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脚下寻湘女

    陈小玮

    她们一腔热血，抱着建设新中国的无限憧憬，从三湘四水出发来到了新疆。将近60年过去了，当她们“戈壁滩上盖花园”的梦想成真之际，却因为那段打着时代印记的特殊婚恋，吸引了众多人的好奇与关注。

    这样的错位，包含了怎样的酸甜苦辣?

    彭丽娟1951年参军时，只有15岁。

    “在长沙，看到穿着军装的女兵在街上走来走去，我觉得她们好神气呀!心里头好羡慕!”彭丽娟这样对记者说。她和伙伴从涟源到长沙是准备当工人的，但看到街上贴的招兵布告，就改了主意。

    从1950年到1953年，先后有8000多湘女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疆，她们的年龄大多在十七、八岁，最小的只有12岁。

    7月8日，本刊记者抵达新疆，在哈密，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地，先后找到了15位依然健在的湘女。一个个儿孙满堂的古稀老人，一桩桩刻骨铭心的如烟往事，将我们带入共和国建设初期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参军

    上世纪50年代的头3年，参军是一种时尚。

    “我是一心一意要当兵，不到朝鲜，就到新疆。”颜凯茹参军时，也不满16岁。她13岁就在长沙一家工厂做工，解放后，厂里为军方做军服等物品，号召青年参军的力度更大一些。

    1 951年，刘贤藻参军时只有14岁。她长的又瘦又矮，身高一米二，体重32公斤。因担心部队不收她，就虚报了一岁。当时幼儿文工团招收12岁到15岁的孩子，刘贤藻便成为幼儿文工团的一员。

    “姐姐比我早一年参军到了新疆。我想姐姐去的地方一定很好，所以也就报名了。”刘贤藻这样解释她参军的原因。

    秦莉萍是在街上捡到了一张招兵宣传单，她拿给好朋友谢荃辉看，两个十三、四岁的女孩便从益阳赶到长沙报名参了军。谢荃辉是戴着红领巾入伍的。

    陈小珍是记者采访到的惟一一个参军前就结了婚的。严格地说，她并不算湘女，只能算是湖南人的媳妇。她是广西桂林人，参军那年已经24岁了，正在商业职业学校读书。“学校开具一纸证明，部队就接收了。”陈小珍说。

    按规定，陈小珍是不符合条件的，因为部队招收的女兵全部应该是未婚的，但不知是负责招兵的人一时疏忽，还是觉得她学历高，就让她顺利入伍了。

    陈小珍报名参军没来得及和丈夫商量，报名后的第二天就随部队出发了。到西安后，她才给丈夫写了封信，等丈夫曹镜清接到信时，已是一月之后，而她已经到了哈密。

    “五一我们是在西安过的，在街上扭秧歌，热闹得很。”刘贤藻对记者回忆说。幼儿文工团有30多个成员，她们穿着自带的学生服，在西安街道上一边走一边扭，赢来一片掌声。过了两天，刘贤藻和同伴们就坐汽车从西安出发了。

    那时候，从内地到新疆还没有通火车，所有女兵都是从长沙乘火车到西安，稍事休整后，再乘汽车进疆。“路途实在是太长了，到最后，一路当做干粮的饼子硬的都啃不动了，就用水煮了吃。煮过的饼子发出一股难闻的酸臭味。”刘贤藻说。

    “还没开始革命，就革到底了!”陈小珍回忆说，过六盘山时，翻了一辆车，死了十几个女兵。

    1952年，进疆的车队更是庞大，几十辆大卡车，每辆车坐40个女兵，面对面坐4排，非常拥挤。“刚开始从西安出发时，歌声不断，唱的最多的是前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过兰州再向西走，沿途日渐荒凉。有时走一两天。都看不见一个人影。过甘新交界的星星峡时，带队的要求我们把头发塞到帽子里，装成男兵。”谢荃辉对记者回忆说。

    为了安全，每辆车都有两名全副武装的男兵护送，于是，民间开始流传一种不实的说法——湘女“是用机枪押送来的”。

    据戴庆媛统计，八千湘女的去向大致如此：1950年进疆的几批，基本上分在了新疆军区师团以上机关、文工团、医院工作；1951年进疆的绝大部分分在南疆焉、阿勒泰，石河子等地开荒造田；1952年进疆的女兵年龄偏小，除了一部分开赴哈密，阿尔泰，石河子外，大部分留在迪化(乌鲁木齐)，进了工厂、学校、商店等军区直属部队。

    开荒

    整个新疆部队都是以开荒为头等重任，来新疆的女兵，经过短期的休整，也投入其中。

    在哈密，开荒的前提是修渠，引天山雪水解决灌溉水源，否则，在缺水的戈壁荒滩上，什么都种不出来。

    修红旗一渠时，战士们的生活条件很是艰苦。没有房子住，就在地上挖一个深近两米的坑，上面加上一个木框子，铺上红柳或芦苇，再抹一层泥，俗称“地窝子”。“躺在地窝子里，能看得到外边的月亮，星星。在32公里的渠道沿线上，分布着众多的地窝子群，它们被命名为红星一庄、红星二庄……”颜凯茹这样描述着当时的情景。

    分在47团的颜凯茹负责背石头。“两三个人才能抬动的石头，我一个人就能背动。别人见了还夸奖说，‘这个娃娃真能干啊!听了这话，再大的石头都能背动。就那么傻!”颜凯茹笑着对记者说。

    所谓的背石头，是先要到戈壁滩上去捡石头，装到车上运到工地，再背到各个工程点。因为来回装卸石头，颜凯茹手上的指甲被砸掉过好几个。四、五月份的戈壁滩上，风特别大，脸都被吹皴裂了，颜凯茹便有了一个外号：“哈密瓜”。

    同样分在47团的陈小珍承担的任务是磨陶粉。“早上，晚上打砖坯，中午磨陶粉，把烧好的砖，砸成碎块，磨细，再用筛子筛成粉。”陈小珍说。

    陶粉与石灰混在一起，就是代水泥。当时在隔壁荒滩上修渠，为了防渗漏，在没水泥的情况下，只有土法上马。筛陶粉的人，一天下来，头上、身上全是紅的，连咳出来的痰都是红的。

    刘贤藻刚到新疆时留在文工队，这个湘妹子被分在秦剧团，学过秦腔。可一口湖南腔的她，只能跑个龙套，打个旗旗，演个不说话的丫环什么的。后来，她随秦剧团从迪化到了哈密，1 955年随部队又到了石河子，在莫索湾参加开荒生产。

    “那时人少，一个团场才几百个人，播种是用机器，种的棉花拾到元月份都拾不完。下了雪，就一个人在前面用棍棍敲，后面一个人捡。天冷的手都没办法伸出来，就每人发一双绒手套。”刘贤藻说，那时虽然很艰苦，可大家的干劲都很大，团场经常搞劳动竞赛，定额是每人每天拾棉花80斤，但常常会有人出来说：“我干120斤!”

    刘功辉是1951年3月入伍的。到新疆后，被分到22兵团直属政治处任见习干事。政治处就在石河子老街上，和陶峙岳司令员是邻居。

    1951年8月，兵团组建机械化军垦农场时，刘功辉被选拔去学开拖拉机，成为22兵团第一期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班中仅有的三名女学员之一。3个月培训结束后，刘功辉就去参加老鸦窝开荒了。

    一开始，刘功辉和男同志一起工作。在无遮无拦的荒原上，最大的不便是上厕所，要跑到很远的有渠沟的地方。当时

    工作量是每天开荒1 30亩，一个班要干十多个小时。为了多开荒不影响工作，刘功辉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出工时带一块床单，需要时在拖拉机后面一拉。男同志经常开玩笑地问她，“带遮羞布了没?”直到刘功辉配了女搭档，遮羞布才退役了。

    老鸦窝地势低，泉眼众多，所以不仅蚊子很多，蛇也很多。开荒时，把蚊帐往树上一绑，就是床。

    一个雨后的早晨，刘功辉惊讶地发现，蛇盘在树上晒太阳。和刘功辉同开一台拖拉机的唐万鹏叠被子时也发现，一条一米多长的青蛇就盘在被窝里，和她同眠一夜而相安无事。后来，这条蛇经常出现在她们周围，成为她们的“伙伴”。“这条蛇出现后，附近经常嚎叫的狼声也消失了，我们管它叫‘看家蛇。”刘功辉说。

    “配对”

    关于在湖南招收女兵的意图，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流传最广的是为解决在新疆从事屯垦的战士的婚姻问题，也就是俗称的“配对”。

    从现有史料看，这方面的因素的确是有的。

    原新疆军区副政委张明儒将军在他的《扎根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万官兵在新疆》一书披露道：陶晋初(陶峙岳的堂弟，原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49年9月起义后任解放军22兵团参谋长。)在1 949年10月27日给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起义后任22兵团副司令员的赵锡光将军的复电中说：“……军队整编后，在人民政府建设新新疆大方针指导下，应即协同入新解放军积极从事生产建设工作。果能如此，固国家之光明前途，亦十万官兵之最好归宿(王震曾云：将于明年赴关内招来大批女性作官兵眷属)。”

    1950年1月16日，王震司令员在新疆的一次会议上作报告，动员驻疆部队在保卫边疆安全的同时，从事生产建设，克服财政困难。改善部队生活。

    但是，从事垦荒的士兵，却有自己的烦恼，这就是成家问题。当时部队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师以上干部多数已婚，个别未婚；团级干部少数的结了婚，多数未婚；营以下干部及战士，除个别入伍前在家乡结了婚外，绝大多数尚未婚配。年龄普遍较大。师级干部多数30多岁，团干部多数30岁上下，营以下干部多数是20多岁，少数30多岁。

    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部队也明确规定：汉族军人不允许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而当时新疆的汉人总共也只有30万人，要解决战士的婚姻问题，只有从内地向新疆输入女性。

    当时担任二军政委的王恩茂在一次会议上讲过这么一段话，关于婚姻问题，彭(德怀)司令员说从口里动员女同志到新疆来，并且在西安、兰州、酒泉、哈密设站。家里有老婆的，可以送到西安；家里订了婚的可以送来；家里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订婚的，你家里父母亲戚能给你订一个也可以送来，送到西安去找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处或者找新疆军区驻西安办事处，一切由公家负担，给你送到新疆来。

    除此而外，1950年初秋，时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将军派二军六师政委熊晃到湖南去征召女兵。王震经请示中央批准后给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请他们大力协助。湖南方面对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把营盘街的一栋楼拨出来，作招聘团办事处，还在《新湖南报》上不断刊登招聘消息，动员女青年参军。报纸上对进疆女兵的远景描述是：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但未提及“婚配”。

    在采访过程中，本刊记者也曾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这个话题，但湘女们因个人经历不同，答案并不一样。不过，她们也承认，确实有“配对”成婚的。

    婚恋

    “男女年龄相差10岁，甚至有差20岁的。”张淑兰说，“当时有人讲怪话，说介绍的对象大的可以当爹。三八妇女节开大会，将说这种话的人批的很厉害。”

    在哈密，还发生过这样一件极端事件。

    一位营长是长征干部，看上一位不到18岁的湘籍女兵，但这位女兵不同意交往。当时西北空军将成立，营长要被调走，他又多次找这位女兵，都没能得到满意答复。临走前一天，营长趁晚上女兵睡觉时，用手枪打死了她。后来，部队开了个公审大会，把那个营长枪毙了。

    “湘女的婚姻，我把它归做‘道德婚姻。”戴庆媛对记者分析说。

    “婚姻不相称的不少，但也不是像传说的那样硬配。组织上会营造一个氛围或环境，让双方培养感情，有所了解。”戴庆媛说，“有些女兵是出于献爱心和这些战斗英雄、劳模结婚的，毕竟他们是为解放中国才耽误了婚姻大事的。”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接触到不少在有限范围内自由恋爱的例子。

    王雪云，是记者在哈密找到的一个现在依然生活在红星三场的湘女，今年已经80岁了。她是1 950年12月参的军，至今从没有回过湖南。“父母死的早，我被送给人做丫环，弟弟被送到孤儿院。”王雪云说。

    到新疆后，王雪云也曾被组织上找去谈话，先后给她介绍过几个部队干部，但都被她拒绝了。后来，她就认识了老伴，老伴当时在部队当排长，两人1954年结了婚。“老伴对我很好。那时，新疆大米很少，一个月只有几斤，全留给我吃，连孩子都不让吃。”王雪云回忆说。

    老伴过世的时候，王雪云才60岁，此后的20年，她一直是一个人生活。

    秦莉萍是1 981年从新疆调回湖南的湘女，今年是她的丈夫去世30周年纪念。她特地从湖南回新疆祭奠。

    “我刚来时，一心想当拖拉机手，却被分在了25师75团宣教科，我哭得不行。”秦莉萍说。

    “你个傻丫头，别人想在机關还呆不了呢!”宣教科的冯科长说。冯科长就是后来秦莉萍的丈夫。

    眼看劝说无效，冯科长说了一句，“你不是老百姓，军人得服从分配，不能想去哪儿去哪儿!”秦莉萍终于收住了眼泪。后来，秦莉萍就学会了刻蜡板，也适应了宣教科的工作。相处的时间一长，聪明的秦莉萍也明白了冯科长的心思。

    这期间，曾有一个政治处主任向秦莉萍示爱，被秦莉萍拒绝。后来，9连指导员来给秦莉萍提亲，说“有人看上你了”，还在她手心写了一个“冯”字。秦莉萍笑了笑。

    指导员问，“你同意了?”

    “笑就同意了?我要考虑考虑!”秦莉萍说。

    “不同意，脸没这么好看!”指导员调侃着说。

    不久，秦莉萍就和冯科长成了家。

    1952年，一批女兵到新疆后进入学校读书，她们的婚恋环境就宽松多了。

    谢荃辉是被长相英俊。能写文章会照相的马鸿俊夹在书里的一封情书打动了芳心。而刘玲玲的婚姻，至今听上去也很浪漫。

    刘玲玲在八一农学院棉训班毕业后，分在农7师121团连队工作。当时想和她处对象的老战士会把方块糖、饼干这些稀罕物悄悄地塞在她的枕头下面。刘玲

    玲发现后，就会到宿舍外喊着问：“这是谁的方块糖、饼干?”这样一来，没人敢承认。

    有一天，刘玲玲到连队鉴定棉花质量，住在老乡熊国华家里。夜半时分，窗外传来一阵悠扬的歌声。后来，有人给刘玲玲捎信说，那个唱歌的调到团机关了，想认识她。刘玲玲犹豫再三，还是想看看有着浑厚嗓音的男人什么样。

    唱歌的名叫贺荣洲。两人在文教办公室谈了半个小时的话，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便开始交往。

    但结婚对刘玲玲来说，还是很意外。

    1956的3月初的一天，刘玲玲接到贺荣洲几乎不容商量的电话：“我们结婚吧。我已经向团里打了报告，批准了。”接着，刘玲玲所在连的连长也接到贺荣洲的电话：明天我们到沙湾县登记结婚，请你把刘玲玲给我送过来。

    就这样，这一年的3月8号，刘玲玲被一辆马拉爬犁送到团部，团部又用汽车将8对新人送到沙湾县，花5毛钱的工本费，领了印有大红喜字的结婚证。

    新房就在团部的一间仓库里。

    生育

    生育孩子，对湘女来说，也是一项艰巨任务。

    “那时候以工作为重，大人吃饭连同给孩子喂奶，就半个小时。只好大人一边扒拉着饭，一边奶孩子，时间一到，扔下孩子就走。”黄静说。黄静是和颜凯茹一批进疆的湖南女兵。

    刘贤藻的第一个儿子，半岁时一个人被丢在地窝子里，冬天，孩子醒来哭着找妈妈，吸了凉气，得了肺炎，就死了。

    生了第二个儿子后，刘贤藻的婆婆一个人从口内赶到石河子，帮她带了4个月，后来干脆带回了老家。

    颜凯茹的4个孩子，也是由姥姥帮着带大的。姥姥在哈密一呆就是30多年。

    “那时候一心一意干工作，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没有上下班，没有节假日。”作为妇产科大夫，后来又成为哈密红星医院妇产科负责人的颜凯茹，一直不会做家务。

    “丈夫说咱买缝纫机吧。我说，买我没意见，但别叫我用。”颜凯茹干脆地说。颜凯茹的丈夫是1 949年随部队进疆的，曾当过红星医院的书记，在家里却成了“服务员”，买菜、做饭样样行。

    秦莉萍只有一个女儿，还是过继弟弟的。

    有一次，秦莉萍正在给大田浇水，她从渠这边往那边一跳，就出血不止。“当时年轻，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怀孕，经指导员爱人提醒，才惊觉例假已经有两个月没来了。”秦莉萍说。大家用马车把她拉到团卫生院，出血止住了，但却落下了病根，再没生育。婚后10年，秦莉萍的妈妈做主，将儿子8个月大的三丫头从关内送到了新疆。

    刘玲玲的大儿子是个聋哑人，娶的媳妇也是聋哑人。说起这个儿子，刘玲玲心里充满内疚。

    当时她和政委下连队蹲点，保姆让别人捎信儿说孩子发高烧。刘玲玲不敢请假，就让保姆带孩子去医院看病。“我不是医生，回去也没用，到医院住院，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刘玲玲想得很简单。

    半年后，刘玲玲带孩子去照相，摄影师摇铃铛吸引孩子目光，孩子根本没反应。刘玲玲这才发现儿子听力有了问题。后来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发高烧打针致聋，但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

    晚景

    在一些湘女家，记者都能看到摆在显眼处的金婚照。

    刘贤藻的金婚照是2006年师里组织照的。“拍了这张照片，第二年老头就生病了。去年冬天没熬过去，走了。”刘贤藻现在的生活是，早上去老年活动中心跳跳舞，走走模特步，空下来写写小文章，她在《哈密集邮报》发表了不少作品。

    陈小珍说，他们老两口的金婚照是孩子们非要让照的。老伴退休后就一直在老年大学学书法，陈小珍也曾在老年大学学跳舞。“现在80多岁了，跳不动了，就不去了。”

    但是，很多湘女是无福气拍这样一张金婚照的。谢荃辉家里摆的是她个人的一张艺术照。“刘玲玲她们拍金婚照时，硬拉上我，就照了这么一张。”

    “眼下90％的湘籍女兵，都是单巢。”戴庆媛说。

    红星三场的杨雪云一家住的还是土墙房，上世纪60年代盖的。“我可能是情况最不好的了。”王雪云对记者说。

    王雪云参加过护训队的培训，被分在师部医院当外科护士。后来，她随丈夫到了巴里坤，一待就是16年。她生的第二胎是一对龙凤胎，生完孩子后就总生病，无奈停止了工作。

    身体好转，王雪云曾经要求恢复工作，1 962年还在农场幼儿园当过一年卫生员。然而，丈夫不愿意给人留下凭职权给老婆找工作的口实，就不让有关部门给她发工资。一气之下，她就彻底回家当家属了。

    有一段时间，王雪云不甘心，又向有关部门反映自己的问题，但得到的答復是：“要复职，先交一万五。”王雪云说，“我6个孩子都在农场，日子都不宽裕，我到哪儿去找这么多钱?”

    现在，王雪云就靠每月400元的遗孀抚恤金过日子。

    女拖拉机手刘功辉后来上过一次学，毕业后在十月拖拉机厂当上了工程师。她的两个孩子都是这个厂的职工。后来，这个厂破了产，退休的刘功辉靠退休金生活，两个孩子都下岗自谋生路。

    戴庆媛有两个心愿。两年前，她筹划收集《八千湘女上天山回忆录》文稿，有238名湘女参与撰写，她希望能赶在明年湘女进疆60周年前出版。

    她的另一个心愿是，把位于南山公墓的湘女墓能修葺得再醒目一些。目前这个墓是9年前湘女们集资5000元修建的，墓碑后面刻有40多位已故湘女的名字。“可现在，除了我们这4个老姐妹还能找到外，外人很难找到了。”戴庆媛不希望有一天湘女墓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就像她不希望这段历史被人们遗忘一样。

    病痛缠身的戴庆媛依然忙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