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场:孔庙的传播特征及其纪念碑性

王闯
【摘要】孔庙是综合了祭祀、教育、传播、交流等多重属性和功能的建筑群,从传播空间论来看,孔庙是人之延伸、礼之媒介、教之场域,承担着教化天下和传承文明的重任。从孔庙的媒介表象深入其内里,会发现孔庙是一个记忆得以储存、共享和再生的记忆之场,同时还是一个集合性的“纪念碑”:孔庙不仅仅是对孔子的纪念、对孔子历史地位的肯定,还是道统(儒家传道系统的一种说法)的象征,甚至成为拥有道统的先决条件。孔庙的纪念碑性在当代应当被重新认识和重视,这对唤醒文化记忆、实现国家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孔庙;记忆之场;纪念碑性;文化记忆
“传播”在14世纪产生时是指“聚会的方式”,到16世纪,却变成了“被传递的信息”。在这种转变下,传播的重点从肉身在实体空间的“在场”或“相遇”,转向了跨越实体空间的虚拟信息的“传递”。[1]此后,主流的传播学研究更是侧重于大众媒介,将实体空间排除在外,这种情形甚至在网络媒介构建出的虚拟空间中达到了顶峰,实体空间成为“隐没的维度”,它的媒介属性也因此被忽略。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有言:媒介即讯息。理解媒介,就是要去探寻它如何塑造现实和影响社会。[2]纵观传播的历史,实体空间作为媒介并不少见。“石雕传播古代诸神的庄严伟大,建筑物和纪念碑传达了王国或统治者的丰功伟绩,泰姬陵和金字塔等名胜古迹、教堂的非凡构想不仅召唤人群、传播生活方式,还传递民族的历史、讲述其对未来的希望。”[3]本文以孔庙为研究对象,从记忆之场的视角出发,回归传播空间论,分析孔庙的传播特征及其纪念碑性。
一、孔庙的起源与发展
孔庙又称文庙、孔子庙、夫子庙、先师庙,是奉祀孔子庙宇的通称,也是列入国家祀典的礼制庙宇,还是古代传承儒道的教育机构。
孔庙发端于公元前420年,由孔子旧居改作奉祀庙宇,属家庙性质,是孔氏内部的祭祀场所。公元前153年,东汉桓帝下诏修缮曲阜孔庙,由国家管理曲阜孔庙,并任命孔和为行政官,这可视作孔庙由家庙向国庙转变的开始。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孝武帝采纳尚书谢石的建议,“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见《宋书·礼志一》),这成为在国家最高学府中建造孔庙的开端,这也是第一座建于京师的孔庙,标志着孔庙走出了曲阜。
北齐朝是中国孔庙第一个大发展时期,“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见《隋书·礼仪志》),这是在地方学校中建立孔庙的开始。到了唐贞观四年(630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见《新唐书·礼乐志第五》),首次将孔庙推向全国。孔庙经历了从家庙到国庙、从曲阜到各地和庙学合一等诸多变迁,在这一过程中,辽、金、元时期的战乱使孔庙遭到损毁,但也带来了孔庙向边远地区的传播。
明代大兴教育,广建学校,又提高祭孔级别,增加从祀人员,兴学即兴庙,孔庙再次进入大发展时期。清代时,国家尊孔崇儒的风气格外兴盛,孔庙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到清末,孔庙遍布全国,有1740多所。然而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新的共和政权反对祭天祭孔,各地的孔庙无人管理,纷纷被废弃。[4]现在各地的孔廟基本上都是后来修缮过的,已经成为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
孔庙从曲阜阙里走向全国各地,数量增多的同时,它的性质和类别也产生了分化。目前,孔庙至少存在三种分类法:一是将其分为家庙和官庙,家庙包括曲阜孔庙和衢州孔庙等,官庙包括京师孔庙和地方孔庙;二是将其分为本庙、家庙和学庙,本庙即曲阜孔庙,家庙为衢州孔庙,学庙则是京都及地方各级孔庙;三是将其分为家庙、国庙和学庙,家庙包括曲阜孔庙和衢州孔庙等,国庙包括曲阜本庙和京师孔庙,学庙则是除前两者外,地方学校的孔庙,还包括书院孔庙。无论哪种分类,孔庙都普遍具有祭祀和教育两种功能。[5]
从古至今,孔庙的历史已逾2000年。在古代,孔庙是综合了祭祀、教育、传播、交流等多重属性和功能的建筑群。在当代,孔庙不再作为教育机构,而成为专祀孔儒的仪式场所。在下文中,笔者将依循传播空间论,诠释孔庙作为实体空间的传播特征。
二、孔庙的传播特征
(一)人之延伸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建筑作为持久的实体空间,是一种古老的媒介,传播和传承着人类的思想和文明。孔庙正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实体空间和建筑媒介,它具有复杂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是人的延伸,不仅延伸了孔子记忆,延伸了孔子思想,还延伸了礼文化。
延伸即为传播。孔庙是祭奠孔子的庙宇,孔子生前的经历经由后人的记录,以及祭孔仪式的重复性和周期性而延伸,孔子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也得以传播。孔子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等儒家典籍中,孔庙虽无直接体现,但其中的各式牌匾或楹联都延伸了孔子的学说,强化了孔子思想的地位,如“循礼循道一部论语教化天地,至圣至尊万世师表辉映古今”(郑州孔庙),“觉世牖民诗书易象春秋永垂道法,出类拔萃河海泰山麟凤莫喻圣人”(上海孔庙)。
孔庙还传播着礼文化。孔庙是礼制庙宇,其建筑依府、州、县三级,在规模和标准上有所不同。孔庙的择址、朝向和布局都讲究阴阳或风水,深受儒家中庸思想影响,讲求中立不倚、从容中道,给人以规整、和谐、严肃之感。孔庙建筑延伸了礼文化,例如万仞宫墙比喻孔子之道,泮池之水意指孔泽长流,大成殿象征孔子思想之集大成。
孔庙经过历代兴衰增减,延续至今,不仅赋予了孔子绝无仅有的文化地位,还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主流的官方思想,孔庙“毫无疑问是儒教的一个圣域,即神圣的空间”[6]。
(二)礼之媒介
“礼”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上可至国家礼典,下可达日常礼节,对规范秩序、稳定社会、指导行为有着重要作用。学者杨志刚认为“礼”是以礼治为核心,由礼仪、礼制、礼乐、礼教、礼学等方面的内容融会而成的文化丛体。[7]从媒介角度来看,礼文化往往“日用而不知”,礼文化的传播是在个体交流和身体践行中进行的,而礼文化的传承则需借助象征性的媒介来完成,例如仪式礼器、三礼典籍、礼制建筑等,孔庙便是这样的“礼之媒介”。
《礼记·祭统》有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孔庙是祭孔的礼仪场所,每年春秋都要举行祭孔仪式,祭祀的对象不仅包括孔子,还包括四配十二哲等先贤先儒。与佛寺、道观、教堂等建筑内供奉的神明相比,孔庙祭祀的孔儒本身都是凡人,乃因其传道有功,方进入从祀之列,这就表明孔庙所倡导的仁礼追求是可达到的。“孔庙素为‘道统制度化的表征,身后从祀孔庙本为儒生向往的至高荣誉”[8],从中不仅可见儒家所追求的入世精神,更可见不同宗教背后的文化差异。
孔庙是一个礼之媒介,传播着中国礼文化。孔庙连接着礼的文与质、名与实,将无形的礼空间化和实体化,在实用功能之外,还体现出丰富的精神内涵。孔庙也连接着过去与未来,将礼文化时间化,历代的修葺扩建突出了孔庙的延续性,重复地提示着人们礼的重要性,以及礼文化的主流地位。
(三)教之场域
曲阜孔庙是中国现存的三大古建筑群之一,还是各级地方孔庙的本源。各级地方孔廟建筑都依照曲阜孔庙,采取“庙学合一”的布局,规制统一但形式多样。“庙”的部分一般包括万仞宫墙、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东西两庑、启圣祠、名宦祠、先贤祠等建筑,“学”的部分一般包括明伦堂、学斋、尊经阁等建筑,另有魁星亭、文昌阁之类的祈祝文运建筑。
孔庙在古代承担着祭祀和教育两种功能,它不仅是祭孔的仪式空间,还是传道授业的教育机构。孔庙“作为官方信仰权威的纯粹性始终保持,并统领着其他如文峰塔、魁星阁之类祈祝文运的建筑或景观,共同编织了覆盖于城市肌体的教化之网”[9]。孔庙“为统治者提供了可供利用的文化工具,为儒家学子们提供了心灵重心的落脚点,也为普通的民众提供了一个对于儒家文化想象与膜拜的人文场域”[10]。因此,孔庙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不仅成为官方设立的教之场域,更成为尊孔崇儒的文化中心,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伴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孔庙不仅从曲阜走向了中国各地,还走向了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国家,东亚各国都开始修建孔庙,并推行尊孔崇儒的政策,祭祀孔子,大兴教化,还出现了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同根同源,都以“礼”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共同价值观,这充分体现出孔庙的传播教化特征。孔庙的教化不同于儒学典籍的文字性传播,而是依从传播的仪式观,用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的话来说,这种“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1]。
孔庙是人之延伸,传播着孔子及其思想;是礼之媒介,传承着中国礼文化;还是教之场域,承担着教化天下的重任。下面,笔者将从孔庙的媒介表象深入其里,探究作为记忆之场的孔庙的纪念碑性。
三、孔庙的纪念碑性
(一)作为记忆之场的孔庙
记忆之场即记忆的场所或场域,它包括博物馆、收藏品、节日、古迹、庙宇等。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12]。以此观之,孔庙可被看作是一个记忆之场。孔庙具有实在性,它是大型的实体建筑群;孔庙具有象征性,它代表着儒家道统的传承和古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孔庙还具有功能性,兼具祭祀孔儒和教化儒生的双重功能。
那么,孔庙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具体是什么呢?德国文化记忆理论奠基人阿莱达·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的人类学的内核是死者记忆。意思是说家属有义务在记忆中保留死者的名字,并尽量使其流传后世”。这种死者记忆可被分为回溯性的和前瞻性的,前者偏向宗教,后者偏向世俗,阿莱达·阿斯曼称它们为“尽孝”和“声望”[13]。从孔家后人的表现来看,家祭本身就是尽孝,就是对孔子本人的记忆活动。此后对孔子的祭祀从家祭到国祭,孔庙蓬勃发展,遍布全国各地,甚至传至东南亚等国家,也正是孔子声望远扬的过程。
孔庙的存在成为孔子思想的载体和孔子记忆的媒介。不过,孔子记忆只能算作以孔庙为媒介的整个文化记忆的中心,围绕着孔子记忆,我们一层一层地向外看去,有四配十二哲,有先贤先儒,有儒家典籍,有儒家思想,还有中华民族的礼文化,它们依靠孔庙建筑,跨越时间的局限,不断传承,最终形成文化记忆。孔庙承载的文化记忆极为复杂,从礼器到儒学,从儒生到仪式,从典籍到建筑,这份记忆不断延伸也不断丰富。
“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14],孔庙则是一个“记忆”得以储存、共享和再生的记忆之场。首先,孔庙建筑是一种实体空间,根据加拿大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孔庙建筑具有时间偏向,它承载的信息和意义在时间维度上更为持久。历朝历代对孔庙的修葺和扩建都对保存礼文化有着积极影响,这也有利于记忆的储存和维护。其次,固定不动的记忆势必会有遗忘的风险,孔庙具有祭祀和教育的职能,通过祭孔仪式、儒学教育和典籍编修等活动,礼文化得以传播,记忆也被共享,从而成为社会记忆,成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规范。再次,孔庙还使记忆得以再生和更新。
记忆之场的存在是为了“让时间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将意义的最大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中”[15]。孔庙让孔子成为不朽的圣人,让礼文化的传播空间化和时间化。孔庙兴衰增减,现今的孔庙成为历史文物或旅游景点,教育功能不断衰微,当下的祭孔仪式也成为政治性的祭孔大典。孔庙的变化是对记忆的书写和延续,也是对记忆之场的再造与更新。
(二)作为纪念碑的孔庙
“真正使一个物体成为一个纪念碑的是其内在的纪念性和礼仪功能”[16]。孔庙是记忆之场,同时还是一座纪念碑:它是列入国家祀典的礼制庙宇,祭孔仪式属于五礼之中的吉礼(祭祀之礼),孔庙还具有纪念碑性,这一纪念碑性是人为设置、有意而为之的,体现在祭祀、传承、政治和文化等不同方面。
孔庙作为一座集合性的纪念碑,其主要功能是祭奠和纪念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先师”——孔子。孔子是中华文明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17]。但另一方面,孔庙不仅仅是对孔子的纪念,同时也是对孔子历史影响的肯定、巩固和延续。这体现在历朝历代都对孔庙进行修葺、保护和扩建,异族王朝统治时期更是对孔庙重视有加,留下大量碑亭,极力推崇孔儒思想。
孔庙的第二层纪念碑性表现为:孔庙不仅仅是对孔子的纪念,对孔子历史地位的肯定,它还是道统的象征。历代帝王都试图扮演“治教合一”“君师不分”的角色,继承治统和道统,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拥有领导权。孔庙就体现着政治与文化的博弈,孔庙的兴衰,祭孔仪式的存废、从祀人员的增减,都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反过来看,孔庙的历史沿革既能展现出儒家的发展,还能反映出治统和道统的传承。
孔庙逐渐扩大的纪念碑性最终引申出第三层含义:孔庙不再是传承道统的结果,而成为拥有道统的先决条件。孔庙“庙学合一”的布局,实现了祭祀和教育的双重功能,从而推动着儒生“志于道”,实现了对道统的传承和弘扬。此外,历代帝王都通过修建孔庙来体现其尊孔崇儒的政策,在这一意义上,本身是道统象征的孔庙,反过来成了帝王获取道统的工具,拥有孔庙就意味着拥有了道统,道统和治统的博弈也成了一个互相建构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纪念碑的孔庙并非绝对固定,而是具有强烈的流动性。孔庙的流动性体现在孔庙的分布上,从曲阜阙里走向全国各地,从中国走向东南亚各国,同时,还体现在对儒生的教育上。儒生是纪念的主体,他们是孔庙纪念碑性的传播者。凭借这一流动性,孔庙的纪念碑性得以保持和延续。
四、结语
“一座有功能的纪念碑,不管它的形状和质地如何,总要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个事件或某个制度不朽,总要成为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纽带,总要成为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礼制行为的中心,总要实现生者与死者的交流,或是现在和未来的维系。”[18]然而,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里,孔庙早已被边缘化,除每年的祭孔仪式外,孔庙很难进入人们的日常议程。孔庙也不再是社会的政教核心,曾经流动的纪念碑性也随着从祀制度的停滞而固定,它的纪念性大于功能性,祭奠多于教化,成了名副其实的记忆之所。这也提醒我们,孔庙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记忆之场,它的纪念碑性应当被重新认识和重视,在孔庙中,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连接的共同记忆有待被唤醒,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关的文化资源也有待被深入挖掘。
[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6BXW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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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级传播学硕士生)
编校:王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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