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新党与新文化：五四大风笼罩下的地方读书人
在五四大风之下，在诸多读书人中除了与新文化一拍即合的边缘知识青年外，另有一个重要群体，即由清末新党转化而来的“老新党”群体。“老新党”本是些新人物，忽然不新了。“老新党”面对新文化时经常产生的感慨是“潮流变迁，莫知所届”，但这种“莫知所届”的局面却不由五四开始，而是由清末启其端。政治、法律、风俗、信仰等等的“无遵循”从清末到五四一直在不断绵延，这是一个波波相及的变化过程。从此意义上说五四风势的强烈很大程度上源于清末新党的分途。
与“新党”转化而来的“老新党”的无所适从相比，基本由“革命党”转化而来的五四巨擘们好像总是能在“无遵循”中找到他们的机会，立于潮头而不倒。这批人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常常一边展示着当年发动革命和追随革命的资本，一边借国立北京大学和新式报刊掌握了更大的权势，对青年的影响力曾煊赫一时。但他们对于北京政府和南方政府的政治影响实在有限。因此虽然他们作为一种集团性力量因其他集团性力量的同时衰落而显得一枝独秀，但却只能选择以“新”文化的方式来试图收拢久已不在轨道的政治、法律、风俗与信仰。由此说来他们与老新党缅怀中国传统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实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前一种努力面对的是一个只能画出理想愿景，实际上却不可能短时完成和由他们完成的任务，而后一种努力则面对的是那些已然不在，难以弥合的碎境与残花，两者看似对立，但其困惑一定会有渐渐趋同之处。这种困惑正如1920年鲁迅所言：“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
在此后多種合力作用下，新青年清晰地意识到以文化方式重建秩序之不可能，遂纷纷走向“政治的解决”。因此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致可分为两段，前一段可视为分途的清末新党之间跨越清末民国的特久互斗，而后一段则可视为分途的清末新党与新青年之间的一团混战，这一过程到1927年革命大致暂告尘埃落定，新的风开始吹起。
（摘编自《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作者：瞿骏）
与“新党”转化而来的“老新党”的无所适从相比，基本由“革命党”转化而来的五四巨擘们好像总是能在“无遵循”中找到他们的机会，立于潮头而不倒。这批人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常常一边展示着当年发动革命和追随革命的资本，一边借国立北京大学和新式报刊掌握了更大的权势，对青年的影响力曾煊赫一时。但他们对于北京政府和南方政府的政治影响实在有限。因此虽然他们作为一种集团性力量因其他集团性力量的同时衰落而显得一枝独秀，但却只能选择以“新”文化的方式来试图收拢久已不在轨道的政治、法律、风俗与信仰。由此说来他们与老新党缅怀中国传统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实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前一种努力面对的是一个只能画出理想愿景，实际上却不可能短时完成和由他们完成的任务，而后一种努力则面对的是那些已然不在，难以弥合的碎境与残花，两者看似对立，但其困惑一定会有渐渐趋同之处。这种困惑正如1920年鲁迅所言：“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
在此后多種合力作用下，新青年清晰地意识到以文化方式重建秩序之不可能，遂纷纷走向“政治的解决”。因此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致可分为两段，前一段可视为分途的清末新党之间跨越清末民国的特久互斗，而后一段则可视为分途的清末新党与新青年之间的一团混战，这一过程到1927年革命大致暂告尘埃落定，新的风开始吹起。
（摘编自《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作者：瞿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