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还是终点？
杨 若
2005年8月15日，备受各方关注的以色列单边行动计划正式实施，以色列单方面、全面撤出了加沙地带全部21个和约旦河西岸4个犹太人定居点。尽管此举遭到以定居点居民和国内右翼极端势力的强烈反对，但在以色列总理沙龙的强力推动和巴勒斯坦当局的密切配合下，单边行动计划虽遇抵抗但进展顺利，原计划3周完成的撤离工作仅仅用了9天就大功告成。当初曾是定居点“缔造者”和“急先锋”的沙龙为什么会成为定居点的“摧毁者”？以色列今后还会不会有类似大规模的撤离行动？和平的阳光是否即将普照中东？
丢卒保车一举多得
单边行动计划是在巴以和谈失败、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实施受阻的背景下，以色列总理沙龙提出的单方面“脱离”巴勒斯坦人的计划。沙龙推行此计划经过深思熟虑，有着极强的现实和战略意义。
首先，以放弃加沙是符合当前实际的“无奈”之举，脱离加沙可以帮助以摆脱沉重的经济压力和军事负担。加沙面积不过365平方公里，却聚居着145万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87.8万难民，生活水平极其低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尚不足800美元。那里土地贫瘠，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百姓主要靠在以色列境内打工为生。自2000年9月以巴爆发冲突后，以方时常以此为借口关闭边卡，许多加沙巴勒斯坦人失业，没有收入来源，生活苦不堪言。
1967年占领加沙后，以色列开始兴建定居点。定居点的战略意义大于经济考量，零星分布的21个定居点共占地54平方公里土地，是加沙总面积的15％，定居在这里的犹太定居者只有8000人，占该地巴总人口的0.55％。以历届政府在加沙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以维持定居者生活和收入的稳定。同时，自以巴冲突加剧后，毗邻以色列的加沙地带成为巴激进武装分子发动袭击的大本营。盘踞在加沙的“哈马斯”和“杰哈德”组织经常从这里向以发射火箭弹到以境内，给以造成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生活在加沙的定居者也终日提心吊胆，连出门都胆战心惊。为了保护犹太人的生命安全，以在加沙驻扎了近万名士兵，人数超过了定居者，他们的职责甚至包括接送定居点孩子去以境内上学等。如果能够顺利从加沙撤出，以政府可以摆脱经济和军事上的双重负担，这也是单边行动计划虽遭多方反对，但能数次在议会和内阁涉险通过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单边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不仅给沙龙赢得“和平之士”的美誉，又可实现“舍小保大”，将更多约旦河西岸土地留在以色列人手中。老谋深算的沙龙竭力推动该计划有着长远打算，其真正意图在于通过放弃加沙地带，建立一条更容易防守的“安全边境线”，巩固以在西岸的犹太定居点，将西岸地区58％的领土划在以色列境内。为此，在谋求单边行动计划获得批准并付诸实施的同时，沙龙政府加速了隔离墙和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建设，将一些偏远地区和不能合并在一起的小规模的定居点拆除；通过隔离墙将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限制在分散的、人口稠密的村庄小镇里；争取将整个约旦河谷地区、巴勒斯坦山脉中间的东部地区、东耶路撒冷、西岸最大的定居点阿杜明、所有西岸定居点及连接这些定居点的公路都留在以色列境内。正因如此，单边行动计划一出笼就备受诟病，巴方一方面对以色列归还加沙表示欢迎和支持，同时他们更担心由隔离墙和定居点划定的“新边界”成为现实，更多的西岸土地被侵吞，因此巴当局一再坚持以完成撤离后必须尽快回到中东和平“路线图”的轨道上来。
最后，以色列主动撤离加沙，不仅可以开单方面行动之先例，还将推动和平进程这烫手的“山芋”转给巴勒斯坦，迫巴方做出更大让步，如巴方应对不慎出现内乱，以色列可以坐收渔利，随时重占加沙。近4年多以来，巴以冲突愈演愈烈，双方伤亡惨重，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呼声日益高涨。同时，由于巴勒斯坦人口的快速增长，近年来巴以地区的阿拉伯人口已经超过犹太人，以决策者意识到，使犹太人同巴勒斯坦人脱离接触符合以色列的长远利益。此外，在近几年的冲突中，巴民族权力机构和各武装派别遭受以沉重打击，再加上国际大环境的改变，巴以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以方进行讨价还价已没有任何意义，单方面撤离不仅可以迎合国际社会要求中东和平进程取得进展的呼声，为以方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同情，也为以色列在未来与巴勒斯坦完全分离，在巴建国和耶路撒冷归属等重大问题上采取单方面行动开启了先例。与此同时，以方要求以阿巴斯为首的巴民族权力机构打击“恐怖主义”，收缴以“哈马斯”和“杰哈德”为首的激进武装组织的武器，确保以安全，声称如遭受袭击，将随时重新控制加沙并给予严厉还击。如此一来，以色列可以借阿巴斯之手确保自身安全，如阿应对失当，巴方出现内乱，以就可趁机坐享渔翁之利。
各方配合进展顺利
单边行动计划在以国内面临重重阻力。沙龙为了推行该计划，不惜冒着解散政府的危险，在全国联盟、全国宗教党和革新党相继退出执政联盟后，与最大反对党工党及宗教党派犹太圣经联盟组成联合政府，最终令该计划在议会和内阁的关键表决中涉险过关。单边行动计划执行期间尽管受到部分犹太定居者的抵抗，但总体进展非常顺利，仅用了9天就完成了全部撤离工作，这主要归结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1、长期冲突和动荡令以色列人不堪其苦，渴望得到和平与安全。以色列《国土报》进行的民意调查中，以国民中有超过60％的人支持沙龙的单边行动计划。在他们看来，当前能够带来和平希望的举措是最重要的。因此，尽管撤离行动遭到利库德集团内部成员和定居者的强烈反对，依然最终得以执行。
2、素以严格高效著称的以色列军队再次出色完成了政府交给的使命。早在半年前，以军就针对撤离行动进行了各种模拟训练，对整个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情况进行了充分准备。在行动中，他们按行动方案严格执行，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之前被看作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以色列政府周密部署，政府和定居者相互理解，避免了过激情绪和反抗行动的出现。以政府实现制定了种种预案，尤其规定国防军在执行任务时不能携带武器，这充分赢得了犹太定居者的信任和支持。
4、巴勒斯坦当局密切配合，大量安全部队的投入保证了撤离期间加沙的安全与稳定。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和自治政府总理库赖亲自坐镇加沙办公，巴当局组织了超过5.5万人的安全部队和警察，防止激进组织进行袭以活动和当地不法分子的抢劫、破坏活动。
5、“哈马斯”等激进组织乐于见到以撤出加沙，对自身的行为进行了有效约束，将精力更多放在日后对加沙领导权的争夺上。
此外，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希望中东和平进程取得进展的愿望对整个计划的顺利完成也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曙光微现长路漫漫
客观来看，以色列撤离加沙将对稳定巴勒斯坦政局特别是加沙局势产生积极影响，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加沙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状况，同时由于撤离后以色列将把定居点的土地交还给巴民族权力机构，国际社会也将为这片土地的重建提供大量援助，这必将大大巩固以阿巴斯为首的巴民族权力机构在加沙的地位，从而削弱“哈马斯”等激进派别在加沙的影响。因此，国际社会纷纷将此次撤出行动视作给中东和平带来新希望的有力举措，呼吁以巴双方抓住有利契机，推进和谈，实现最终的和平共处。但另一方面，尽管单边行动计划使加沙自1967年以来首次完全归属巴方，重新燃起巴人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希望，但应看到，和平之路依然漫漫而长远，以巴和平仍受多方因素的制约。
以色列方面，单边行动计划自一出台就遭到宗教人士、定居者居民的极力反对，认为这是对巴勒斯坦的退让，是对犹太教的背叛。为阻止沙龙的撤离计划，以极右翼势力频频发出暗杀沙龙的威胁，据以色列媒体披露，沙龙在睡觉时枪不离枕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同时，沙龙还面对着利库德集团内部的众叛亲离，被迫一再改组内阁，多次面临倒台的危机。就在撤离计划即将付诸实施的前夕，沙龙在党内最大的政治对手、以政府财政部长内塔尼亚胡辞职以示对其政策的抗议，并呼吁提前进行党内初选，公然对沙龙提出挑战，利库德集团面临分裂的威胁，沙龙的政治命运也岌岌可危。此次撤出计划归还巴勒斯坦的土地只占整个巴占领土的1.7％，撤离的定居者也只有以色列定居者总人数的4％。而为了铺就这条“脱离接触”之路，沙龙这个在以政坛叱咤风云数十载的强势人物几乎竭尽了全部政治资本。因此，沙龙一再强调“今后不会再有类似行动”，并加速推动隔离墙的修建，而这势必招致巴勒斯坦方面的不满。阿巴斯在巴人庆祝以撤出加沙的集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加沙撤离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将是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巴总理库赖则明确表示，巴方“决不接受在加沙地带建国的设想”。一方想固守阵地，另一方则想扩大战果，双方面临的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巴勒斯坦方面，尽管收回了加沙，但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日子也不好过。如何有效约束激进组织，实现内部的整合是他面临的首要难题。被以色列视作“眼中钉”的“哈马斯”在加沙的地方选举中击败了执政的“法塔赫”，拥有广泛的民众支持，此番势必与巴当局争夺加沙的领导权。他们同时还宣称以撤出是“武装斗争”获得胜利的最佳写照，称将进一步将反以阵地转移到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能否顺利接管加沙并稳住局势，是对阿巴斯最严峻的考验。此外，百废待兴的加沙资源贫瘠，基础设施落后，人口稠密，经济基础薄弱，加沙机场的建设、港口的修建等工作还在与以色列谈判之中，能否在短时间内迅速有效地恢复加沙的经济，是对巴当局执政能力的重要检验。
巴以之间矛盾重重，几十年的冲突和四次中东战争留给双方巨大的分歧。在巴勒斯坦建国、耶路撒冷归属和巴难民回归等最终地位问题上，两家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很难达成共识。此外，对以影响巨大、目前深陷伊拉克战局的美国能在巴以和谈上投入多大力度，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东和平的最终到来。由此可见，尽管单边行动计划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还不足以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它究竟是未来和平的起点，还是以色列单边行动的终点？争斗多年的巴以双方究竟何时才能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在这块“留着奶与蜜”的神圣之地上和谐共处？这些都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