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贝尔文化批判思想的反思
【摘 要】 丹尼尔·贝尔为了现代社会面临的危机，文化角度入手，分析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同时，为了将问题剖析的更加透彻，丹尼尔·贝尔提出了中轴理论，对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研究，找到每个领域中存在的矛盾。丹尼尔·贝尔针对现代社会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矛盾分别提出了新宗教的构想和公共家庭理论。所有这些构成了丹尼尔·贝尔的文化批判思想，不可否认，丹尼尔·贝尔独特视角对于我们反思现代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是丹尼尔·贝尔的文化批判思想本身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关键词】 文化批判 中轴理论 公共家庭
一、过于夸大文化的作用，无法找到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根源
丹尼尔·贝尔从文化角度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他看到了宗教在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作用，认为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促进了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而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重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传统宗教的衰微和稳定信仰的泯灭，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道德文化的断裂，这样的见解不乏深刻。但是，丹尼尔·贝尔只是从文化角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得失，不去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发起深层次的批判，只是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理解为一场文化危机，这注定丹尼尔·贝尔不可能找到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背后的根源，也注定他找不到真正解决危机的途径。丹尼尔·贝尔的新宗教仅仅是乌托邦式的呐喊，没有给出新宗教的具体方案，缺乏可行性。新宗教没有触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它只是危机社会的一剂麻醉针，只能缓一时之痛，治标不治本。丹尼尔·贝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无疑夸大可文化的作用，文化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这个部分未必就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从文化领域出发，妄想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矛盾，好似水中捞月，终究没有结果，他的宗教观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矛盾来说也只是冰山上的一角，新宗教的设计也只是一种理想而已。
二、中轴理论忽视整体性的关键作用，找不到社会矛盾的焦点
丹尼尔·贝尔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诸多问题，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试图利用他特有的分析方法——中轴理论——来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渴望找出矛盾的源头。但是，中轴理论打破社会的整体观念，将社会分成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断裂的部分，舍弃三个部分之间的连接，把本来完整的社会撕的支离破碎。丹尼尔·贝尔的中轴理论只能让我们看到社会中每个领域的矛盾，但对于社会整体矛盾模糊，找不到社会整体矛盾的焦点。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尚且值得商榷，还有待完善。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信息快速传播，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整体，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社会的整体性不容忽视，甚至已经成为更为重要的特征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的关联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紧密。丹尼尔·贝尔中轴理论强调的断裂性相对整体性而言，已居于次要位置，如果忽视整体性的观念，将很难找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在承认社会的整体性上找到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对于丹尼尔·贝尔的中轴理论有更强的解释力。把握社会矛盾，更多需要从社会社会构成各领域的整体性出发，而不是只强调社会各领域间的断裂和冲突。社会矛盾的解决也需要从一个整体性和谐的社会出发，发挥经济、政治和经济的整体作用，而不是只着眼于文化领域。因此要想彻底找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焦点，中轴理论断裂的方法显然不足。
三、复杂的人生观，使得宗教观点前后矛盾
面对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丹尼尔·贝尔设计了一种新的宗教，试图通过宗教精神的重新解决文化矛盾，对于这种新宗教的结局方案，有其积极意义，但在可行性上也有诸多缺陷。丹尼尔·贝尔自称他的思想很复杂，不能简单的归于那一类，他的思想受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三大思潮的影响，由此形成的立场较为复杂，正如丹尼尔·贝尔自己所言“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 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 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1]即使丹尼尔·贝尔否认自己是新保守主义，但是他依然被贴上新保守主义的标签，而这种“新保守主义者的内容成分相当复杂。它既是针对自由派激进改革纲领和政策作出的批判纠正， 也反映出美国社会近年来向传统回归、寻求稳定价值观念的广泛心理。以便在日趋严酷的局势下维护美国的繁荣与尊严。”[2]复杂的思想和立场让丹尼尔·贝尔很难找到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根源，也很难找到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解决途径，他的论述时常往返于各种思想之间，观点多变，在论及宗教问题是也常反反复复，例如，丹尼尔·贝尔论及宗教的作用时，曾言“我不以为宗教是一种社会的‘功能必需”[3] ，但是经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分析认为宗教的丧失导致人类信仰的泯灭，以致出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在谈到对宗教的定位时，丹尼尔·贝尔认为“我不相信宗教能粘合起社会的一盘散沙”，[4]但是当他打算设计一种新宗教以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却转变观点，认为新的宗教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使精神涣散的社会重新获得思想上的统一;在讲到传统宗教的形成时，丹尼尔·贝尔认为“宗教是不能制造的。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 它虚伪浮夸， 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5] ，但是当他提及的新宗教观点时，却主动设计一种新的宗教，并希望新的宗教能够发挥作用。丹尼尔·贝尔复杂的人生观使得他的宗教观点在论述时前后矛盾，丹尼尔·贝尔未能形成稳固一致的宗教观，或许他的新宗教只是一种尝试，或许是一种无奈之举，这种新宗教思想有待商榷。
四、公共家庭包含着政治悖论
公共家庭是丹尼尔·贝尔为解决现代社会政治领域中的矛盾而设计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一种思想上的创新，但是如果想要付诸实施，它还有很多的缺陷。在公共家庭中，公共将决策权集中起来放到政府的手中，政府是一切决策的主体，公众只能通过政府表达自己的意见。政府的职责是满足公众的需求，决策权并不直接掌握在公众手中，公共家庭的制度能否保证政府决策权的正确实施。虽然从人类的历史看，政府的权利过于集中只会损害公众的利益，把权利关进牢笼才是正确的选择。丹尼尔·贝尔声称在公共家庭里，重大事物由公众决定，可是公众毕竟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它没有你具体所指，可以放大到所有人，如何设计一种制度保证每个人都能参与到决策之中，恐怕这样的制度很难设计。丹尼尔·贝尔也曾坦言“公共家庭的政治和哲学难题源于以下事实：国家必须设法完成积累和合法化的双重功能：依照共同利益的一些概念，提供经济的统一指导（在外交政策中，也要有一些关于国家利益的一致观念）;在权利基础上，或依据一些哲学标准，调节不同选区的互相冲突的诉求。在第一个任务中，国家具有领导和指挥的自治功能;在第二个任务中，最坏情况是国家成为权利斗争舞台，最好情况是它成为标准的仲裁者。”[6]另外，反观每个社会制度决策主体，大部分是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在奴隶社会是奴隶主，在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家，谁能保证公共家庭里的资本家会主动交出手中的财富和权利，谁能保证公共家庭里的资本家不会再次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一面是公共家庭要求擴大政府权利，一面是政府难以正确履行职责，丹尼尔·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自身包含着政治悖论，难以调和。
【参考文献】
[1]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 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39页。
[2]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 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214页。
[3]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 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207页。
[4]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 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147页。
[5]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21页。
[6]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第二版，第243页。
作者简介：王长荣（1988年7月24日出生），男，汉族，安徽六安，硕士研究生，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