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都秋味，何以“悲凉”

    摘要：郁达夫故都赏秋时所产生的“悲凉”之感，跟民国时期的时代背景和他的人生遭遇及性格情趣有很大的关系。就时代来说，军阀混战，经济凋敝，郁达夫生不逢时；就个人遭遇来说，郁达夫早年丧父，体弱多病，成年后又常常走投无路，承受着经济的压迫；就个人性情来说，郁达夫为人正直，品性纯洁，见不得世道人心的沦落。这一切，是郁达夫故都赏秋时产生“悲凉”之感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郁达夫；故都的秋味；“悲凉”的根源

    学习《故都的秋》一文，最难理解的是郁达夫在故都赏秋之时，何以会产生“悲凉”之感。人教版《语文》必修2《教师教学用书》在“教学建议”里就已指出：“他描写自己心中的‘悲凉已不仅仅是故都赏景的心态，而是整个的人生感受。”《故都的秋》一文到底反映了郁达夫怎样的人生感受？“悲凉”的根源到底何在？《教师教学用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为了探明这个问题，笔者通读了《郁达夫全集》及王自立、陈子善编订的《郁达夫研究资料》，条分缕析，概括总结如下。

    一、早年不幸

    郁达夫出生在浙江富阳的一家破落乡绅家庭，他出生后，即因母亲奶水不足，又雇不起乳母而营养不良，自小身体孱弱不堪。三岁时，父亲病殁，家道更为衰落，母亲以一妇人之身奔走内外，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孤儿寡母，备受欺凌。童年的不幸遭遇，“直接影响到他的个性，使他成为一个孤独者”（黄得时《郁达夫评传》）。郁达夫也自称“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境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后来上学，学费一再不足，又使他自惭形秽，过分矜持，格外敏感。在同学中间，他“不善交际，衣装朴素，说话也不大会说”，被嘲笑为“怪物”。18岁那年，郁达夫跟随长兄赴日留学，离乡背井，“海外漂泊十余年”，饱尝了“离家去国之悲”。在异域，他更是遭受民族歧视，常感“绝望、悲愤、隐痛”。这些遭遇在郁达夫的心里埋下了悲凉的种子，对他的性格养成、情感倾向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体弱多病

    郁达夫早年在日本求学时，因经济拮据，衣衫单薄，受了海岛风寒，而“在身体上，种下了致命的呼吸器的病根”，罹患上肺病。他对疾病充满恐惧，老是悲叹“我怕我自家的性命，将从此缩短”，“大约此生总已无壮健的希望了”。1927年，郁达夫又染黄疸病，一度蛰居杭州静养。此外，常年伴随他的还有忧郁症和神经衰弱，致使他一度悲观厌世，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在他的日记里，总有“身体不佳”“近来身体弱，是一件大可悲的事情”的记录。郁达夫这样病弱的身体，直接影响到他的精神世界，使他颓废没落，意志薄弱，对人生充满悲凉之感。

    三、生逢乱世

    郁达夫生活在军阀混战的乱世。外国列强侵凌，国家分崩离析，军阀争权夺利，兵士荼毒生灵，资本家鱼肉人民，民不聊生。在这样动荡的年代，就连他自己的性命也难保全，“在中国军阀的治下，我的命是在半天飞的，这些禽兽似的兵，都可以闯进来杀我”。同时又因左倾倾向而遭遇“蒋介石的高压政策，白色恐怖”，“总觉得不能安居乐业，日日只在干逃亡窜匿的勾当”，真想“回到古时候没有皇帝政府的时代——结绳文字的时代”。郁达夫痛恨时局的混乱，他渴望永久的和平，但“国家没有正义和法律”“社会黑暗，国家颠倒”。他在很多文章里，频频穿插进对现实的不满和诅咒，比如他在《北国的微音》里说：“什么国富兵强，什么和平共乐，都是一班野兽，于饱食之余，在暖梦里织出来的回文锦字。”郁达夫渴望过一种世外桃源般和平宁静的生活。在《日本的文化生活》里，就表达了他对日本平和安定生活的热爱：“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中国的社会，简直是一种杂乱无章，盲目的土拨鼠式的社会。”国家乱离，社会动荡，郁达夫心怀忧国悯农之情，心境极度悲凉。

    四、人生无路

    郁达夫一生总是走投无路。在日本求学期间，他就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成立了创造社，编辑出版《創造月刊》等刊物，后来龃龉而散。他虽先后在多个大学任教，但都为期不长。广州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对革命充满热望，但是真的到了广州，他发现革命阵营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美好，“在那里所见到的，又只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他发现有些革命者，纯粹是投机者，只是“空谈革命，而只想升官发财”，他隐隐觉得“现在的革命，恐怕也不过是回光返照的一刹那”。现实的种种虚伪丑恶，使郁达夫对革命彻底失望，于是离开了“龌龊腐败的广州”而回归上海。

    革命的道路不通，而郁达夫又不想做官，他“平生最恨的是做官，尤其是那些懒惰无为的投机官僚”。他对军阀官僚极为痛恨，“不甘与官僚同流合污”，而“遭到了新时代的摈弃”，于是“不生不死，仍复在歧路上徘徊着，苦闷着，而终于寻不到出路”，成为一个“不得意的闲人”。他的两位兄长都希望他升官发财，而他觉得“真真是使我难为好人”。于是，走投无路的郁达夫下定决心做个文人，“我打算此后决计只在文学上做些功夫，飞黄腾达的事情绝对不想了”。他拒绝为当局“帮忙党务”，“李君极力想我出去做个委员，我不愿意”，以致成为“人生战斗场上的惨败者”。无路可走之际，郁达夫移居杭州，过起名士式的隐逸生活。他“生不逢时，终没有一条出路”。人生的挫败，谋生的艰难，无路可走的现实，是郁达夫悲凉的又一重根源。

    五、经济苦闷

    郁达夫凭官费留学日本，度过了一段较为安稳的求学生涯。回国之后，一时求职无果，生活陷入困顿，从此贫苦伴随一生。为求生计，他先后辗转南北，在安庆法政专校、北京大学、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安徽大学任教，但都为期不长，复又陷入失业。于是，他不得不以卖文为生，形同“文丐”，进行艰苦的文学创作与翻译。郁达夫时常感叹“近年来日逼于衣食，做卖钱投稿之文”，“当勉强的写几篇小说出来卖钱”。甚至出版自己的日记，他自叹：“文人卖到日记和书函，是走到末路时的行为。”在他的日记里，甚至有穷不得已而买航空奖券（相当于彩票）的记载。即使在青岛北平避暑期间他也忙于赶稿，“计不得不应付的稿件，有四五处”。《故都的秋》就写于此时，是因王余杞坐索而成的急就章。郁达夫人到中年，没有稳定的收入，承受着经济的压迫，他在许多文章中一遍遍地对金钱发出沉痛的诅咒，甚至把钱踩在脚下，进行肆意的报复。匡亚明在《郁达夫印象记》里也说“他遇人即诉穷”，他自己也说“一生没有使我安易过的那个鬼，就是穷鬼”。郁达夫一生贫病交加，更增添了他对人世的悲凉之感。

    六、人心丑恶

    郁达夫的悲凉苦闷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格的悲凉苦闷。他本来可以无视社会的混乱，可以凭着自己的才华去升官发财，但以他纯真的人格，不免要愤世嫉邪，渴慕正义。他看到“人心不良，处处多是阴谋诡计”“人心不古，天良丧尽”“人心奸恶”“人心已经死尽了”“机会主义者，只晓得利用机会升官发财”“军阀委员们、要人们，人性灭尽”“官僚武人都在那里横行阔步”，甚至觉得“不可救药的人类，毕竟是穿着衣冠，能通言语的禽兽，为利而争，为权而争，为女人而争，处处都是丑恶”。他更为大胆地揭露“什么党派，什么争斗，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一点金钱、权力而已，旁的话都是骗人的器具，狐鬼的画皮”“毒杀阴谋，敛钱卖国，把小百姓的汗血辛酸，尽拿来作外国银行里的几千万的存款，此外还要纵横反复，打仗杀人”。在自传之一《雪夜》里，他自称“灵魂洁白，生性孤傲”。匡亚明在《郁达夫印象记》里对他也有准确地评价：“他不会取巧，不愿投机，处处地方，都保持着相当的纯洁。”王任叔在《记郁达夫》里也认为：“达夫是一个精神的贵族主义者。”

    郁达夫纯洁真率，最看不过人心的机巧诡诈，为维护自己的人格，他绝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始终与官场保持着距离，即使贫病交困，也在所不惜。他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孤傲高洁，难与世融，面对污浊不堪、人心不古的社会现实，他总产生佛家的世外之想。郁达夫本有经世致用之志，冀拯生民于水火，但又总是鄙弃现实，过着隐遁生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对丑恶人性的憎恨。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里說：“郁达夫不满意国内政治，但是他所不满意的是人，而我所不满意的是独裁贪污制度。”由此可见，他不满意的是人心，是人心的丑恶。正是人心的丑恶，使郁达夫倍感人世的悲凉。

    在郁达夫所有的文字里，反反复复悲叹的就是上述六个方面。因此，《故都的秋》里郁达夫所感受到的“悲凉”，绝不是一时的赏秋之感，而是郁达夫一生悲凉身世的体现，是他在乱世中固守真纯人格困境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吴秀明.郁达夫全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2] 王自立，陈子善.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郁达夫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注：本文出现的引用，除专门注明的以外，均引自《郁达夫全集》。

    作者简介：冯双全（1975— ），男，甘肃省秦安县第一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学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