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延武：打工啊打工！

    李嵱

    

    

    

    2010年11月，《新西部》推出特别策划《游走的魂魄》，调查了生活在城市里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其中包括甘肃古浪籍农民工吕延武和他的同乡伙伴们。

    五年后，吕延武仍然在东莞打工。漂泊十年，他自费印刷了一本书《黑夜与我有关》，记录了在城乡差距之间和经济变化之中，一个农民工的梦想与现实。

    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面对进不去的城市与回不去的乡村，他们很多人陷入彷徨甚至绝望之中。可是，一种只有在东莞才有的身份归属感，却让吕延武至今无法离开这里。

    五年后重访，而立之年的吕延武仍漂泊在东莞，做着他的白日梦—“让农民工成为体面而有尊严的劳动者。”“让社会听到农民工的声音！”

    2010年，记者在广东采访新生代农民工，努力寻找那些成功转换身份的西部民工，也走访了在底层漂泊的甘肃古浪籍打工者，其中包括吕延武。多年过去了，吕延武坚持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坚持为这一代打工群体发声，他说，“记录血汗，记录命运，记录就是声音。”

    梦想终将拯救他，还是毁灭他？这个问题和当年一样存在。

    我能为父母做的就是不念书

    但凡有力气，吕延武都会抗争到底。南国的空气滋长着他与生俱来的抗争精神，这种精神与其善良坚韧的本性结合，使他具备了坚强的人格，足以抵挡在底层社会遇到的一切挑战。

    吕延武的家乡古浪是河西走廊一个贫困而闭塞的小县，夹在腾格里沙漠和祁连山之间。有人描述那个地方“就像一丛骆驼刺”，倔强地、默默地存在着。

    2001年6月，西部大开发刚刚拉开序幕，国家的政策开始转向荒凉而贫困的西部，只不过政策的春风尚未惠泽到吕延武的家乡。那一年，吕延武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母亲决意花更高的代价让他读高中，让妹妹辍学，但吕延武死也不去，从此再未进过学堂。

    “我能为父母做的只有早早不念书了。”多年后，吕延武谈到当年的选择时这样说。他这样做只有一个原因：贫困。

    吕延武记得，有一年，父亲向姑爹借了50块钱，一家人才过了个年。每年开学时，一家人都要决定一下，四兄妹里，谁去向学校赊学费。那时国家没有减免政策，学费高昂，靠土地那点微薄的收入远远不够。

    “交学费时，老师会把赊学费的同学们叫上前去，并告知他们要在多长时间内交上，不然将被停课。”吕延武说，每当他站在众目睽睽之下，心中就有说不出的滋味。

    思想的裂变发生在初三那年，吕延武被物理老师扇了几巴掌，他又看见校长打了他最好的同学。他突然厌学，开始逃课。初中毕业时，他没考上高中，母亲想让他妹妹辍学，让他去上高价高中，但他坚决不同意。妈妈急坏了，叫来亲戚们给他做工作，也没有任何结果。

    那时的吕延武讲一口古浪方言，满脸被西北风吹得通红，思想叛逆。他一心想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打工挣钱，给父亲挣水费，供弟弟妹妹上学。

    就这样，吕延武离开了家，到处漂泊找活儿干。他在饭店洗过碗，到青海的石棉矿做过炮工，到山东的建筑工地睡过湿地铺，吃过发霉的饭菜，在天桥底下睡过，也目睹过身边的朋友被塌方掩埋。

    生于贫困乡村，缺乏学历和技能，身体和体力便是所有的本钱，但又黑又瘦的吕延武连这些都不充裕。在石棉矿上打工的时候，不到100斤的他要扛100多斤的炸药，一个月只能挣七八百元。

    我的青春在打工的路上

    2005年，一项公益性质的劳务输出项目“西才东用”在吕延武的家乡启动时，吕延武刚刚从外面闯荡回来，便报名来到东莞，成为“西才东用”第三批输出的劳工。

    对吕延武来说，“西才东用”为他指引的路，是一条破天荒的路。只不过，他并不知道，从此家乡这个偏远的小县和南方这座世界工厂，将给他带来多少割裂的痛楚。

    提起“西才东用”，不得不提到台湾商人温世仁。温世仁第一次到古浪就被西部的贫困所深深震撼，于是决定为这些地方做些什么。2002年，他集资5000万美元创办千乡万才（中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乡万才），计划从内地4万个乡镇挑出最穷的1000个，帮助他们构建网络，培养1000万网络计算机人才，通过网络缩短东西部距离、西部与世界的距离。古浪成为这个“网络新农村”工程最早的试验地之一。

    然而，壮志未酬身先死。2003年12月7日，55岁的温世仁在台北因病去世。千乡万才的宏伟计划在他去世后艰难推进。2005年，千乡万才开始实施“西才东用”劳务输出项目，把一批批古浪娃输送到“世界工厂”东莞。他们中有很多都是刚失学不久的学生娃，十七八岁的年纪。

    这些“土不拉几”的古浪娃在东莞市沙田镇的诚达鞋厂开始了他们的打工生活。穿上工装，戴上厂牌，走进车间，成为工业区的厂妹厂仔。吕延武也当上了一名踩车工。

    然而，喧嚣的街头，枯燥死板的工厂生活，异样的眼光，背井离乡的牵挂，城乡的差异……所有这些，都给吕延武和他的伙伴们带来不小的心灵冲击。

    十年后，当年输送到东莞的2000多名古浪民工，仍然留在那里的屈指可数，吕延武是其中之一。 总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愿意离开这座歧视自己身份、“血汗工厂”遍地、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城市，可他不知如何作答。

    “我习惯了生活在工业区，习惯了穿工衣，习惯了从这个工厂到那个工厂，也习惯了吃三五元一份的粉面，习惯了十来元住一晚的旅店和一二百元一个月的出租屋。”吕延武说，“我只有在东莞才会找到更多这样有共同语言的兄弟姐妹们，只有在东莞心里才会产生一种身份的归属感。”

    十年后，吕延武依然感念千乡万才给他的命运所带来的变化。“千乡万才对我意义重大，也许没有千乡万才就没有现在的我。”他说。

    出租屋的灯光在流淌

    “如果你在东莞某个流水线做上一个月，还会思考，你就会疼痛。”打工诗人郑小琼曾这样说过。

    初到东莞，吕延武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知道想离开家乡，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他在本子上写下最初的豪言壮语：“我这一生，活，就要活个痛快。斗天斗地，寻找自己的梦。”

    半年后，吕延武因为报废了一只鞋子，被组长罚站。组长给他一个凳子，让他站在全车间中间，让所有工人都过来看。他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一气之下就离开了鞋厂。后来，出厂、进厂就成了家常便饭。

    吕延武的父亲是第一代农民工，家里的土地不养人，要养活兄妹四人，只能外出打工，常去的地方是甘肃省内各矿山、建筑工地，也到青海和新疆修过路。

    吕延武记得小时候，有一回去公路边接打工回家的大伯，大伯沉重地叹了口气：“出门出烦了。”吕延武当时心一惊，“难道出门不好吗？”外面的世界不是很精彩吗？怎么会烦呢？他对大伯说的这个“烦”很疑惑。直到他也来到东莞，从一家工厂到另一家工厂，他才深深体会到大伯说的话，有时他自己也感觉“出门出烦了”。

    在东莞，吕延武成了一个漂泊的农民工。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的城市依然车水马龙，他独自一个人走在霓虹灯下，但不知道路在何方。

    “在外面的世界里，我们只不过是一台替人赚钱的廉价机器而已，没多少人会管我们过得好不好，是死还是活。”吕延武说。

    每进入一家工厂，他都要不断地给自己打气。“是苦了些，但要坚持。”“喝自己酿的酒，再辣也痛快。”“我什么都不怕，只怕自己的志气灭了。”

    但每次进厂的结局都差不多。“终于无法忍受下去，我惟一的反抗—老子不干了！我这辈子，也只有这点出息了。”

    记得有一次，厂里选出的工人代表向高层主管反映车间的管理干部骂人的问题。没想到得到的回复竟是，“骂你那是为了你好啊，是在锻炼你啊。”

    2006年，吕延武开始学电脑、学打字、上网、写博客。他在新浪建了一个博客，为自己起的笔名叫“红别民工”。他写自己关切的事物：东莞的雨季、客家人的楼房、台湾老板的钞票、工人的血汗、自己的怀疑。

    出租屋的墙上，贴着他写的毛笔字：“路在何方？”“归宿何处？”有时候，他觉得黑暗像隧道壁一样坚实，他想哭，为自己，也为农民工群体。

    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吕延武的很多新知识，一部分来自书籍，一部分来自生活的体验。他把书视为“最好的打工伴侣”，打工之余如饥似渴翻阅一切可能找得到的书籍。为了买书，他时常陷入拮据，有时候不得不劝自己少买。

    写作让他学会了独立思考，他渐渐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农民工。工友在送给吕延武的笔记本上写道，“上学之路结束后，我似乎拿到了命运的判决书，唉，天生农民命，我放弃了我的所有爱好。但在延武哥你的鼓励下，我知道了，虽然老天没有给我继续上学的机会，但我有双手和大脑，只要敢拼搏，一样会有好的前程。”

    虽然无力也要为弱势群体呐喊

    吕延武时常回想起在青海石棉矿当炮工时，老炮工问他的一句话：“你干啥能行哩？”多年来，他时常也在心里问自己这个问题。

    200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吕延武走进东莞一家劳工NGO公益组织，当上了专职干事。

    这家专为农民工服务的NGO主要工作是为打工者普法维权、引导打工者提高自身素质、开展打工者就业能力培训。吕延武每周要做的一件工作，就是到医院探访受伤的农民工。

    他一家一家医院去探访工友，突然发现自己可以为工人做一点事，这让他很高兴。他去探访、帮助其他工友，协助工人认识法律、成功索赔、渡过难关。他相信“能帮一个算一个”，尽管有时也感觉很沮丧，因为无论如何努力，“工伤仍然每天在发生”。

    他每周都去医院，看那些流过血的，断指的，断腿的，穿着钢针的，缠着白纱布的，躺在雪白的床单上痛苦呻吟又茫然无助的受工伤的农民工工友。“每周都能换很多新面孔。”

    有一位大姐，左手被锯没了，右手几个指头都断了。吕延武每次到医院碰见她，她总是笑着，跟随他到各个病房转，帮他给其他工伤者说怎样处理工伤或怎样养伤的事情。吕延武很佩服她，有一次由衷地说：“大姐，你这么坚强，这么乐观，笑得很美。”大姐听了说，“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日子总得过。”

    吕延武记得与河南工友“伟”的第一次见面是个大夏天，“他把受伤的右手，揣在裤兜里。”此后，他们一起走上漫漫维权之路—从收集证据材料、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劳动争议仲裁、一审法院审理、二审法院审理到最终拿到自己的工伤赔偿金，一共耗去两年半的时间。不知打了多少电话、跑了多少路、花了多少钱。

    可是，吕延武每次与他见面，都能听到爽朗的笑声。“他率性的笑脸上没有一丝自卑自弃的痕迹，我还有什么资格天天唉声叹气呢？”吕延武感叹道。

    “东莞每年发生数以万计的工伤事故，但90%的工伤者根本不知道或不清楚其拥有的法定权利。工人们用体力支撑起世界工厂的运转，却很少意识到工厂里存在的危险。工厂在制造出产品的同时，也制造着一位又一位伤残的工人。”太多血淋淋的现实，让吕延武时常感受到自己的无力。2010年，为了挺直腰杆更好地为弱势群体呐喊，他在网上订购了很多有关法律的书籍，开始潜心学法。

    他学会了写诉状，并且开始以独立代理人的身份出庭为农民工辩护。如果开庭顺利，他会异常高兴。如果出庭被阻挠，他的心情就糟透了。如果工友从厂方拿到钱，他定是满脸笑容，一整天都乐滋滋的。 如果劳动仲裁裁决书下来，所有的请求都不予支持，他会心痛而愧疚。“我们的能力太差了，要提高啊！”

    2010年，记者在东莞见到吕延武时，他已在这家帮助农民工维权的NGO机构工作了两年，经常搬家，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我们都是一线工人，没有律师资格证，以公民身份代理案件，却被说成‘黑律师，我们开展法律活动，提供法律援助，也被说成欺骗工人，坑害工人。”

    吕延武个性中的叛逆和抗争精神在南方工业区得到了发展和延续。这种精神的成长虽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变化，却让他真实地感受到“活着”。他深切地感受到要做一个“真正活着的人”，而不是父辈那样跪着“爬地”的农民。

    “这儿给了我活着的路，让我有了做人的梦想。我已不是以前的我，以后我将是火。”这种强烈的“活着”的欲望，让他至今无法离开这座城市。

    寻求一种生命意义上的改良

    帮农民工维权的经历，让吕延武的思想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开始思考造成两代农民工苦难轮回的根源，开始追求一种更高的理想，思考他们这一代农民工的生存价值。“我是谁？”“这个社会怎么对我？”“我们怎么做人？” “我能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

    家乡的长辈看他整天愁眉苦脸，苦口婆心地劝他：“人是糊里糊涂活的，一辈子也就容易过了。倘若非要活的明白，那是过不了人应当过的日子的。”可他不愿意过那样的人生。

    一次，朋友在饭桌上问吕延武的人生奋斗目标是什么。他想了想说，“帮助更多的工人，为工人们做些事情，然后写些东西。”听到这个回答，朋友的眼睛直勾勾瞪着他，说：“你连自己都帮不了，还去帮别人？”吕延武一时语塞。从那以后，他时常思考这个问题，我连自己都帮不了吗？后来，他终于明白，“有时真的自己连自己都帮不了。”

    打工十年，吕延武在东莞所拥有的财产不过是几百本书，几只笔。他仍住在150元的出租屋里，免费给工人提供咨询服务。他仍然要为维持基本生活而绞尽脑汁。困难时，朋友总是竭力支持他，让他喘口气。他现在打算给一家工人网站写写文章赚点生活费。

    吕延武兄妹四个，他是老大，和最小的弟弟相差10岁。母亲对他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像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娶妻生子，安稳度日。

    家里两个妹妹，一个已经结婚生子，一个大专毕业在新疆工作。弟弟在新疆一所技校念书。父亲费尽艰辛快要把几个孩子供养出来，却不幸熬出了病。

    “我的父母，大概也脱不了这样的一般认识。一个打工的，能干出点什么。老老实实安安稳稳回来，做个正派正宗的庄稼人，春来贷款买化肥下种，完了再扛起铺盖打工挣钱，秋来便回家收获粮食卖钱还债，冬到则捂在热炕头上“谝慌儿”（聊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去了。人嘛！”

    吕延武发现家乡也变得赤裸裸的现实，赚多少钱成为每个家庭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惟一标准。“我不敢回家了，回去，无论走到哪儿，都谈怎么挣钱，怎么消费。我若谈公益，谈理想，然后说我不挣钱，一定会把他们笑的肚皮撑破，以为我出门出疯了？他们想不通。”

    出门人的苦，吕延武现在深刻体会到了。每次看到家乡人一批批地出门，他的心情都会特别复杂。出门，出门！仿佛到城市打工就是一种“出路”，然而当他们一批批来到城市，却发现那些高大的楼群与鲜艳的广告牌其实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依然是主流群体背后一团无法显像的暗影。

    吕延武曾在广州参加了一个主题为“新工人群体及劳工NGO与媒体的关系”沙龙，作为新工人代表参与讨论。他发现流水线上的工友之间以“老板”称呼，梦想有朝一日自己赚钱开店，做生意，当老板。因为在他们眼里，“老板”是社会的主宰，要改变苦难命运，惟有自己当老板。

    吕延武认为，这是资本文化对工人的侵蚀。“说明劳动者认同了资本的合理性，顺从了资本的逻辑，却认识不到工人阶级所有不幸的根源所在。”

    生活在真实中的中国民工

    2011年，吕延武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开公益机构，开始进厂打工。他时常思念家乡的火炕，拉条子，烧馍，缺水的苞谷地。但不知不觉中，回家的路，在精神上越来越远，让他没有勇气北上西去。

    梦里，他发现自己又回到石棉矿当炮工，扛着上百斤的炸药，炸山开洞。有时候，山体坍塌，他奇迹逃生，其余人命丧山下。有时候，白幡高悬，哭声震天，坟堆遍野。他在诗中写下，“我梦见，我从棺材里走出，然后我将棺材抬起……”

    如今，吕延武已经彻底背叛了农民身份，背叛了农村户口，背叛了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背叛了亲人们苦心为他安排的安稳日子。

    “延武，你快回来吧！”每次父母这样叫他回去时，他就感到很悲凉，有时堵得慌，免不了生气，生父母的气，也生自己的气。“生自己的气，莫过于因为自己不够争气。”

    父辈打工的日子之所以难熬但却可以忍受，是因为他们尚未丧失对希望的想象。他们的梦想是回家结婚盖房子养活子女。和父辈们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是痛苦而迷茫的一代。他们既不愿意回农村安家过日子，也无法在城市里安家。

    曾有专家道出：“廉价的劳动力是我们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所以提高农民工工资有很大的困难。”每一个廉价劳动力，都是中国的筹码，是GDP的人质，这让吕延武们感觉到，未来像一个无解的方程，悬在那里。

    如今，吕延武的弟弟已长大成人，开始向往哥哥那样自由的生活。2012年7月，麦子熟了的季节，吕延武和弟弟在麦田里录下了一段视频。青灰色的天空下，头戴草帽的吕延武，用古浪话发表了“同路工农影像工作室”成立宣言。弟弟吕廷武立在他身旁，健壮挺拔，不时露出毫无遮拦的笑容。吕延武说：“同路学社今天正式成立了，我们将以‘真实说明一切为核心思想为工农拍东西。”

    当年一起到东莞打工的兄弟姐妹大都回到家乡，延续着父辈的生活方式。和吕延武同岁的堂弟吕博武如今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

    “后悔吗？”我问。

    “永不后悔！”他说。

    2015年，吕延武自费出了一本小书《我与黑夜有关》，他希望更多人能听到农民工的心声。

    他还打算和一些学者合作，写一些东莞工人调查报告，可以暂时维持生存。

    他和打工者廖小兵成立了东莞市卧云劳工发展中心，这是一家为工友提供法律援助和社会资源连接的公益机构。他在微信上开始募集资金，计划印一批劳动法宣传页到医院探访工伤工友。

    现实的问题依然困扰着他，生存的艰难，政府的打压，父母的不理解。“能坚持真的需要耐心。”他说，“说实话，我也没有更好的选择，能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就很满足了。”

    每年春节后，吕延武出门打工那天，母亲天不亮就起来生火、做饭，然后送他到公路上等车。车开上来，停的很远，母亲紧跟着车跑。上车后，他还没来及再看母亲一眼，车就开了。

    那一刻，吕延武总是感觉自己又成了一个离家的孩子，开始了漂泊的人生。

    2015年的吕延武，依旧如此。他说，他会写下更多的文字，继续帮打工的兄弟姐妹们做点事情。然后，就像他QQ签名所表示的那样，做“愿生活在真实中的一个中国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