记忆之场，同时还是一座纪念碑：它是列入国家祀典的礼制庙宇，祭孔仪式属于五礼之中的吉礼（祭祀之礼），孔庙还具有纪念碑性，这一纪念碑性是人为设置、有意而为之的，体现在祭祀、传承、政治和文化等不同方面。
孔庙作为一座集合性的纪念碑，其主要功能是祭奠和纪念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先师”——孔子。孔子是中华文明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17]。但另一方面，孔庙不仅仅是对孔子的纪念，同时也是对孔子历史影响的肯定、巩固和延续。这体现在历朝历代都对孔庙进行修葺、保护和扩建，异族王朝统治时期更是对孔庙重视有加，留下大量碑亭，极力推崇孔儒思想。
孔庙的第二层纪念碑性表现为：孔庙不仅仅是对孔子的纪念，对孔子历史地位的肯定，它还是道统的象征。历代帝王都试图扮演“治教合一”“君师不分”的角色，继承治统和道统，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拥有领导权。孔庙就体现着政治与文化的博弈，孔庙的兴衰，祭孔仪式的存废、从祀人员的增减，都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反过来看，孔庙的历史沿革既能展现出儒家的发展，还能反映出治统和道统的传承。
孔庙逐渐扩大的纪念碑性最终引申出第三层含义：孔庙不再是传承道统的结果，而成为拥有道统的先决条件。孔庙“庙学合一”的布局，实现了祭祀和教育的双重功能，从而推动着儒生“志于道”，实现了对道统的传承和弘扬。此外，历代帝王都通过修建孔庙来体现其尊孔崇儒的政策，在这一意义上，本身是道统象征的孔庙，反过来成了帝王获取道统的工具，拥有孔庙就意味着拥有了道统，道统和治统的博弈也成了一个互相建构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纪念碑的孔庙并非绝对固定，而是具有强烈的流动性。孔庙的流动性体现在孔庙的分布上，从曲阜阙里走向全国各地，从中国走向东南亚各国，同时，还体现在对儒生的教育上。儒生是纪念的主体，他们是孔庙纪念碑性的传播者。凭借这一流动性，孔庙的纪念碑性得以保持和延续。
四、结语
“一座有功能的纪念碑，不管它的形状和质地如何，总要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个事件或某个制度不朽，总要成为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纽带，总要成为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礼制行为的中心，总要实现生者与死者的交流，或是现在和未来的维系。”[18]然而，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里，孔庙早已被边缘化，除每年的祭孔仪式外，孔庙很难进入人们的日常议程。孔庙也不再是社会的政教核心，曾经流动的纪念碑性也随着从祀制度的停滞而固定，它的纪念性大于功能性，祭奠多于教化，成了名副其实的记忆之所。这也提醒我们，孔庙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记忆之场，它的纪念碑性应当被重新认识和重视，在孔庙中，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连接的共同记忆有待被唤醒，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关的文化资源也有待被深入挖掘。
[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6BXW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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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级传播学硕士生）
编校：王志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