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生态农业“稻田养鸭”技术与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

    郑庭义 黄靓彦 陶丽 丘俊超 逯浩奋 王宇丰 向安强

    [提 要]传统生态农业“稻田养鸭”技术是中国主要的传统农耕文化遗产,传统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在“三农”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与作用。广东“稻鸭共生”系统是动态保护与利用传统农耕文化遗产并服务于“三农”的典型案例,“稻鸭共生”技术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较大的生态效益,对中国传统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稻田养鸭;稻鸭共生;传统生态农业;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作者简介]郑庭义(1962—),男,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科技史;黄靓彦(1993—),女,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广东广州 510642)陶 丽(1988—),女,广州江上风清文化传播公司经理,研究方向为文化与传墦;(广东广州 510600)丘俊超(1980—)男,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公务员,硕士,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与农业史;(广东广州 510900)逯浩奋(1992—),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与管理;王宇丰(1973—),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人类学、科技史、农业文化遗产;向安强(1960—),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科技史。(广东广州 510642)

    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渔猎文化三者交汇相融,共同积淀成我国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它们以多种多样的继承方式,呈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和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其中,农耕文化产生的影响尤为重大。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以农立国、以农为本,其延续千年的农业生产类型、农业生产技术、农业民俗等资源弥足珍贵。但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传统农耕文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少,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经过时间筛选,极具特色和发展潜力的传统农耕文化遗产,应当受到大力保护和适当利用。

    一、“稻田养鸭”——农业技术类遗产

    由于气候、土壤、风俗习惯等差异,我国的农耕文化,南北方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然而两者并不孤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南北两方相互交汇,不断充实和丰富农耕文化的内涵。根据其特点和特征,参考农业文化遗产的分类方法,我国农耕文化遗产大致可分为以下幾类:农业遗址类遗产、农业工程类遗产、农业景观类遗产、农业文献类遗产、农业技术类遗产、农业作物类遗产、农业民俗类遗产、农业工具类遗产和农业品牌类遗产。[1]当中有物质遗产,也有非物质遗产,它们主要通过实物保存、文字记录、口头流传等方式保留至今。

    其中,农业技术类主要是指种植与养殖技术,例如间作套种技术、有机肥料施用技术、精耕细作技术、生态防治技术、桑基鱼塘等都在此范畴之内。而“稻田养鸭”技术作为我国传统农业中种养结合技术的典范,也属于农耕文化遗产中的农业技术类遗产,并通过不断地创新和改善,焕发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二、传统生态农业“稻田养鸭”技术的保护与利用

    现代农业更注重经济价值而忽视生态价值,更注重短期内的农业产出而忽视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最终造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方面的尖锐对峙。任何一方的执意而行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必须选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行之道。中国传统的生态农业,符合“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既能创造较高的经济价值,又能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一举两得。鉴于当今农药、化肥等化学剂滥用之境况,必须加大传统生态农业的保护力度,并与现代农业科技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其利用价值。“稻田养鸭”技术就是其中典范。

    (一)“稻田养鸭”技术的保护与利用

    明代初期,我国“稻田养鸭”技术就已出现,江南水田鸭捕蝗虫[2],广东沙田鸭啖蟛蜞[3][4],都是其典型的运用模式。从最初对功能简单的开发利用,到后来不断地累积和总结生产经验,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技术体系,“稻田养鸭”技术的发展历程几乎没有中断过。进入现代,虽然“稻田养鸭”技术曾因为农药、化肥等农业化学品的运用而进入发展低谷,但近年来其生态友好和环境友好的重要特征渐渐为人所识,重新进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视野,并对当前的食品质量和安全问题、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农业生产综合效益问题有着极大的启示作用。

    “稻田养鸭”技术作为农业技术类遗产,与农业遗址、农业文献、农业工具等实物类遗产不一样,它很难通过建立博物馆或划定保护区来完整保留。作为一项具有发展潜力的农业技术,活态的保护才是最佳的选择。俗话说:“活鱼还要水中看”,让“稻田养鸭”技术以鲜活的姿态存活于民间,并服务于大众,寓保护于开发利用中才不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经过短暂的沉寂期,我国于20世纪末重新推广“稻田养鸭”技术,并借鉴国际经验,开展理论研究,建立量化标准,掀起新一轮的风潮。这不仅令日渐式微的“稻田养鸭”技术得到保护,还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重新投入到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中。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东、台湾等地都在相继推广“稻田养鸭”技术,因地制宜,各地的具体形式各有不同。[5]

    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首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技术理论。对“稻—鸭—田”系统中各个参与对象,各个环节,各个步骤及其相互作用都有了深入的了解,这对吸取传统农业智慧和探索发展潜能都有很大的帮助。其次,鸭稻兼收,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再者,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减少污染,改善生态环境。[6]

    由此可见,“稻田养鸭”技术不可能被死板地陈列在博物馆内,仅供人参观;或划地为区,一成不变地低效生产,纯粹为保留而保留。而是以鲜活的状态,与时俱进,继续服务于民间大众。事实证明,“稻田养鸭”技术在实际利用中得到了更好地保护。

    (二)“稻田养鸭”技术的保护利用与“三农”发展

    人们对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在“三农”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正逐渐加强。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将大力服务于“三农”发展,并作出难以用数据来量化的贡献。这在农耕文化遗产“稻田养鸭”技术上就有明显的表现。

    1.“稻田养鸭”技术对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启示

    现代生态农业借鉴了传统农业注重整体、协调、良性循环、区域分异的朴素生态学思想。“稻田养鸭”技术要求人们将水稻、鸭子和水田看作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根据水稻生长期、水田面积调节鸭子数量,三者互惠互助,共同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鸭子除草防虫、中耕浊水,排泄物是水稻天然的肥料;水田为鸭子提供休息、劳作和觅食的场所;水稻在鸭子的刺激下促进生长,遗穗则成为鸭子的补充饲料。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在追求最佳的生态平衡关系,从而实现现代生态农业无污染,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稻田养鸭”技术对未来农药和化肥替代的启发

    农药和化肥在快速杀灭病虫杂草,提高产量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但在“稻—鸭—田”系统中,动植物之间互相制约、相互作用,使能量向最佳的方向转化,几乎不需要使用任何农药和化肥。构建合理的种养结构既能保证产量,优化质量,还能保持良好的农业环境。

    3.“稻田养鸭”技术对农民增收的启迪

    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需要,同时也是妥善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之一。实践证明,“稻田养鸭”技术能达到稻鸭兼收的目标,输出品质优良的有机大米和无公害鸭肉,拓宽了农民致富的渠道,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其生产积极性。

    4.“稻田养鸭”技术对建设现代农业龙头企业的借鉴

    中国既是稻米和鸭子的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稻田养鸭”技术使水稻和鸭子的规模化生产结合起来,由企业牵头,将分散的农户集合起来,建立品牌,形成畅通的生产销售渠道,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济效益。这对于建设现代农业龙头企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保护与利用的典型案例:广东“稻鸭共生”系统

    经过近二十多年的田间试验研究与推广,广东已形成具有自己特点与特色的“稻鸭共生”系统,是农耕文化遗产——传统生态农业“稻田养鸭”技术保护与利用的典型案例。“稻鸭共生”系统一方面使中国传统农业中的“稻田养鸭”技术保留下来,并且经过传统经验借鉴、农业理论探讨和现代科技的结合,更加适应了当代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稻鸭共生”系统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更新农村精神文明风貌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建立了“企业+基地+农户”的一条龙产销模式

    引进或培养农业龙头企业是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有效措施之一;建立生产基地,将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直接签约,更是延长生产链,实现产销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一条龙的产销模式能将农村的生态优势和劳动力优势转化成为经济优势。广东湛江市雷穗公司的“稻鸭共生”基地,在这一方面表现出色,可视为典范。[7]

    (二)引入生态农业的概念

    生态农业又称为自然农业、有机农业和生物农业等,它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石油农业”(现代农业)的对立概念。关于生态农业的定义有许多种说法,简而言之,它是以生态学理论为主导,合理配置各种农业自然资源,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一种农业。“稻鸭共生”系统作为广东生态农业的推广项目之一,对周围生态环境、操作人员的素质和相关的配套措施都有一定的要求。例如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县,其“稻鸭共作”位于高山带,四周没有任何污染,利用天然泉水来浇灌水稻,完全禁止农药和化肥等化学剂的使用,生产出来的稻米绿色健康,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8]除了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还必须遵守严格的生产规程,以实现系统内部的良好运行。

    (三)推动农业观光的发展

    “稻鸭共生”系统不仅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其农业文化景观还具有一定的旅游观光价值。“稻鸭共生”基地一般处于偏僻的农村山区,就算是在城市圈内,也必定远离繁华,多在郊区及邻近的地区。稻田绿意盈盈,鸭戏于水,无污染的自然景观,原生态的风情体验,这都是推广农业观光,促进旅游开发的宝贵资源。广东深圳的碧岭现代农业科技园的“稻鸭共生”基地,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9]

    四、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政策选择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重要财富。中华民族凭借这些古老智慧,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缓解尖銳对峙的人地关系,实现了长达数千年的不间断发展。今天,我们再次提出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实际上是想从传统的经验与认识中提出对今后农业发展有益的一份思索与参考,从而在已经出现硬化、板结的土地上,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困境中,重获信心,并求得破解思路。

    众所周知,市场和政府是一国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在大力倡导“大社会,小政府”的今天,市场行为是最为常用的调节手段。但农耕文化遗产正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它需要更多的支持,而且它的价值也不能仅用经济效益来衡量,政府的相关行为,特别是政策制定对农耕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更为有效。

    (一)加强机制与制度建设,重视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监督管理

    从某种角度来来,农耕文化是一种公共物品,它在保护与利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机制与制度建设,重视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并要求多方参与,保证资源与资金的到位。

    (二)加强城镇化建设中的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因为认识的偏差,不少人认为城镇化建设就是“破旧立新”,农耕文化遗产反而成为城镇化建设的包袱。实际上,科学地保留农耕文化遗产,能令乡村更具有民间风情和传统特色,是一种千金难求的发展资源。因此,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三)加强对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资金投入

    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一直延续,不能中断。三分钟热度的保护与利用意义不大,徒劳且浪费。不需加大资金的投入量,谨慎地选择投入政策。因此,应加强对农耕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资金投入,根据实际情况设定科学的资金投入政策。

    (四)加强对农耕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利用的科学研究

    农耕文化遗产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藏,应该进行挖掘研究,如何保护与利用也应该进行科学探讨与规划。因此,应加强对农耕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利用的科学研究,例如加强农耕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加强农耕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利用范式的研究等。这不仅能增加农业文化遗产的生命力,还能提高社会大众对其保护与利用的积极性。

    (五)加强对农耕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利用

    农耕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完整地记录,死板地陈列并不是唯一的渠道。像稻田养鱼、稻田养鸭等技术类遗产就适合以鲜活的状态传承于世。现代生态农业--“稻鸭共生”技术的推广与发展,就是农耕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利用成功的典型范例。

    (六)积极探索“企业-高校-农户”共同参与的保护与利用模式

    广东“稻鸭共生”技术走在全国的前列,从4亩试验田发展到400多亩的生产基地,从农户零散操作到与企业直接挂钩,从个人研究到与高校合作,成立课题小组,理论与实操技能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稻鸭共生”课题组的研究成果纷纷在广东各地进行试验,并形成具有广东特色的稻鸭生产模式。看准此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各地方政府也加入其中,与高校、企业、农户共同携手,形成广东“稻鸭共生”技术推广与普及的大阵营。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发展,“稻鸭共生”技术在广东的多个地区进行实践,大多使用试验田和生产基地结合,高校、企业和农民三方合作,以生产无公害大米和有机鸭肉为目标的运作模式。[10]由企业牵头,各大高校提供技术指导,与农户直接签订订单,形成“企业+高校+农户”的模式。通过企业带动,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统一销售,是形成产业化生产的最佳途经。这种“企业-高校-农户”共同参与保护与利用农耕文化遗产的模式,值得积极探索。

    五、结语

    传统生态农业“稻田养鸭”技术,是我国主要的传统农耕文化遗产。传统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在“三农”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广东“稻鸭共生”系统,是保护与利用传统农耕文化遗产并服务于“三农”的典型案例。“稻鸭共生”技术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较大的生态效益,对我国传统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徐旺生,闵庆文.农业文化遗产与“三农”[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

    [2]闵宗殿.养鸭治虫与《治蝗传习录》[J].农业考古,1981,(1).

    [3]彭世奖.我国古代农业技术的优良傳统之一—生物防治[J].中国农业科学,1983,(1).

    [4]蒋祖缘.明代广东农业的飞跃发展[J].广东社会科学,1985,(4).

    [5]张孝安.稻鸭共作技术在中国的应用与普及现状[J].世界农业,2007,(4).

    [6][10]章家恩,陆敬雄,张光辉,等.鸭稻共作生态农业模式的功能与效益分析[J].生态科学,2002,(1).

    [7]张波,丘俊超,向安强,等.现代生态农业“稻鸭共生”技术在广东的推行与发展[J].科学与管理,2015,(2).

    [8]胡家勤,黎莉.连山太保“稻鸭共作”种植有机稻[N].清远日报,2008-11-05.

    [9]刘启达.袁隆平超级稻田推行“稻鸭共生”[N].广州日报,2008-04-16.

    [责任编辑:黄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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